论文《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该文是教科书相关论文范本跟江户时代和教科书和《诗经》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湖南女子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 《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关键词： 《诗经》；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2-0032-06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本被称作《诗》（或《诗三百》）的先秦诗歌总集被尊为儒家《五经》之一,此后被称之为《诗经》.《诗经》流传海外的情况早有学者关注,特别是它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对日本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夏传才、王晓平等为代表的学者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诸位学者对《诗经》在日本,犹其是江户时期流传情况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凸显了《诗经》以外来汉籍、儒家经典等不同身份在参与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在日本流传的《诗经》,其身份角色远不止这二者,它还曾扮演过语学、儒学、文学教科书的角色.因它传递的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等多方面相关联,我们不妨以“中国教科书”来概括在它域外的教科书身份.而从这一视角探讨流传域外的《诗经》,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它是如何植入异文化并在文化构建中发挥作用的.
一、作为语学教科书的《诗经》
《诗经》传入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和越南“尽管传入有早有晚,但共同的一点,对于这些地区古代的读书人来说, 《诗经》首先是经书.这既抬高了它的地位又规定了对它的阅读期待.”[1]此话不错.但是就域外汉籍的阅读而言,异文化的接受者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语言文字的沟通.
在汉字未传入之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随汉籍进入日本后,成为当时日本正式文字,被及学者用来记录史实或是著述写作.即使 8 世纪中期日本文字创制后,直到明治初年,汉字也一直被用来记事.汉语口语亦是随着对汉字的认知与识记而传入日本.江户以来,日本一般把汉语口语称作“唐话”① .日本人欲学习中华文化,首先须习汉字,学唐话.从日本蒙学教育史相关资料中可以得知,中国传统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千字文》等亦是日本汉语学习时的启蒙之书.
江户时代,随着德川幕府锁国外交政策的实行,长崎成为与荷兰和中国开展贸易的特定口岸.经贸往来中,中国商船带来了长崎贸易的繁荣.幕府将军、藩国大名和汉学者通过贸易手段从中,国商人手中获得大量汉籍.而自隋、唐以来传入日本的中国禅学及儒学此时发展兴盛,统治阶层对汉学热情高涨,产生了自上而下的影响.在这样的经济文化交流背景下,汉字与汉语口语的学习都受到推动.特别是在实务工作中有实际需求的唐通事家族,其唐话学习表现十分突出.
目前所见文献中,中国船只最早到达长崎是在永禄五年（1562）, 《长崎夜话草》卷二《唐船始入津之事》有载：
永禄五壬戌年,唐船初次驶入长崎港,停泊在津内一称作“户町”的港口.彼时中国乃明朝,禁止东渡日本.而滨海村落商人偷偷备船,渡至五岛、平户、萨摩等港口. [2]（P247）
江户幕府创立不久,便于 1603 年在长崎创设了唐通事 ① .江户时代,唐通事的唐话是一种父子传承的家学.一般从幼年开始就进行汉语的语音教育了.江户时代汉学家雨森芳洲在《橘窗茶话》卷上说：“通词家咸曰： ‘唐音难习,教之当以七、八岁始.’殊不知七、八岁则晚矣,非从襁褓中莫之能也.”[3]（P326）
唐通事家族中采用中国传统的私塾启蒙教育方式教育子弟.六角恒广先生据武藤长平的《西南文运史论》记述了江户时代长崎唐通事唐话学习的课程与教科书：
学习唐话首先从发音开始,使用的教科书有《三字经》《大学》《论语》《孟子》《诗经》 等.用唐音读这些书籍,借以修得发音. [4] （P273）
长崎通事卢笃三郎也曾在自传中提及学习唐话的过程：
其课本从二字话、三字话始……小说读支那版《今古奇观》,其它版本读《三字经》 《孝经》《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 [5]（P273）
在此,我们看到了《诗经》被当作语学教材的记载.
另一方面,在江户时代的学校教育中, 《诗经》也曾担当过语学教材.
史载《五经》在公元 3 世纪就已经朝鲜传入日本,但其传入日本的确证则是在 5 世纪.《宋书》卷 97《夷蛮传·倭国》载：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6]（P1595）
一般认为这位倭王即是雄略天皇（457-479在位）,其致中国刘宋皇帝表中的“不遑宁处”与《诗经·小雅·采薇》中的“不遑启处”,虽有一字之差,但其与《诗经》之关联已让人一眼明了.
江户时期,藩校教育发达,各藩校的教学手段中,均有“素读”一法,这是当时汉学教育最初的、最重要的方式手段.冈藩藩校修道馆规定,武士子弟“年届十一者入学,先素读《孝经》,继而素读四书五经.”[7]（P86）素读,就是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其过程就包含了汉语语音学习和汉字学习.
