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家鬼府之鬼，本文是家鬼府之鬼类专升本论文范文与家鬼府和鬼府方面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杨炼
北京——我的家,再自然不过,为什么要给“家”加上个引号？
在“家”这个字下面,我可以安上一连串地址：
最早,是我父母刚从瑞士回到中国时住过的我奶奶家,地点在现今最热闹繁华（昂贵！）的王府井,西堂子胡同15号.据老爸讲,那是我曾祖父从满清皇家后裔、画家溥雪斋手里买下来的,而溥雪斋之前,这个深宅大院,曾属于一个什么“英中堂”,无从考证哪朝哪代,反正从那左中右三路、前后五进的气派,能猜到当年官老爷的显赫.我父母1956年结束瑞士外交官生涯回国后,等待分配新住房期间,就在这座满布回廊、假山、金丝楠木雕花隔扇的“资产阶级”宅院里,借居过两年.
接着,1957、1958年吧,我父母搬到了他们工作的北京西苑机关,地点在北京西郊中医研究院附近.那是第一个进入我记忆的家.那座南二院东三楼,在“”前那些年,它曾让我体会了多少温馨啊！父亲每年冬天养的水仙,至今在我梦中幽香缭绕.母亲坐在藤椅里织毛衣,已经在我的老照片相册中定格.噩梦般可怕的机关托儿所,每到闹流行病,就把孩子们“隔离”在那里.哦,所以,“隔离”这个“”专用词,我毫不陌生.它能直接唤起一种生理反应.像那次“被隔离”期间,和小朋友们排队上街,突然遇上去买菜的老保姆二姨,我抱住她嚎啕大哭,死也不肯再回托儿所.虽然我哭得二姨和那位美丽的吴阿姨也陪着掉泪,但无奈命令高于一切,最后还得松手,眼巴巴看二姨渐渐远去.
我九岁那年,我们家从住过七年的西苑机关,搬到新建的国际关系学院.搬家大人的活儿,没我什么事,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老爸交给我的一桩古怪任务：把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猫“虎子”,从旧家搬到新家.虎子是一只大黄猫,长毛,因为长得虎里虎气而得名.他的来历颇为神奇：那是我四岁时,和院子里的小孩玩捉迷藏,我钻进一个墙角煤堆旁卷着的一捆草席,正得意不会被发现,忽然吓了一跳,衣服边有什么在动！赶快爬出来,打开草席一看,是四只毛茸茸、还没睁开眼睛的小猫！其中一只,一身黄毛最可爱.我记得好清楚,我四岁的小手,也能把他捧起来,回到家里,老保姆二姨要用牛奶喂他,才发现他小得还不会舔奶.于是,我们一小勺一小勺灌,几天后,他会自己舔了,再过几天,会吃饭了.那时没有“宠物”的概念,但我好宠他呦,和他一起玩,一起吃,一起睡.虎子一天天长大,那身黄毛越来越威风,像件皇袍.他也确实不让我失望,没过两年,就成了院子里的“猫王”,真正妻妾成群,繁衍了一大堆龙子龙孙.虽然虎子在我家“皇宫”里住得很舒服,但不改他的荒野本性.白天,他在家里打盹,夜里就精神抖擞地出去巡视.那时我家住在一楼,很方便他晚出早归.每天天不亮,我听见窗台上轻轻一响,就知道他回来了.他跳上来,二姨起床开窗,他一进屋,直接跳上我的床,我微微撩开被窝,他就冷飕飕地钻进来,一直钻到底再回头,找到我胳膊,闭上眼开始打呼噜.要是我故意不撩开被窝,他就伸出满是小麻刺儿的舌头,舔我的脸,直到舔得我笑起来,撩开被窝.搬家,我就要把这虎子,搬到我们的新居.
