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思想者的使命王元化晚年访问记，本文是思想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与王元化和使命王元化和访问记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之说,我在2003年才耳闻,这一年,李慎之先生逝世.此后我零散听过一些学界的故事,不免感叹知人论世何其难.而思想界的风雨苍黄与尘世间的人心变幻,有些并不能在字里行间读到.
2006年春天,王元化出版了《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是在《人和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新书增加了30多年前王元化的两篇重要文章《韩非论》和《龚自珍论》,而反复读一些文章,对王元化的读书、交游、思考也有更为立体的理解.
我早就听王元化的学生辈说,先生身体欠佳,甚少见客.不想在吴中杰教授的热情介绍下,王元化先生爽快地答应一起聊聊天.多年前的一日,我随吴中杰教授夫妇到王元化先生所住的上海庆余别墅访问,但见王先生躺在卧室床上,午睡后需要吸氧,他先请吴中杰夫妇进卧室坐在床边谈天.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当年王元化向熊十力问学的旧事：一次王去访问熊,熊正在沐浴,王坐在外间,可熊仍坚持要王进去,赤身坐在澡盆里和王谈话.
等待中,我在客厅环顾四周,墙上有王元化父亲王芳荃的一幅书法,桌上一张瓷盘上则有王元化和太太张可的画像.约一小时后,王先生从卧室中走出,他深深致歉,说自己视力不大好,读书要靠别人代读,写文章回信也要口述.我提起钱穆先生晚年患眼疾后口述的著作《晚学盲言》,王元化忙道：“我不敢跟他相比.陈寅恪先生晚年眼睛也不大好,人家是很有才气的人,文章是涌出来的,我的文章则是改出来的.”
王元化取出两本书让我们观看.一本是翻译成日文的“王元化著作集”中的《文心雕龙讲疏》,谈到日本学者冈村繁用蝇头小字认真校改译稿的治学之风,他颇为欣赏；另一本是《王元化画传》,其中一张照片是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的合影,和王元化同时受聘的,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钱锺书、钟敬文、朱东润等学界名家.谈话之时,其余学者均已谢世,只有王元化健在,不免让人感慨.
王元化论学往往一针见血,臧否人物无所顾忌,听来别有一番震耳之感.而他谈到动情时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到了晚饭时间,我们起身告辞,问起张可女士的健康情况,王元化声调低沉地说：“她生病了,身体很差,现在已经在医院里.她是很好的人,为了我,吃了很多苦头,却从来没有怨我.”王元化和张可患难与共的故事,是动乱时代中绝美的一景.
2006年8月6日,张可逝世.
2008年5月9日,王元化逝世.
【“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
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就学,1906年东渡日本,1911年返国进清华留美学堂讲授英语,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又回到清华任教.王元化随父亲居住在清华南院14号,那时,住南院1号的是赵元任,2号是陈寅恪,17号是王国维.王芳荃也堪称“清华元老”,闻一多、梁实秋、余上沅等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军开进北平,王元化辗转到了上海.1938年,18岁的他加入了中国.
我问：“您在清华园长大,又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为什么十几岁就热情地投身革命？”王元化说：“萧伯纳讲过,一个人在20岁时不左倾,就是没有出息的青年；如果他到25岁以后还是这样,也是没有出息的.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左倾的时代,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向左转的,像罗曼?罗兰、鲁迅等.那时我们在北平耳濡目染,觉得日本人的统治横行霸道,恶劣极了,从小就觉得这个国家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凌辱的.我当时在清华园,家里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出了清华园,到城里来,触目所见都是这类情形.当时张学良在东北还实行不抵抗政策.”
我接话：“马君武还写诗讽刺过张学良.”王元化即刻背出马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他感叹：“那时候读了这些诗,我们都觉得非常沉痛.‘一二?九’运动时,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从来不问政治的人,我要求去参加学生自治会,说：你们要开会到我家里来,我家里很宽敞——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气氛.”
当年,王元化在江苏文委孙冶方、顾准等人领导下工作,主要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文化活动.而孙冶方、顾准日后被视为难得的学问家、思想家.王元化说：“我入党时,孙冶方是书记,顾准是副书记.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乳汁长大的,那时才十几岁,他们做人行事的习惯,无形当中也感染了我.那种党内的生活氛围使我至今仍非常怀念.”“幸运的是,‘’后我又见到孙冶方,并多次晤谈,可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了.留在我记忆中的他,还是20多岁时的青年形象.我读了顾准的遗篇,才知道他的为人,才理解他的思想,可是为时已晚.当他尚在时,尽管困难重重,我没有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学问,终究是一件憾事.”