松江藩藩校明教馆的教学分为 10 个层次,最基础阶段为“入学”,而后从“初等”“八等”“七等”直至“一等”.“七等”之前的四个学习阶段,教学与学习的方法就是素读, 《诗经》作为学习内容,被同时列于“八等”和“三等”之中.详见下表.[8] （P467）
从以上两方面可见,在唐通事家的唐话学习与江户藩校的汉学教育中, 《诗经》都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在处于学习初级阶段时, 《诗经》之类的文言典籍最初是用作语音练习的教材,只认字记音,作为进一步学习汉语语音和文字的基础.可见《诗经》确实充当过语学教科书的角色,这或许是我们不曾特别关注的.
二、作为儒学教科书的《诗经》
不论《诗经》在江户时代的唐通事家作为语学的基础教材,还是在藩校中作为以素读方式进行学习的教科书,其本身所承载的儒家思想也同时传递给学习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诗经》儒学教科书身份的探讨要远远超出江户时代的边界.
首先, 《诗经》在日本的儒学教材身份是它中国儒家经典身份所决定的,也是长久以来它在中国作为儒家教科书身份的延续.我国古代儒家教育的内容是以经学教育为主体的, 《诗》《书》《礼》《易》《春秋》组成的《五经》是士人学习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教材.《诗经》作为《五经》之首,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其地位远远超出了一本诗集.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导学生的内容：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9] （P525）此后千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教育中, 《诗经》一直就被列为必修之书.
其次,进入日本的《诗经》,不但其儒家经典身份未曾改变,它在日本作为儒学教材历史的起点也相当久远,自其传入日本之初就开始了.
《诗经》进入日本,最初的身份是外来汉籍,同时更是皇室贵族的儒学思想教材.据《日本书纪》十七继体天皇 7 年（513）6 月条所载,百济国王派五经博士段杨尔赴日讲学,深受日本贵族阶层推崇.而后,516 年、553 年,先后有五经博士高安茂、王柳贵等赴日,并在日本朝庭担任官职,讲授《五经》等儒家经典.公元7世纪初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多处引用了来自中国经典汉籍的用语,其中“八曰,群卿百僚,早朝晏退.王事靡盬,终日难尽.” [10] （P54 ）这里的“王事靡盬”便援引自《诗经·小雅》中的篇章.第十二条中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10]（P54） 这与《小的学习者是日本皇室和贵族.它作为皇家和贵族学习儒家思想的教材,自其传日伊始,便被纳入到统治阶级的“德治”“仁政”等政治理念之中.645年大化改新后,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大兄皇子（即位后即天智天皇）于 671 年设立贵族学校,为国家培养官吏.676 年他仿唐制成立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大学寮.701 年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有关学校的部分,指明大学以九经为教材,其中就包含有《诗经》.
第三,教育史料证明, 《诗经》在江户时代是儒学教育的必修课本.江户时期儒学已进入到全新的阶段.“汉字、儒学虽早在三世纪就已传入日本,但直到江户时代,儒学、儒教思想才在一般日本社会得以普及.”[11]（P68）“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儒学摆脱对于佛教禅宗的从属,开始独立发展,进入它在日本的全盛期.”[12]（P77） 与儒学普及和全盛相伴随的是教育的大发展.
江户时期日本教育水平较高,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① 的统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直辖学校有 21 所.江户中期以后,各藩则纷纷设立藩校,为本藩培养人才.1751-1867 年间设立的藩校有 219 所,1868-1871 年间设立的藩校有 36 所,而寺子屋的总数达到 1.5 万所左右,私塾大约共有 1500 所. [13]（P10） 早期藩校都将汉学作为唯一的教学内容,到江户时代后期则呈现出多学科倾向.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所记载的各个藩校开设的学科科目,在江户末期的二百余所藩校中,均设有汉学学科,进行汉学教学活动,而汉学课程的重要性也可从中窥见一斑.学校中使用的教科书则是中国经、史、子、集之中的经典著作.
创设于 1773 年（安永 2 年）３月的萨摩藩藩校,是江户中后期颇具代表性的一所藩校,后改称造士馆.它的儒学教科书为： 《大学》《论语》《中庸》《小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和《春秋》. [7]（P288）第八代藩主岛津重豪（1745-1833）制定的《学规》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 “读书须读四书五经、 《小学》《近思录》等,注解以程朱学说为主,禁止任意夹带异说.”[14]（P904） 其他藩校的儒学教育情况也大略相同.下表是以江户时期上野国各藩校为例,列举其经学所选教材,可以见出,在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中占一席之位的《诗经》,是当时各藩校经学学习的必有之项.
