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平台型治理：内涵、缘由与价值析论，本文是关于平台方面本科毕业论文范文跟内涵和缘由和价值析论相关论文范文素材.
刘家明
（江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以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和机制.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平台时代、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的产物,也是走出治理困境、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重视和加强平台型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平台型治理；公共平台；多边平台；双边平台；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3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2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16XZZ015）；江西理工大学博士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多边公共平台战略模式研究”（jxxjbs17067）.
作者简介：刘家明（1981-）,男,湖北安陆人,管理学博士,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战略研究.
一、平台型治理的内涵及特征
1.基础概念：多边（双边）平台.“双边平台”(two-sided platform)研究起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irole等人提出的“双边市场”模型,这是一种结构会影响市场两侧用户交易量的市场［1］.在双边市场中,平台是把不同类型的用户联接起来的基础性产品,其他主体借以提供互补产品、服务和技术［2］.双边市场必然存在双边平台,双边平台强调组织开放合作的经营战略.后来学者发现,在平台网络中存在更多类型的群体.因此,“多边”比“双边”的称呼更准确,但二者本质相同.Hagiu将双边(多边)平台界定为：使两类(多类)用户群体纳入其中并促进他们直接互动而创造价值的组织［3］.多边（双边）平台可以看成是平台经济、平台产业、平台组织和互联网+的落地形态.
在合作治理领域,参与共治的群体类型多元,选用“多边公共平台”概念是合适的.多边公共平台是公共组织连接生态系统中的多边群体,在治权开放和资源共享的基础上提供互动机制以实现群体间相互满足的支撑体系［4］.“治权开放”是识别多边（双边）的核心标准,使之与平台的另外两种基本形式——生产平台与技术平台区别了开来.
2.平台型治理的定义.平台是一种创造价值的过程,是通过推动两组或更多相互依赖的客户群体之间的互动而创造价值的［5］5.多边平台本身是一种产品供给与协作创新的组织战略,是多元利益主体实现合作共治的运行模式.简言之,平台型治理是以双边或多边平台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和创价机理.更进一步地说,平台型治理是在公共部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载体、基础设施、共享资源和互动规则,联接生态系统中的双边或多边群体,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
以多边（双边）为基础的平台型治理模式,是公共产品多元供给（有别于自主生产）的一种策略和模式,其实质是政府等公共组织的开放式互动合作模式.它不同于生产自销模式——像行政服务中心那样的“自动售货机”政府；也不同于经销模式——单纯的买入卖出模式,例如公共服务外包；也不同于供应链的垂直整合模式——供应链上上下游组织的加盟或合并［6］.平台型治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平台生态系统内的共同利益与整体效能最大化.平台型治理的基本途径是,平台主办方开放治权和平台资源,并把利益相关群体联结在平台上,通过平台规则和平台战略推动用户群体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和权益实现,与此同时巧妙地履行着自身的责任与使命.
平台型治理的前提是治权和平台资源的开放共享,其中重点是公共事务治理和公共品供给的多项权力开放共享,不仅包括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的开放、数据及信息渠道的开放、资金供给或技术开发的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公共品生产经营权,公共服务开发运作权、决策权和话语权以及监督评价等公共治理权力的开放.
3.平台型治理的特征.多边平台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平台有被大量用户应用的基础性技术或者产品；二是平台将大量用户汇聚于一个共同目的与空间；三是平台通过更多用户、更多补充的产品和服务使其价值以几何级增长［7］23-25.因此,平台通过推动他方的互动合作实现自身的壮大,发挥了一种杠杆的作用,撬动了各方的资源和能力,扩展了组织原本有限的资源与能力,实现了生态系统内群体间的资源与能力的连接共享,为无边界合作夯实了基础.
