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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 民族大学
摘 要：萨娜是达斡尔族代表性作家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成绩突出,最近出版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是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展现了鄂伦春民族的生活画卷以及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顽强生活、生生不息的精神世界.本文从独特的叙述视角和重复的叙述结构上分析这部作品的叙述特色.
关键词：萨娜；《多布库尔河》；叙事特色
作者简介：潘多,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综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7-044-02
萨娜是达斡尔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众多国内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中短篇小说成绩突出.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阿西卡》《一个感情理想主义者的死亡》等,短篇小说《结局》《幻想的河流》等.中短篇小说集《你的脸上又把刀》曾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创作骏马奖,有着不俗是创作实力.
《多布库尔河》是萨娜最新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关于生死、关于信仰、关于选择的故事.讲述了多布库尔河流域的鄂伦春人在恶劣环境下的游牧生活,展现了鄂伦春这个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及精神信仰,以及他们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由传统走向现代举步维艰的心路历程.
一、独特叙述视角展现鄂伦春风俗画卷
《多布库尔河》主要采用内聚焦型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进行叙述.“我”（主人公古迪娅）是故事的同叙述者,既讲述故事,同时也是参与故事的人物.文本中的主要故事的发生与展开都是由“我”来叙述.
“我”还没有出生就可以感知世界,“我”的灵魂可以看见家人所发生的一切,失去父亲后,母亲艰难的带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一起生活,在寒冬里的大兴安岭深处,怀着身孕也不得不出门打猎囤积食物,“我”就降生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故事伴随着“我”的成长展开,而后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家人的不断意外去世的悲痛心理和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鄂伦春人的心路历程都由“我”来观察和展现.
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属于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只能讲述“我”在场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叙述内容仅局限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而未知故事要通过第三者提供后,“我”才能进行转述,此外,叙事者“我”也不能进入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多布库尔河》中,文本虽以“我”的口吻展开叙述,貌似是第一人称有限叙事视角,实则却出现了全知全能视角下的叙述内容,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出现了越界的情形.例如文本中“我”叔叔爱慕母亲的感情描写和周围人的心理描写,都不是一个年幼的“我”所能观察的事情.还有对于打猎场景的详细描述,也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场景,而这些都从一个非聚焦型视角进行了描写,在这里叙述者的视角大于第一人称的视角.人物突破单一的聚焦方式进入更广阔的视野,向读者提供超过叙述者或人物在某一位置上所了解的信息.
对于“视角越界”的界定,热奈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指出：由于聚焦的每一类型都一一对应着叙述者所能感知到的信息数量,叙事聚焦类型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叙事角度和信息数量的选择,当叙述的内容超出了叙事者所感知的信息数量时,便出现了“视角越界”的现象.
“视角越界”的现象在萨娜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尤其是在民族题材的展现上.就《多布库尔河》而言,这样的叙述方式可以提升小说的表达空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呈现.
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是从人物的角度展现其所见所闻,在创作上可以扬长避短,多叙述人物所熟悉的环境,对不熟悉的东西保持沉默.在阅读中缩短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获得一种亲切感,还能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有利于展示小说中视角人物的心理与情绪内容,而且也能真切地反映出叙述者的心灵、情绪体验.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首先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在少数民族语境下,“我”是一个鄂伦春女孩,从“我”的视角看到的民族生活,是从民族内部的眼光来观察生活,能更好地从心理上把握民族情感,更具有民族认同感.非聚焦型的视角则有可能会从民族外部,他者的眼光来描述民族生活,很难从细微处把握好民族特征.其次是创作内容的需要,鄂伦春族信仰萨满,认为万物有灵,在他们的森林世界,动物、植物都是有灵魂的.“我”是一个具有灵性的人,可以看到一些幻象,这些在他人的眼里可能是疯魔,但对于鄂伦春人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由“我”来作为叙述者,能更好地表现“我”所看到的灵性的世界.在文本中,萨满乌恰奶奶具有能够看透生死、预知未来、治愈疾的神性灵力,小说借助于“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以一个同样具有灵性的鄂伦春族少女的眼睛来直观感受乌恰萨满舍生取义、救死扶伤的传奇故事.这样的叙述视角带给读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感,拉近了读者与神秘的萨满仪式之间的距离.