王元化年轻时写了一些文章,难免骄傲.他回忆：“他们老不给我发表文章,说你的文字没过关,里面教条的东西很多,我当时气得不得了,又没有办法.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我很苦闷.后来上海的环境变化了,好几年后,他们再看我的东西,说有点脱胎换骨了.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严格要求没什么坏处.我在上海当地下党文委书记到抗战胜利,那时上海文委领导是刚从延安回来的一个老同志,他首先点了我的名,参加小组会时,让下面的人来揭发我、批判我.被撤掉后,我改到大学教书,在那里,不得不很好地用功.”
【重新审视传统文化】
1946年至1948年,王元化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讲师,教授大一、大二的基础国文.刚开始教书时,王元化自感基础差,有时备课到夜里一点多钟.有些学生觉得王元化的年龄跟他们差不多,不免轻视,王元化也很慌,讲话时心里发抖,吃了很多苦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有五次提到《文心雕龙》.王元化说：
《文心雕龙》有一篇《辨骚篇》,讲屈原的《离骚》,刘勰认为后世模仿《离骚》的作家可分为四类：“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说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他怎么可以看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我怎么一窍都不通,这句话怎么有深深的哀痛在里边呢？他是为了挽救社会而讲这些话的.
王元化对古典的认识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他原以为如鲁迅所说“中国古书滚他娘的,丢到茅厕里就算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在孤岛时期,王元化的母亲曾请任铭善先生教他《庄子》《说文解字》《世说新语》,那时他并没有心思读,但母命难违,不得不读.后来,王元化向汪公岩先生请教《文心雕龙》《楚辞》《文选》,汪先生比起任铭善来,旧学根底更加厚实,而且于自然科学方面造诣极深,曾教授溥仪化学,但所涉及的古书,王元化一窍不通.汪先生说：“你不懂这些东西,就没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王元化这才转过头来,重新审视传统名著.如果说当年的任铭善给了青年王元化以国学基本常识的话,那么在汪公岩这里学到的,便是系统的朴学治学方法.
从此,王元化将醉心于文学批评的精力转而潜心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其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后改名《文心雕龙讲疏》）中的某些观点,即萌生于讲课之中.1959年底,王元化经历几乎精神崩溃的数年审查后,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196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于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重新致力《文心雕龙》研究,时任文研所所长的郭绍虞对他多有教益和提携.1979年,王元化积多年心血之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成为“”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有突破意义,王元化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彩,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从1975年起,王元化开始写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后改名为《韩非论》）,于1976年8月完稿.当时正开展大规模的“评法批儒”运动,通行的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对此,王元化是有疑问的,他研究发现：韩非凭法、术、势所建立的,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互相往来,否则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人民也不得随便讲话、争辩是非,因为君主的话就是法令,除了重复法令的话之外,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他的朋友看了这篇文章,偷偷跟他讲：“你还要拿给人看,还不快收起来……”
【高度评价龚自珍】
1977年6月,王元化撰成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后改名《龚自珍论》）,此前,龚自珍被尊为法家,王元化力求还历史之本源：龚自珍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性情中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王元化的太太张可亲手以娟秀小楷抄写了这部书稿.
龚自珍生前,已有“程龚”“龚魏”之称,先与程春庐,后与魏源齐名,受到时人的瞩目.但人们对龚自珍并不理解,大多把他视为言行怪诞、放荡不羁的狂士.王元化指出：“当时一般人把龚自珍看作是言行怪僻的狂士,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学问的确有点杂,既悖于传统的儒宗,又异于时流的考据训诂之学.他喜好百家之言,熟悉掌故,钻研佛法,通蒙古文,精于西北舆地,于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源流合分,尤役心力.他还关心科学.”
王元化认为龚自珍著作中对个性解放的呼声,是震破漫漫长夜的第一声春雷：“当时也有一些名士谈性情、谈性灵,但是他们深知检点,懂得避讳,小心翼翼地不敢也不想去触痛社会的疮疤.龚自珍却不是这种不愿烧坏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他精通史学,熟悉掌故,深知嘉道年间所出现的那种‘万籁无言’的死气沉沉的局面,是清朝统治者‘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的恶果,从而对此作了有力的批判.龚自珍所处的时代已现衰世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产生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也不会出现才偷、才驵、才盗.他宛如置身荒凉的墓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那首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之句的著名诗篇.他感到时代脉搏在激烈地跳动,渴望看到坚强的性格、充沛的精力、巨大的气魄,可是他的四周只有不足道的侏儒——庸俗、卑吝、丑陋.”
对于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王元化说：“他的学问是可以为师的.他是最早的讽刺家,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对此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龚自珍‘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种指责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龚自珍所讲的话毫无顾忌,也曾写下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那一代人的思想是很犀利的,我喜欢龚自珍远超过喜欢康有为.”
