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日本农协改革新动向观察，本文是改革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农协和改革和观察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日本最大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协在推进农业改革、保障粮食安全以及维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障了日本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农协的垄断色彩越来越强,已经成为日本农业改革的主要障碍.近些年来,由于农协的垄断色彩日渐浓厚,已经成为日本推进多边及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重大阻碍,日本国内对推动农协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２０１５年日本参议院一致通过新的?农业协同组合法?,日本政府决定以此为契机,大刀阔斧地对农协进行了改革.
１ 文献述评
日本农协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样本[１].但客观而言,经过了６０多年的发展,日本农协的垄断性、去农性日渐强化,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农业既得利益集团[２].因此,推动日本农协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日本政府在过去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对农协做了一些改革[３].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学者除了对日本农协的职能、作用及经验开展了积极的研究之外[４],日本农协的改革也是其研究的热点之一.综合观之,中国学者对日本农协改革的研究侧重于３个方面:第一,日本农协的构成“异质化”改革;第二,日本农协业务的“去农化”改革;第三,日本农协规模的“集约化”改革.就第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周应恒等(２０１６)以日本农协潜在利润来源为视角,分析了日本农协的异质化过程,在作者看来,日本农协收入的急剧扩大,与其广泛吸收非农业成员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大量吸收兼业农户,虽然扩大了农协利益来源,但使得农协成员中的非农人员超过了农业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农协已经无法代表农户利益.因此,日本政府推动农协改革的首要方向是防止农协的异质化[５].温铁军等(２０１６)也认为,日本农协在异质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很大程度上与大米保护政策以及政党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日本农业保护政策及“票差格局”决定了农协发展必然具有异质化的特征.因此,要推动日本农协改革,就必须改变大米保护政策以及改变政党选举中的“票差格局”,否则日本农协异质化改革难以成功[６].关于日本农协异质化改革的研究,确实是触及日本农协的内部结构问题.但众所周知,日本农协的异质化问题及其改革并不是由其内部结构引起的,主要是由日本农业政策及农业结构引起的,推动异质化改革如果不能从其农业经济政策和农业结构上入手是难以成功的.
再看第二个研究领域,关于农协业务的“去农化”改革,是学者们集中关注的地方.苑鹏(２０１５)认为,由于日本农业结构及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日本农协由一个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演变成为一个农业、农村综合服务组织,其业务范围极为广泛,不仅可以经营信用、信贷业务及生产资料供销等传统业务,还可以开办医院、加油站、养老院、托儿所等新兴社会服务.业务范围的无限制膨胀,使得距离其最初的宗旨与本质越来越远.因此,农协的“去农倾向”严重,必须推动其去农化改革,需要将其与农业、农村无关的职能加以剥离,将其各项经济合作、农村社会合作的专项职能进行分解[８].于秋芳(２００９)认为,日本农协最初的职能就是风险合作,由风险合作发展到供销合作,再到信用合作,经济职能是其主要职能,其他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其附属职能.但是经过多年的演变,各类附属职能已经日渐成为主要职能,去农色彩日渐浓厚,因此推动日本农协的去农化改革,就必须回归到其合作的本质,剥离与农业合作无关的职能[９].日本农协去农化改革研究意义在于,面对其去农化的趋势,并不是简单地对非农业务进行剥离就可以,必须要从日本农业发展的结构背景入手,从体制和政策上对其综合分析,非农业务剥离之后社会公共服务如何提供,如何保障社会服务质量不下降,这是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日本农协规模的“集约化”改革,这方面学者也有较多的关注.阮蔚(２００６)认为,日本农协当下的组织结构带有强烈的封闭色彩,导致其规模过于庞大,各个层级之间的农协在业务上没有明显的分工,上下级官僚体制固化.因此,日本农协改革的首要出路就是将农协的“综合性”细化为“专业性”,走集约化道路,破除其官僚体制[１０].颜炳霞等(２０１７)认为,日本农协的综合业务模式,造就了其垄断式道路,要破除其垄断色彩,必须要将其信用与金融职能同其他社会服务职能分开,还需要打破上下级之间的科层制关系,否则日本政府目前所推动农协改革只能起到“镜花水月”的效果[１１].郭芸芸以日本北海道带广川西农协改革为蓝本,论证了日本农协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的效果,在她看来,这是未来日本农协改革的基本出路[１２].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确实也看到了日本农协规模庞大的弊端,但在分析的过程中,只是关注其内部规模,未能看到其规模的扩张与整体农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日本农协改革的３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如穆月英等(２００５)[１３].但是整体看,虽然上述学者的研究均看到了日本农协发展的弊端,也看到了日本农协改革应有的方向,但是未能将日本农协改革置于日本农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无疑日本农协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其与日本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政府的任何政策动向特别是农业政策的变化,必然会与之产生关系.因此,本文的结构安排:首先讨论日本农协发展及改革的历程,分析日本政府推动农协改革的动因.在此基础上阐释日本政府推动农协改革的举措,并展望其改革前景.本文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日本农协改革不是单纯地反对“去农化”,也不是单纯的反对“异质化”,而是借助于日本农业政策及农业结构改革来对其规模、结构、业务３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革,这是日本农业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日本农业经济走向自主化发展的一部分.