在这趟“出差”之前,我已经够熟悉这条路.出西苑机关大门,穿过两边都是稻田的小马路,到西苑商场,从澡堂边过去,斜插过一片满是坟头的黄土路,贴着南党校墙外走,过小石桥进国关院门,走到学院最后那栋八号楼,就到了.二姨帮我把虎子装进一个布口袋,系紧.我双手搂着他,出门时还轻轻拍拍他：“很快就到啦”.嗨,我哪儿知道,这口袋可不是被窝,虎子从来没被关过这摇来晃去的禁闭,不一会儿,他就忍不住开始挣扎了.我加快脚步,好不容易到了西苑商场,再往前那条黄土路,恐怕成了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条路.虎子的挣扎,已变成搏斗,他不再认我这个主人,而是牙、爪并用,浑身使劲,把薄薄的布口袋和我的手,抓出一道道裂口.这条混蛋土路,怎么到不了头啊？！我一边哭求,一边拚命抓住虎子,生怕一松手他就会无影无踪,这荒郊野地到哪儿去找他啊？可我的好心,令虎子更害怕.快到“国关”院门时,他整个身子已挣出口袋,我鲜血淋淋的小手,只抓着他两条后腿,远处看,肯定更像是我在垂死挣扎.幸好,国关门口有工人,看见这场人猫搏斗,赶过来帮我抓住了虎子,重新把他关入牢笼.我还记得那工人说的一句话：“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活儿？”虎子当然还在折腾,好在工人把口袋系得很紧,离新家也不远了.后来才发现,虎子是真急了,我手上一道道被他深深抓掉的肉,让我妈妈心疼了好多天.
但,这也让我记住了这个地点：西苑商场后面,那条死也走不完的黄土路上,我和圆明园废墟第一次相遇.
我们1965年搬到国际关系学院,住进学院最北面的七号楼三层一单元七号.这从西苑机关住的底楼到三楼的变化,对我不算什么,可对荒野中出生的“虎子”,却成了个巨大的难题：它够聪明,昼伏夜出后,很快学会了,现在早上回家没有窗台可跳,而应该爬上一层楼梯,去挠中间那扇门.可它怎么也分不清二楼和三楼的区别,所以上得一层,就拚命抓挠楼下那扇门,弄得我家邻居抱怨不休.所以每到清晨,我得早早竖起耳朵,等着听楼下大门传来的声音,一响就赶紧爬出被窝,把它抱上三楼.唉,或许正是这讨厌的数学考试,最终让“虎子”彻底迷失了.某个早上,它没有回来,我等啊等啊,听啊听啊,楼下还是一片死寂.因为这个新家,我的“虎子”丢了.虽然,二姨很快为我抱来了虎子在西苑机关繁衍的一大群王子中的一只,虽然也是黄毛长尾,威风凛凛,但毕竟不是原版.“”开始后,它也厄运难逃,成了一群孩子们练习残忍的牺牲品.那虽不是我养过的最后一只猫,可无疑是命运最惨的一只.
但现在,这个加了引号的“家”,对我来说,是另一个,也只可能是这一个：我叫它“鬼府”——国际关系学院一号楼117室.
一号楼不是宿舍楼,它原本是教学楼.它的样子,也根本是一座教学楼.两边是两排上课的教室,中间一条走廊.因为走廊没有窗户,所以它要么永远开着灯,要么只能黑黢黢的,要穿过它只能瞪大眼睛,摸着墙走.这样的房子,由此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雅号：“筒子楼”.
一号楼那条筒子,从早到晚的黑暗不说,更被两边密密麻麻堆满的障碍物弄得险象环生.那是从一个个房间里蔓延出来的煤炉、灶台、杂物、碗柜、做饭的炊具、将做的和做好的菜、垃圾桶……到了饭点儿,这条筒子就成了间一眼望不到头的厨房.家家门口,都忙碌着做饭的身影,菜刀声、锅勺声、招呼孩子们回家的叫声,孩子们冲进家门急不可待的欢呼声,混成一团.每家主妇的背景不同,伙食的风格也不同,这条筒子,于是也成了一个中国烹调博览会,各种香味儿,常常引诱得我口水满溢,可惜,那只是一股股香味而已.
我的伙食,与这条筒子无关.每到饭点,我照例提上一只铝锅,晃到学院食堂,打回中饭或晚饭.那只铝锅,在我朋友们中颇为著名,原因很简单,吃完每顿饭后,我差不多从不洗它,永远是开水朝里一倒,勺子一搅一涮,美其名日“高汤”,喝完就放在一边,等着下次继续使用.用朋友的话说,“这锅里,仔细点儿能品出半个月前的菜味儿！”嘿,这表扬曾令我颇为得意.
