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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的思想立场与思维方法
陈鹭
在韩少功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韩少功是一个思想型作家,思想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然而,韩少功创作中的思想与别的作家的思想有什么不同？他有什么独特的思想立场与思想特质？以往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却未进一步深究.有感于此,笔者拟就韩少功独特的思想立场与思维方法展开分析.
一公民写作：让思想回归中国现实语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一方面继续以记忆和历史为布景,建构他的想象性文学世界,创作了《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一方面他还写作了大量的思想随笔,以及接受采访、发表演讲、与人对话,等等.此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或“行动者”,韩少功还以《天涯》为平台,参与知识界数次论争和话语空间的重建.他以“实践”为依托,介入当代的文化实践和思想进程,提出了一套超越知识界“左”与“右”定位的理论主张.由此,一个思想者的韩少功出现了,一种“公民写作”[1、2 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第207页.]的文学主张出现了.“公民写作”是2002年韩少功与王尧对话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韩少功的阐述来看,“公民写作”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更不同于学院派写作.它是一种站在公民立场,面向当代生活,既有“有效的公共关怀”,又有“扎实的术业专攻”[]的写作.
“公民写作”的第一要义,就是让思想回归中国现实语境.在《暗示》的索引中,韩少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身心之学”.他认为只有在实践中产生的思想,才值得信赖,而思想则要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是所谓的“知行结合”.为此,他特别强调话语的实践品格和学者的“问题意识”,认为理论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是‘问题’的产物,因此理论家都应该面对‘问题’,即面对社会和人生问题,面对本土和本人的问题”.[]他还一再强调：“学问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具有解释力,而不在于它有多么华丽或朴素,不在于它是古老还是新潮”.[]“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1、2 韩少功：《小题大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第229页.]在谈到“学问”与“思想”的区别时,他认为“学问与思想是知识的不同表达,各有侧重,但从根本上说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好的思想必须有学问的底蕴,好的学问必须有思想的活力.思想不过是走向现实的学问,学问不过是沉淀在书卷的思想”.[韩少功：《在后台的后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韩少功为什么那么重视现实生活和实践经验？因为在他看来,“第一,有些知识不一定可靠.第二,即便是可靠的知识,但植移和照搬到另外的语境之下,也可能失效,至少是弱效.因此再正确和高明的知识,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激活,去检验和筛选,去发展和丰富,否则读书破万卷,也可能只是一个书呆子,只是‘口舌之学’”.[韩少功、季亚娅对话：《有关<山南水北>》,见《左岸特稿》2008年10月22日.]
韩少功的这种思维方式,与当下许多学者或作家大相径庭.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离开图书馆或从西方贩卖来的名词术语就不会思考.比如在一些时髦理论家那里,开口德里达、福柯,下笔哈贝马斯、哈耶克,这些西方理论套在中国现实头上,给人的感觉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不伦不类；有时甚至是离题万里不知所云,用韩少功的话来说,这种理论家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赛义德头头是道,但一谈到中国问题,谈到“”和市场化,就只剩下政策语言或传媒口径,这种情况在海归派或自由主义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而韩少功显然不是这样.他不是书斋里的冬烘式学者,也不是经院派玄想哲学家.在他看来,不论是学问还是思想,都必须面对现实,依托生活的实践,阐释和回答当代现实生活的各种问题.这一点在韩少功90年代以来的创作,特别在散文随笔写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如《夜行者梦语》针对当时流行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告诫国人不要让大脑被“超级商场里的一大片电视墙”般的“后现代”愉悦地“洗成空白”.《性而上的迷失》是对“用过就扔”、“一次性消费”的放纵性观念的质疑.《无价之人》、《处贫贱易,处富贵难》一方面批判技术主义、金钱至上和物质享受至上；一方面肯定人在商业大潮中的价值,呼唤人性的温暖和心灵的回归.特别是《人之四种》和《个狗主义》这两篇作品,更充分体现出了韩少功创作的现实性和人间情怀.前者分析了在金钱面前四类人的不同态度：第一类是能赚钱而不迷钱, 可谓全人或至人； 第二类不能赚钱但不迷钱, 可称为雅人； 第三类能赚钱又迷钱, 只能算作俗人； 第四类不能赚钱却偏偏迷钱, 这类人不怎么好说, 恐怕叫做废人才合适.《个狗主义》主要分析了个人主义在中国的退化和危机, 对“不把别人当人, 也不把自己当人”的“个狗主义”进行了冷峻的描状和嘲讽, 同时表达了作者对于“精神重建” 的渴望.从这两篇作品, 可以看出韩少功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作家.他对现实有较深刻的了解, 对历史有冷静的远瞩, 对人性有清明的内省.因此, 他不仅善于捕捉当代人的精神难点和热点, 而且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和当代人文精神的制高点, 对其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这是韩少功随笔一个十分突出十分鲜明的特点.