但是第一人称内聚焦视角是限制性的视角,叙述者的所指不能超出作为叙述者的人物所感知的范围,这样就限制了作者的叙述空间.在文本中,在“我”还是女童的时候,并不参与打猎活动,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就不能直观的呈现.所以为了提升小说的表达空间,作者将非聚焦型视角交叉、渗透入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在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上采用非聚焦型视角叙述.例如小说文本中三叔猎到一只熊后,“三叔垂下,肃穆地站在熊的尸体前,像对待去世的长辈那样悲伤地说：我不是故意杀了你,而是误杀呀……三叔猎到了熊,所以抬着猎物的人才佯装哭泣,以示敬畏.快走到乌力愣的营地时,他们又学着乌鸦发出嘎嘎的叫声,让熊的灵魂知道,不是人伤害了它,而是乌鸦打它的主意……族人们在内心深处认为,熊是自己的祖先,是雅亚祖父.人是由熊变来的.”[1]作者通过非聚焦型视角为我们展现了鄂伦春族狩猎习俗.
《多布库尔河》独特的叙述视角在于第一人称内聚焦型视角与非聚焦型视角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达到人物内心世界表达与民族文化呈现完美融合,为我们展现了丰富立体的鄂伦春生活.
二、重复叙事结构下鄂伦春人生死观念
“重复叙事”,是指叙事者对发生过一次的事件进行多次讲述.“重复”不是单纯的情节叙述,也并非对情节进行补充和说明.重复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特殊的叙述效果,使叙述变得无限可能.具体而言,重复叙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的重复,如主题、结构的重复,另一类是微观、细节的重复,如具体情节、场景的重复.“重复”由于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也在《多布库尔河》中得到运用,在这部小说中主要是主题重复,即同性质事件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具体的来讲是死亡主题的重复,由“我”周围人不断死亡、新生伴随的一系列事情构建鄂伦春族的生死观念.
鄂伦春族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大兴安岭林区,过去由于生存环境的险恶,人口死亡率非常高.在各种危险的直逼下,死亡是鄂伦春人不得不面对的主题,在一次次生死的冲击下,鄂伦春人对生死观念形成了独特的认识.生与死是循环的,在一个生命获得新生时,也会有另一个生命的结束.作者在这样的生死观念下采用重复叙事结构,不仅展现了这种万物有灵的循环观念,并且展现了鄂伦春族在死亡的威胁下,仍然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我”还没有出生时,父亲在一次狩猎当中跌下山崖不幸去世,母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各罗布姐姐苏妮娅艰难生活.“我”出生后,我们一家四口生活渐渐好转,随着年纪的增长,哥哥各罗布慢慢可以承担其父亲的责任,外出打猎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然后好景不长,也是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各罗布被好朋友库列失手打死,库列为了赔罪,代替各罗布承担儿子的责任,进入到“我”的家庭.此时的苏妮娅到了嫁娶的年纪,母亲将苏妮娅嫁给库列,“我”家还是四口人.婚后苏妮娅和库列生了一双儿女,也是在一次狩猎过后,库列感染恶疾,不治而亡,苏妮娅经受不住打击也一同死去.留下一双儿女由母亲抚养,“我”家仍旧是四口人.不断重复的死亡,将“我”家所面临的生活一步步推向困境,但只要有生的希望,就不会向死亡妥协.
新生与死亡是平衡关系,预示着自然界生死循环的能量守则.鄂伦春人在险恶的环境下生活,依然生生不息、顽强生存,这是对生命的尊重.死亡是无可抗拒的,母亲面对着死亡之神,并没有畏惧,而是向它发起挑战,要让死去的人重新活过来.在儿子各罗布的身上,看到丈夫的影子；在各罗布和苏妮娅这一双儿女死去后,母亲把苏妮娅与库列所生的儿子和女儿,分别命名“各罗布”和“苏妮娅”.让死去的人重新获得新生,这既是鄂伦春人信仰中的生死观念,也是一个普通生命个体所做出的、也是惟一能够做出的反抗死亡的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萨满乌恰奶奶为了救治得了破伤风的查鲁,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最后一次法事中,乌恰奶奶油尽灯枯,死亡边缘的查鲁重获新生.“他从那里回来,她就回到那里”,这也是生与死循环的结构.面对生命的各种挑战,鄂伦春人以积极的心态顽强生存,在死亡中寻找生命的曙光,在生与死不断地重复下,寻求生命的意义.
“重复”是叙事作品中一种常见的频率形式,重复的妙用,犹如音乐中的重奏手法,周而复始,构成艺术作品的循环效果,扣人心弦.《多布库尔河》通过对叙事频率进行艺术处理,使文本的叙述出现了重复的特点,小说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生死主题进行强化和凸显,启迪了读者对文本和文本意义展开思考,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
《多布库尔河》是萨娜代表性的民族题材作品,小说世界里展现了鄂伦春这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等.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日渐消失,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在我们去其糟粕时,是否也将精华一并抛弃,鄂伦春人万物有灵、生死循环的观念,让我们看到了对生命应有的尊重和敬畏,是否对现代社会也具有借鉴意义.《多布库尔河》叙事方式别具一格,独具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有较强艺术魅力,还有待于更深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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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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