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协的发展与改革历程
日本农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在１９００年,日本为了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挽救破产小农的命运,仿照德国农业合作社的做法,颁布了亚洲第一部合作社法律,即?产业组合法?.该法的实施推动了日本农业合作社化运动的开展,开始在市町村成立农业合作组织,赋予这些组织具有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销售与加工、农业设施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权利.市町村农业合作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农协的基本框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赋予农协粮食统购统销权,极大地推动了农协组织的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日本全国的包含多个农业经济领域的庞大组织体系.日本农协由基层农协、都道府县农协和全国农协体制构成.具体而言:第一,基层农协即市町村一级的农协,是日本农协的前身.这一级农协的成员主要是农户和农业法人在内的农业生产者.按照其业务范围的不同,基层农协可以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个系统.综合农协的经营范围更为广泛,其可以涵盖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有关的所有领域,而专业农协的范围要狭窄得多,主要是涉及某一个农业生产领域,如果蔬种植;或是某一个农业经济领域的事项,如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但专业农协所经营的范围只能是生产或销售的单个领域,不能涉及农业金融事项,如农业保险、农业信贷等[１４].第二,都道府县农协是属于“中层”农协,其可以分为“农协联合会”和“农协会”两个系统.农协联合会的成员是市町村农协,也就是基层农协的联合体,主要负责对基层农协进行业务指导、监督,以及综合基层农协的各项经营.而农协会是一个指导性机构,是一个单独的组织,没有会员,主要是对下级农协业务范围进行许可指导,调解各市町村农协之间的业务纠纷,从性质上看,是一个指导、仲裁机构.第三,全国农协,主要包含“全国农协会(简称JA 全中)”和“全国农协联合会(简称JA 全农)”.这两个机构中,JA 全中是日本全国农协系统的最高领导与决策机构,对全国所有农协具有领导权,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进行综合指导.JA 全农的会员就是各都道府县的农协联合会,其职能主要是统筹农协联合会的业务经营,包括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农民生活物品销售等.当然,全国农协还有若干办事机构,包括农林金库(简称农林中金)、全国农协共济联合会(简称JA 共济联)、全国农协厚生联合会(简称JA 全厚联),这些机构是专业性的办事机关,分别承担着信贷金融、农业保险、农户社会保障与就业等专项业务,使得农户能够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专业化社会服务[１５].
日本农协自其诞生以来,对日本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初市町村一级农协刚成立的时候,本着为农户提供一条龙生产生活服务的宗旨,在产前、产中、产后为农户提供了生产资料购买、生产服务指导、农产品销售与加工等各项服务.随着农业生产分工的细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求,农协的业务范围在不断拓展,逐渐发展到涵盖金融、保险、农民福利、农民社会保障、农民生活卫生等诸多领域.一直以来,农协在日本就是农民的代言人,是农户利益的保障者,农户加入农协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故此大部分的农户均会加入农协.农协不但是一个经济联合体,而且还负有部分政治功能,众所周知,日本选举实施的“票差格局”制度(与城市居民选举权比例为１∶５,换言之,就是５个城市居民的选票相当于１个农民的选票),农村地区就成为了日本选举制度的“票仓”,无论是哪个党派均不能忽视农民选票的力量[１６].正是如此,农协可以利用其对农民选票的控制权来表达其政治上的诉求,如影响日本政府对农产品的定价权、为农民争取更多的补贴与福利、扩大农业保护政策的范围等.如此一来,日本农协逐渐成为了农业经济的垄断者与选举政治的影响者.这样特殊的地位加上其独有的内部结构,使得日本农协带有强烈的封闭性与垄断性,与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于是,近些年日本社会对农协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要求改变农协的垄断地位与保守体制,推进日本农业的市场化改革.
