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国有企业、政府和市场的三重制度关系，本文是国有企业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国有企业和政府和重制度关系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摘 要：国有企业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政治经济性质,即政治系统需要国有企业履行部分社会福利与政策功能；而国有企业可以低成本的获得政治系统给予的制度与经济发展资源.因此国有企业即具有维护经济性质的制度功能,同时又具有体现经济效率的体制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发挥着经济制度功能、企业盈利功能、政策调控功能和社会福利功能.国有企业既是一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主体.作为制度,它决定着经济体制内外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主体,它必须体现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双重效率.因此,国有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确定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以合理规范政府、国有企业和市场的三重制度关系.
关键词：国有企业 经济体制 社会福利 治理
分类号：F123.15文献标识码：A
对于国有企业的研究,学者们在宏观上论证了其所有制的性质与地位,集中体现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讨论；在微观上研究了产权化改革中的公司治理问题、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等等.本文试图综合国有企业研究的宏观与微观传统,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国有企业赖以生存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其在微观市场中的发展.在国有企业与政治系统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确立了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性质和诸多政策与制度功能选项,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理论话语与分析视角.
一、宏观视角：国有企业、政府与市场的体制特征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既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同时也体现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因而国有企业的发展,既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体制问题.
1.国有企业的制度体系内涵
从经济制度层面分析,国有企业决定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和方向,因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管理和调控,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从经济体制层面分析,国有企业必须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微观主体,实现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效率.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发展既具有制度内涵,又具有体制内涵.它天然的具有政治经济性质.
国有企业的制度内涵体现在,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能够有效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政府也愿意通过非市场手段为国有企业提供所需要的制度与经济资源,而这种资源获取的非市场化,使得国有企业的发展失去了市场成本约束,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国有企业的体制内涵体现在,国有企业必须具备足够的市场效率,为政府履行各项功能提供相应的经济保障.国有企业与政府通过这样的相互作用不断地满足着各自的发展需要.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调控,实现了政府的诸多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低成本的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诸多制度与经济资源.国有企业发展的政治经济性质,使得其不能完全实现市场效率,因而国有企业面临着长期发展的制度困境.
2.国有企业与制度体系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
由于国有企业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结构和功能上的互补,当政治系统缺乏体制效率时,国有企业则可以利用自身的经济效率,满足政治系统的诸多政策目标,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优势.而当国有企业因为市场化不足而缺乏经济效率时,政府则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实现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效率.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只需要承担政治系统的效率功能,而其自身的市场效率自然由政治系统来解决.政府一方面通过非市场手段向国有企业提供低成本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安全阀,提高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从而在整体经济结构上延缓了中国市场改革的进程.
但是由于政府可控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长期无限的支持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发展既可以依赖政府支持,也可通过市场实现,但显然后者比前者要更持久.因此,长期内国有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依赖政府,市场化生存仍然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基本导向.而对于政府来说,国有企业不足以解决其效率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虽然,国有企业综合体现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部分效率特征,但是对于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来说,国有企业显然难以有效充当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双重角色.当政治系统可控制的资源日益匮乏时,这种政治庇护下的家长式经济的局限性将日益凸显,国有企业发展模式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必将面临巨大挑战.
3.国有企业作为制度体系的过渡性
政治系统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政治效率和政治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实现的机制.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的政治保留,弥补了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滞后的弊端.对于政治系统的运行效率即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在政治系统之外找到答案.政治系统的运行效率首先需要在政治系统内部,通过深化政治来解决.
国有企业政治功能的保留,则缓解了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发展速度不协调的基本矛盾,解决了转型期社会存在的诸多政治经济问题,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国有企业的市场低效率会不断消耗来自体制内的即有政治与经济资源.因此,国有企业在长期内并不具有维护政治系统稳定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功能.作为转型期的过渡经济体,国有企业政治功能造成了天然的市场封闭性,其经济效率的维持不得不依赖于政治系统的资源和政策支持.由于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无法在市场内得到解决因而其发展更加依赖政府的制度与资源支持.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也无法在政治领域内得到解决,而只能在经济领域解决.这就造成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双重错位,二者的效率都无法在各自领域中得到根本解决.而当政治系统的效率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则在政治上长期捆绑国有企业就失去了意义.
二、中观视角：国有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创新能力
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除了具备基本的市场盈利功能外,还发挥着经济制度的维护功能,经济体制的调控功能以及社会福利的政策功能.
1.市场盈利的能力
国有企业的自利性表现为能够将政府给予的社会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转化为社会基本产品,形成基本的供给能力.但是作为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国有企业倘若不通过产品和服务来获取经济效率,而是利用其制度优势来取得.这就会提高整体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表现为人民向政府缴纳税收,政府用税收扶持国有企业为社会公众提供产品与服务从而获取利润.而合理的市场逻辑应该是,公众为获得产品和服务直接和国有企业进行交易,而没有必要通过政府这个*.
之所以如此,其症结在于国有企业的市场非效率性使得政府不得不借助于其制度优势来激发国有企业的市场优势.其结果便是国有企业在生产中,没有成本约束而只有产出收益.这会进一步激励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依赖性,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离心力.因此,国有企业要获取市场利润,只有不断提高其作为生产者的生产功能,而不是依赖制度获得隐性的政治优势或者依赖市场势力获得的垄断优势.