这个“家”,怎样变成了“鬼府”？它如何与我结缘？如何难解难分？这,如同许多记忆,要回到“”去梳理源头.
“”1966年开始,那年我十一岁,几件事让我知道出了大事：
第一件事：学校不上课了！
这对我可不是坏消息,因为我虽然不笨,但肯定不属于死记硬背、应对考试的高手.每年期中、期末考试,都令我烦得要命,不是怕不及格,而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总排在班上第三、四、五位,看着别人在我前面洋洋得意,心里难免冒出一股醋意.每到那时,我总痛下决心,哼,得意什么？下次我好好准备,也拿个第一！可惜,时过境迁,下学期开始,又会有比背书更有意思的其他事,轻而易举夺去我的注意力,于是考试后只得再次重演饮恨发誓之举.
现在可好了,不是我,而是学校、北京,甚至全国都名正言顺不上课,因为我们要“停课闹革命”！对这不上课的“革命”,我高兴死了,拥护死了,当然乐意响应.我的“革命行动”,就是玩.颐和园离我家近在咫尺,那个夏天的大游泳池,冬天的大滑冰场,让我“革命”得如火如荼.我每天早出晚归,两头摸黑.夏天住在水里,被太阳晒得黑泥鳅一条；冬天长在冰上,滑翔时身轻如燕,旋转起跳,颇为矫健.老爸从瑞士带回的一双英国造红色花样溜冰鞋,也给我在冰场上增色不少.我至今记得,当我在冰上飘飘然,透过大雪纷飞,那座皇家园林,依稀像忘记了时间,隐隐恢复的古典之美.颐和园因为革命空空荡荡,由着我们这群野孩子尽情玩耍.尽管为工农兵服务,门票曾降至一分钱,但我更喜欢爬墙：背靠一根电线杆,手脚并用攀上石块砌成的园墙,跳进去就是“园中之园”谐趣园.多年后,当我从国外回来,游颐和园怀旧,仍能清楚（而骄傲地）向朋友指出哪里是我当年越界之处.
第二件事,却远没有第一件惬意,它撞上了一个陌生的词：死亡.
首先,是我心爱的小猫之死.“虎子”丢失后,二姨为安慰我,抱回了一只虎子的后代.我珍爱它一如虎子还魂.几乎每天,我从小学回家路过西苑商场,都会弯到后面卖鱼肉的地方,掏出一毛或五分钱,给我的宝贝买“猫鱼儿”.那是一些别人不要的鱼头、鱼尾,买回家二姨会把它们炖成腥腥的鱼汤,拌在米饭里喂小虎子,这是小虎子最为兴奋的时刻,它能早早嗅出我书包里的“猫鱼”味儿,尾巴直直竖起,抖抖着,在我裤腿上蹭来蹭去,叫得别提多嗲了,一叠声乞求我带回的美餐.看着它终于一头扎进二姨拌好饭的小食盆,喵喵呜呜狼吞虎咽,是我最开心的时刻！这样的日子多了,连卖鱼老头也认识了我这个买“猫鱼”的小孩,他总给我留着鱼头鱼尾,包在一张荷叶里,等着我在放学时候出现.
