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美国大学游说嬗变：大学游说和联邦学术专款，该文是美国大学专科开题报告范文跟联邦学术专款和嬗变和美国大学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摘 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在大学营运经费资助上的削减,美国高等教育界悄然掀起了游说政府的学术专款历程.目前,伴随着政府公共经费不足及学费上调空间的有限,学术专款已经成为了美国各高校获得联邦政府科研经费资助的重要方式,游说联邦学术专款已经成为了大学的"例行"公事.然而,愈演愈烈的学术游说,在弥补了大学融资困境的同时,也对美国大学学术自治带来了深远的困扰,大学科研难以完全依照自由之研究要义.
关键词：美国联邦政府；游说；学术专款；产生；演变
美国高等教育游说联邦政府学术专款（Academic Eamark）的历史并不长,20世纪70年代末,才慢慢映入公众视野,而在过去30年,美国高等教育参与游说联邦学术专款活动,发展的相当迅速,大学游说政府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心照不宣的"例行"公事. 1981年至2003年,已注册的职业大学游说人就增长了2000% [1]；分布于华盛顿的游说机构,更是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2]据统计仅从1956年至1996年,设置在华盛顿的高等协会就增加了5倍,从44个增加至221个.[3]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六大联盟"--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美国社区学院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全美独立学院与大学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美国公立大学与赠地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 ,简称APLU)、美国州立学院与大学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高等教育游说联邦政府的支出也是直线递增,十年中翻了近三倍,从1998年的3.1亿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10亿美元.[4] 2然而,面对游说联邦政府,美国高等教育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从耻于游说政府,进而进入集体游说,最后游说政府成为常态.如,虽然早在20世纪初期,大部分高等教育协会就已形成,但是参与游说联邦政府,在华盛顿建立办事处则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直到20世纪60年代,六大高等教育协会才在华盛顿设立活动办事处.[5]
一、闯入的少数游说派：高等教育耻于专款游说
学术专款中"Earmark"一词原意是指"耳朵上的标记",源自过去牧民基于特殊用途,即为了对自家所圈养的猪或牛标识所有权而在其耳朵上剪的缺口标志.[6]后来引申为具有指定途径的决策行为.学术专款指的就是国会议员绕过学术同行评议,通过政治影响（干涉联邦拨款委员会）,给予选区特定学校（研究项目与设备）经费的拨款行为.[7] 6由于获得该利益的学校群体有限,为此,这一行为经常被称之为"猪肉桶"政治,这一词原本是政治俚语,暗指那些政客"假公济私给手下人的好处",由于学术专款是国会议员给选区选民（高校群）的好处,由此,学术专款也被耻之为"猪肉".
而学术专款的兴盛直接与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角色的主导性密切相关.在1965年,美国颁布《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65）前,由此,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限,学术专款一直未进入美国主流高等教育界,同时由于耻于"猪肉桶"政治,大部分学校耻于游说政府.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之规定,教育权限非联邦政府之所管辖,而属于州政府所司,联邦政府与大学资助长期处在相对分裂的状态.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的颁布才标志着联邦政府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角色.至20世纪70年代,国会才慢慢兴起学术专款.[8] 20世纪70年代,起初是一小部分科研实力不济的高校,而大部分高校耻于游说政府.由于在以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倡导下的以研究价值而非地域为标准的科研评价体系中,难以获得联邦政府科研资助而游说选区议员,通过政治影响力,避开学术共同体的评价,获得部分经费.
1817年,前美国副总统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提出的《红利法案》(Bonus Bill )成为美国第一个专款法案,揭开了美国专款"合法性"的序幕.一般而言,专款主要用于市政基础建设,这在20世纪50年代高速路工程及越南战争问题上表现的尤为明显.而后至20世纪50年代后,专款才真正流入高等教育领域,而最早的大学专款也主要是为了缓解婴儿潮所致学生宿舍、教室等传统基础设备紧张局面,并未真正流入科研领域.
然而,面临大学经费筹集的紧张局面,代表美国一流大学的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理查德.沙利文（Richard Sullivan）以高等教育"良案"难以获得通过、"国会伯乐缺少"为由,在1969年,建议创建一个致力于高等教育游说事务的专门机构,称之为"高等教育游说公司"(Higher Education Inc).然而,协会成员耻于游说,极力反对该提议[9]：
"谢谢,我们不需要（游说）,我们并不认为教育需要此办法.国会不是由一群白痴（尽管它过去可能是如此）,大多数议员是伯乐之士,愿意倾听好点子.我们发现用低调的方式,能够更有效的解决问题(议案通过),而不需冒犯、干涉国会议员的独立判断（游说）."