当然,日本农协自成立至今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变化,农协也一直在不断推进自身的改革.客观看,日本农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社会组织,其延续至今的组织架构还是按照１９５０年?农业团体重组法?形成的,但这样的封闭性体制,使其在面临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化、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使得农协的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求,结构与体制改革成为必然.１９８８年,日本政府对农协进行了第一次改革,希望减少农协组织的数量,在全国保留１０００ 家,但这个改革阻力太大,未能实现.１９９１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进农协重组,将农协改为两级,都道府县农协合并到,但这种设想依然未能取得成功.１９９２年,日本政府再次推进基层农协数量合并,经过１０余年的合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１９９２ 年的时候,基层农协数目约为４０７０家,经过合并到２０１４年仅为６９５家[１７].除了数量合并、体制改革之外,１９９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也着手对日本农协金融职能进行改革,如完善风险治理机制、扩大农协自由资本比率等,但成效不大.２００２年,日本农林水产省代表政府发布了?农协改革方向报告书?,重点推进JA 全农、农林中金的业务改革,但在过去的１０多年时间内,农协业务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
３ 日本政府决意推进农协改革的基本动因
如前所述,日本农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发展急剧壮大,已经成为日本农业经济领域最大的垄断组织.尽管改革呼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出现,但过去２０多年的改革基本上是属于小修小补的局面,没有对农协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导致改革的成效不大.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农协的垄断造成的农业高成本、低效率的局面与农业改革总体目标相悖,加之农协发展日趋偏离其自身宗旨,注重维护自身集团利益.为了更好地推进日本农业改革,特别是在日本政府已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大背景下,农协体制、制度等方面与自由贸易精神有极大地冲突,对农协的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
３.１ 农协垄断导致了日本农业生产的高成本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在所有农业产业中,大米产业受到的保护是最为严重的,几乎无法突破任何自由贸易规则的限制,但大米同样是日本农业部门中衰退最为严重的产业.从产业结构上看,日本约有７０％以上的农户是稻农,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时候,大米生产占到了农业产值的一半左右,到今天仅为２０％,畜牧产品、果蔬产品已经取代了大米的地位[１８].当然,大米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下降,与民众饮食结构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大米产业衰退的同时,日本农业经济整体也呈现衰退局面.１９８５ 年日本农业总产值约为１２ 万亿日元(１００日元约合５.９０元人民币,２０１７),到２０１２年减为８万亿日元,到２０１４年进一步降为７６９万亿日元[１９].在农业保护政策未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日本农业经济的整体衰退与农协的垄断体制是息息相关的,衰退的根源就在于垄断体制下导致农业生产的高成本.农协的宗旨本是一个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但在长期发展中,农协已经偏离了这一宗旨,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垄断性的营利性机构.加之,农协所具有的特殊法人地位,使其可以享有反垄断的豁免权,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对其并不适用.因此,农协利用这一法律特权,将其掌控的农业生产资料销售这一业务发挥到极致,高价将农药、化肥、农业机械、饲料等物质以高于国际市场的１倍至数倍卖给农户.生产资料的高涨,导致了农户生产成本的上升,最终其产出的农产品自然就越高.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在２０１５年,日本的小麦、大米、大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的是其他发达国家的数倍,尤其是大米是澳大利亚的１０倍,是美国的５倍.高昂的农产品削弱了日本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但这种高成本生产模式使得农协获得了高额的收益,强化了其在农业领域中的经济与政治垄断地位.