韩少功十分推崇钱穆依据生活经验来解读历史细节的方法,[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所以他的“公民写作”不仅面向现实语境,依托当下的生活经验进行思考.他还善于从各种具象符号,从生活细节或生活画面中抽象出理论,又以恰当的理论来解释现实生活,抽丝剥茧地对生活的“后台”进行“寻根”和言说,这是韩少功与众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暗示》这部长篇小说中,他通过各种“言说之外”的“具象细节”,来展示现实社会中被语言所遮蔽的生活的真相.而到了长篇纪实散文《山南水北》,韩少功更是将自己的全部的个人生活经验,全部的感情、记忆、生命和灵魂融进现实生活,融进乡野自然之中,于是,在《山南水北》中,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幅原汁原味的自然风景画和具体生动的乡村生活画面.比如,在《月夜》、《村口疯树》、《蠢树》、《再说草木》、《晴晨听鸟》、《窗前一轴山水》、《智蛙》、《诗猫》《山中异犬》等篇中,韩少功用白描手法,既简洁又精确地向我们展示八溪峒山野间各式各样的生态景观,这些自然景物包括各种动植物,它们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美好的存在,而且各有性格和心性.在《山南水北》中,韩少功还细致地记录了自建房屋、鸡圈、开垦菜地,种植蔬菜和收获果实的过程,甚至像写科技说明文一样详尽记下“治虫的要点”,治虫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他甚至还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2004年和2005年自家生产的豆角、玉米、四季豆、小白菜等的数量罗列成表一、表二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确,读着集子中《开荒第一天》、《治虫要点》、《红头文件》、《养鸡》、《瓜菜》等作品,我们不难看出韩少功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把式,决非某些体验性“深入生活”或“乡村一日游式”的作秀可比.而这其中的区别,最根本之处在于韩少功是以一种出自内心的平静和自在的状态亲近大地,走向乡野.而且,这其中还有一种一般人所没有的通达与智慧,所以他的文字自然纯净,他的作品直指世道人心,而这个世道人心并不是空洞之物,而是他每一天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每一处修辞里透露出来的精神表情.
韩少功这种从个体生活经验出发,通过个案即具象细节,在现实语境中发现问题的思维方式,若从哲学的论证方法来看,应属于归纳法的范畴.归纳法的特点就是注重个案分析,它可以从一粒沙子看世界,从一滴水中看大海.它虽然有时会受到经验的有限性和狭隘性的限制,但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感性生活材料,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作家如果有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洞察力,以及足够多的生活智慧,他就有可能从个案、从具象中抽象出普遍的属性,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带有原创性的思想,而不似演绎法那样从理论到理论,从客观到客观,从模仿到模仿,永远也结不出思想的果实.显然,从思维方式来考量,韩少功属于偏重归纳法的作家,所以他善于从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原创性的思想.举例说,在《养鸡》一文中,他由公鸡的奋不顾身保护同类的壮举和利他行为,联想到人类的利己和懦怯,并对“衣冠禽兽”一类词语表示怀疑.在《CULTURE》中,他从自家菜地里瓜果蔬菜的表情语言,写到都市超市那些蔬菜的呆板、了无生气,再写到生命的质地.他用一以贯之的智者口吻写道：“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大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甚至即便是那篇列表式的《红头文件》,其间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一是以农产品的低贱反衬高科技产品的昂贵,以此揭示出当前产业政策的失衡和劳动价值的不平等；其二是通过这些不进入市场流通的农产品,让人们看到我国的GDP事实上还存在着诸多漏洞.在笔者看来,这就是韩少功的“统计学”,是他独特的 思辨方式和生存方式.他通过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深入体察,从“地图上”的某个“微点”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发现意义.