虽然该提议最终并未通过,但是却表露出游说政府已经成为了不可逆之势,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大量高校涌入联邦竞争性科研中,联邦资助变成了稀缺资源.为此,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高校大举进军游说政府大学科研资助行列.
学术专款的竞争更催生了专业的游说公司,这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学集体自发游说政府的前奏.这些学校为了获得大笔研究经费,纷纷挥金雇佣专业游说机构等"局外人"对政治候选人等利益团体进行游说,这些团体多为游说公司,往往被称之为"雇佣"（hired guns）.这些机构活跃于华盛顿地区,如肯尼思·施洛斯伯格（Kenneth Schlossberg)）和杰拉尔德·卡西迪（Gerald Cassidy）游说公司.游说公司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1970年代,为了使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保证能够获得的营养和抗衰老中心的科研资金,时任大学校长朗·迈耶（Jean Meyer）（营养学教授）聘请了两名前参议院助理充当说客--肯尼思·施洛斯伯格和杰拉尔德·卡西迪游说议员并帮助该校获得了这部分资金.随后这两名说客又成功地帮助其它大学游说类似的学术专项基金.为此,肯尼思·施洛斯伯格和杰拉尔德·卡西迪萌生了对于获得学术专项基金业务的商业化理念,并于1975年在华盛顿建立施洛斯伯格&卡西迪公司（Schlossberg Cassidy Associates）,1985年施洛斯伯格出售其在该公司的所在股份,该公司也易名卡西迪公司（Cassidy Associates）.类似的游说公司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层出不穷. [10]
二、融资困境引发游说白热化：高校集体涌入政府游说
至20世纪80年代,鉴于国会（强调以研究价值标准而非地域,分配科研基金）在联邦科研决策影响力的上升及大学财政压力加剧,原本以游说为耻的高校,转而参与学术专款竞争,特别是科研卓越的高校的涌入,才使得这一问题成为美国各界关注的话题,学术专款才成为"高校既爱又恨的东西". [11]
20世纪80年代,激进派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入住华府,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实行减税,施"大社会小政府"之策,减少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由此而来,大学所获得实际科研基金也随之受到削弱.里根政策对大学经费影响,最为明显的便是联邦不断削减科研所需的设备等传统支出.
受冷战科技竞备的影响,为了保持美国世界领先之势,大学科研仍然受到政府的极力保护,成为几个未受里根财政削减计划影响的主要领域.从1963年至1994年,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联邦大学科研支出总量保持着长期的资助趋势.[7] 27自1986年后,里根政府,直至老布什时期,国家科学基金会成为了联邦资助大学的新宠,直到1991年,联邦政府每年以5%的经费增长率资助国家科学基金会,而同时期,其他部门的资助率都低于这个水平,处于零增长或是小幅的3%以内的增长率,另外这种趋势也一直得到延续,1997财政年,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政府增加了5.1%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经费拨款,而同时也给予国家卫生研究院,6.7%的增幅,大学基础研究经费总的增幅达到4.6%；1998年,基金会获得6.1%的增幅,国家卫生研究院则获得7.1%的增幅.[7] 28而由于大量科研之士涌入,以教学为基本职责的文理学院,甚至是以职业教育为办学目标的社区学院与研究型大学一样,摇旗呐喊,大步迈向"科研"之途,[12]大学实际上所能够获得的科研经费却出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随着获得联邦科研资助已经成为了大学教师晋升以及提高大学声誉的主要衡量指标,此外,受20世纪80年代来美国世界与新闻报道在大学排名中对大学所获科研基金参数倚重的影响,更是加大了大学对科研的竞争力度.
面对美国大学科研的急剧增长,联邦政府资助增幅却难以满足.199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在《科学：前沿的终结？》（Science: The End of the Frontier?）中的反讽,表露了这种困境[13]：
自从1983年以来,联邦政府一直持续支持着学术研究--算上通货膨胀--到目前为止,增长涨幅为3% ……这是在1968年至1974年相对较长一段时间内大幅下降后的增长,而联邦资助大学科研--基础及应用方面--的经费额度只比1968年时期的额度多出2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大学里的博士科学家与工程家则成倍增长……换句话说,在1990年,有超过两倍的研究人员争夺仅比1968年多一点的一笔钱.