在《龚自珍论》中,王元化写道：“他的名士风流的结习,总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缺点、一种坏脾气,我们只能把这归咎于他的时代风气和他的思想局限.看人论事,须取大节,既不必有意回护,也不必刻意苛求,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在当时作出了新贡献的人物,也是有局限、有缺点的人就行了.”当我笑着提出不太同意王元化的这一观点时,王元化即刻道：“我爱人的哥哥满涛也批评我这个观点,他说《十日谈》里就有很多涉及性的问题,龚自珍只是表示一种文人雅事.你看我们‘五四’的时候,刘半农写文章还要夜读书,陈独秀还去逛八大胡同.我也是受基督教的影响,所以我在某些地方好像比较保守.”
难得的是,在那个时代,龚自珍已经开始接受外来的思想,眼界开阔.王元化说：
龚自珍跟林则徐是挚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时,龚亲自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为林则徐出谋划策,提出了几条有关禁烟的意见,并建议林则徐制造先进武器用于海防,最后全部被采纳了.龚和徐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那时对外国了解得还不多,但是今天看起来已经大不容易.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主持汇编《四洲志》,记述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战争失败后,林则徐预感自己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就把在广州时搜集、翻译的部分外国资料及《四洲志》的手稿交给了魏源,嘱托他继续这项事业.魏源就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编成《海国图志》,那是了解世界地理历史的书.日本的明治维新受了两部书的影响,都是中国传过去的,一本是《海国图志》,还有一本是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
龚自珍和他的朋友们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给学术界吹进了新鲜空气,可以说,林则徐和魏源均是后来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王元化不无惋惜地道：“龚自珍在介绍西学方面没有作出贡献,这是因为他不幸早逝.战争爆发不久,他就暴卒了,传说他死于仇家之手.如果他不是突遭意外的变故,可以推断,他会像林则徐、魏源一样,为了抵抗侵略,探访夷情,去认真研究西学.龚自珍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是那批判性的讽刺诗文.在这方面,他远远驾凌于同辈之上,为我国近代思想史放出一道耀目的异彩.”
【“五四的儿子”】
从1980年代初起,王元化结合切身体会,写出了一批在思想界深具影响的文章.在《和而不同 群而不党》一文中,他认为：长期以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散播了过多的仇恨,这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我觉得我们还缺少一些宽容精神.前人有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和而不同’和‘群而不党’.这种精神也许可以消除一些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无原则纠纷”.
我说：“您提出‘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应该是有切肤之痛,这样的观点是您几十年来自身经历的一个反思.”王元化说：“你说得对,中国所谓的宗派思想是很厉害,所以我才说‘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东北有一个学者写中国的帮派,我说你应该把帮派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进行理性的挖掘,不是光提出反对就完了——为什么它会渗透、流传在我们思想的血脉里？胡风事件发生时,周扬有宗派思想,胡风的宗派思想也很厉害,当然胡风是一个弱势者、被压迫者,值得同情,但要承认胡风也有很多缺点,贾植芳先生就讲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可能比周扬还要周扬.有人讲,王元化也不一定读了很多书,他的思想往往是跟他的切身经历,跟他的遭遇联系起来的,我觉得这是‘知我者也’.我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学问,读书也很有限,我觉得能对我的经历有一点历史性的总结,能使别人产生一点共鸣,那就是值得的.”
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坚持对五四重新思考,涉及文化传统、政治哲学、中西思想比较、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对鲁迅和胡适等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人物,王元化晚年又有新的思考.
论及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少不了要谈到鲁迅和胡适两个人.王元化说：“我年轻时是一个鲁迅的崇拜者.抗战爆发后我逃难出来,眼镜钢笔都不能带,书更不必提,只偷偷地带了两本《海上述林》,还有一张我按照鲁迅的照片画的像.鲁迅是伟大的,在20世纪的传人恐怕也不多,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在认识鲁迅方面走过一个曲折的道路,从对鲁迅浓厚的崇拜色彩中冷静下来,对我们认识、尊重鲁迅有好处.”
王元化认为：
五四以来,胡适对自己的批评,我觉得比较冷静.他是很看重身后名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他写信是留底稿的,他的日记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史、文化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我小时候在清华园,赵元任先生是我的父执辈,他说过一句话：“胡适的日记是写给别人看,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赵元任先生的日记有很多符号、音符、拼音文字,那些都是只有他懂的记号.胡适有一句引用龚自珍的话：“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确是开风气之先,比如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那是第一次用西方的方法、观点来写中国的哲学史,当时倍受推崇,但而今安在呢？
胡适年轻时很喜欢京戏,可他晚年在日记中说,京剧音乐简单,文词多不通,不是戏剧与音乐,也不是文艺,所以不看京戏.“五四”以来新文艺阵营的人多持这种看法,我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主要原因在于以西学为坐标去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采取一种偏激的态度,认定凡是新的都比旧的好……他对京剧的批评,正如他对《红楼梦》的批评一样,他对苏雪林说,《红楼梦》还不及《海上花列传》,所以他从来没有对它赞一词.他认为京剧不值一顾,是因为它没有西方戏剧“最讲究经济方法”的三一律.