上述资料可视作《诗经》在日本学校教育中作为儒学教科书的确证.而在江户大儒林罗山的一段记述同样可以得出“《诗经》是学习儒家思想必读教材”的结论：
我孙春信（春胜子）早读《大学》《论语》.一二岁间侍坐,余口授《孟子》《中庸》,而后教之以《毛诗》《尚书》,共终其编,既而诵《礼记》.今兹正月六日,唔咿《王制》篇.
——《春信诵礼记王制》（诗序）[16]
《诗经》的研究在江户时代也取得极多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时期日本《诗经》相关著作就达到了 450 多部. [17] 诸学竞起,先后有朱子学派、古学派、折衷考证学派等等.儒学名家辈出,他们各自都对四书五经有所见解, 《诗经》自是涵盖其中.他们当中不少人收徒、办学,培养了诸多儒学弟子.这些人“从教”不仅是当时儒学兴盛发展的表现,也是《诗经》借儒学教育、以教科书身份广泛传播的反映.
如藤原惺窝（1561-1619）,著有《四书五经倭训》,他的弟子中有林罗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等著名学者.林罗山（1583-1657）不但本人也门生众多,还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老师.他 1630 年（宽永七年）创办的家塾,是昌平坂学问所前身.松永尺五（1592-1657）一生不仕,在京都开设私塾春秋馆、尺五堂,以教书为业.再看江户时期的儒学者中江藤树（1608-1648）、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中村惕斋（1629-1702）、三宅石庵（1665-1730）等人,均曾设私塾授徒,培养了大批儒学弟子.而荻生徂徕（1666-1728）的家塾蘐园,上自贵族,下至藩士,甚至处士、僧侣皆来求学,形成数千人游其门的盛况.作为教育界的任职者,同时本身又是儒学大家,他们的著述研究和教学,佐证了《诗经》儒家经典教科书的身份和地位,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诗经》如何参与并影响了江户时期文化思想发展的进程.
三、作为文学教科书的《诗经》
从日本文学发展史去考察,可以看到《诗经》从篇章、词句到结集、作序,都有被引用、化用、模仿的现象,这是《诗经》作为文学范本在日本流传所产生的影响.《诗经》本身并没有在学校教育中以文学教材的身份出现,但《诗经》固有的文学特性,使其在传播中直接起到了文学教材的指导与示范作用.
《诗经》作为文学范本在日本的被模仿也远早于江户时代就开始了.日本诗歌的发展与《诗经》有着密切关联,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平安时代的纪贯之奉命进行《古今和歌集》的编纂,他写的《古今集序》,处处透着《毛诗大序》影子.
汉文学在江户时代弥漫到全国,特别是日本汉诗在这一时期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就作品的模仿创作而言,江户中后期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兄弟曾有《拟风》《拟小雅》《拟大雅》和《拟颂》等仿《毛诗》之作,并且每首还有模仿《毛传》的《序》.从作者考察,江户时代身兼儒者和汉诗作者双重身份的人有不少.因儒者讲学授徒,师生一起既有学问的探讨,也有汉诗创作的相互影响.如林罗山、那波活所、堀杏庵、松永尺五和石川丈山等,他们均能作汉诗,而且还都是藤原惺窝门下颇有名望的弟子.而木下顺庵、宇都宫遯庵等著名儒者诗人又是松永尺五的门下.汉诗集《木门十四家诗集》的作者中有新井白石、雨森芳洲、室鸠巢、祗园南海等,他们都曾追随木下顺庵.可见江户时期汉文学的发展表现为与儒学交缠一起、共同前行的态势.因此,有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论断： “江户时代的（汉）文学概括地说,是儒者的文学.”[18]（P231） 因为这些儒者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过《诗经》教育,同时他们又从事相关学问的研究,所以在他们的诗作里出现对《诗经》的模仿与化用是不足为怪的.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的过程中, 《诗经》被当作创作模仿的范本,这是《诗经》作为文学教材的一面,它无形之中成为诗人们学习的榜样.
