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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1日,深圳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徐景安任副理事长.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之前,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这5只股票已经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公开柜台上市交易,史称“深市老五股”.
“那是我最富的一段政治生命.”现年83岁的黄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初,黄挺曾任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广东省体改委）副主任、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等职.
如今,黄挺除了行动稍有不便,思路依然清晰,一谈起国企改革,双手便不自觉地振奋起来.
让黄挺屡屡激动的广东省体改委正是中国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的地方引擎,除了省级层面,广东省各地市均设有这一机构.它们负责设计、策划、研究以及指导地方各项经济改革,并与高层联动.各级体改委也汇聚了一批改革“闯将”,使得广东国企改革总是超前探索.
探索“放权让利”
中国在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企业制度则像苏联一样一切国有国营.户籍制度把城市和乡村分割为两大块之后,整个城市非农业经济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企业.
这种吃大锅饭的模式导致国企大面积亏损,于是在改革初期,国有企业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开始尝试各项“放权让利”,例如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承包制等.
彼时,黄挺在湛江担任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据他回忆,1978年10月,当时的韶关地区清远县率先开始改革.清远县有十多个国有企业开始了以“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即确定企业利润上交基数,超基数利润分成.
随后,清远又推行利润包干,也就是承包制,撤销各工业局,由县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企业,统一对县财政包干上缴利润,再把包干利润分解到各企业.
在对企业管制过多的年代,稍微一调动企业积极性,效果便极为显著.黄挺提供的数据显示,清远县17家地方国有企业在1977年还亏损31万元,经过一年改革,1978年实现利润121万,1979年又翻番至340万元.清远经验随后推广至全省.
黄挺日后的搭档、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此时正担任江门市委副书记,分管经济改革.据易振球口述（收录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出版的《与改革同行》一书中）,江门国企改革首先打破了计划分配的工资制度,陆续推广至化工、电子、机械、轻工四个行业共计28家国企中,占国企总数的63.6%.
同样,调动职工积极性后,企业的销售收入和职工的工资总额在第二年分别增长了16.96%和16.72%.
不过,无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还是承包制,都没有从根本上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比如承包制的本质缺陷在于,企业和政府之间利益冲突,相互侵权.另外,由于短期承包,企业不愿意长期投资,甚至有掏空企业老本的行为.
黄挺事后也反思,国企承包制改革其实并不顺利,一个显著问题是企业与主管部门讨价还价,企业要压低利润上缴基础,主管部门则相反.他在湛江市体改委参与了大量协调工作,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为了搞活企业,往往是企业获胜.
国企率先股份制
1986年末,国务院转向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改革,曾试图以公司制（当时叫股份制）作为新企业体制的主要形式.即把国企按照私人公司的模式进行改造,国家仅作为股东出资人,不再直接经营企业.
公司制改革起初推行很不顺利,甚至一度停滞.深圳特区第一任体改办主任徐景安原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曾参与起草过中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他曾公开回忆,当时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
其中,最大的担心是搞股份制会把公有制改成私有制.而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又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换药,没戏.“当时就是坐而论道,已改不下去了.”徐景安说.
然而在广东,公司制改革却迅速推进了.1987年,应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之邀,徐景安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来到深圳,他感觉如鱼得水.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
在徐景安的主持下,深圳体改委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布.据此,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
更为超前的是,这些由国企改制的股份制企业还率先登陆了资本市场.1990年12月1日,深圳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徐景安任副理事长.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之前,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这5只股票已经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公开柜台上市交易,史称“深市老五股”.
其中,万科A（000002.SZ）便是在此期间,由一家国企,通过股份制改造,走上了自主经营的道路.知名财经作家王安撰写的《股爷您上座》一书中记录了王石当年的自述,当万科大股东由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下称深特发）变为华润后,王石在管理论坛敲写道：
“1986年深圳政府就下达红头文件,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当时国营集团公司的日子很好过,没有危机感,大家说：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了个婆婆,多此一举.所以没有国企响应.”
然而,王石看到这份文件很兴奋.当时万科正站在十字路口,在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等方面都与上级主管深特发有很大的分歧.当时提出股份制的还有金田和原野,但3家公司均遭到上级主管公司的拒绝.
不过,这3家公司均受到深圳体改委的欢迎.用王石的话来说,岂止是欢迎,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总算有3家国企愿意试点股份制改造.
根据《股爷您上座》的描述,后来,王石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理解万科的处境,帮万科疏通渠道.李灏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不定期地约见3家公司的老总,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张公开发行的规范化股票在上海,比深圳早了两年半.1984年11月,上海首家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公司成立.
可在当时,这则消息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因为上海飞乐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海股票暂行管理办法中,第一条就限定国企和个体户不许发股票,只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
而在深圳,股份制改革开局便直奔国有企业这个主题.
1990年,因股票供不应求,深圳股市几度过热.而增加股票发行的呼吁一直没有得到高层响应,是因为国企改革争议再起.有人指责广东各级体改委乱搞股份制,导致人民银行的存款减少了；还有人担心股票自由流通,国企全部私有化,导致国有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双轨制”在中国资本市场延续了十多年.
几经风雨,深交所差一点被关闭.紧要关头,总设计师于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直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才正式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由16字概括——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由“放权让利”转向企业制度创新.
“靓女先嫁”
上述决定其实不止16个字,还有一段是关于国有企业的进退,“企业经营不善难以为继时,可通过破产、被兼并等方式寻求资产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再配置”.