除了注重具象,由小而大,由下而上,并善于从个案中归纳抽象原创性的思想,韩少功还常常放大感官的触觉和知觉,让其与大地,与细微的事物发生联系,在《耳醒之地》这篇别出心裁的妙文中,他写在“耳醒之地”听虫声、草声,可谓细致入微：“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升浮出来.·····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还有关于各种天籁之声的纤细、脆弱、精微以及丰富.只要停止说话,只要停止呼吸,遥远之处墙根下的一声虫鸣也可洪亮如雷,急切如鼓,延绵如潮,其音头和音尾所组成的漫天弧线,其清音声部和浊音声部的两相呼应,都朝着我的耳膜全线展开扑打而来”.如果说虫声、草声是一种天籁之音,那么牵牛花、桂花便是充满性灵和个性：“草木的心性其实各个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露过墙的那一刻爆出宝石蓝衣花,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黄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部网络,谁都不得擅自进退”.（《再说草木》）在韩少功笔下,这些牵牛花呀,桂花呀,月桂呀,葡萄呀,乃至阳转藤、梓树等等,都是生机勃勃、有思想,有感情,有脾气,甚至和人的心灵都是相通的.韩少功以自己的亲历,以五官、心灵来感知大地上的事物和事情,并注进一股对于大地乡野的深挚的爱,这样他的返乡与写作,便有一种沉甸甸的思想质感.它“不仅是个人生活史的见证,更是身体朝向大地的一次扎根,在这个精神日益悬空的时代,韩少功的努力,为人生、思想的落实探索了新的路径”.[见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授予“二00六年度杰出作家”韩少功的授奖辞.]
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弊端,就是作品日益贫乏和苍白,许多作家热衷于抽象的写作或“纸上的写作”,而忽略了写作与当下现实和具体事物的联系,这样必然导致当下的创作既无法获得对现实直接对话的能力,无法与社会、时代重建一种能动的审美维度,反而有可能陷入将现实世界简单化、概念化的危险.而韩少功的写作与此截然不同.他的“公民写作”立场使他虽熟悉西方理论而保持着足够的警醒,更不会唯西方马首是瞻.他的思维方式使他不会成为纸上的虚构者,而是引领他贴近现实和大地,贴近具体事物和生活细节,并将感官系统全面开放.如此,韩少功的写作既有力地解析了现实和人心,而且获得了一种独特地、别人无法复制的审美维度.
二相对主义与怀疑气质
韩少功是一个不媚俗,不从众,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有创新意识和逆向思维的作家,这一点大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其实,韩少功身上还有一种更可贵的思维方式,即相对主义思维和怀疑气质.早在1995年,吴亮在《韩少功的理性范畴》一文中就指出：“韩少功是入世的,同时他又是脱俗的；他是充分现实的,同时他又是真正地虚无的.他的悲观主义和博爱精神有着一种奇特的混合,他会残酷的*人性中的病态刻毒地攻讦人的时髦仿效,也会热忱而通达地原谅人的各种现代过失”.总之,“他的背反思维使他的小说图式在此变得不那么一目了然,甚至显得有些晦涩混乱”.[1、2 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页,第333-334页,第364页.]而南帆则认为：“90年代以后,韩少功的表述已经增添了许多限定.韩少功意识到了‘知识有效性的范围’问题,他‘不许诺任何可靠的终极结论,不设置任何停泊思维的港湾’.这并不是向彻底的解构或者彻底的相对主义撤退.相反,韩少功试图在这些限定之中发现真理的所在,这可能包含了历史的辩证法”.[]南帆一方面认为韩少功的“限定”并不是“向彻底的解构或者彻底的相对主义撤退”；一方面又指出韩少功90年代后更重视“相对来说”这种表述,这不仅是为了防止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而且是在一种复杂的思想结构之中抵抗“价值真空”,寻找发现意义、价值和真理的途径.
