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红磨坊读徐兴正小说《红》，本文是红磨坊读徐兴正小说类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与徐兴正和红磨坊和小说类论文怎么写.
在小说《红》中,徐兴正通过精巧的叙述、微妙的比喻、考究的细节、合理的情节,精准而深刻地为读者揭示出“红”这一核心概念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徐兴正的《红》如同好莱坞电影《红磨坊》,各式人物、场景、情节,带着鲜亮的“红”,纷纷登场,为读者献上一出精彩的舞台剧.
红的命名：三个隐喻——红、红裙子与血
一、红
掀开文字的帷幕,走进“红磨坊”的舞台,红是一种“语言”,徐兴正借助《红》,对世界展开命名.
“红”是一种生活常态,它和我们的呼吸一样,与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密不可分.“红”以其艳丽浓烈的颜色引人注目,人们赋予“红”热情、奔放、乐观、激动等积极意义,同时,人们根据立场和需要,赋予“红”忠诚、贞洁、奉献、惨烈等深层内涵.
小说家徐兴正从人物共性、生活常态中提炼和塑造了一个集共性个性于一体、合生活美学为一身的核心意象——“红”,并通过小说《红》为我们呈现出来.小说中,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计,还是情感的表达、主题的揭示,徐兴正的叙述都始终立足于“红”.文中出现了大量带“红”的、有深意的事物——草莓、红裙子、小红（姓名）、红色运动服、《一块红布》（歌曲）、血、殷红的花朵、初潮、脸蛋、红色塑料桶、红色的指甲油等等.在徐兴正的思谋之下,人物是“红”的化身,情节是“红”的延伸,内涵是“红”的隐喻.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或多或少,或浓或淡,都带着“红”的痕迹.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主要目的的文体,人物的刻画决定着小说的质地和深度.徐兴正对每一个人物的刻画都极其认真、极其用心,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甚至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他都力求刻画得鲜明而独特、真实而具体.其诙谐的笔调、精准的描写,让每个人物都有了自己独特的存在感和话语权.
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在第一部分,因姐姐生病而贷了一万块钱,刚失恋的我“穿过鲁甸县城邱家巷,去一条街上的信用社转利息.”“我不自觉地从信用社前面这条街拐上了另一条街,朝一个服装店走过去,”那店里有一条“我”女朋友小红试了很多次、我一直没买下、导致我们分手的红裙子.可是“红裙子”不见了.满心惊讶的“我”随即在一张小汽车上看到了曾经的高中同学、如今的“人物玩家”李东,李东身边坐着“我”原来的女朋友小红,“而且,那条红裙子就穿在她身上.”
二、红裙子
“红裙子”是徐兴正在广泛而共有的“红”的意象之上进一步提炼出的经典形象,它作为矛盾冲突的原动力,成为具有代表性和暗示性的标识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红裙子”穿在女人身上,也穿在男人心里.小说中,“红裙子”作为有特殊寓意的服饰,先后被几个主要角色——女朋友“小红”（红裙子）、女同事“小赵”（红色长裙）、女同事“郑珊珊”（红裤子、红短裙）、高中同学“李东”（红裙子被李东买走了）——所拥有.“红裙子”的寓意,通过“我”的叙述,一步步揭示出来：“我女朋友小红太喜欢那条红裙子了,她穿上它,比过去我们高中英语教师姚冬还——还怎么样呢,不单是漂亮、妩媚,而且还让人激动.”
女朋友小红之后,红裙子出现在英语老师姚冬身上：“姚老师第一次来上我们英语课,她穿着一条红裙子.红裙子使姚老师的脸蛋白里透亮,奔放得令人神往.红裙子也使姚老师裸露的手臂和小腿白里透出瓷的釉彩,收敛得让人绝望.姚老师更使我们感到干渴,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得到滋润.一堂英语课下来,我们的眼里、心里、脑海里,只有一片红,姚老师的红.”
