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社会文化视域下的三线单位制社会文化综述，本文是社会文化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与社会文化视域和单位制和三线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杨凤武 唐书明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 要：在三线建设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受“靠山、分散、隐蔽”等选址方针和特殊的工作、生活和户籍管理方式的影响,三线企业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单位制社会”.随着三线建设研究不断深入,“单位制社会”的研究得到广泛关注,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进行研究.本文主要梳理了学术界对该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对“单位制社会”研究进行总结和思考.
关键词：三线建设；单位制社会；研究简述；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6）02-0128-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6.02.027
收稿日期：2016-4-1
基金项目：1.贵州大学社科重大项目校内培育项目“贵州三线建设研究工程：三线建设与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2.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计划项目“贵州“三线建设”工业遗存调查及旅游开发对策”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凤武（1993-）男,贵州平坝人,贵州大学历史系2013级本科生.
唐书明,（1973-）,贵州湄潭人,博士,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史与地方史研究.
“三线建设”是从1964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中国在面对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的国际局势下,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共13个省、自治区展开的一场以“加强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也是我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国防工业大迁徙.三线建设不仅改变了我国国防科技力量的布局,并对中西部生产力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三线建设特殊的历史时期,三线企业内部实行的特殊的“单位”管理制度,有学者将三线企业内部“小社会”称为“单位制社会”（以下简称“单位制社会”）.随着三线建设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单位制社会”作为一个研究新领域,逐渐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虽然对“单位制社会”目前没有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主流,但应明确的是,三线建设过程中企业的“单位”社会变迁对研究三线地区社会的转型有着特定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再者,就三线建设研究范式和方法来说,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统一,不仅确确实实拓展了学术空间,尤其是对当下社会塑造是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的.
一、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研究简述
三线建设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已是30多年,其中对“单位制社会”的研究却是近几年的才刚刚兴起的.目前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形成、特征、变迁等主要三个方面.在2015年之前的三线建设研究专著有三部专著内容涉及到了“单位”社会：一是三线建设编写组编写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1991.08）,书中第一章第四节,对处理三线企业内部工人和外部农民的关系问题进行国家政策文件的解读和实际案例的分析,虽然篇幅不大,论述也比较简略,但却开启了三线企业里独特“小社会”的研究历史.另外的一部是倪同正的《三线风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04）,书中没有明确提出“单位制社会”的研究概念,但部分章节通过一些资料和个人回忆录,展现个人和“单位制社会”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除此之外,以口述史为主的著作：徐有威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08）,此书通过对上海小三线企业中不同角色职工的三线人生经历的口述,展现了上海小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三线建设企业“单位制社会”的研究相关的论文包括各种文集、会议论文、期刊和学位论文在内的数量,从2000年至今,各种相关研究已约有20篇之多.尽管综合性研究不多,专题性研究却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成果不断丰富.目前,已有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和重庆大学付令两位学者将“单位制社会”的概念运用到三线建设研究中,并对其做了专题研究.总的来说,对“单位制社会”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移民、语言、社会特征和变迁等方面.就目前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主要是从微观历史视野下进行研究.由于文献、档案资料的缺乏,各学科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口述史、社会史、厂史等几个方面,而难以从国史、档案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突围.可喜的是,对“单位制社会”的研究虽然相对三线建设的研究晚了将近20年,但由于历史科学的发展,刚起步的“单位制社会”研究就已经横贯了大小三线,串联了多个主要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张勇的《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一文从学理上分析了以往的三线建设研究,并对其走向进行深刻分析,认为在各种文献、档案资料匮乏的局面下,未来三线建设研究的出路应是从社会史的学科视野进行突破.［1］
2014年四川外国语大学张勇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同年,贵州大学历史系在既往三线建设口述史采集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力量申报了重大项目校内培育课题《贵州三线建设研究工程：三线建设与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开展了包括多个子课题的系统研究.这都将从重大社科的层面有力促进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研究.就具体事例而言,六盘水三线建设博物馆的开馆以及二期工程的建设和即将建成的贵阳小河三线建设博物馆都成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重要基地；六盘水师范学院和六盘水市委党史办合作开展的相关口述史调查；2015年下半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组织成立的贵州三线建设研究院.