其实,偏爱理性的韩少功,不仅有与生俱来的怀疑气质,而且一直以来对辩证法和相对论有浓厚的兴趣.1982年,在那篇著名的《文学中的“二律背反》文章中,他就对“作者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作者无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作者须照顾多数读者的口味”,“作者无需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作者须很讲究政治功利”,“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作者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作者无须注意自己的统一风格”等五组“二律背反”的命题一一进行论证,体现出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辩色彩.尔后,针对钱念孙、王蒙等人对《文学中的“二律背反”》的批判,韩少功又于1983年写了《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一文.在文中,韩少功进一步肯定“二律背反”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真理虽有局限性,离不开一定的条件和前提,范围和层次,但绝对真理只包含在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之中”.“我不曾否定正题中的真理成分,问题是,当某些命题被独尊为绝对定律,被看成无所不包没有例外的定律,被看成不可再补充再探究再发展的认识顶峰时,真理性的光辉,也许就熄灭在机械论的‘出路’里了”.[韩少功：《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5页.]在这里,韩少功的相对主义思辩方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用具体分析的眼光,看待本质的层次性；二是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因果的概然性；三是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真理的局限性.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单线因果”、“本质”思维中惯性滑行,肯定正题否定反题,推崇证明轻视证伪,承认规律忽略例外,而韩少功坚持对立统一的相对辨证思维方法,反对独一无二的绝对化思维定律,拒绝非此即彼的思维惯性,强调要以具体分析、整体联系、不断发展的眼光来思考和讨论文学创作.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它体现出了韩少功开阔的视野,良好的理论素养和超前的思维方式.
韩少功的相对主义思维和怀疑气质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争辩上,更重要的是落实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比如,当国人欢呼全球化到来,为加入国际大循环欢欣鼓舞的时候,韩少功却在《山南水北》中,对文化全球化表露出高度的警觉.韩少功的这种文化警觉,首先体现在物质文化领域方面.在《准制服》中,韩少功写道：
西装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经普及到绝大多数青壮年男人,成了一种乡村准制服.不过,穿准制服挑粪或者打柴,撒网或者喂猪,衣型与体形总是别扭,裁线与动作总是冲突.肩垫和袖扣的无用自不用说,以挺括取代轻便也毫无道理.如果频频用袖口来擦汗,用衣角来擦拭烟筒.再在西装下加一束腰的围兜,或者在西装上加一遮阳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点无厘头了.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难道只准小资放火,不准农夫点灯？
老五就总是穿上这么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没有洗换,一定是穿得过于多功能,他的西装已像硬硬的铠甲,而且是成人的铠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长得几可护膝.我问他为什么买得这么大.他兴冲冲地说：“大号小号都是一个价.我拣大号的买,合算！”
他不过是买衣服时想多谋几寸布.
在《准制服》中,韩少功首先写村民看到他“脚上的黄鞋子,他们脸上多有惊讶之色”.因为“他们脚下已见不到这种鞋子.哪怕是一位老农,出门也经常踏一双皮鞋——尽管皮鞋可能蒙有灰尘甚至猪粪,破旧得像一只只咸鱼”.而后再由“皮鞋”写到“准制服”西装.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便像八溪峒这样一个闭塞的乡野之地,老百姓的穿着业已褪去了民族的、地方的色彩,基本上已与西方的着装一体化了.从《准制服》中,我们可明显感受到韩少功的相对主义思维和怀疑哲学：其一,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城市到农村一味模仿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怀疑：“好在这是一个怎样都行的年头.既然城里人可以把京剧唱成摇滚,可以把死婴和马桶搬进画展,山里人为什么不能让西装兼容围兜和斗笠？幽默调侃的语言,反讽的是后现代主义和西方化的某些无厘头.其二,借助“制服化”事件,质疑“启蒙‘的艰难和小农国民性的根深蒂固.你看,老五的西装“长可护膝,他不过是买衣服时想多谋几寸布”.其三,端午节我应邀去县城参加祭祀屈原大典.作为主宾之一,我必须穿西装.但我家没有西装,无奈只好从照相馆借一套应急.“可惜这一套太小,箍在我身上,不仅把我捆成一个粽子,而且热得我满头大汗”.我只能苦笑问身边人：“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从自己家中西装的阙如,到大家都要穿西装来见屈原,挪揄间流露的是对不加青红皂白的文化全球化的怀疑反感,以及对乡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怀恋.像这样质疑文化全球化,体现出相对主义思维的作品,在《山南水北》中还可举出《怀旧的成本》、《卫星老》、《意见领袖》等许多篇.