从《诗经》本身形式考察,它作为诗歌总集的结集、编纂,也成为日本汉诗学习的对象.《日本诗选》正、续编（江村北海）、 《日本诗纪》（市河宽斋）以及《熙朝诗荟》 （友野霞舟）,是三部汉诗总集,它们都编选于江户时代,而这一时期汉诗别集则更多.集结诗歌总集,是日本文人对《诗经》流传并产生影响的方式进行思考后的模仿.具体做法上, “诗集模仿《诗经》编辑方式的典型代表是江户时代天明年间刊行的《越风石臼歌》.”[19]（P98） 它的开卷是《染川之什诂训第一》,模仿的是《毛诗》的《鹿鸣之什》《臣工之什》之类,而后有一段说明主旨的话,贯穿了《诗序》精神.它将越后地方的民谣按照《传》《笺》模式加以注释成书.书后还附有《唐训话江户风》,也就是用汉诗译写的江户地方的风谣.“作者在具体改写这些民谣的时候,头脑中也时时在与《诗经·国风》相比较.”[20]这是“日本人模仿《毛诗郑笺》的编选活动,是他们学习《诗经》以后具体的艺术兼学术实践.”[21]
此外,日本汉诗人在诗作中反映出《诗序》的观点,也可视为《诗经》作为文学教材在文学理念上起到的指引作用.江户时代的贝原益轩（1630-1714）是研究《诗经》的学者,他认为《诗经》是一切诗歌的源头和典范.他在《慎思录》中曾说：“三百篇是夫子之所删定,为诗之经,万世学诗者当以是为本.”宝历四年（1754）,肥后藩学时习馆建成,秋山玉山（1697-1763,一说 1701-1763）于翌年开学时撰写《时习馆学记》,第九条有： “诗心声也.易于动物,文道兴也.可行诸远,可观群怨之用,经国不朽之典.非斯二者,君子之业,将何以传后世哉？”[22]（P634） 这是主张从经国传业的高度来认识学诗和作诗.这些儒者自觉于创作实践和对《诗经》以及诗歌作用的推崇,不正是《诗经》作为文学教材所起到的作用吗？在自幼研读儒家经典的儒者兼诗人的眼中, 《诗经》已然是通往中国文字、中国思想、中国文学的桥梁,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中国教科书.
四、经典汉籍作为域外中国教科书的意义
就汉字汉语的学习而言,中国古代文化传之域外,汉字汉语与汉籍相伴而行.对于经典汉籍,与究明义理相比较,识字读音、理解辞章才是第一步的.异文化之间的良好交流离不开语言文字的顺畅沟通.因此,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承担语学教科书角色时,它们最大的特质,便是自身蕴含的历史、哲学、文学的内容,与承载它们的语音和汉字形式不可分割.于是,在异文化交流的肇始之处,中国文化就已全面铺开,一并呈现在接受者面前.那些附于汉字的思想就随之同时进入接受者的脑海,并开始对异文化的发展发生作用.因为所含内容丰富,值得反复揣摩,所以作为教材的《诗经》以及与之相类的经典汉籍,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等,能够在汉文化学习的不同阶段多次出现.这是一般语学教材所不具备的.
从儒学发展看,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汉籍所含的中国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及一些*道德观念,给江户时代统治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为了巩固统治,儒家思想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推行.学校儒学教科书的行列里, 《诗经》从未缺席,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从未缺席.即使是西学东渐影响渐大的江户时代末期,汉学在藩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也并未因此而动摇.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诗经》等儒家经典汉籍作为儒学教科书,它们的思想与安邦治国分不开,也与文人的安身立命密切关联.当它们进入到教育进程中,成为必须学习的教科书时,通过教育的方式,汉字、汉学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得以普及,并与日本文人、日本文化、日本历史发生密切关系.这种以教育方式参与的文化交流,对于异文化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
就文学而言, 《诗经》本身的文学性,它所描绘的事物与情感,对于日本知识分子来说,成为他们理解中国文化的课本.王晓平先生指出： “对于《诗经》的翻译、改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化汉为和、和汉并存的特点.”[23]同时,因为江户时期的儒学者们,在其成长过程中无不接受四书五经的影响,而他们身兼教职、广收门徒,又将《诗经》及其对《诗经》的见解传授给弟子,于是让我们体会到,作为文学范本的《诗经》是如何深入参与异族思想文化发展和构建的一面.
由上可知,江户时代被视为日本封建制度的成熟期,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加之中日商船贸易往来带来对实用汉语的需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达到了空前高度.这种中日文化交流中,经典汉籍成为其间重要的纽带, 《诗经》正是这些经典汉籍的代表.
推而广之,经典汉籍在东亚的传播有着类似的轨迹.与中华大地接壤或是毗邻的政权,最初往往有自已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古代朝鲜、日本、越南均是如此.古代中国强大的文明占据了亚洲文化的核心地位,周边政权对中华文明的接受过程需要进行语言、文字、思想、文学、制度等多方面的学习.作为承载汉民族精神活动结晶载体的汉文经典著作,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功不可没.它们传之域外,外来汉籍、儒家经典、语学教材,亦或是文学范本,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在异民族接受过程中与另一种文化发生各种微妙的关系,并为接受区域的知识分子所重,用以作为创造自身文化的元素.当考察经典汉籍的域外中国教科书身份时,我们会发现,经典汉籍关涉到中国的语学、文学、儒学,以及史学等多个方面,不但立体地呈现了中华文明,同时还通过作为“教科书”这一方式参与到异文化社会发展的诸多层面,并对之产生影响.因此, “中国教科书”是域外经典汉籍值得重视的另一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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