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行政人的法治素质和生态善治，本文是法治类学术论文怎么写与法治素质和行政人和生态类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生态善治就是好的生态治理,即通过合理有效的生态治理,实现生态环境良好,生态权利得到保障,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法治角度说,生态善治要求从生态治理的依据、生态治理的主体到生态治理的形式及手段等都具有合法性.行政人的法治素质主要包括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是在外部规制和内在自觉共同作用下主动建构形成的.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丰富行政人的生态法律知识；通过文化熏陶和制度规制,塑造行政人的生态法治思维；通过生态法治实践提高行政人的生态法治能力,进而推动生态善治.
关键词：行政人 法治素质 生态善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8）09-027-03
总书记曾在讲话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行政人(包括政府官员和普通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素质就是指行政人对于法治的认知程度以及具备的法治相关知识与法治行为能力的综合.区别于价值上中性的“法律素质”,“法治素质”强调正向价值,不论是法治观念还是法治能力,在内容上都突出、公正、平等、权利等进步的价值理念.拥有良好的法治素质,表明主体的内心具备了法治信仰,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奉行法治原则,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权与法、情与理的冲突时,能够顶住压力,克服利益诱惑,严格奉行法治原则.行政人的法治素质主要包括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法律知识是对基本法律知识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的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事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是行政人法治素质的基本方面.法治思维是指在把握法治实质的基础上,以法治观念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规则思维和程序思维,其核心是权利义务观念.法治能力是指基于法律知识,遵循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为遵循法律程序确立工作方案,熟练地运用法律的形式和途径推进工作,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努力追求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最优化.行政人的法治素质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外在规制和内在自觉共同作用下主动建构形成的.长期的理论与知识积累、法治和其他社会实践,以及相应的制度约束,是行政人法治能力形成和提升的基础.
一、生态善治及其法治要求
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强调管理方式的非强制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的管理过程.善治就是好的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法治性、责任性、性、合作性、服务性等是其主要诉求.生态善治就是通过合理有效的生态治理模式实现生态环境良好,生态权利得到保障,生产可持续发展.生态善治的法治性是指生态治理秉持法治精神,以宪法和生态建设法律法规为准绳,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即从生态治理的依据、生态治理的主体到生态治理的形式及手段等都具有合法性,这是实现生态善治的合作性、责任性和性的保障.亚里斯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可见,法治的实质是强调法律内在价值的“良法之治”.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生态善治的法治性首先就体现为生态治理法律法规本身的合法性.一方面,其内容应该具有合法性,即生态治理的法律法规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保证生态建设主体的生态权利与义务一致、共同发展和代际平等；另一方面,其制定过程应该具有合法性,即生态治理法律法规的制定应遵循相应的程序,本着信息公开、专家咨询与论证、多数决定、利益制衡等原则,按照一系列基本规则和流程安排进行,保证公众的有序、有效参与.其次,生态善治的法治性要求生态治理的主体具有合法性.一方面,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公众、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等,作为治理主体具有共同治理生态环境的责任,并具体划分了各自相应的生态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又有相应的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多元的生态治理主体之间依法实现有效合作.第三,生态善治的法治性还要求生态治理的形式与手段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在治理主体资格合法的前提下,生态治理过程应该公开和透明,保证公民享有生态治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多种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中,注意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使用,确保治理的合法有效.