韩少功的相对主义思维和质疑不仅表现在对物质文化层面的抗拒,而且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精神层面上.在《拍眼珠及其他》中,我们看到,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普及,乡民们终于可以像城里人那样看武侠剧、歌手赛、外国总统、超短裙、英超球赛、日本卡通、丰乳霜和滑润油广告,甚至山里的老人们也胸怀五洲四海,经常与阿拉伯国家的新闻和印度的音乐为伴.对这一类“陈奐生式”的所谓“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韩少功一方面表现出了对于多元共存的文化价值观的理解与宽容；一方面对乡民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尤其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丧失”[1、2 韩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第88页.]的乡村现状又深表忧虑.所以,在《中国式礼拜》一文中,韩少功将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祀文化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欧美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上帝；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监控,更多来自祖先和历史”.[]因此,“很多难解的是非困惑,一拿到祖坟面前就多多少少得以缓解.一切道德问题在这里都不需要答案,或早已有答案.”正因身兼文化多元化和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双重身份,韩少功主张保存“一些中国式的教堂礼拜,一种本土化的道德功课.”在他看来,“一旦祭祀的鞭炮声不再响起,那种寂静会透出更多的不祥.”[1、2 韩少功：《革命后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第25页.]由此可见,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祖先祭祀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和道德约束,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应有自己的心灵领地,而不应被铲掉或被洗掉.
在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上,韩少功体现出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在许多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和理性问题上,韩少功同样不愿意做“非此即彼”的简单化肯定或否定,而更多的是根据特定的历史语境,进入历史的“前台”和“后台”,结合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比如在对“”的认识和评价中,他就一直拒绝将“”妖魔化和“全盘否定”.他提醒人们注意这份沉重历史遗产的复杂性,既要看到其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巨大苦难,也要看到其中所蕴含的某种合理性和启示性.因为“‘’是一个事实和情绪的巨大总量,交织了数亿人太多的纷争和尴尬,沉浮和恩怨,遗忘和夸张,以至于任何判断都可能挂一漏万”.[]他还提出：我们 清算革命时代的悲剧和罪恶,甚至可以反思革命手段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当年革命的真实原因.答案不对或不全对,不意味着答案所针对的问题从来不存在.在《革命为何结束》、《革命追问》、《大题琐谈》等文中,韩少功不仅从产生“”的前因后果探究描述这场运动,还从历史的源头,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沉浮兴衰考察“”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就避免了简单化地将“”全面妖魔化.而到了《革命后记》一书,韩少功更是从资源配置、文化传统、制度化、结构性危机、等级分层、与公平等全面系统地反思“”,不仅以当事人的辩证立场和眼光看待“”,既分析其复杂性,肯定某些合理的成分,挖掘其潜在的历史定义和当代价值,还试图去把握总结其经验与教训.这种建立于相对主义和怀疑哲学之上的“”观,显然比“自由主义”者或“新左派”的“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要辩证得多,清醒得多,也深刻得多.当然,韩少功这种卓然独立,既不“右”也不“左”的立场和“”观点,肯定会获得一些人的支持赞赏,也肯定会让不少人不痛快和不以为然,甚至将其视为“新左派”.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第一章对《革命后记》的分析中已有所论及,此处不再繁述.
三庄禅智慧与优质批判
韩少功的思想特质,除了具有相对主义的怀疑气质外,还有一种类似于庄禅的智慧.关于这一点,陈剑晖在《智慧的独语》一文中就认为,韩少功的“智慧的独语,是哲学的散文化,散文的学者化,也是生活常态的文学化”.[1陈剑晖：《智慧的独语》,《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他又进一步指出,韩少功的散文中不仅有“禅宗式诗性智慧”,还有“西方思辨哲学的特征,这种以理性思维为基础,从现象出发而后直逼事物核心的阐释方式,一旦与智慧的大脑、丰沛的心灵相结合,自然会带来一派散文的新景观”.[2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尔后,刘复生在《另类视野与文学实践——韩少功文学创作研究》中,也认为庄禅智慧是韩少功独特的思维风格：“他从不站立在固定的地基之上进行批判与建议,但也从不离开地基进行批判与建议”.[3、4 刘复生、张硕果、石晓岩：《另类视野与文学实践——韩少功文学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第219页.