这样美好的时光,到1966年戛然而止.那年夏天,我还沉浸在不上学的欢快中,每天头顶游泳裤早出晚归,但到了秋天,突然有一天,我家大门上被贴了一张大字报,歪歪扭扭的毛笔字,一看就是小孩子的笔迹,但内容却大得可怕：原来,“”要打倒一切资本主义,包括养猫养狗,用贫下中农种出的庄稼喂猫,那猫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大字报落款司空见惯：“一群革命小将”,那其实就是“国关”院里一帮小孩,他们勒令我二十四小时内交出小虎子,否则要到我家“采取革命行动”！那时,我尽管逍遥,却还知道这个词的分量,因为原来住在我家楼上的小学女校长,就被“革命行动”剃成了阴阳头,每天垂着一半长发、露出一半青光头皮,在外面扫街.我紧紧抱着小虎子,哭着央求我爸爸不要把它交出去,但老爸有什么办法？他比我更知道这群小流氓能干出什么事情.他没辙,只好反过来央求我,为保全一家,只能交出小虎子.大半天过去了,一整夜过去了,第二天早上,眼看二十四小时的大限将到,我实在没法,只好抱起小虎子下楼,刚到门口,一群早在那儿坐等、满心幸灾乐祸的小孩儿,随着一声“他来啦”,哇呜蹿起,迎面扑来.我最后一眼看到的小虎子,是吓坏了的它,猛地挣脱我的怀抱,纵身蹿上一堵它平时一定跳不上去的好高的墙头,后面跟着那群恶魔,如雨的石块像恶魔的诅咒,砸向小虎子的身影.我被放过了,转身逃回家里,心中充满伤痛和仇恨,既对小恶魔们,也对自己,因为我对小虎子的背叛.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埋在哭泣和悔恨中,爸妈、二姨也没办法,只能坐在旁边默默陪着我.再一天早上,楼下小恶棍们终于散去,我偷偷出门,逢人便问“你看见我的猫了吗？”所有人都告诉我“了”,直到有一位,显然在可怜我：“好像被食堂的老王捡走了.”这句话,让我在之后整整一星期,每天食堂关门后,都扒着锁紧的门缝,叫“虎子,虎子”,我等着它如往常一样,钻出某个角落,迎向我扑来.当然,它再也没有出现.
第三件,比第二件还可怕：一个很亲近的熟人之死.
死者是我父母很熟悉的一位朋友,也算位远亲.因为她丈夫崔先生论起来和我舅老爷、作家徐迟有亲戚关系,她家又和我父母一样喜爱欧洲古典音乐,所以我们两家走得挺近,近到我根本不知道她姓甚名谁,总是管她丈夫叫“姑丈”,顺带管她叫“姑妈”.记忆中的姑妈,苍白、瘦弱、文静,微笑时带着大家闺秀的雅致.我从不记得她发脾气的样子.她家和我家住在同一栋楼,但他们在西边的三单元三楼上.“”开始后,安静的校园变得嘈杂无比,我家对面的两棵大松树上,安上了高音大喇叭,每天早上的《东方红》震耳欲聋,不由得你不早起.没过多久,人们也已经习惯了像高音喇叭那样说话,开口就是一股扑鼻的怒气,直冲对方耳鼓.但,有一天中午,我下了楼,忽然发现楼下聚集着一群人,一反往常地在窃窃私语,看他们的眼神,也大不寻常,这下令我好奇心骤起：“怎么回事？”“崔宗伟老婆自杀啦.”自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沿着人群的缝隙钻过去,我发现人群聚集在三单元门洞外,都在仰头朝上看,我也看,突然,我看见了姑妈的脸,比平时更白,朝下微垂着,显露在她家洗手间开着的窗口中.姑妈怎么能站那么高？高到我从楼下都能看见她？再细看,她脖子上勒着条细而黑的绳子,从后面吊到洗手间的水管上.姑妈在干嘛？我还在傻问,我妈妈赶过来,把我拉出人群.
这平生第一次接触自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张脸,熟悉的、生动的、活的,突然之间变了,变成陌生的、僵硬的、死的.一抹死亡的灰白,不同于我见过的所有其他白色.它像一层灰泥,轻轻抹过,就把一切涂成它的颜色.那种白里,还渗出一层黄、一层灰,让你感到它还在变,变得更冷,比无色、比透明还冷.从一位我熟识的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死亡的颜色.从姑妈突然丢在身后的空,我学到什么叫做一个人“没了”.这冷,远超其他的冷.
整整十年后,当我在火葬场,打开包着我妈妈骨灰的报纸包,看到那堆白里透黄的骨灰,一种不再陌生的凛冽感又扑面而来.我亲手捧起妈妈的骨灰,一捧捧装进骨灰瓮,那寒意,从手心扎进心底,令我终生难忘.
姑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死人.那之后,我认识的死者,已经排成了一个长长的队列.那一张张煞白空旷的脸,不管是不是上吊死的,都像从某个高度向下垂着,在俯瞰.他们能看见什么？又过了许久,我爸爸告诉我姑妈之死的原因,那其实再普通不过了：“”开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姑丈,被“红卫兵”隔离审查.他的离开,令已被1949年革命之变吓坏了的姑妈恐惧万分,以为这一关怎么也过不去了.上吊自杀,是这位脆弱女性逃脱更大厄运的捷径.当然,她不知道,姑丈不久就被放出,“”中他最坏的遭遇,也无非和一大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被赶到乡下,干过几年农活而已.那日子,用河北冀县老乡给我父母们“五七干校”编的民谣就是“穿的破,吃的好,一人一块大手表”.如果姑妈活着,或许甚至会喜欢那远离城市喧嚣的日子.是啊,如果——可惜现实中从来没有“如果”.