为此,在资助不景气的时节,美国高校更是加强了 "学术专款"游说.以美国大学协会为例,1977年,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随后1978年,开始设立一名联邦关系事务董事,同时聘用一名全职人员处理与联邦政府科研等政策相关事务.[14]游说作为"塔"中"可耻"的行为,游说伊始应者寥寥,然而财政危机席卷美国大地,原本富裕的顶尖大学也纷纷参与游说之列.1981年只有30所左右院校参与学术专款游说,而随着80年代末,大学普遍面临经费不足的窘境,筹款成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任务,几乎所有高校都掀起了学术专款的游说浪潮,到2003年这一数字就飙升至约550所.[15]正如,前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罗伯特·罗森茨维格（Robert Rosenzweig）所言,"一旦精灵（学术专款）逃出了瓶子,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其再次放回." [16]1983年一批联邦科研利益既得者的精英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也参与到这场学术专款游说中--1983年,为了帮助哥伦比亚大学化学楼筹款,校长迈克尔.瑟韦恩（Michael Sovern）动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并且雇佣肯尼思·施洛斯伯格和杰拉尔德·卡西迪公司（曾经帮助塔夫茨大学成功获得学术专款的游说公司）游说公司国会,成功获得5百万的学术专款.顶尖大学游说国会无不证明着学术游说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给这一声誉不佳的"可耻行为"赋予了合情合理、合法的桂冠.[17] 36
为此,作为领导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美国大学协会,在1983年10月份就召开了会议希望遏制住学术专款游说之风.会议表决通过科研拨款应当遵循研究价值优先,坚守同行评议原则的倡议,对于该决议哥伦比亚大学及天主教大学（两者都成功游说能源部,获得部分学术专款）都投了反对票,还有一些会员弃权票.[17] 38 这样的局面使得学术专款仍然难以得到遏制,而伴随着州政府拨款的削减,导致随后的岁月大学预算极为拮据.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天主教大学成功游说的示范作用下,各大学争先恐后走向游说之途.
面对学术游说这一敏感问题,美国高等教育界争议不止,然而争议无法停止游说的蔓延.支持者,多为政治家或是后起的研究型大学,认为同行评议系统使得研究经费只是集中在少数精英大学上,为此,认为学术专款有利于弥补同行评议的不足,促进资助的广泛性,帮助大学获得所需设备、项目等经费,而反对者多为学术界人士及一流研究型大学,他们藐视学术专款,[18]视绕过同行价值评议的学术专款为大学科研研究评定规则的威胁,并认定学术专款存在滥用及效率低等现象,而极力反对.[19]但是不管议论如何,这是个双赢的项目,一方面,代表选区利益的议员希望通过为地方学校谋取学术专款,以获得连任的选票,为此国会议员们认为这不过是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而已[17] 35；另一方面,学术专款有着巨大的市场,为了获得专款份额,各个高校都形成以校长为首的游说团队,游说议员.为此学术专款难以真正被否决而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80至1996年间,这一项经费总数不少于51亿,接近于60亿（参见表1）.[7] 2由此涉及的款项不断增多,学术专款也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也开始不断跟踪、系列报道美国学术专款问题,该报在1996年报导,学术专款从1993年的7亿多美元,暂时下降至2亿9千多万美元,而1997年,又上升至4亿4千万美元,比1996年上升了46%,该年度是美国预算极度紧缩的年份.[17] 56
表1 1980-96年间美国学术专款变化统计表
年份金额数量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16,537,000
5,127,000
17,477,999
86,248,000
129,958000
173,132,000
182,418,000
251,810,000
330,538,000
335,906,200
245,060,333
472,463,500
708,439,000
727,903,600
586.333.000
529.239.000
327,808,00021
17
46
58
53
81
96
119
152
216
253
277
496
498
438
471
417
数据来自：Sag,J.Funding Science in America:Congress,Universities,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cademic Pork Barrel[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
州政府资助疲弱,公立大学面临财政危机进一步触发学术专款游说.1974年至1988年,州政府对公立大学总的资助仍然保持在350亿左右,然而1990-1992年间,又开始下跌.[20]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高等教育已经难以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州政府在1990年中期,削减了大量的高等教育支出,1990年代毫无疑问是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寒冬,资助削减计划遍布各州：1990年至1995年,马萨诸塞州公立高等教育资助削减了29%,削减了2亿2千1百万；1990至1992年,弗吉尼亚州（Virginia ）的高等教育预算被削减了3亿,同期,马里兰州（Maryland）削减了1亿6千万；俄亥俄州（Ohio）在1989年至1992年削减了3亿7千2百万.1990-1995年加州政府削减了加州大学系统（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California）（9所分校）的25%的经费,合计4亿3千3百万.同期,明尼苏达州（Minnesota）从13.8%降至11.3%. [21]在很多州,花费在高等教育的经费还远远赶不上花在监狱中的开销.为此,如前所述有学者讽刺道监狱是美国的"公立大学".[22]在这一的情况下,为获得填补经费不足的学术专款,许多大学开始发挥政治影响力,游说国会议员,如1992年,马里兰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中心（Center of Cristoforo Colombo）,通过游说获得2000万专款,其他高校也获得不菲业绩,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获得1000万专款用于美国宇航局独立的核查和验证中心,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获得1000万建造和装备了新的空间动力学实验室的专款. [23]