二、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形成的研究
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形成的研究有两个途径,一是以往的研究涉及“单位制社会”；另外是“单位制社会”研究中对其形成有专门的论述.有的从国家的政策决策出发,分析了为保证国防力量的安全,由此形成“单位制社会”而展开论述.例如,李彩华的《三线建设研究》中指出：“三线企业有的一厂一点,有的一厂数点,这种分布形式被群众戏称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的分布.”［2］这种零散式的分布其目的就是为了厂矿的隐蔽和安全.张勇的《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一文指出,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根据提出的“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指示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3］三线建设选址总的精神就是要三线企业远离大城市,分散布局,这种布局方式后来逐渐演变为所有三线企业的选址最高原则,从地理位置分布上决定了“单位制社会”形成的地缘基础.
工农隔离是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徐有威,陈熙的《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中指出,三线企业内部的职工主要从事工业化生产,区别于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因此往往形成“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的分隔状况.［4］安全作为三线企业生产的最高原则,不仅断绝了企业内部职工和外部农民的交往；同时也致使了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隔绝.付令的《三线企业的社会学思考》指出“三线企业的厂址在建厂初期普遍出现“山、散、洞”,厂区面积较大,周边村民与厂区有一定距离,严禁村民进入生产区.”［5］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导致工农隔离的原因之一,丁艳、王辉的《移民外来文化的土著化过程—以西南三线厂的“厂文化”为例》一文认为三线厂内形成的“厂文化”相对于迁入地土著文化来说属于一种先进的、高势能的文化,这一群体的文化优势与文化优越感,不但导致群体接受迁入地地方文化的审慎态度,而且具有极大的保守性、隔绝性,这种特点在第一代移民中尤其突出.［6］三线企业的厂矿一般是面积比较大,给厂内职工工作之余留下了足够的生活和活动空间,这恰好给刚迁来北方人对三线地区社会的不适应和排斥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语言上的差异是三线企业“厂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差异的最突出表现,同时也是导致“单位制社会”形成的最直接因素.蓝卡佳,敖钰的《三线建设言语社区语言生活》就证明了这一点,此文指出,三线建设初期,企业厂矿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系统,厂矿内部使用各自独立的方言,第一代即开厂元老级的一代多半还是“乡音难改”,而厂矿内部融合形成的“厂话”广泛流行于三线职工的第二代.［7］婚姻观念也是“单位制社会”形成的原因之一,施文的《“三线人”身份认同与建构的个案研究一以陕西省汉中市回沪“三线人”为例》一文从口述史的角度研究三线企业职工的身份认同问题,文中指出到汉中的上海人直到三线建设后期也难以接受和汉中人通婚.［8］
国家扶持是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形成的本质原因.“单位”是我国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张勇的《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一文指出：在三线建设时期,“单位制社会”依靠国家的扶持得以存在和发展,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功能.［9］它基础是单位内部一群人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管理分配制度,其中个人不能独立于“单位制社会”而存在.