“红裙子”随后变成了“郑珊珊”的“红裤子”：“她穿着一条红裤子,这种裤子短了一截,有一段小腿还在外面.我们感觉到这条红裤子对她真够体贴的,显现出她所有的青春活力和端庄.她的上衣看起来是一件俗艳的花衣服,但细究之下,又是那么得体,似乎处处藏着心机,既调和了奔放和收敛的反差,又不去掩饰放纵和粗野.”“那天,连那些老同志都很激动.当然,我自己更是激动不已.”徐兴正用“激动”这个词将男性见到“红裙子”时的状态勾勒出来,幽默机智的语言,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徐兴正简笔勾勒出一个字母“S”,将“小红”“小赵”“郑珊珊”等女性身上所带有的“红”的特质,凝练成一条“红裙子”.“红裙子”是“红”的借代,也是“红”的象征.在女人心里,“红裙子”代表着自信、美丽、青春、漂亮、气质,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驾驭“红裙子”；在男人心里,“红裙子”是众多漂亮的女性的外形,代表着女性的性感和男性的.“红裙子”是对的隐喻,而且红裙子不仅仅是的象征,更是女性优越感与男性权力感的外显.
三、血
“红裙子”是“红”某一方面的固定体现,“红”需要一个更深刻的载体.随着情节的推进,红,逐渐从众多纷繁的“外相”中化繁为简,凝结成另一核心意象：血.
徐兴正通过对第一个主要人物“小春姐姐”的遭遇,将“血”这一意象引入到读者的视野中.小春姐姐的存在,并没有直接介入到几个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之中,小春姐姐出现在自成一体、独具魅力的矛盾里.在文章第一部分,“我”去转利息,自然地引出了“小春姐姐”.同样是运用借代的手法,与其他女性以“红裙子”（服饰）借代不同,徐兴正用一种“感觉”——痛——借代小春姐姐：“小春姐姐生病七八年了,先是腰痛,尾椎那里痛,然后是整条脊椎痛,痛得直不起身子.通过不足一个月的治疗,终于全身都在痛了.”
痛,是小春姐姐存在的形象与状态.
因为不可知、不可忍的痛,所以姐姐要吃一种叫“非普拉宗片”的止痛药（真实的细节）.“这种药原本每日限量两片,她的日用量却超过了十片.天知道会吃出什么麻烦来.”
几个场景跳转之后,在第三部分,“在一两个月以前,外侄,姐姐上五年级的那个小女孩,写信告诉我说,姐姐已经不痛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反正突然就不痛了,我不要再买止痛药带回去了.”“过年前一个月左右,小春姐姐给我送猪油来.”姐姐为我“做麦疙瘩饭”,“姐姐失手砍在她的左手小指上”,“但姐姐似乎毫无知觉”.“以前是无休无止地痛,但现在是不会痛.即使砍掉一截手指,十指连心,也不知道痛,痛这种感觉彻底消失——丧失掉了.”
小春姐姐的痛与不痛,是描述的两个极端.这一组对比的出现,拉大了人物刻画的空间,也加大了人物刻画的力度.小春姐姐的痛,也是“我”的痛,或者说小春姐姐不论痛或不痛都是“我”的痛.这种痛逐渐集结,凝结成另一核心意象：血.“姐姐起初并不相信这个事实,她从盆里捡起那截断指端详,断指上粘着麦面末和已经搓成的疙瘩,并且还会滴血,看到血珠在脚下的水泥地板上滚动,煸满灰尘,最终变为一粒粒泥球,才放声大哭起来.”
我和姐姐去到医院,姐姐被某医学博士团的医生敲打——“两只膝关节至少敲打了一千下”；听诊——“听诊器还在姐姐的断指上停留了至少十分钟”；撑眼——“撑了左眼撑右眼,搞得姐姐泪流满面”；搔痒——“轻、重、缓、急地搔”.一个年老的男医学博士“突然拿出一把小钉锤来,‘咔嚓——’一声,敲掉了姐姐的一颗门牙”“血水沿着她的下巴往,但她一脸麻木毫无痛苦的表情.”