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原本社会捐赠资本雄厚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也难以跳脱恶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大学筹款运动,便淋漓尽致地体现出私立大学无处不在的财政困境,1990年,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宣布进行12亿5千万的筹款计划,哥伦比亚大学则推出10亿筹款计划.随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加入了筹款运动中,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打出10亿计划,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推出25亿计划,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提出10亿计划.在经济困境下,筹款成为了大学校长的首要任务,也成为了校长获得支持、保持学校声誉的主要方式,似乎"钱"正在左右着大学的发展,正如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前校长,西奥多·M.赫斯伯格（Theodore M. Hesburgh）无奈说道,"你可以拥有世界上伟大的憧憬,但如果你没有钱,你就只能够拥有对一条小溪的想象了." [7] 21
三、经济复苏仍难以割舍专款游说: 学术专款常态化
时至2008年经济危机,虽然全美经济研究署（The Nation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search ,简称NBER）于2009年6月发布消息,称始于2007年12月的经济危机,在持续18个月的本次经济危机后,已经接近复苏.但是美国经济仍然处在艰难复苏阶段,依据美国茶党（Tea Party）的调查,虽然政府出台各项新措施,二战后,至今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未回归到正常水平.[24]目前,美国失业率仍然高居不下（2011年为9%）,经济仍然处于疲软的复苏阶段,2011年前两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也才分别为0.4%、1.3% [25]；在此背景下州政府公共税收（个人所得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地方政府的房产税也停滞不前,难以提高教育支出.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49个州（除阿拉斯加州（Alasas California）外）对公立大学的投入呈负增长趋势,创历史新低.依据美国科学基金会2012年统计报告2002至2010年,州政府对公立研究大学的资助已经削减了20%（以恒大美元计算）,加上通货膨胀,2002至2010年,州政府在美国前101名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资助中下降了10%,即四分之三的这些研究型大学面临着州政府资助的萎缩.[26]近五年来,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减少了33%的公立高等教育投入,其他州也紧随其后,亚利桑那州（Arizona）减少32%,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24%,内华达州（Nevada）为20%,另外8个州分别减少105至19%,如密西根州（Michigan）为19%,其公共经费投入仅占公立大学预算的7%,其他13州拨款减少幅度从5%至9%不等,至2012年,相对于2011年,州政府平均对于公立大学的投入大学预算的比例又下降了7%.[25]这样使得原本不足的州政府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变得雪上加霜.
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私立研究大学的捐赠（直接收入及捐赠市值）也在面临着艰难的考验,其科研收入同样堪忧.捐赠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来源,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至2002年,全美就一共有56000家基金会,在这些基金会当中,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帕卡德基金会（Packard Foundations）以及其他的一些基金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学发展.尤其是福特基金会,从1950年开始,它就取代了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地位,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主要资助者.[27]伴随着基金会日益发展,捐赠收入占据私立研究型大学运营预算的比例也越来越重要,如当前捐赠就占哈佛大学总运营预算的35%,在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学,捐赠同样构成了大学运营的主要部分.
经济盛世造就了美国难以匹及的捐赠规模,反过来,经济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私立研究型大学捐赠收入的"寒冰",经济危机下美国高等教育全面面临着捐赠受损的困境,就连拥有医学院--这一大学收入非常重要的来源--的研究型大学也难逃这种厄运.2008年以来捐赠收入"十大"研究型大学（七所为私立研究型大学）都面临着捐赠缩水的问题,其中哈佛大学的捐赠受到最大的冲击,2008至2009年间,哈佛大学捐赠市值缩水了30%,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同样缩水了21%.[28]与此同时,至2009年第一季度,大学捐赠基金同样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严重打击,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损失了11%、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损失了13.4%、哈佛大学损失了22%,[29]私立大学捐赠平均损失了22.5%,总投资至少损失了945亿美元（图1）.[30]
图1. 2008财政年捐赠收入"十大"研究型大学排名
数据来源：Hechinger,J .College Endowments Plunge[J/OL]. Washingt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09-01-27)[2017-09-10].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23302147236318209.