5 韩少功：《佛魔一念间》,《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正是这种禅宗思想,使韩少功拥有“一种特有的政治智慧”.[]
韩少功的这种禅宗智慧的思维方式,首先与他既入世又出世的人生态度有关.韩少功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作家.他对现实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对历史有清醒冷静的远瞻,对人性有透辟清明的内省.因此,他总是能够敏捷地捕捉到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难点和热点,并站在时代的前沿和人文精神的制高点上,对其进行历史的反思、社会的批判和文化*.另一方面,韩少功又是一个出世的作家.他介入现实而不纠缠于日常生活,他“看透一切”又能理解宽容并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之实事”,[]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无傲气,将心智的高远与处事的随和结合得十分自然的人生哲学,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比较接近于禅宗真谛的辩证态度——一种东方式的“看透与宽容”,一种大彻大悟的现代人格意识的再现.其二,这种禅宗式智慧的形成,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与王尧的对话中,韩少功说他“更愿意区别什么是优质的出世和入世,什么是劣质的出世和入世.我有时觉得很奇怪；中国有如此特殊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当前又在如此特殊的条件下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具有西方学者们所不可能有的经验,其实也就面临着知识创新的大好时机,得天独厚,很多读书人为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可干呢”？[ 韩少功、王尧：《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进步的回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在这里,韩少功强调中国的读书人要重视和珍惜“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自然也包括禅宗文化.我们知道,韩少功是一个好学多思,阅读视野相当庞杂开阔、知识吞吐量相当惊人的“杂食型”作家.他的思想滋养的摄入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马恩的经典理论,有康德的感性与知性,有黑格尔的辨证法,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有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还有巴特、福柯、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更有诸如孔子、老子、墨子的中国元典,尤其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禅哲学,韩少功更是花了苦工默心习研,了然于心.他曾不止一次赞叹：“比较起来,禅宗的中国味道和现世主义色彩,使它显得可以亲近一些.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羡慕”.[韩少功：《看透与宽容》,《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当然,韩少功的怀疑气质和理性判断力,使他在开放性地、为我所用地全面吸纳任何有益的思想养料的同时,保留着一种相对主义的警觉,从而不会形成一种僵硬固定的学术视角,陷进一种既定的理论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一点是我们在分析韩少功庄禅智慧的来源时不能忽略的.第三,还应看到,韩少功的庄禅智慧,不是聪明的滑头和取巧,不是知识的卖弄和炫耀,也不是来自经验和书斋里的智慧.他的庄禅智慧,来自于他读书过程中“知行合一”的经验,更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悟,来自于他内在生命的激发.所以,陈剑晖说韩少功的庄禅智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心血的燃烧”.[陈剑晖：《智慧的独语》,《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韩少功给庄禅注进了积极用世的热能：“从理论上说,禅是弃小我得大我的过程.虚静决不是枯寂,随缘决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之念,当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了”.[韩少功：《佛魔一念间》,《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正是这种“无无念”的庄禅智慧,使得韩少功既不“枯寂”也不“退屈”,而是坚定人文主义的思想立场,“积极进取,大雄无畏”地展开他的文化批判.
韩少功的文化批判,与他的怀疑气质和庄禅智慧密不可分.他的批判,一般来说都十分尖锐犀利,且不乏入世的强烈激愤和观察剖析问题的冷峻：“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韩少功：《灵魂的声音》,《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300页.]《人之四种》、《个狗主义》对世态人心、社会弊病、道德失范、人性弱点的批判同样入木三分.