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摧毁给人看,徐兴正通过文字,将姐姐的痛转移到了读者心里,让人不忍直视.在这时,隐藏在“痛”里的“红”的寓意,才揭示出来：红是隐喻,姐姐的红——浓于水的血——是亲情的化身.亲情是“红”的,在徐兴正的隐喻下,“红”是亲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痛的存在.这种亲情之红,是爱莫能助的痛,以“血”的形象展现.
其他几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红”,最后都以“血”的形象呈现.同样是“红”,同样是“血”,又因人的情感、立场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属性.徐兴正的命名,将普通人的生活高度地概括为“红”,又在“红”中精准分类,区别出不同情感色彩的“红”.这使得“红”既有生活气息,又有美学意味.
红的命题：三个舞台——我们单位、1949 和二手房
舞台,为人物活动提供场所,更确切地说,舞台为人物的“选择”提供场所.场所,一方面成为背景和立场的暗示,另一方面则为读者呈现出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就是一种“场所”.
一、我们单位：小赵和我和郑珊珊
“我们单位”是一个重要的场所.第二部分主要叙述的是“我们单位”同事小赵和郑珊珊之间的暗战,“我”即是旁观者,又是当局者.郑珊珊和小赵的出场,在一个流动的循环对比中.新同事小赵来我们办公室那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弯着腰安装碎纸机、“露出一部分肌肤”的女推销员上,对相貌平平的小赵都有些漠然,“完全不像郑珊珊调进我们单位那一回.那天,连那些老同志都很激动,当然,我自己更是激动不已.”“如果没有郑珊珊——再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女推销员,也许小赵还能吸引一下我们的注意力.”
三个女性形象的相互对比中,以“女推销员”为中线,小赵和郑珊珊在我们单位*事的比较中,走向两极.小赵黯淡无光,郑珊珊光彩夺目.这三个女性的对比,其实可以看作是小说中大部分女性（除了姐姐）的对比,小赵处在最下方,女推销员、小红、刘姓妇女是居中一方,郑珊珊则高高在上.徐兴正巧妙地设计了一场小赵和郑珊珊的正面交锋,引爆点在女性的年龄上.当着*事的面,郑珊珊先报出自己年龄,“78 年的,算小妹子吧”,然后很随意地问小赵：“你呢？”小赵的回击引起了同事的哄笑.“郑姗姗身上仿佛顶着一个光环,使‘我们单位’的女人,乃至县城的所有女人,都显得暗淡无光.”而小赵“笑起来下巴显得太尖,眉毛会拧在一起.我很不忍心盯住她的脸.”
这场暗战中,无论是从服饰、年龄,还是心机、风韵,郑珊珊都完胜小赵.“我们单位”的*事,包括我,在这场评判中以貌取人,一边倒地将目光投向郑珊珊.
随后,不甘心的小赵与郑珊珊“争奇斗妍”,小说用了一大段笔墨描写小赵试图通过刻意打扮、费心整容予以回击,但“最后还是对自己失去了信心”,随后,“在一直没有任何人追求她的情况下,她开始追求我.”“我突然感到厌烦,感到恶心.”“我”拒绝了她.
梦作为一个场所,带着寓意出现了.“晚上,我两次梦见了小赵.”一次是,小赵在擦四楼玻璃时,掉了下来,“鼻孔和嘴巴里开始渗出血来.”另一次是我到一个什么房间去找小赵,小赵身上没有正常地穿着衣服,“当我置身于丝绢之中时,我才看清那些红色其实都是血迹.小赵微睁双眼,仿佛我俩是在梦中幽会.她轻声的告诉我：‘我的姑娘之身,等待你的到来,等待你的降临.’”
有人偏激地认为性是梦的根源,人类一切活动的能量,皆来自性能量.关于“小赵”的两次梦,揭示了“我”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第一次梦见小赵,“我”希望她死去,这是我嫌弃、反感、拒绝她的表现,第二次梦见小赵,表现出我对小赵的觊觎和渴望.“梦”表现出“我”内心的复杂和矛盾,梦见“小赵”的两场梦,是两场异质同构、殊途同归的梦,一场是噩梦,一场是春梦,却都带着“红”的气质,“红”化身为“血”,弥漫在梦的空间.