平台型治理的特征根源于多边（双边）平台的结构及特征,其优势源自平台思维产生的优势.平台思维就是鼓励利用其他组织的能力和资源来产生补足者创新的新型范围经济,目的是利用网络外部性和广泛的生态系统创新将供应商甚至竞争对手变成补充者或者合作伙伴［7］203.平台思维实质是一种开放互动的网络合作思维.公共产品要么由政府来生产,要么由企业来生产,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平台模式意味着二者甚至还包括社会组织参与的合作供给［8］.平台型治理模式的特征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平台型治理的核心特征是互动合作.平台连接的利益相关群体构成了平台生态圈,其互动合作形成了价值网络.平台型治理通过推动互动合作满足多边群体彼此间的需求,而不是由平台主办方替代多边用户群体之间的互动来直接满足需求或直接生产产品.双边（多边）公共平台只是为平台用户群体的互动合作提供载体、空间和规则,发挥“催化剂”的功能［5］19.
政府等公共部门通过创建多边（双边）公共平台,尤其是通过供给平台治理规则、平台基础设施等核心创价关卡,施展平台领导力,不仅有利于公私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而且有利于发挥公共部门的掌舵、调控和平台领导能力.总而言之,平台型治理是一种可以实现互利合作的公共产品多元供给模式,是一种开放互动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实施路径,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操作指南.
二、平台型治理的提出：时代环境与现实诱因
公共平台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实践,已成为一种常态的经济社会现象,以致于平台时代已成为全球各界人士的共识.平台时代及其平台实践必然呼唤公共部门的平台型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的提出,不仅是因应时代环境的大势所趋,也是走出治理困境的现实、推动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1.时代环境呼唤平台型治理.大量证据与迹象表明我们正处于合作治理时代.在合作治理时代,治理实践遍地生花,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植入政府的改革议程和战略部署.合作治理生态系统中的多元利益相关方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共同事务的过程必然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空间与场所、渠道及规则,即必须依赖于开放共享的平台架构与平台治理模式.因此,合作治理的理念要落地生根,治理机制要付诸实施,需要借助多边公共平台的创价模式,治理生态系统成员的互动合作离不开平台型治理模式及其空间、渠道与资源.
当前,全球化3.0时代已经到来.平台能够使世界上任何主体出于各种目的开展互动合作；每种合作要么由平台直接造就,要么在它的推动下得到强化；社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建设平台设施或连接到平台的主体那里［10］.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网络社会和社会实体网络渗透交融,使得网络社会真正到来.网络社会打破了不同阶层社会互动的壁垒,社会化的力量促使人们开展开放的协同活动,在社会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机械的行政管理方式失去了效果［10］.网络平台与数据技术为公共治理的平台化运作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而且,网络平台有助于使政府的实体服务和在线服务相融合,使商务平台与政府平台互联互通,将平台延伸到公共领域、商业领域的每个角落.
在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在新型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的推动下,用户导向的以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协作创新、平台型嵌入创新已成为创新的新模式.政府2.0是以合作共治为使命、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基本特征是开放（包括平台的开放与数据的开放）、多元参与、互动协作.与创新2.0的优良属性相同,政府2.0也强调用户参与、互动协作和结构开放,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互动［11］.
平台经济的成功和席卷全球的平台革命意味着平台时代的到来.在平台时代,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微经济相辅相成,平台经济是基础,赋能共享经济,引领微经济成长［12］.只有构筑与平台经济适应的平台型治理模式,才能顺利推动经济社会创新与转型发展［13］.多边平台理论及其实践模式对公共产品多元供给与协作创新、公共事务合作共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言而喻.
总之,合作治理时代、全球化3.0时代、信息时代与网络社会、创新2.0与政府2.0时代、平台经济时代共同构成了平台型治理模式的深刻时代环境.平台战略的兴盛与平台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为平台型治理提供了实践参考和理论基础.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公共产品的协作供给与公共服务的开放创新必将引入基于多边公共平台的治理模式.
2.走出治理困境的现实诱因.当今时代,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及挑战与日俱增,行政化管理及其垂直思维的局限凸显.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不仅表现出回应迟钝、运行低效、机构膨胀等失灵症状,而且在多个方面遭遇合作治理的困境和挑战.
复杂性与不确定日益增强的环境使公共事务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增加,政府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与能力已显得力不从心,既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要推动公共服务创新,考验着政府的思维水平、平台工具与治理能力.为了降低运作成本同时增强公共服务创新,政府必须利用新的方法、工具和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有助于实现精简高效政府［14］.