第四件,离我更近：二姨被赶“回家”去了！
“二姨”不是我真正的亲戚,她是我家老保姆.而她能来我家,又因为她的姨妈是看护我爸爸长大的保姆,经她介绍而来,当然有双倍的安全和保证.我父母作为红色中国第一批外交官,1950年就派驻到中国驻西欧第一个使馆瑞士,那时中国追随苏联制度,外交官可以带家眷甚至保姆.于是,当我在瑞士一出生,二姨的面孔,就母亲一样地日夜俯身在我的小床上.只有到后来,从我姐姐出版的回忆录《吃蜘蛛的人》中,我才读到若干以前不清楚的细节.二姨曾有一女一子,1949年前,仅凭二姨给别人做针线洗衣服,竟然不仅把孩子们拉扯大,而且让他们受了很不错的教育.女儿后来的情况我略知一二,1949年,她跟着在银行工作的新婚丈夫逃离北平,下落不明.当我稍大,二姨曾偷偷对我说“他们可能去了台湾”.她和我都知道,这绝对不能泄密,因为“台湾”一词,在那时百分之百大逆不道！二姨留在大陆的儿子,在北京动物园工作,本来还算稳定,谁知却在我们家住瑞士期间染上怪病去世了.对这消息,“组织上”以不能影响我父母工作为理由,拒绝透露.几年间,二姨一直读着别人虚构的儿子的书信,直到1955年她跟我们回国后,才晴天霹雳般获悉了那噩耗.自此之后,二姨在自己家守着儿子养老的梦幻灭了,她也从此彻底把我们当作了自己的子女.回国后直到“”前的十多年间,无论我父母出门多久,我们的生活不会崩溃,因为有个核心,那就是二姨！饿了,叫二姨.冷了,找二姨.缺点小零花钱,向二姨讨.有她矮矮的身影在,我们的日子就是踏实的.二姨也有假期,每两三个星期,她会回自己在城里板桥二条的家里,休息一个周末.对我那可是大灾难.每次我总是哭着闹着要和她一起去,在她身边,比留在自己家更惬意.我记得,那时我有个保证成功的游戏,只要依偎在二姨身边,故意大舌头：“我是你蛾子.”这拐了弯的“儿子”,准保能把她逗笑.傻男孩虽不懂这个词对二姨的苦味,但我是她“蛾子”,她是我的“姨”,这亲属关系清楚无比！
可谁知,突然间,“”来了.保姆还原成了仆人.她们都得回家,这也是革命.我姐姐的书里写了这一段.二姨好不容易用对我们的爱,弥补上了丧子之痛,现在又要活生生把我们从她身边撕开.她的痛苦,可想而知.但红海洋在周围泛滥,谁敢抗拒那个潮流？成千上万的保姆,不得不离开她们照护长大的孩子.就在这时,我爸爸第一次当众表现出了他的特立独行.他召开了一个家庭会,当着我们的面说：“二姨现在不得不走,但无论何时,她永远是我们家里人,我们会一直给她钱,直到养老送终.”用我姐姐的话说,“二姨被深深感动了,从此以后,她成了我家真正的顶梁柱”.爸爸说这话时,还完全不知道,几年后他们将被赶下乡,那时,不是我们家保护二姨,而是她保护了我们家——她接受了我和我弟弟,和她挤住在她那间小屋里,而不是跟着父母到完全没有教育的乡下,文盲一样长大.二姨的离开,成了我们这个“家”瓦解的第一步.她的头发,1966年离开我们家时还黑油油的,没过一年,就突然变白,很快成了满头银发.1970年,“国关”奉命解散,父母和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被赶去河北“五七干校”,我对“家”的记忆,也在1970年戛然而止.可以说,二姨身后,拉开一道裂缝,在这道越来越宽的裂缝中,我们家“由慢而快、最终急速地滑进了深渊”.