在“我们单位”这一舞台中,出现一个次要但重要的人物：“刘姓妇女”.“刘姓妇女”是旁观者的代表人和发言人,徐兴正借刘姓妇女之口,交代出一些情节和观点.以服装的变化借代“刘姓妇女”是徐兴正刻画这一人物的主要手法：“开始穿敞开的吊带衫时”“刘姓妇女那一天穿着蚊帐袜”“她身穿一条白裙,脖子上挂着一条丝绢,是绕了一个活结挂上去的,剩下的两端从她的背后拖下去,裙子把她的半截背脊露在了外面,丝绢恰好盖住了两片肩胛骨.”“凉鞋留有一些长带子,带子是粉红色的,缠成网,套住了小腿.”
刘姓妇女的服装总是随着不同的出场而变化,一方面,服装代指人物,也暗示人物的心理.刘姓妇女变化的服饰上,有着她本人急欲表达的性暗示,也有着我们“小县城人”对于“性感”所做出的最大理解、想象和尝试.另一方面,变化的服装和“红裙子”形成对比,刘姓妇女的换装、裸露与小红、郑珊珊、姚老师的年轻、漂亮形成一种心态复杂的对比,为文章增加了一层可咀嚼的深意.刘姓妇女的存在,对推动情节发展,揭示出旁观者的群体心理,对主要人物的心态变化和命运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1949：姐姐和我和郑珊珊
“1949”是“人物玩家”李东开的酒吧,“1949酒吧……凡是你想干的事情都能干.”“我”一直都没去过李东开的1949 酒吧.原因是“1949 酒吧正对面开着一家发廊,叫姑娘草发廊,里面有很多姑娘,只要1949 酒吧的顾客需要,姑娘们就到他们那里去,而我们村庄偏偏也叫姑娘草坡,我接受不了.”
“姑娘草坡”和“1949 酒吧”在“我”心里,是一组对立的存在.姑娘草坡贫穷、苦难,1949 酒吧奢华、迷乱；姑娘草坡有病重的姐姐,1949 酒吧有姑娘草发廊诱人的姑娘.徐兴正通过一场关于姐姐的“梦”将“姑娘草坡”“1949 酒吧”“姐姐”“姑娘草发廊的姑娘”集中在同一个红磨坊的舞台之上.
梦,可以看作是一个潜意识活动的场所,也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一场梦中,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而借助梦揭示的主题不仅鲜明,而且还带有暗示意义.“梦”是徐兴正详细描写的场景,也是“红”的一种化身.在我们的常识中,“梦”与“现实”是相对立的,我们往往将在现实中求而不得的希冀诉诸于梦.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有个观点：“梦是愿望的满足.”“梦的内容是由于意愿的形成,其目的在于满足意愿.”小说《红》中,徐兴正两次详细地写到“我”的梦.第二部分结尾处第一次写到“我两次梦见小赵”,在第三部分结尾处第二次写到梦：“姐姐回去以后,我经常梦见她.”
梦境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第三部分中,断指不痛、检查无用的姐姐“回去以后,我经常梦见她”,徐兴正将两种气质不同的梦杂糅在一起.“我”梦见少女时代的姐姐去捡散落的核桃,“被红籽刺剐出了许多道口子,被荨麻蠚出了几层泡泡,一定又痒又痛.”姐姐的“痛”与“不痛”是一组贯穿姐姐命运的对立,姐姐不痛不痒的事实正是我不愿提及、不愿承认的痛苦所在,“但是如果出现在梦里,就绝不仅仅是偶然事件的巧合.梦中唤起的痛苦感情,正是为了阻止我们提及或者讨论那些痛苦的事情.”（《梦的解析》）梦境成为我希望姐姐正常、健康的愿望的满足,但现实可以影响梦境,梦境却无法改变现实,梦境反衬出“姐姐”已经面对着残酷的命运.