三、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特征研究概述
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特征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封闭性、独特性、代际差异、与外界关系等主要几个方面.首先主要集中在“单位制社会”的自我封闭性.丁艳,王辉的《移民外来文化的土著化过程—以西南三线厂的“厂文化”为例》一文指出,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限制,三线企业有着明显的封闭性和自给自足性.文章还指出由于自我的封闭性,导致了“单位制社会”内部文化呈现出孤岛文化文化特征.［10］李汉林,渠敬东的《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对单位组织功能的变迁做了专门研究,此文指出：三线企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对企业职工提供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服务.“在单位社会里,人们相互熟悉,没有陌生人,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1］同时,个人与单位的关系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而变得异常的紧密,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12］因此,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独立封闭的“单位小社会”.对“单位制社会”本质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学者：禾夫：《人情·关系·网三线企业内人际关系微观》从三线企业内部人情的关系结构展开研究,“三线职工都生活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这张关系网”上,“每个职工家庭,便是关系网上的纽结,有的父子变成了同事,上下级变成了亲戚,谁和谁都不能不沾亲带故.血缘、姻缘、人缘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关系网”.［13］因此“单位制社会”的内部差异并不大.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从三线企业职工的户籍管理制度视角对“单位制社会”的性质进行研究,建设时期中国确立了严格的城乡二元分隔体制,在户籍制度的藩篱下基本将三线企业职工和农村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14］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从三线企业职工户籍性质来展开研究,身处深山之中的三线企业职工,除了部分的民工和家属外基本拥有城镇户口,因此“单位制社会”“既有别于农村又区别于城市,它是一个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一个特殊社会.”［15］
对与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内部“厂文化”所呈现的代际差异特征,有文章对此做了细致研究.徐薇薇的《三线职工第三代地域身份认同研究》通过三代南京人之间语言、风俗和对故乡的眷念程度做对比研究.得出了越是晚辈,对迁入地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程度会随之减退、模糊直至消失的结论.［16］不仅如此,三线企业内部所形成的“厂文化”在代际上也会呈现较大的差异性,“总的趋势是迁出地背景文化逐渐淡化,而迁入地文化影响日趋明显”,这就是丁艳、王辉所说的“厂内文化差异最显著的特点是代际“厂文化”遗失”.由于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有着自我的封闭性,因此三线企业与外界的关系的成为了研究者广泛关注的问题,并由不少三线建设研究权威学者做了相关研究.［17］
例如,上海大学徐有威的《口述上海小三线》,书中反映了“单位制社会”的封闭性导致了和周边文化的一些冲突,通过口述资料显示,当时周边农民因与厂矿利益、文化冲突,有的甚至结群破坏厂矿的自来水水管、道路等基础设施.当时“单位制社会”和周边社会形成的对立关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小三线企业迁回时都没有改变.［18］此外,另有学者却得出了不同的研究成果.崔一楠的《三线建设时期工农互惠关系的构建—以四川绵阳为中心(1965一1970)》［19］和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助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20］,两篇文章文也是三线企业内部和外界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反映却是与上述截然相反的一种状态.作者以四川绵阳为中心的三线企业展开调查研究,结果放映在四川绵阳的三线企业职工们平时工作之余会给当地农民新修水利,收割,安装点灯,周边农民都把厂矿工人称为“派来的人”；而在平时周边农民给厂矿供给蔬菜、水果之类的生活物品,两者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和谐关系.上述两种关系是目前主要的两种并立观点,遗憾的是,学者们对三线“单位制社会”与周边社会的关系研究目前还停留在“一代切”的状态.
四、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变迁的研究
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研究,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研究.总体来说,专题性的研究并不多,却多散见于其他专题研究.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其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融合、语言变迁、风俗交融等各个侧面进行研究.目前,丁艳,王辉：《移民外来文化的土著化过程—以西南三线厂的“厂文化”为例》,这篇文章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对“单位制社会”的变迁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是最为全面详细的研究论文之一.作者从三线企业“厂文化”的出现背景、特点、差异（包括厂际文化差异、厂内文化差异）、饮食变迁等方面对“单位制”文化的变迁做了相当详尽的论述.［21］另外,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付令的《三线企业的社会特征探微》［22］和《三线企业的社会学思考》［23］作者本身曾是一个三线人,文章从三线职工气质变化、成员变局、属地化特质、与周边的关系、思想意识特征和三线危机与未来等方面对“单位社会”的变迁进行研究.其中属地化特征指的是三线人接受了当地的风俗,然而三线人本身的特质和思想意识特征却阻碍变迁的过程,加之三线企业后期的危机促使了三线“单位制社会”在矛盾中逐渐发生变迁.也有学者从语言变化的视角对三线“单位制社会”的变迁加以研究,蓝卡佳,敖钰：《三线建设言语社区语言生活》,作者以851厂、4540厂,02厂、4292厂为例,对三线职工内部工厂和家庭语言使用变迁和对外部语言使用变迁加以研究.［24］从研究的成果反映,三线职工之内部代际语言的变化是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变迁的直接变现和主要因素.