为了实现正常营运,大学毅然纷纷加入专款运动.一方面捐赠经费的上涨受限,加上原本来自州及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就较少,另一方面则是科研支出日益增加,私立研究型大学入不敷出,大学科研则受到最大的影响.由于投资游说间接受益显著,更促使各高校乐于扩大游说规模,例如在2009年,哈佛大学在游说中支出（游说成本包括支付给游说机构的费用以及对于政治利益团体的竞选捐赠费用）72万,而同期则获得3.83亿的学术专款 .[31]可见,当前学术游说已俨然成为了大学筹款的常态.
依据美国民间监督机构"公开秘密"在其网站上公布（OpenSecrets.org）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获得巨额联邦研究经费的前25所院校中的半数,在游说中都花费了巨额开销（表2）.[4] 7
表2 2012年联邦政府科研经费（R&D）前10名研究型大学游说成本
学校2011年联邦科研资助部分2012年 游说机构支出2012年竞选捐赠支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880,000,000 $800,000 $502,291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949,000,000 $650,000 $674,959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820,000,000 $335,000 $651,142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707,000,000 $913,358 $693,455
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662,000,000 $670,000 $243,612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656,000,000 $470,000 $2,369,449
哥伦比亚大学$645,000,000 $104,145 $1,116,537
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637,000,000 $1,000,000 $3,144,466
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594,000,000 $400,000 $495,984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585,000,000 $570,873 $441,051
数据来源：Vendituoli,M.Top Schools for Federal R&D Grants Are Big Spenders on Lobbying,Campaign Contributions[N/OL]. Washington: Opensecrets.org.(2013-06-05) [2017-07-01].http://www.opensecrets.org/news/2013/06/fede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fu.html.
四、余论
自二战后,大学在赢得美国二战胜局中所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大量大学科研人员参与并实现联邦政府计划"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便注定了日后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将成为大学主要议题.战后,意识到大学基础研究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作用,1944年,瓦尼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出《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充分论证了大学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为美国建立以大学为核心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此,大学基础研究被视为一切科技的来源,此后,不论是基于意识形态竞争抑或是经济竞争力竞争,美国联邦政府都强调与大学建立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加大对大学的科研资助,成为了大学科研经费的首要来源.
联邦政府涌入的科研经费更是造就了大学科研的"黄金期",然而8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及美国经济困境的交替作用,联邦政府投入大学科研经费入不敷出,科研经费竞争性加剧.而大学为了筹集大学科研经费,集体涌入大游说联邦科研经费竞争行列,从70年代前的反感到80年代后的群体游说,至今游说已经成为了常态化.
然而,从长期的发展角度而言,学术专款运动,仍然是教育的政治化,无疑会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性造成破坏,并将使其获得的实际科研经费大打折扣.正如早在1971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经济理论的调节》（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一文中称：[32]
教育产业早已在获得公共经费中表现了高超的技能；例如,近些年来大学及学院获得联邦经费已经超过了300多亿美元,然而,没有一个顶尖的学校能够发明一种方法使其科研经费免受（游说所造成的）"索赔"（游说成本）,从长远角度上来看,他们（实际）获得的联邦经费将大打折.
由于大学与政府在定义科学研究的理念上存在分歧,两者之间时常发生摩擦.基于国家利益及党派更替,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都制定了不同的大学科研专项政策,而这些科学政策多受政治议程的影响,难以完全依照大学科学自由研究之要义,科研资助出现资助失衡、实用化、科学政治化等刺激学术研究敏感神经的困境.
他山之鉴,何以攻玉？梳理美国大学专款游说的历程,回顾美国大学参与联邦专款游说的初衷便在于给予我国科研资助警钟.当前,我国科研资助事业处于迅速发展期,然而科研资助额度与实际科研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为此,为避免我国陷入"美式"大学游说的困境,一方面政府仍然需要加大科研资助力度以满足新盛的高校科研；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各种游说式"学术专款",坚持以学术价值为准绳的同行价值评议,资助具有科研价值潜质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 Pusser, B.& Wolcott, D. A. Earnings from Learning: The Rise of for-Profit Universities[M].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168.
[2] Carey,K.Those Self-Defeating Lobbyists at One Dupont Circle [N/OL].The Chronicle.(2013-01-13)[2015-01-10].http://chronicle.com/article/Those-Self-Defeating-Lobbyists/141339/.
[3] Cook, C.Lobby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 How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fluence Federal Policy [M].Nashville：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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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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