“我的梦太乱了”,梦的场景随后转移到李东的地下酒吧“1949”,我到一个秘密房间看表演.“好像我是酒吧的常客”,两个穿短裙子和吊带衫的姑娘,帮我洗澡、帮我扑爽身粉、帮我穿衣,送“我”进秘密房间看表演.“1949 酒吧的姑娘”是一个统称、是一个群体,没有独特的相貌,漂亮诱人的“郑珊珊”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对1949 酒吧姑娘们的概括和替代.“我”竟然看见郑珊珊,“那个天使一样的姑娘,在1949 酒吧的一个秘密房间跳.”
随后,“我”还看见姐姐被两个穿红裙子的姑娘架着,“为我们表演痛——表演不会痛.”姑娘让姐姐先走几步,证明没有施行麻醉,然后按“我们”的要求,“在姐姐的左乳上划了一刀,又在右乳上划了一刀.”“另一个姑娘开始挤压姐姐的刀口,让它们能流出更多的血来,然后把血擦在一张白色的丝绢上.”
一场梦境,姐姐、郑珊珊和“我”同时出现在1949 酒吧的舞台上.荒诞,是梦境的逻辑,“我”在梦境中先后看到了姐姐和郑珊珊的*,她们的*带给“我”不同的冲击,关于她们的梦境也是两种相同色彩、不同性质的梦.春梦与噩梦都是红色的,都是红色的血,却代表着渴望与恐惧、与死亡.一场春梦无法包裹住一场噩梦,第二场梦境摧毁了第一场梦境中建立的希望,“梦”暗示了姐姐的悲剧命运,“血”最终成为“梦”的核心,而在与“梦”对立的现实中,我的期盼未能实现,我的恐惧却正在发生.
三、二手房：我和小红和李东
二手房是全剧矛盾冲突集中爆发、情节走向的舞台.“二手房”本身也是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意象,与之意义相近的还有：“浑水”.文中多次出现“塘水”“清水”“浑水”等意象,这类带有歧视意味的词语,代指女性的身体.保持贞洁最基本也是最终极的标准,便是保持身体的洁净,这是男性的傲慢与偏见,也是社会的病态与症结.
小红、我和李东这是一组从文章开头就已经确立的复杂关系.经典的“三角形”的人物关系,也是后文中几组主要的人物关系模型.在这组三角关系中,小红是小说中所有年轻女性的代表,化身为“红裙子”,我和李东则因“红裙子”而存在敌对关系.
李东的出场,充满着巨大的气场.消失的红裙子出现小红身上,而小红坐在李东的车里.随后,三步刻画李东——第一步：以车识人.首先,车“绝对不是微型车”；其次,与领导的轿车像,再次,“尾数是三个8”.第二步：“我”的回忆.文艺活动前,秃顶校长发言时,穿红色运动服的李东,在七楼阳台栏杆上往返奔跑；姚老师第一次英语课下课,李东踩过几张书桌,从后面抱住姚老师.第三步：高中同学都会提到李东,提到李东的酒吧“1949”,都会感叹李东“是个人物、是个玩家.”
生物性即命运.徐兴正将李东刻画成一个强势、暴力、乖戾的人物,给“我”带来压力.李东对我有着绝对的优势,就像郑珊珊对小赵所具有的优势那样.“红裙子”是维系我和小红感情的关键,却是李东彰显男性霸权的标志.小红因“我”不愿给她买红裙子而走向了为她买红裙子的李东.因为红裙子,因为穿红裙子的小红、小赵、郑珊珊,李东和我总是处在一种我无法避免的敌对中.李东是个玩家,“除了身体之外,他什么都在玩我.我想,李东在玩我的时候,很可能没有什么预谋,也没有什么恶意,也许类似于那些玩的人,无非是一种需要,个别人再加上一种习惯罢了.”
最后,小红和我和好如初,准备结婚.李东来到作为新房的“二手房”,大闹婚礼,对我做出最后的致命一击.李东对我说：“我告诉你,她（小红）在十六七岁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被搅浑了,把她搅浑的那个人就是我.”
“我”被迫反击.
红的命运：三个对立——白裙子、梦与刀
一篇好小说的情节设计比人物塑造更加重要,人物命运在情节中向前推进,就必须借助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和对立.小说《红》中,“血”这一核心意象,在确立之后开始成为“红”的化身,几组从人物身上提取出的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性格、深化文章主题的对立关系,也围绕着“血”展开.