当是时,历经前期各项“放权让利”的探索,并不成功,国企改革已刻不容缓.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出现了盈亏“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虚盈实亏,只有三分之一还赚钱.到了1995年亏损面已达到33.3%,1997年进一步发展到43.9%.
十四届五中全会后,一些地方开始实施“抓大放小”战略.时任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集团处处长周放生当年是“抓大放小”的亲历者,他曾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叫抓大放小,其实就是把中小企业市场化、民营化,搞产权制度改革.”
1996年前后,山东省诸城市委书记陈光因为力推当地国企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而被称为“陈卖光”.时任副总理朱镕基派了两个调查组去调查,又亲自前往听取汇报,最后批示继续观察.
而据易振球回忆,陈光实际上是在顺德取经后,回了山东才干的.早在1993年秋冬,易振球就在顺德推动了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他提出,把一些好的企业打包卖掉,甩掉政府的包袱.
也就是说,除了供水、供电这些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其它的企业基本上都从国有经济中分离出去了,全部卖给经营者,或者职工集体,变成有限责任公司,归私人所有.
黄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顺德历史上一直比较富裕,桑蚕、水产养殖发达,所以较早有了工业基础.1992年,顺德县委换届,新任书记陈用志新官上任,雄心勃勃提出二次创业.他的领导班子调研发现,许多经营者都是借公有制的壳进行运作,盈利归经营者,亏损却留给公有制企业,导致一些企业资不抵债.
于是,顺德采取了中外合资经营、赎买经营、公私合营、租赁经营、结束经营这5种形式,对国有企业、市镇举办的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公有制持股比例一般保留20%左右,随后逐年减少,直至全部退出.
例如微波炉“世界单打冠军”广东格兰仕集团原就是顺德一家公社办的集体企业,于1994年开始产权改革.当时以梁庆德为首的厂内34名骨干分子与镇政府签署了《企业转制合同》,成为公私合营企业.镇政府仅持股20%,变成小股东,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2011年,又将仅有的20%股份全部转给私人股东.
后来,这种做法被形象地称为“靓女先嫁”,又引起很大争论.广东省有领导亲自给朱镕基写信,批评顺德模式,说是仔卖爷田,搞私有化,是个危险的苗头.
顺德试验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针对这些争论,1994年下半年,易振球亲自带队,前往顺德调研了大半个月.回来后,他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写了个报告.为此,谢非专门在松山宾馆召开了省常委扩大会议.经过两天的内部充分讨论,会议肯定了顺德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黄挺说,当时广东省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做法.谢非认为公开宣扬顺德经验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建议广东省体改委召开推广会议时,不要以体改委的名义,也不要开在顺德.最终会议以研讨会的名义选在东莞召开,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多数人支持了顺德模式.
东莞会议后,“抓大放小”的产权制度改革推广至全省.广东的美的、TCL、格力等14家公司实现了发行和上市.后来,这些企业都成为所处行业的引领者.到了1990年代末,广东省国有大中企业和中小企业改革分别达60%和80%.
接力国资监管体制改革
国有资产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九龙治水”,中国第一个国资监管部门是1988年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其企业司司长管维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各个部门就像铁路,各管一段,都以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身份发号施令.有的管生产计划的下达,有的管人事,有的管资金.可国有企业出了事,往往又面临无人负责、互相推诿的状态.
同时,各个政府部门还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相当于既是一个行业的裁判员又是下属国企的出资人,具有天然矛盾.
易振球在江门国企改革时就发现,国企改革工资制度后,企业效益有了大幅提高,然而,企业总是要由政府部门审批,严重干预了企业的市场行为.于是,他在江门就开始酝酿政府机构改革.
易振球打算把政府管工业的机构撤销,全部改成自负盈亏、自食其力的公司.当时是1985年,几乎没有人支持这项改革方案.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怕改了之后,找不到对口部门,地方也就拿不到的资源.
所以这项改革虽然因保留人事等各种努力,最终推行,但效果不佳,根本原因还在于过于超前,很难与对接.
到了1990年代中,已经是广东省体改委主任的易振球再次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7个部委办,除了广东省体改委,其余6个都反对.”黄挺记得,有一次省里开常务会议,易振球提出改革,结果无人响应.
当时,深圳体改办主任贾和亭已经在深圳率先突破,创造了“国资委—运营机构—企业”架构.黄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谢非很关心这项改革,1994年夏天,由他陪同谢非去深圳考察.回来后,由黄挺起草深圳经验,转发各市.
但是,由于对深圳模式的认识不一致,有的地方成立了国资局后不久就撤销了,有的地方仍是按兵不动.各地改革阻力很大,进展缓慢,其中也包括深圳自己.
2003年,张思平到深圳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分管国企,并负责全市的改革工作.
此前,张思平曾接替徐景安担任深圳体改办主任.他在任上推动了一百多家国企加入改制大潮,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帮助华为由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变为了全员持股的公司.
2016年,张思平曾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他回忆说,他第二次回到深圳的时候,深圳国企改革已陷入了停滞状态,后来历经7年时间,终于基本完成了国有企业改制退出、调整结构、转换机制、重组上市等国企改革的目标任务.
阻力最大的一次是2006年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党政机关所办企业的划转,当时一次性将五六十个党政机关所办的三百多家企业彻底脱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全部纳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张思平认为这次划转和改革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局”.但他认为深圳作为特区,应当在改革创新方面为全国做出示范.“假如应该改、能够改的事不勇敢地去做,国家还在深圳搞什么特区？搞什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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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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