３.２ 农协垄断加剧了日本农业的兼业化和高龄化
由于大米在日本民众饮食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加之农村是日本选举制度的“票仓”,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大米实施进口配额限制、差异化收购、国家大米储备等政策,使得那些由于生产成本高而效率低的兼业农户理应放弃农业但还是滞留在农业领域,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日本农业兼业化程度极为严重,严重阻碍了日本农业发展的产业化、专业化进程.在２００５年,日本专职农户、第一类兼业农户(主业是农业,从事其他行业)、第二类兼业农户(主业是非农业,从事农业)所占农户比例分别为２２.８％、１５.２％和６７％,到了２０１５年,三者的比例分别是３０５％、１２.４％和５５.１％[２０].换言之,１０年过去了,尽管专职农户的比例有所提升,但兼业农户依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客观看,兼业农户数量过高,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也不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但是,兼业农户的高比例能够给农协带来巨大的利益.一方面,这些农户会将其在农业领域获得的收入、补贴等费用存入农协开办的金融机构中,这些巨额的存款是农协在金融信贷领域获得利益的主要来源.２０１５年５月,JA 银行系统的存款达到了１００万亿日元,成为了日本第二大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兼业农户数量保持不变可以维护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能够巩固其在经济上的垄断利益.实际上,保持农协兼业农户成员数量不减少是农协和各政党达到的一个隐形默契,这种默契阻碍了农地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
日本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农业领域的老龄化尤为明显,现在日本农业人口已经迈入了高龄化阶段.正是这种高龄化农户数量较多,极大地扩张了农协的“综合主义”经营方式.因为综合主义经营模式,可以使得高龄农户能够享受到各种“到家的上门式”服务,能够满足其生产、生活中的各种要求.这就使得原本因年龄可以退出农业领域的老年劳动力还依然不愿意离开农业,使得日本农业陷入了高龄化的局面,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１９７７年,日本农业人口中年龄在６５周岁以上的(也就是高龄化的年龄)人数,占日本农业人口的比例为１２.８％,到１９９０年这一比例上升了２０９％, 到２０１０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６０４％,２０１５这一比例为６１.９％,预计到２０２０年,这一比例会达到６５％以上[２１].农协之所以愿意让高龄农户继续留在农业领域,根本原因还是想通过选票来维持其垄断地位及政治上的影响力.
４ 日本政府推进农协改革的主要内容
日本政府推进农协改革,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农协长期以来的经济垄断及对政府的政治影响.但此次农协改革的阻力较大,农协与政府基本上是处于抵抗状态.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日本参议院一致通过新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宣布废除１９４７年的?农业协同组合法?,推动了农协改革的实质性步骤.本次改革的重点是废除农协垄断性、削减农协的经营权以及对下级农协的领导权.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废除JA 全中的对农协系统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权.按照新?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JA 全中须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的过渡期限内,由当前的特别民间法人转化为民法意义上的一般社团法人.法律属性的改变意味着JA 全中权力的改变,１９４７年的?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的JA 全中享有的对全国农协系统的领导权、监督权在过渡期内一并废除,对地方农协收取税金、进行财务审计的权力也被废除.由此,将JA 全中转变为法律上没有领导、决策权力的全国农协联合会.
(２)将JA 全农改制成为股份制公司.JA 全农作为日本农协一级的核心机构,其控制着日本农产品的定价权及绝大部分农产品的销售权,是一个涉及农业生产领域的全国性机构.除了控制农产品定价和销售之外,还掌控者日本全国８０％的化肥市场、６０％的农药与农业机械市场,在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中享有绝对的垄断地位.但其作为日本农协的机构,被?禁止垄断法?排除在外,享有反垄断的豁免权限,而且在法人税和固定资产税上也享有特权(１９％的低额度法人税,一般法人企业的法人税率是２６５％;固定资产税是２.５％,一般法人企业固定资产税率是１２.３％).新?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在上述３年过渡期限内,JA 全农将转向股份制公司,适用?禁止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如此,JA 全农就无法对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形成垄断权力,必然会使其规模大大缩减.
(３)都道府县农协所属的农协会与农协联合会合并,废除农协会对基层农协纠纷的调解权.按照新?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从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起,设定５年的过渡期,各都道府县的农协会要转变为一般性自愿法人团体,与农协联合会合并,不再享有“准司法”方面的权力.如果地方农业发展需要,５年过渡期可以适当延长,但最迟不超过２０２５年完成合并与转型.
(４)都道府县农协和市町村农协必须接受普通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按照新?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JA 全中的审计权被废除,其审计部门从JA 全中中剥离出来,成立一般的社会性审计机构,但此机构与农协系统完成脱离,不能再对地方两级农协进行审计.地方两级农协的审计业务须由社会上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通过这样的改革,将地方两级农协推进到市场体制当中.此外,新?农业协同组合法?还取消了JA 全中收取地方农协监察费的权力,这可以为地方两级农协每年节省８０亿日元,势必会大大减轻地方农协的财政负担,使其有更加充裕的资金参与市场竞争.
