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蒯大富：红卫兵领袖的人生回归，本文是关于人生相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与蒯大富和红卫兵领袖和回归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2009年,64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交谈的时候,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陷入思索.过去4年,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他自己将这种奇怪的恢复归结于180副中药的功效.
罗晓波却认为她的丈夫正每况愈下.这个小蒯大富17岁、瘦小黝黑的女人,快人快语得有些出人意料.“你现在来,他还可以和你交流,要是明年来,就困难了……越来越糊涂.”
“出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是不管怎么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也走过来了,自己谋生吧,也还可以,”蒯大富说,“有人建议我们成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我说这种事不能干的,不能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了.”
世事无常.30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这个掉入尘埃的前风云人物,情绪并不低落,性格也不全然像罗晓波提及那样古怪.他的身上,显现出更多平常人的脾性.谈吐幽默,能一连讲出不少官场笑话.这种状态能够保持至今而不被消蚀,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北京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十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在罗晓波的推动下,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他准备重返北京.当时,北京一家街道办企业计划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有意引进蒯大富来打理,并将此举称为改革开放新举措,给出的条件是：到北京后,蒯大富必须合法经营、不干政治.
尽管有朋友规劝他们不要进京,以免引来麻烦,但想着大展拳脚一番的蒯大富,还是让人风风光光地用专车接进了北京.此后,一个多月时间不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公司怎么也注册不下来,据传还有指示要客客气气地将蒯大富请出北京.蒯大富当时表示,可以不当董事长、总经理,自己就在北京支起牌子擦个车、修个鞋、开个小茶馆儿,但没被允许.
“走的时候就比较惨,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十几个小伙子,开着个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往纸箱里一塞,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为了让孩子能上一个完整的幼儿园,去而复返,罗晓波独自带着女儿又回到了北京.在此前后她自己已经找了一份工作.但不久就被迫辞职了,因为她当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公开抛头露面,谈论自己与蒯大富的生活.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猖狂？有些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带着孩子在北京,就感觉到处有人和你为难,但真不知道那是谁.”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1970年代,“有人一拍桌子,说把蒯大富‘拉出去’.当时要是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能活着就很不错,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商旅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给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5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4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人人买面子,和他同学合作4年半,总业务量做到了9000多万.按约定,他应该从中提成90万,但那同学掏钱如同割肉一般,最后只给了22万外加一套房子,总计40来万.
蒯大富后来选择了单飞.但是病来如山倒,之后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角色出去跑业务,他的公司接着也垮了.
“人要发财,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经历,让蒯大富悟出不少道理,“第一要勤奋,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是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第三靠运气,再勤奋聪明,运气不好也不行；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但终究名气太大,有关方面也要关照一下,有事没事会约他出去喝个茶吃个饭什么的.15年来,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蒯大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当年一到深圳,为了躲避那些蜂拥而来的港澳及境外记者,他另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戴明”,以便缩小被干扰的目标.波折太多,一家人尽量避免任何是非,他们住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发起维权,叫了他们好几次,他们都坚决回避,不愿介入这种群体事件.
但那个历史上的包袱,始终若隐若现,并没有完全摘脱.1990年代末,*户口调动,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根据地方的规定,只有当地户口,孩子才可以上当地的一些好学校,他们的女儿没有当地户口,申请报告交上去每次都石沉大海.最后在旁人提醒下,蒯大富和罗晓波协议离婚.申请表上没有蒯大富的名字,不出几个月户口问题就落实了.
蒯大富将此看作是晚节不保,是一种被迫投降.“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让他稍微屈服一下,他说什么户口？怎么可能？很倔的那种人.”但在多方劝解下,实在没招了,也只得低头.
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复婚.他们的女儿,曾经要求罗晓波立一个书面保证,在蒯大富有生之年,绝不会改嫁他人.她拒绝了.“我从南京嫁到宁夏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劳改犯.有什么需要保证呢？我是深圳义工,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晚境
早早被历史巨浪送上了岸边,那样一段经历,却成为蒯大富和清华一班同学日后聚在一起的永恒话题,而且谈的每每都是细节,这让罗晓波有些搞不懂.故事听得多了,曾经是“红小兵”出身的罗,就认为她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爱好者,并没有什么政治智慧.而他之后的身败名裂,在她眼里,也只是一个由于某种阴差阳错被卷入不同派系争斗的“打手”“爱凑热闹、好出风头”的性格缺陷使然.
“当年向清华派驻‘工宣队’,表明红卫兵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嘛,他们还和人家打起来.什么3个人逃出来发电报,‘清华井岗山（兵团）正在血泊之中,向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老来怀旧.2008年至2009年,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蒯大富的电脑和相册里,保存了他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书桌上,堆着各种各样已发或未发的书刊与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别人给他的历史所做的记叙和整理.晚年,他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错整了一些干部之外,他认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流血冲突,自己也负有责任.这是让他多少年都后悔的事情.
“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清华最后大规模打起来是1968年4月23日,如果当时我主张不打,那场武斗（百日武斗）肯定打不起来.当时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蒯说,“有些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看着他们死掉,是非常心痛的.”
“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定偶然性.‘’,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
这样一段复杂和纠结的历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一言以蔽之.近水楼台,他们的女儿,曾经嚷嚷着要拉罗晓波一道去研究那段历史,但罗晓波坚决不干,她怕碰触到人性的残酷和阴暗一面,况且要研究的这些人,又都是他们相识相交的.
每天,除了在家里为自己熬熬中药,大病初愈的蒯大富,现在还在一家同样是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担当顾问,主要的工作,就是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跑跑单,接洽一些业务.此外,3次病发,动摇了他那种“生命在于静止,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的反潮流主张,经常也会跟着公司的年轻同事和下属出门远足.在罗晓波的提醒下,蒯大富还坚持定期去做瑜伽,而且每天晚饭后要下楼散步.
对于时事政治,他依然保有兴趣,但只限于旁观,也可以说是学习.每天大致要挤出两个多小时翻阅各类报刊,了解各种动态.
2000年,蒯大富去探望一位曾被他整得够呛的老师,他们都是从那个暴风眼里挣扎过来的人.他安慰老师,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这也是我目前的状态,”蒯大富说,“我们这些人,不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某些政策的变化,某些领导的变化,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命运.”
（摘自《南风窗》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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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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