“”就这样来了.我沉湎其中的逍遥日子,除了懵懂少年对外界的好奇,并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我自己的生活,倒是颇为有趣,除了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这些保留节目,再以后,是学会了骑自行车,追随想像中的英雄气概,每天横穿圆明园废墟,直驱北京体育学院,到那儿学习“”独门武功——“语录拳”.为了应景,体育学院的武术老师把些花拳绣腿,配上流行的毛语录,边念边打,与其说是武术,不如说演戏.但那对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吸引力.而且,这点三脚猫功夫,在我后来跟着学院里大孩子们打群架的战场上,还真发挥过作用,至少,让我手疾眼快地避开过几次弹弓袭击.至今,这套拳最初那节“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仍嵌在我记忆里,时不时拿出来比画一下,逗大家一场哄堂.武术爱好之后,我还曾被招揽进“思想宣传队”,跳过一段“拿起笔,做刀”的革命舞蹈.和武术功夫一样,那些姿势、动作、表情,夸张到了极点,它们与舞蹈无关,倒是启蒙了小男孩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朦朦胧胧的性意识.
当时中学里男女生之间不说话,只有在宣传队里,当女孩子们（宣传队的当然领导！）给我们化妆,她们的手指,每次轻轻触碰,都会麻麻酥酥在我脸上“过电”,感觉真好啊.那时,我并不懂,这里隐隐蕴含着无所不在的“美”的意识,甚至“”那样的灾难时代也不能阻止它.一件绿军服,一双挽起的白衬衣袖,一条冬天刻意塞进前胸的白口罩带子,以及心仪女孩在身边貌似无关实则多情的一颦一笑,好美啊.记得很清楚,我有一次“美”的壮举：受命打破男女界限,在“红卫兵”发展会上,给一位女孩戴上红袖章.偏巧又恐怖的是,那女孩正是我很心仪的对象,这让发展会成了我的灾难,拿着红袖章,我眼前一片模糊,抓住一条胳膊就往上套,而女孩使劲挣扎,打架似的僵持良久,她终于开口了：“不是这只,是那只.”嗨,原来我拚命想套上去的是右臂,而红卫兵袖章一律得戴在左臂.还美呢,错啦！
很久以后,我才懂得,“”初我能如此逍遥自在,全拜我父母的先见之明.父母回国后,很快遇到“反右”,我叔叔、舅舅双双落网.这令我父亲感到政治漩涡与他个性格格不入.1960年代,西苑机关组建国际关系学院,他和我母亲一同主动申请,从驻外人员转去学院教书,投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之处,也由此断掉了沿权力梯子向上爬的仕途.在“国关”,外面是一天紧似一天的政治风声,家里却由我父母和二姨保留了人性的温馨,由此给了我们一个心理上健全成长的环境.有朋友戏称,我是个快乐少年.真没错,环顾四周,没被灾难的大时代碾碎,而能存留自我的完整,该何其庆幸！
但,好景不长,1970年,“国关”被明令取消.原来准备把所有教授们遣送新疆,后来周恩来指示,留在近处,将来可能有用.那些惶惑不安的日子,老爸以他惯有的精细,把所有藏书一一打包.一包包精美的古典文学、西洋词典和他自己的业余爱好——研究古典诗词的众多笔记——被仔细编号、记录,运往干校,仿佛到那儿还有机会打开它们,供他阅读.国外带回的名牌留声机、唱片,被连夜偷渡到二姨家寄存,一同寄存的还有我和弟弟.读书出身的父母,只能寄希望于最低要求：无论时代怎么变,知识最终还是需要的,至少或许可以糊口.我们被留下上学,却不知道,这也是我们“家”的终结.1970年之后,漂泊动荡之中,我们有的再不是“家”,而只是“鬼府”.人和家,都成了鬼魂,互相寄居之处,只是一个无处.这也算是一种启蒙吧：对人生真实处境的启蒙,带来一种自觉.多年后,当我漂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更深的沧桑之感写成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其实是在延续和深化（或甚至可称“回溯”？）那条少年发端的人生线索：
所有不在的 再消失一点
就是一首诗领我们返回下临无地的家
和到处被彻底拆毁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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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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