一、红裙子与白裙子
白裙子与红裙子是一组对立的存在,徐兴正敏锐地发现了两者各自具有的独特气质、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所代表的生活常识,并巧妙地设计了两者的对立,拉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主题的揭示,也因红裙子和白裙子的对立而更见深刻.
“红裙子”和“白裙子”的寓意并不是在对立中确立的,它们的寓意是一种生活常识,无须解释,徐兴正只是将它们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像一件衣服那样挂在那里,一目了然.两种颜色的裙子在文中重要女性人物身上都出现过,通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对“红裙子”的刻画用了大量的笔墨,先确立了“红裙子”的经典形象,而“白裙子”只是轻描淡写地引出,几划点睛之笔,却意义深远.在文章第二部分末尾“白裙子”一闪而过——总是换新装的“刘姓妇女”身穿一条白裙.直到文章第四部分接近结束时,白裙子才在“老房子”里出现了两次——
“小红的房间亮了起来.光线不仅来自消除了遮蔽的窗户,而且还来自小红的一袭白裙……当小红从背后抱住我的时候,她没有想到,那条白裙子上会突然出现血迹,例假来得太猛烈,所以她哭了.白裙子,可怜的白裙子,小红又穿过一回.小红用草莓在白裙子上染红了一小块.当小红羞涩地向我展示白裙子的红时,我告诉她,那是草莓的红,我熟悉草莓的颜色和味道.小红把我推开,从床上跳到木楼板上,她像着了魔,撕碎了身上的白裙子.小红没有告诉我,是谁偷走了她少女的红.”
“郑姗姗的房间就像小红的房间,床像,木楼板像,窗帘像,连扔垃圾的纸箱也像.郑姗姗就像小红,也换上了白裙子,一模一样的白裙子.上帝已经把郑姗姗置换成小红,但没有暗示他的用意.我与郑姗姗或是小红幽会了一夜.白裙上没有突然出现血迹,没有用草莓染红一小块,没有任何红.”
“白裙子”和“少女的红”“血迹”先后我们的视野.虽然“白裙子”在形象气质上,与“红裙子”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红”总是伴随着“白裙子”出现,我们可以将“白裙子”理解成另一种“红”,“白裙子”的本质是“红”的.如果红裙子代表让人激动地,那么白裙子代表人心渴望的贞洁.“白裙子”是神圣的,象征纯洁干净和纯情贞洁,文中出现的“清水”“浑水”“二手房”等意象,是对“裙子”这一意象代表的“贞洁观”的深化解读.
另一个焦点人物“小赵”穿过红裙子,但她没有穿过白裙子,但她身上却有“白裙子”的特质,通过“李东和我的那次谈话”,我们可以从“李东”的话中做出判断：“再漂亮也是个浑水女人了.我要的是一塘清水.我要找个干净的地方怀个儿子.”
如张爱玲所说,每个男人心里至少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红玫瑰,一个白玫瑰,那么在徐兴正的话语体系里,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心中至少都有两条裙子,一条红裙子,一条白裙子.“红裙子”和“白裙子”是男人和女人对形象需求的体现,也是男人和女人矛盾心理的所在.女人希望自己既是“红裙子”,又是“白裙子”,男人希望既得到“红裙子”,又得到“白裙子”.人物对“红裙子”和“白裙子”的抉择,无形中成为小说的矛盾所在,也成为了人物关系的内在动力,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内心的映射,个体的行为,代表着群体的判断,所以,“红裙子”和“白裙子”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广大人群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意识.如果说“白裙子”代表的是贞洁观,“红裙子”代表的是,那么通过“红裙子”和“白裙子”的对立,“红”的寓意被更深层次地挖掘：红（生活常态）→红裙子（化身）→血（贞洁观）→白裙子（因神圣和稀少,白裙子成为群体对女性做出评判的标志）.