在公共治理中,除了资源,价值和过程同样重要.政府等公共部门有丰富的资源去满足社会需求,但价值和过程往往是社会组织的长处.社会组织虽然资源有限,但贴近社会和公民需求.政府部门长期受到官僚制及垂直思维的束缚,无法正确把握公民的权益诉求,无法设计合理的平台运行过程［15］.社会协同治理格局的落地最终取决于主体和机制层面的平台建设［16］.因此,政府必须与社会组织等平台的补足品供给者结盟,吸纳其参与平台的运作,形成多方的优势互补.
综上所述,公共事务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公共需求的差异性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等治理的复杂性特征,产生了治理变革的动力和需求.只有建构比环境更加复杂的治理模式,才能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挑战.我们处于一个既分散又统一的世界：服务环境、生产环境逐渐集中统一,而消费环境越来越分散、细化和多样化［17］.这种复杂的趋势决定了处于枢纽位置的平台组织进一步壮大.当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多元化且难以预料以及技术具有不确定性时,选择的价值就很大；当补足品具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时,外部补足品生产者对平台的价值就很大.如果平台所有者不能满足这些多元化选择的价值,就必须吸引外部的互补品生产者进驻平台［18］.未来的合作治理、公共服务及公共品供给主要是基于平台的运作模式.面对治理的各种挑战和治理变革的趋势,平台型治理模式为公共部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三、平台型治理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平台型治理研究的理论价值.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ean Tirole 2001年前后研究双边市场理论以来,双边（多边）平台研究在国内外掀起一股热潮,平台经济学和平台战略学研究逐渐兴盛.美国还专门成立了平台战略研究与咨询机构——Platform Thinking Labs,《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第4期就刊发了3篇相关论文.但是在公共治理和行政管理领域,对公共平台原理的研究鲜见.与当前方兴未艾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多边平台理论相比,多边公共平台研究明显滞后.但是,近年来美国出现了借鉴多边平台理论与平台企业案例来研究政府平台与平台型治理的趋势.例如,Walrens & Ballon（2013）研究了公共治理视角下的智慧型城市平台建设,又如Tim O’Reilly（2010）的政府多边平台研究、Marijn Janssen等人（2013）的平台型治理研究［19］.
公共治理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研究,但治理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治理理论利用了其他学科的诠释,却造成了语义的混乱,因为不同学者对治理的理解不同.即便是细分到网络治理或协同治理,其解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出现二者相互解释的情形.因而,“治理理论丛林”看似形成,却有些混乱.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治理理论强调多方参与,却无法达成共识,更无法明确给出参与的具体框架；试图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多种力量,发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作用,却缺乏明确的操作体系［20］.为此,一种实施框架更加可行和操作性更强的治理理论——平台型治理亟待提出.
2.平台型治理研究的实践意义.平台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政治界、产业界、科技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公共治理领域亦不例外.公共平台以其强大的资源整合、互动互利、合作共治等功能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各国都纷纷建设公共平台,德国、丹麦、美国等国家开展了公共服务平台与开放型政府建设,例如美国的社区公共卫生平台建设［21］.正如畅销书《平台战略》所预示的那样：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广大领域,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可以借助多边平台模式创造公共价值［22］.公共组织在生态系统中与其他组织和群体紧密联系、互动协同,都可以借助平台的能量更好地创造公共价值.
事实上,我国各地的多边公共平台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在国际合作（如“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政治（如“”、政治博客）、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如创新创业中心、博览会、产业园、开发区等）、社会与社区治理（如听证会、基金会、社工服务中心、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CSSCI杂志等）、公共服务（如“一卡通”、继续教育中心、培训中心、公共文化平台、休闲娱乐平台、体育竞技平台）等领域应用广泛.但这些仅仅是多边（双边）公共平台的冰山一角,平台型治理具有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发展空间.平台型治理实践在我国已初露端倪,迫切需要相关理论的指导.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平台型治理大势所趋,然而传统的公共平台实践存在多种缺憾：部分公共平台有名无实、“平台”用语泛滥；公共平台界定模糊,定位与使命不清；公共平台资源投入不足,开放性、共享性欠缺；公共平台管理机制不健全；公共平台的运行流程不够平坦顺畅,平台间的互联互通有待改进；用户间相互吸引的网络效应未能显现,平台运行质量与绩效有待改进；公共平台的功能扭曲时有发生,平台失灵比较常见,等等.因此,研究平台型治理模式有助于探寻平台建设、运行和管理的科学规律,走出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有助于矫正现实中公共平台的公共性、公平性、平坦性、开放性与互动性的扭曲,以提升公共平台的绩效.