在学术上,胡适推崇大胆地怀疑,小心地求证,说到底是受了杜威或美国百科全书的影响,同时也受了中国疑古派崔东壁的影响.同为疑古派的顾颉刚认为除了《诗经》外,《左传》《尚书》等都是伪作,结果这么多年来经过发掘证明,这些都不是伪书,但这种观点统治了古籍研究几乎二十多年.所以我在学术上很多地方不同意胡适,因为站不住脚.但是从他的人格来讲,确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我曾到台湾他的墓前凭吊.
回顾五四时代的人物,王元化有感而发：“我觉得‘五四’期间,有很多的闯将、先锋、导师……鲁迅的思想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他自己也说过是由‘进化论’到‘阶级论’.大革命时,他受到血的教训后,说自己搞的是遵命文学.诚然,他并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本质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但这并不能使他不犯错误,因为一旦跨入遵命文学,就难免会使自己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蒙受伤害.比如上世纪30年代,第三国际提出了‘反对中间派’的口号,认为中间比反动派对革命的危害还要大,文艺界因此伤害了一些不应伤害的文学家,比如施蛰存当时就被当作‘第三种人’,魏金枝也被当作同情‘第三种人’而遭批判.为什么要区别对待‘第三种人’呢？我始终相信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上帝造人,先让他有了缺点,他才成为人.’鲁迅到了晚年,也逐渐领悟到这种遵命文学是有弊端的,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劝他在外边也可以做些工作,恐怕就是同样心情的流露.”
王元化认为胡适也被压制过,但是他采取比较温和、渐进的方式.“我觉得胡适终其一生没有做过太违心的事情,在人格上,我觉得他确实像当年论辩中一方所讲的,是个‘比较完人’.他跟有过激烈的争执,但他为了个人的思想、信仰,没有放松,也没有退步.胡适晚年在雷震事件中的表现,曾招致时人诸多非议,但他抄录杨万里的诗《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赠雷震狱中65岁生日,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胡适说过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
我提到胡适晚年喜欢写的条幅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王元化说：“后来陈独秀也是这样的,真正有反省能力的人,都会到达这一步.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扬言白话文的问题不许讨论.胡适在日记中认为,陈独秀的‘不许讨论’使白话文的推行提早了十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考虑一下,对学术自由、学术原则的放弃或中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纵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会不会有得有失,甚至是得不偿失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梦牵清华园】
王元化一生对清华园梦魂牵挂.当年的清华园,给王元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眼中,与北大“破破烂烂”“人声噪杂得很”相比,清华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这种感受,使他深受“清华精神”影响,晚年的他,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沪上清园”,出版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也以“清园”冠之.
王元化曾回忆起儿时趣事,当年的王国维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儿,孩子们就给王国维起了个外号“王小辫”,常常追在后面喊,王元化也是其中一员.后来母亲桂月华对他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对于那时的王元化来说,这些大师的深厚造诣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尚未为他所认识,但童年的记忆却成了他终生的坐标,王元化曾表示：“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清华园中,陈寅恪为王国维的纪念碑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元化认为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
聊起学界前辈,王元化有独到的见解：“王国维自杀前,他的学生姜亮夫去看他,发现他的书案上有德文版的《资本论》.他们看书绝不像我们这么狭窄,这么偏.陈寅恪的东西比较难读,他的书比较含蓄、蕴藉,需要咀嚼,我曾在里面写下批注,后来我眼睛坏了,没法做批注,读起来就很慢.陈寅恪是史学家,又是思想家,近世以来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并不多,有些人以博闻强记而闻名,有些人则以观念新奇来制胜,但真正的学问倚靠的仍然是深刻的思想,陈寅恪在这方面俨然是很有建树的.”王元化同时评价：“钱锺书的书读得很多,连骈体文都会做,可以随意引述中外各家的资料,这是长处,但不要太迷信他.他不像真正很有功底的王国维、陈寅恪,有一点喜欢炫耀自己的博学,我很客气地指出钱的问题,毕竟他是我的前辈.”
王元化感慨：“王国维和陈寅恪是20世纪可以传下去的学者,那是大学者,跟我们这辈人是不能比的.我感觉很悲哀,中国传统的东西一代不如一代,我不行,在国学、西学方面的学养都不够,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很远了,我的学生跟我又拉开了一点距离,学生的学生就更有距离了.真正要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是要花很多力气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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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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