2.经济制度的维护能力
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国有企业,成为早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主体.由于国有企业在数量与发展规模上占有独特优势,这使得国有企业天然的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坚力量.这样一来,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享有了政府提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自然保护,成为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因素,主导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发展.而非国有企业由于其历史上的先天不足,导致其无法在制度上与国有企业展开竞争,这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在维护基本经济制度上的权威性,但也弱化了国有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必须能够具有经济主导性以维护经济体制的性质,这决定了其必须能够成为各个行业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的获得一方面通过其早期优先发展的历史优势和制度优势来获得,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垄断和寡头等市场结构所形成的市场势力来巩固.这决定了国有企业发展优势的三个基本来源,即数量与规模上的历史优势,制度获得的政治优势和驾驭市场的垄断优势.正是这些发展优势使得国有企业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和主导性.
因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政治系统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强烈的政治与制度发展导向.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市场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首先能够吸收来自政治系统的发展优势.中国政治系统对稳定目标的强烈偏好,使得国有企业在改革与发展中具有极其稳健的特征,实现了从传统计划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与成功转型.综上所述,中国市场经济必须走出政府主导与控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模式,逐步形成政府管理和服务市场,市场引导和约束企业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模式.
3.经济体制的政策调控能力
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有效性.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政策调控,往往针对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经济体系.而对于转型国家,由于其微观市场主体还没有成长为规范合理的市场主体,这使得诸多政策传导机制在微观市场体系中的传导效率无法释放,其结果是投入宏观调控中的资源大多按照原有的市场经济结构回流到体制内或者外溢到体制外,这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而非缓解市场经济结构的矛盾.因此,要使得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更加有效,首先必须改造微观经济主体的合理性和完善微观市场结构.
由于国有企业在数量与规模上都具有绝对优势,因而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微观主体.政府宏观政策调控作用和效果主要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因此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才能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合理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否则,宏观调控下的诸多资源投入本质只是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扶持.国有企业通过上交部分红利和利润向体制内回流,同时通过其有限的产出效应向市场外溢.这既满足了政府的宏观调控目的即维护了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同时又借助国有企业达到了对市场中的非国有企业及其社会公众的政策调控.
倘若政府直接支配了国有企业而把市场排除在外,那么,国有企业就具有组织与制度功能,从而可以衍生出“次级市场”形成市场梯度,使得市场经济具有了等级性,破坏了市场统一性的发展要求.此外,如果国有企业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并具有组织和制度性质,那么国有企业也必将具有一种和政府相互竞争甚至替代的潜能,从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困扰着政府.国有企业正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和政府与公众的市场认知有限的条件下,成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特色.
4.社会福利的政策统筹能力
由于政府还不能在政治上接受一个完全的市场,因此,国有企业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最佳微观主体.既具有政治上的政策权宜性同时具有经济上的市场适度开放性.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其优势在于,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可以借助国有企业进行.而由于国有企业既有政治性又具有经济性,因此中国政府对市场的经济调控在具有经济性的同时,必然具有政治性.这就在政治上保障了政府对市场的绝对驾驭,维护了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而对于国有企业的诸多非效率,政府往往通过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来改善.另一方面,对于过渡期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损失以及经济体制的低效问题,政府通过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福利功能来实现.
国有企业的福利功能,一方面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特点,属于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契合了政府的制度需要.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不必要承担市场成本约束,因而可以获取高额市场回报.这也使得国有企业有能力承担部分社会福利.因此,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制度保留,能够避免市场经济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非人性化的原始积累和过度掠夺,实现了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相对文明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突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有企业社会福利功能的系统发挥,也使其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独具福利特色.
三、微观视角：国有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关系
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点的国有企业,它具有制度安排的特点,因而影响和限制着市场的发展,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沟通的经济缓冲地带.因此,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经济优势,就必须为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合理定位.
1.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
如何积极释放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不断提高其社会福利功能？第一,由于市场与国有企业属于不同的范畴,政府必须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体系中运行,解决其市场效率不足的问题.第二,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与管理,不断提高其社会福利水平,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效率和优势.第三,从历史渊源看,国有企业产生于政府,应该隶属于政府；而从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看,国有企业势必归属于市场.因此,如何协调政府、国有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深层问题.
2.国有企业的产权
国有企业天然具有“政企不可分性”,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国有企业的这种产权属性,导致国有企业被赋予了除实现经济利益以外的大量其他国家利益的职能,背负了严重的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成为国家实现安全、社会稳定和充分就业等非经济目标的手段,而不是市场经济中对企业的要求,即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在我国,长期以来,大型企业工委、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及其国家计委等政府部门,由于对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免、资产管理及技改项目投资等企业活动拥有最终决定权,从而代替国家成为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代表,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导致国有企业缺乏真正承担责任的所有者.由于国有企业控制权分散配置在大型企业、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及国家计委等政府部门,而这些部门并不是合法的国有企业剩余的最终索取者；国有企业中的经理层由于处于信息优势占有剩余控制权,但没有合法的剩余索取权.这导致经理层不关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形成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错配.
3.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为特征的国有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公共产品领域以及非竞争性、非营利性行业,成为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次,通过实施经营者年薪制、股票期权制度、管理层收购等制度安排建立经理层分享企业所有权的机制,通过职工持股、内部股等安排确认了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对企业剩余的分享.
国有企业改革实践表明,政府仅仅在宏观上统一了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功能和社会福利功能,初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和完善其社会福利功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宏观调节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能够在国有企业的微观活动中找到市场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最佳结合点与经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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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席顺利,1979—,男,汉族,山西运城人,管理学硕士,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府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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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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