最后,合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协商与合作的过程,平台型治理模式无疑是开放合作型治理最佳的工具选择.多边（双边）公共平台为合作共治提供了机会、空间、条件和运行机制,扩展了公共部门原本有限的资源与能力,为网络协同治理提供了实现机理和运作模式.平台型治理模式意味着公共部门将其他治理主体吸引到公共平台上来,并将公共品及公共事务的相关治权开放给其他组织,这对生产与供给、管理与治理进行了区分,有利于打破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推动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与治理模式的转变,有助于实现公共品的多元供给和公共服务的协同创新.平台型治理模式能够节约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创造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创新柔性等经济价值,为互动合作、协商对话、参与共治提供渠道和规则.当多元群体间缺乏合作机制时,或者互动、合作的交易成本过于高昂时,当公共服务需要多元供给与创新时,平台型治理是必要的［23］.
结语
平台型治理是公共部门在治权开放共享的基础上利用多边（双边）平台的空间、资源与规则,联接相关利益群体并促进他们之间互动合作、相互满足并创造公共价值的治理模式.提出平台型治理模式,既是对当今时代环境思考与回应的产物,也是应对公共治理挑战、指引公共平台实践的需要,更是平台型治理的战略优势吸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Rochet,J. C. Tirole,J.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1, 1(4)∶1-45.
［2］Thomas Eisenmann, Parker G, Van Alstyne M. Strategies for two-sided market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11）∶1-10.
［3］Hagiu,A. Merchant or Two-sided Platform［J］.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2007,6(2)∶115-133.
［4］刘家明. 公共平台建设的多维取向［J］. 重庆社会科学,2017（1）∶29-35.
［5］Did S.Evans Richard Schmalensee. Catalyst Code: The Secret behind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Companies［M］.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7.
［6］Andrei Hagiu, Julian Wright. Multi-Sided Platform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15(43)∶162-174.
［7］Michael A.Cusumano. Staying powder: Six Enduring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in an Uncertain World［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8］Tim O’Reilly.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J］.Innovations, 2010,6（1）∶13-40.
［9］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57-159.
［10］蔡剑.协同创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4.
［11］宋刚,孟庆国.政府2.0：创新2.0视野下的政府创新［J］．电子政务,2012（2）∶53-61.
［12］阿里研究院.平台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0-22.
［13］陶希东．平台经济呼唤平台型政府治理模式［J］．浦东发展,2013（12）∶36-39.
［14］Marijn Janssen and Elsa Estevez. Lean government and platform-based governance—Doing more with les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3(30)∶1-8.
［15］王旸.平台战争［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106.
［16］欧黎明,朱秦.社会协同治理：信任关系与平台建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9（5）∶118-121.
［17］赵镛浩.平台战争［M］.吴苏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9.
［18］Carliss Y.Baldwin, C.Jason Woodard. The Architecture of Platform: A Unified View［R］.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8.
［19］Walrens, N.,Ballon, P..Platform business models for art cities: from control and value to governance and public value［J］.Communications Magazine, 2013, 51（6）∶72-79.
［20］姚引良,刘 波,汪应洛．网络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J］．人文杂志,2010（1）∶76-85．
［21］Lucinda L. Maine. Viewpoints: Optimizing the Public Health Platform［J］.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2012,76(9)∶1-3.
［22］陈威如,余卓轩．平台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79．
［23］Hagiu,A.,Wright,J. Multi－Sided Platforms［R］.Working Pap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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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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