马克思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内容的合法性,从人自身的角度说,首先就要求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即享有生态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生态义务.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讲,社会公众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为了实现共同发展,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就要关注弱势群体,对其基本生态利益诉求加以适当的保护；同时也要对强势群体的奢饰性生态消费加以必要的限制.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发展是多代人的持续过程,每一代人都应当拥有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因此,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就应着眼长远、尊重自然规律,规范生态建设主体合理地开发、改造自然,保证生态资源在代际之间的持续利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作为生态建设主体相应行为的准则和依据,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只有按照上述原则做到内容公正,才能为生态建设主体所信奉和遵从,生态善治也才有实现的可能.“程序指一个机构——一个人或一种制度——向若干其他人分配利益（或负担）的规则或途径.这里的焦点是人们由此具有对各种利益的权利的实际过程.”公众对制定过程的有效参与,是以对相关信息的了解为前提的.只有了解了才能判断,才能发表意见影响决策.所以,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制定过程的合法性,首先体现为信息公开.无论是草案的拟定、审议还是表决,都应向公众公开,使其充分了解有关制度制定的各种信息.其次,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制定过程的合法性,还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上,不同民族、阶层、地区、行业、身份的群体都能依法参与制定过程,并在各利益方分类的基础上按比例随机选择代表.“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向社会听取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次,生态治理法律法规制定过程的合法性,也体现为以实际的综合考察、客观的科学论证为基础,具体制度之间吻合、协调、匹配而不冲突.所以,建立决策咨询专家群体、健全智库体系成为程序合法的必然要求,专家咨询与论证,思想库和智囊团也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生态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合作管理,这种共同治理不是平均分配治理任务,而是根据不同主体的特点和能力进行最优的合作.不同主体在生态问题上的认知能力、价值取向、行动能力,以及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就这要求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规定不同治理主体的生态治理任务.比如作为是社会生活核心的政府,由于其拥有制定基本政策、调动社会资源等其他治理主体无法比拟的能力,居于生态治理的主导地位.所以,生态制度供给、生态行为管理、生态产品提供、生态意识培育、生态建设协作、生态建设主体的培育,以及生态责任追究、生态损害补偿等理应成为其生态治理的责任.而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处于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对所处领域的生态状况更为了解,感受最直接,对涉及自身的生态权利的事项最有发言权,在生态治理的具体策略和技术上也更具优势,在生态治理中能够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因而,可以将生态化生产、生态环保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生态环境评估、生态环境监测、生态科学知识普及、生态环保政策法规宣传、生态环保志愿活动开展、全民节约环保意识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等,作为这些治理主体的重要任务,以法律制度形式加以明确.同时,建立健全执法主体资格制度,没有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或得到法律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没有资格行使生态行政执法权.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使其必须依靠多元主体的有效合作才能实现善治.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需要有相应的协同治理机制,来保障政府同其他主体的合作共治.具体而言,在制度保障上,要求制定并完善相应的制度,以鼓励、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生态治理,尤其要加快完善社会组织的配套服务政策,赋予其合法身份,使其能得到社会资金的支持,为其参与生态治理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物质保障上,要求完善诸如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在不同治理主体间形成互助性的网络,实现生态治理资源的共享.在沟通渠道上,要求主体间本着平等协商与伙伴关系的原则,灵活运用协调会、通气会等方式进行横向与纵向沟通,通过公民论坛、公民会议等形式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充分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在共识建构上,要求在美丽中国的共同愿景下,本着彼此尊重和理解的原则,建立对生态共同体的体认,寻求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价值融合.
生态治理要实现合法有效,首先要求有专门的信息公开法,合理划分和界定生态治理信息公开的程度、范围、方式及程序,建立方便公众查询的信息公开查询点,使生态治理的信息资源实现共享,缩小信息不对称,便于公众的监督,保证治理过程的合法性、科学性.生态治理中行政手段的运用,要注重运用方式的参与性.要有一系列执行程序确保生态治理过程的规范,如建立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推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等,确保治理过程的合法性.除此之外,还要把行政手段融入到经济等其他手段之中,形成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手段决定目的,因为我们对手段与对目的一样也作出道德评价……”.生态治理手段的合法性,要求治理行为要依法进行,严守行为边界,其实质就是强调公共权力的受制约性.“法治的核心是公权有限原则,公权只能以法定为限,法无授权则无权力.”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尤其不能以自由裁量的名义随意对法律做权变的执行.但生态治理面临的环境错综复杂,管理的范围广泛,相关法律不可能穷尽客观事实本身及其差异与变化,不能预设管理者行为的所有细节,又给自由裁量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行政人只有对自身角色有清晰的认识,对角色责任和价值层次顺序有清晰的判断,建立起包括权利、职责和义务等的自我意识,养成*自主性,才能超越自身、上级和组织的个别利益,而对公众长远利益负责.
二、以行政人法治素质的提升推进生态善治
古语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行政人的法治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生态善治的实现水平.目前,我国行政人的法治素质与生态善治的要求还有差距,急需探索有效途径提升行政人的法治素质.