(５)改革市町村农协的理事会治理结构.在市町村农协的成员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是兼业农户、零散农户等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而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数量上并不占优势,这对市町村农协的决策机制是个阻碍.针对这一问题,新?农业协同组合法?规定目前存在的约６９５家基层农协的５０％以上的理事必须由专职农户担任,并可以吸引农业生产法人等新型主体加入,由此可以提升专职农户在基层农协中的话语权[６].此外,基层农协所拥有的信贷、保险等*权限也将被剥离,这些业务转移到农林中金、JA 共济联手中,从而保证了基层农协真正成为专职农户的联合体,促进其专业化发展.
５ 日本政府农协改革的影响及前景
总体看,农协改革是日本政府推进农业改革的一个部分,也是日本政府推进其经济复苏的一个方向.此次农协改革的成败对日本农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改革的前景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５.１ 影响
日本政府推进农协改革,目前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日本政府敢于促动日本国内最大垄断集团的既得利益,其本身的影响意义就是深远的.
５.１.１ 可以提升日本的农业竞争力
客观看,日本农业长期受到政策保护,加之农协的垄断经营,使得农协在农产品定价及补贴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导致了日本农业长期处于“计划体制”之下.日本政府借助新?农业协同组合法?的实施,对JA 全中的领导、监督权予以废除,如此就使得JA 全中对地方农协的控制权不复存在.地方农协可以在没有外来权力束缚的情况下,自由地开展农产品定价、流通及相关服务,能够推进地方农协更多地朝市场体制靠拢,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其农业竞争力.
５.１.２ 可以实现地方农协的自立
在传统农协体制下,地方两级农协一直是受制于JA 全中和JA 全农,JA 全中对地方农协进行政治控制,JA 全农对地方农协实施经济控制.这些控制使得地方农协的自主性不强,对JA 全中、JA 全农产生较强的依赖性.而此次日本政府推进的农协改革,JA 全中的领导、监察、审计权被废除,从而能够保证地方农协取得一定的自主地位;JA 全农改制成股份公司,其经济垄断权不再,地方农协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独立来更好地为农户服务,能够大大降低服务的成本,真正实现农户之间的联合互助.
５.１.３ 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长期以来,基层农协的理事会基本上被零散农户、兼业农户所把持,在相关决策中,基层农协自然就偏向于这些农户,而使得专职农户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看,专职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力量,其生产规模大、专业性强,不但能够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还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此次农协改革,要求基层农协理事会成员专职农户代表不得少于５０％,将大大提升专职农户的发言权,必将有利于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也客观上促进了兼业农户、高龄农户逐渐退出农业领域.
５.２ 前景
众所周知,日本农协是个垄断色彩极为浓厚的组织,不但具有行业协会的属性,同时还兼有商社、银行、保险公司的各种职能,对日本农村、农民、农业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从事大米生产的农户,对于农协有较强的依附关系.农协是依靠成员的数量来实现盈利的,为了维护其利益,农协本身是不愿意改革的,日本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农协,能否保持改革的彻底性,是个疑问.具体看,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复苏中,农协、自民党、农林水产省构成了农、政、党“铁三角”,是个利益共同体,农协通过选票来赢得自民党的信任,自民党执政后会回馈以利益,农林水产省本身为了扩展其权力,当然希望执政党增加预算来回馈农协.如此利益紧密联结的三角体.第二,日本农协的垄断性、封闭性、官僚化会阻碍改革的进程.日本农协不是一般的行业协会,其是日本人数最多的非政府组织,几乎９０％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其金字塔形的严密组织能够保持其封闭、垄断,几乎是个“国中之国”[２２].要想在如此严密的组织体内实现改革,难度很大.日本政府对农协改革主要集中在削弱其JA 全中和JA 全农的权力,但农协长期经营所形成的势力范围壁垒恐怕很难只通过修订?农业协同组合法?来突破.如果真正实现了JA 全中和JA 全农权力的削弱,各地农协各自为政,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很难为农协成员提供服务,这对日本农业主要以兼业农户为主体的从业人员极为不利,兼业农户的反对之声较大,很多评论人士分析,日本政府对农协的改革恐怕会以失败收场.
但整体看,日本政府推进的农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农协在经济、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加日本农业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农协改革是日本农业改革的第一步,但要打破农、政、党的“铁三角”关系,实现日本农业的全面振兴,仅仅依靠农协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推进农地制度改革、调整农业政策以及更新农业发展战略.
归纳总结，上文是关于农协和改革和观察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改革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改革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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