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冲突确实是影响“单位制社会”变迁的一个障碍,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何瑛,邓晓的《重庆三峡库区‘三线建设”时期的移民及文化研究》,作者对三峡库区三线地区人口变迁、人口迁移、移民文化形态、移民和留守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三峡库区移民文化的由来和变迁,最后作者通过史实表现了其实三线“单位制社会”的变迁是一个要经历长时间的痛苦的过程.［25］有学者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加以研究,例如,施文的《“三线人”身份认同与建构的个案研究一以陕西省汉中市回沪“三线人”为例》一文通过陕西省汉中市回沪的“三线人”构建个案进行研究.不难看出,三线建设后期,企业职工及家属在医疗、教育、等方面都和当地有相当多的交流和沟通,然而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则是比较排斥和汉中人结合的.作者认为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的变迁由起初的与汉中社会“机械拼凑”逐渐向“有机”融合转变.［26］同时文章还指出,从作者采用的口述史可知,当时上海人和汉中人婚配会遭到上海人的不理解.最后,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指出“三线企业通过调整后原来“企业办社会”的多元化职能必然回归社区.因此,一些三线企业正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的一种主要趋势；然而不同处境的三线企业,其变迁情况也不一样.当代三线企业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JZ]结论
三线企业“单位制社会”才刚刚起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关学者在学理上已探索出了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范式.虽然涉及该领域的学科尚有不足,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有待挖掘,但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单位制社会”的研究正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并且该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力量的大力支持和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再者,由于三线建设的特殊性,许多文献、档案资料无法查阅；目前从社会史的视野业进行研究、口述史的采集经行资料补充,于此,对这个新兴领域的研究破显得仍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勇.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4(06).
［2］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81-82.
［3］［9］［15］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5（05）.
［4］潘乃谷.马戎.边区开发论著［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16.
［5］［23］付令.三线企业的社会学思考［J］.梧州学院学报,2006(04).
［6］［10］［17］［21］丁艳.王辉.移民外来文化的土著化过程—以西南三线厂的“厂文化”为例［J］.人文地理,2003(06).
［7］［24］蓝卡佳.敖钰.三线建设言语社区语言生活［J］.文学大视野,2013（03）.
［8］［26］施文.“三线人”身份认同与建构的个案研究一以陕西省汉中市回沪“三线人”为例［J］,2009(4).
［11］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D］.2005(01)：32-33.
［12］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D］.2004：153.
［13］禾夫.人情·关系·网三线企业内人际关系微观［J］.中国职工教育,1994(02).
［14］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04).
［16］徐薇薇.三线职工第三代地域身份认同研究——以安徽某三线厂南京人为例［C］.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论文,2011.
［18］徐有威.口述上海小三线［M］.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08).
［19］崔一楠.三线建设时期工农互惠关系的构建—以四川绵阳为中心(1965一1970)［J］.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5（03）.
［20］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助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
［22］付令.三线企业的社会特征探微［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06（03）.
［25］何瑛.邓晓.重庆三峡库区“三线建设”时期的移民及文化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3）.
（责任编辑 涂艳）
汇总，此文是关于对写作社会文化视域和单位制和三线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社会文化本科毕业论文社会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1、 传统文化视域中的社会责任感培育与现实意义 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社会责任感教育,其主要内容包括立德树人、浩然正气、勇于担当和天下为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深入研究和批判借鉴中华传统文化关于社会责任感培育的积极成果,有利于在弘扬.
2、 文化自信视域下区域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内容摘要区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区域文化现代化问题与文化自信问题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文化自信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导向,是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的价值维度；文化现代化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没有文化现代化.
3、 从交往到仪式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的古希腊竞技史 摘要首先剖析记忆作为社会参考框架下的理论,具体展示在文化记忆层面上探讨体育的新视角 继而从记忆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壁画到史诗的古希腊竞技记忆方式从易逝、混沌的交往记忆到整体凝聚的仪式记忆的传承 正是这种.
4、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视域下高校图书馆和全民阅读推广 杨永芳 王 成（安徽工业大学图书馆 安徽马鞍山 243002）摘要 全民阅读是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大力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设施.
5、 认同视域下的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 口钟雅琴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美凯文·马尔卡希著,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17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凯文·马尔卡希( Kevin 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