韩少功的批判锋芒不仅指向世道人心,人的精神的疲软和坠落,对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他同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担忧：“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短”.[2 韩少功：《处贫贱易,处富贵难》,《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技术染指生命,正在淡出‘非自然’的阶段,迈入‘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术正在用鱼和植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冻的新土豆和新烟草.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可能破译出生命的基因.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将造出新的鲜花,新的树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人.到那个时候,你能说它不是自然”？[3 韩少功：《心想》,《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对于消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是韩少功关注的主要方面.在《夜行者梦语》中,他批判了虚无、荒诞、没意思、没深度、“圣徒和流氓怎样都行”等观念,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分解和破碎,是现代主义燃烧的尾声,它对金灿灿社会主流的批评性,正在被妥协性和认同倾向所悄悄置换.它挑剔和逃避了任何主义的缺陷,也就有了最大的缺陷——自己成不了什么主义,不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情和坚定,一开始就隐伏了庸俗化的前景,玩过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义的躁动和后主义的沮丧,是夜行者短时的梦影.[4 韩少功：《夜行者梦语》,《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韩少功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批判,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除了上述几方面,他的作品还涉及到市场化问题、大众文化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教育问题、三农问题、与宪政问题、社会制度设计问题、资本的权力化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权主义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先或后进入韩少功的视野,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应该说,在当代的作家中,还没有哪一位像韩少功对现实的忧虑如此深广,对现实的发言如此地尖锐激烈和明晰.也许正是因此,南帆称他是“一个批判型作家”.[]
当然,重要的不是批判,或者说为了批判而批判.重要的是批判的方式和质量.我们看到,由于拥有庄禅式智慧和思维方式,韩少功的批判从整体来看是高标的、优质的.这种高标优质的批判表现在：其一,这种批判不是一种即兴的发发牢骚或呈一己之快的尖利刻薄,而是一种“有所捍卫之后的积极性批判”.[1、2南帆：《诗性之源》,《韩少功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2页,第333页.]其二是视野开阔,既立土,具有批判知识分子的全球视野,又融进了他对人类的困境和命运的关注.比如,在对中国、亚洲的民族主义和亚洲想象作批判性的文化考察时,韩少功这样追问：
我的问题是：中国人有了“亚洲”又怎么样？中国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亚洲意识？换一句话说：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怎样才能培育一种健康的亚洲意识、亦即敬己敬人、乐己乐人、利己利人的亚洲意识？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不得不回顾“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如果这一现代性经典信条已不可动摇,那么接下去,“本国利益优先”或“本洲利益优先”的配套逻辑只能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来防止各种政治构架（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还是全球的）不再成为利己利人之器？[韩少功：《国境的这边和那边》,《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1页.]
像这样立足于全球视野的现代思想批判,在韩少功的创作尤其是散文随笔中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不难看出,韩少功尽管大多时候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道路作为思考和探索的核心,但他绝不是一个狭隘偏激、鼠目寸光的民族主义者.其三,优质批判还意味着对他人,对不同观点的理解宽容,对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尊重.韩少功与张承志有着极大的不同.张承志对当下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陷、人心不古的社会现状也是深恶痛绝,但他却是“以笔为旗”,以一种非此即彼、绝没商量调和余地的极端思维进行批判,或以某种绝对的宗教信仰为匡扶时弊之道.而韩少功却不是这样.他的批判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批判,基本上杜绝了极端和偏至的思维方式.这源于他的庄禅思维,也得益于他精神的丰饶,得益于他以人文建设和“完美假定”的高标来观察各种社会弊端.比如在《心想》中,韩少功一方面批判技术主义；一方面又为技术辩护：“其实,技术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任何新技术还将成为人类的陷阱——包括电脑”.[韩少功：《心想》,《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韩少功之所以能以理解宽容的心态来对待现代社会中喧嚣至上的技术主义潮流,皆因他有一种庄禅智慧来化解、应对政治、、自由、民族、制度等严肃沉重的话题,也因有庄禅智慧作为润滑剂而显得轻松幽默、饶有兴味,而且呈现出东方思维和西方理性思辨相融合的现代性思想方式.
从思想介入和表达的层面来看,庄禅智慧使韩少功的创作与现实处于一种合理平衡的状态.他既不游离于现实,孤立于现实,又不混同于现实,为现实所役.他与现实保持着近距离的观察,又超然于现实之外做出理智的判断.正是这种不亲不疏,不即不离,既入世又出世,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庄禅智慧,使韩少功的创作不仅具有优质批判的品格,而且达到了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平衡.
（陈鹭,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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