于是,这些带着“红”的特质的人具有了不同的命运：小赵嫁给了李东,并怀了李东的孩子.郑珊珊因“浑”被李东抛弃后,决定辞职,离开小城.辞职后,郑珊珊专门来到“我们单位”的我们办公室,找到怀孕的小赵,“铲了小赵两嘴巴”.
二、梦与现实
徐兴正擅长从侧面、找借代、多比较、用细节来刻画人物.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几乎没有正面、直接的描写容貌,人物大都面容模糊但却个性鲜明.对人物的描写鲜明,体现了徐兴正对语言的掌控能力.但鲜明则意味着明显、固定和单一,无法展现人物复杂瞬逝的内心变化.小说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几乎所有人都有鲜明的标识,唯独“我”没有形貌上的描写,也没有固定的标志.“我”这个形象,是在人物关系的交错中,从旁观者对“我”的态度里抽取、拼凑、连接而成的.我懦弱、胆小、木讷、犹豫,“韩一草”是“我”的名字,“我”就像草一般渺小、脆弱.性格决定人物的命运.如果“我”懦弱、胆小、木讷、犹豫,这样的性格如何影响我做出决断,走向合理而精彩的结局？所以,“我”这个人物不只是外人眼中软弱木讷的“我”,有更深的性格影响着“我”,将“我”推向最后的结局.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徐兴正将“我”刻画成为一个游离在现实和梦境中的人物,集梦境和现实于一身是“我”最大的特点.
徐兴正在小说中多处用到括号,括号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有几个括号是对故事情节、人物方言的解释,有几个括号则展现了对话中“我”的真实内心.如：“另一方面,他们作好了冷眼旁观的准备,小红那么漂亮（真的吗？）,小韩他守得住吗.”“我买了一张两百块钱（我舍得吗？）的门票,进入1949 酒吧的一个秘密房间.”现实中糊涂慢热,不能确定女朋友小红是否漂亮的“我”,在梦境中却理智克制,对“我”购买昂贵门票的行为提出质疑.郑珊珊辞职后,连夜来找我.“我宁愿把一切都看作一场无始无终的梦,否则,我们都无法作出解释.”“郑姗姗的房间就像小红的房间……郑姗姗就像小红……我与郑姗姗或是小红幽会了一夜……从世上消失了.”梦境与现实,在“我”的世界里混淆了、统一了.
徐兴正将梦境与现实统一放在“我”身上,用意深刻.现实是外界压力,是推动人物做出选择的外因.梦境是自我,是影响人物选择的内因.梦境与现实在“我”身上的统一与对立,既构成了推动“我”在外界冲突中前行的外动力,又构成了自我冲突的内动力.
在“我”和李东因“红裙子”而起的现实对立中,我是敌对关系的一方.这种敌对关系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外因”,从外界向“我”施加压力,李东和“我”的隐性冲突随着来自外界的压力,而变成了显性的冲突.而“我”身上存在的梦境与现实的敌对,是“内因”,促成了“我”内心冲突的产生.当来自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我”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自我的冲突促成了“我”的选择,也引发了“我”面对危机时的应激反应,“我”的内在矛盾推动“我”的情节向前进,使“我”的命运顺畅且合理.
梦是“我”对现实有需求的体现,也是现实对“我”压迫的体现,无论是需求还是压迫,都是“我”的自觉.所以,梦可以看作是外界压力的延伸,“我”通过梦将压力内化.而梦境与现实的激烈对立,自我激化了“我”内心的反抗,所以,梦也可以看作是“我”反抗外界（李东）的表现.
现实的渴望创造了梦,现实的强大也毁灭了梦.现实是梦的源头,也是梦的尽头.“我”在梦中显现的需求,却在现实中一一破灭：姐姐开始“浮肿”,小赵嫁给了李东,女朋友小红早被李东“搅浑”,最后郑珊珊也离开了.