（一）通过教育和培训,丰富行政人的生态法律知识
从认知理论的视角看,知法是依法进行生态治理的前提.知识是素质的基础,作为法治素质的重要内容,行政人对法律知识掌握的情况,决定着其法治观念的成熟程度.行政人生态法律知识的学习内容,包括生态环境基本法规、公权力的法律知识和程序性的法律知识.应在党校、行政学院增加相关的法律课程,把环境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作为培训的重点,注意内容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提高行政人的生态意识、法律和政策水平.应选好学习生态法律知识的载体和具体途径.法律知识载体有很多,如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教科书、培训教程、专题论文、案例选编、广播电视节目中的法治栏目、网络中的法律知识等等.不同的载体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应根据行政人的知识结构与层次水平进行选择.如初学者可以多阅读一些教科书,有助于理解法律知识.而专题论文的强理论性,特别能开阔人的思路,适合于有相当生态法律知识基础的领导干部学习.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是对行政人进行教育与培训的主要部门,应加大行政人的各类轮训、培训力度,根据行政人的职能和称职情况,采取基础培训、先进培训、延伸培训等多样化、灵活性的培训方式.同时,应该将行政人参与培训的情况与其年终考核、晋职、加薪等相挂钩,激励其参加学习和培训的热情,提高他们的生态法律知识素质.在培训模式方面,应逐步实现从传统的培训模式向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培训模式转变.可以通过引入培训主体竞争机制,面向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各类培训中心、私人培训机构等,进行培训项目的公开招标,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运作规范的多元化培训体系.此外,注重与科研院所合作,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论坛等,提升行政人的法治理论水平.
（二）通过文化熏陶和制度规制,强化行政人的生态法治思维
法治社会需要懂法、尊法、崇法的人来制定规则、行使权力,法治思维的核心是权利义务观念.然而,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形成的“人治”文化传统,导致行政人法律信仰严重不足,对权利义务观念缺乏应有的理解.加之实际运用的法律强调义务甚于权利,禁止性条文多于权利性规范,人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则被忽略、轻视.由此,不少普通公民只知法律的强制性,而不懂法律的权利性,只一味惧法厌法,而不懂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实际上,现代法治的本质不是治民,而是民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必须摒除“法律是管理老百姓的工具”的陈旧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坚持平等与公正,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乐于接受对权力的监督和质询,勇于承担权力行使的责任后果.认识到法律是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完全兼容的,从而敬畏法律,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坚持法律红线不可逾越.“制度告诉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通过规范合理的制度,激励、熏陶、训练甚至强制行政人选择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行为,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成自然,养成其良好的生态法（下转第30页）（上接第28页）治素质.应该增加有关行政人是否遵法守法的考核内容,把行政人学法用法的情况和考试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和晋升、奖惩的重要依据,并逐步推行行政人法律知识任职资格制度,把是否具备本级领导岗位的法治素质,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参照条件.“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凡是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能力再强,都不能提拔重用.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对因恣意执法等引发件的实行升迁的一票否决.建立监督制度,鼓励公众对行政人的违法生态管理行为进行,扩大社会监督面.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及时反面事件,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通过文化陶染和制度规制,强化行政人的生态法治思维.
（三）通过生态法治实践提高行政人的生态法治能力
法治能力形成和提升的基础一方面在于长期的理论与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则在于法治和其他社会实践.在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行政人的法律理论与知识水平的条件下,积极创造条件,拓展行政人参与法治实践的平台,就成为提升行政人的生态法治能力的又一重要途径.行政人的法制素质不是自发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以利益和理性为基础,通过行政人的管理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行政人通过实际参与生态行政管理过程,将学到的生态管理法律知识进行实际运用,并对切身体验和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生态法治素质.可以通过组织行政人参与生态环保事件的行政诉讼,选派干部到法院、检察院挂职锻炼,参与人大的生态环境立法和监督实施法律的活动,甚至担任法院陪审员等等,使其深刻认识法治原则与精神,培养提升法治能力,推进生态善治.同时,作为公民的一员,行政人在生活中也要注重践行法治原则,坚持尊法、守法,不断提升个人的法治素质.通过这些管理和生活上的法治实践,经过较长时间的身体力行,行政人将逐步形成稳定的法治思维,从而培养出合格的法治素质,推进生态善治.
[基金项目: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基地专项)(JD2016015)；佳木斯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2016JDG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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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佳木斯 154007)
[作者简介:周文翠,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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