在现实中,“我”和郑珊珊并没有多少特别的交情和交集,郑珊珊来辞职时,“我”和郑珊珊仅仅是“点头之交”,那么郑珊珊为什么回来找我,并去到老房子里幽会？对这一情节我有两种理解：一,因为“我”和李东间有敌对关系,所以郑珊珊将与“我”幽会作为对李东抛弃的报复；二,其实郑珊珊并没有来找我,我虚构了那一夜的幽会.那一夜并不是真实的回忆,而是小人物经受压抑、摧残、折磨之后,条件反射的臆想.在小赵和郑珊珊的暗战之中,毫无胜算的小赵嫁给李东扳回一城,而在我和李东的较量中,我全面落败.梦境和现实从内外两面压迫着“我”,不堪重负的“我”有可能虚构出与郑珊珊的幽会,来达到弱小者被压迫、被扭曲的内心的平衡.当自我、自我需求与强势外界、弱小自我碰撞时,故事即将进入.“我”在现实与梦境的紧张关系间,做出了应激的选择,最后在作为新房的二手房里,“我”与李东对决时,“郑姗姗的身影在我眼前晃了一下.”
三、刀与刀
李东身上所具有的“红”的特质,是徐兴正对“红”的另一种命名,是人性中的另一种“红”,是一种男人间敌对关系的呈现.这种敌对关系,从一开场就已经确立,敌对的焦点便是漂亮女性的标配——红裙子.后文中,因为红裙子,因为穿红裙子的小红、小赵、郑珊珊,李东和“我”总是处在一种我无法避免的敌对中.李东什么都在玩“我”,没有什么恶意,无非是一种恃强凌弱的需要.“我”清楚地明白,我无法战胜“人物李东”,这是一组不平衡的对立,敌强我弱的对立.“红裙子”作为李东的所有物,像旗帜一样传递,传达着胜利者的傲气和暴力.
李东身边坐着“我”原来的女朋友小红,“而且,那条红裙子就穿在她身上.”
“我”差一点就冒昧地向她（小赵）打听,“是不是李东送给她的,因为红裙子已经被李东买走了,小红还穿了一段时间.”
郑姗姗辞职后,“走到单位大门外的街上时,一张小汽车飞驰而过……那张小汽车是不是李东的？”李东对“我”的压迫越来越紧,对“我”的围剿越来越狠,强势的李东就像是一把刀,紧逼着“我”.李东夺走了“我”的希望——郑珊珊,封死了“我”的退路——小赵,而女朋友小红的“少女红”是李东试图给“我”的致命一刀、最后一击,李东想彻底击垮“我”,将“我”永远踩在他脚下.“我”失败的人生,如同“红裙子”里变换的女性,是李东彰显成就感、优越感的物品.在“我”和小红的新婚之夜,李东大闹二手房.李东的咄咄逼人坚定了“我”反击的决心.“我”也是把刀,一把真刀：“我偷偷买来钢锯、手钻和磨刀石,一个人摸进买来的房子里,着手将大哥丢下的刨刀改制成一把刀.”
“我”与李东的对抗,是两把“刀”的对抗,场景是在作为新房的二手房,小说以“蒙太奇”式的画面闪回展现了“我”和李东的对决——第二部分：“因为,到了最后的关头,李东看到我手里像耍魔术似的多了一把刀子……”第三部分：“当李东的血从腹部淌出来……”第四部分结尾：“血流出来的时候,我不太注意它的红,因为郑姗姗的身影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吸引了我的大部分注意力,我都来不及马上扭头去看小红,或者在亲友中寻找小春姐姐.”
所有带有“红”的特质的人都在落幕的舞台上集中：小红、郑珊珊、姐姐、李东.所有的“红”最后都以“血”的形象出现,在“红”与“血”之间,站在不同情感立场的人靠不同的媒介转换.小红的“红”,靠“红、白裙子”,转化为“血”,这是的“红”；姐姐的“红”,靠“痛、不痛”转化为“血”,这是亲情的“红”；而“李东”与“我”之间的敌对的关系,则借助“刀”得以转化为“血”,这血是仇恨的“红”.
（作者单位：丽江市文联）
责任编辑：杨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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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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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托尔斯泰小说《复活》 摘 要本文以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结构说为理论基础,旨在分析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阶段性变化,从最初的堕落到最后的升华,人格在本我与超我中数次转换,人性游走于二者之间,历经数次挣扎,最终皈依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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