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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晨韬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海淀 100048）
[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由于刚刚经历大革命的失败,党的各个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而普遍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更加重了各根据地的财政危机.为此,中国进行了有效的实践：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廉政运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厉惩治腐败；探索廉政制度体系建设,确保党的纯洁性,从而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廉洁性.这些行之有效的实践在解决各根据地财政危机的同时,也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土地革命；；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45 (2016)06-0025-03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国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是,由于敌人的长期封锁和外部的战争环境、农村现实条件的艰苦、革命队伍鱼龙混杂、小农意识严重等原因,加上党在幼年时期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保障,导致各根据地贪污浪费现象严重,进而使各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面临严重危机.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探索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从而在解决各根据地财政危机同时,也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廉政运动
需要严厉的措施,也需要严格的制度作保障,但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在于从源头上、从思想上树立牢固观念,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进心里.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一直是苏区工作的重中之重,思想政治教育事关我们党正确路线的制定、巩固和发展.1929年12月,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讲到：“红军第四军的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1]所以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1．积极引导,严明纪律
1926年8月,陈独秀主持召开扩大会议,随后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党第一份明确惩治贪腐分子的法规性文件,《通告》指出, “一个革命的党如果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导致他们的党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2](P282)这表明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意识到了贪腐问题的危害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正确引导,明确了党的原则和纪律.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深入,在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总结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将“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八项注意： “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俘虏”.[3](P11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都起了重大作用.
2．开展运动,拒腐防变
在思想教育上进行积极引导的同时,苏区于1932年初到1934年秋开展了由领导干部带头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1932年2月17日颁布的《帮助红军反对战争,实行节约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知中指出：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战争与革命事业.”[4](P324)并且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开展停止浪费、节约经济的运动.1932年12月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颁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的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的问题》的第2号训令以及执行委员会随后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行为》训令,使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有了明确的指针.正是在这些通知和训令的颁布和实施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在苏区开展起来,而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效,为苏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在1934年总结时讲到的那样：“我们是这样做了,广大党员和干部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事业当做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做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5](P139)
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厉惩治腐败
我们党对于腐败一以贯之的态度就是“零容忍”.在对广大党员干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使得贪腐问题在惩处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体制上运用制度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无疑是党内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1．建立框架,有法可依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颁布施行了一系列法律规章以约束权力运行,如苏区1930年3月颁发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1933年12月5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其中设定了贪污罪和浪费罪,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其创造性地发明了浪费罪,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对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这份训令成为土地革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廉政法规文献.与此同时,其他苏区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如闽西根据地通过的《裁判条例》规定侵吞公款至300元以上者和受贿至50元以上者,均执行决.这些基础法令的颁布,使党内败的法律框架基本建立,对于约束权力运行,保障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产生了积极影响.除了颁布惩处条例之外,苏区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审计与财政制度,如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这一条例把收钱、管钱、领钱与用钱的各项程序分开,从财政管理角度促进了自身的廉政建设.
2.不断完善,凡腐必惩
法律规章的颁布施行给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画了一条最低“标准线”,但是由于土地革命时期客观上组织内部的鱼龙混杂使得少数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他们用手中的权力以谋私利,成为贪污腐败现象的高发人群,给党和人民军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苏区开展了以消除贪污腐败为目的的肃贪运动.1932年5月9日,江西瑞金一声响,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成为苏区第一个被决的腐败分子.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讲： “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桩贪污案,此风不杀,何以了得？”[6](P159)这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对于斗争的坚定态度和坚强决心.此后,随着左祥云、刘天浩、刘仕祥等腐败分子被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震慑了贪污腐败分子,苏区肃贪运动圆满完成.
三、探索廉政制度体系建设,确保党的纯洁性
苏区探索廉政制度体系的建设,通过实行制度,建立监督机制；完善党内纪律监察制度与巡视制度,从而与相应法律法规配套施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指导下不断完善,证明了“只有苏维埃才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苏区建立了一整套监督体制,有针对性地、有效地强化法制功能,而监督要得力,需先行,政权建设的化加强了群众的意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苏维埃公民“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和地方的事务.”[8]制度的实施,使得在红色的苏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群众有权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大纲》同时规定： “每个革命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违法行为之权,苏维埃对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毫不姑息；对其违法行为,坚决打击.”苏维埃政府设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监察委员会,让这些部门在群众中听取意见,组织巡回审查,设置控告箱以便吸收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另外还委托政治上可靠的群众作为工农检查通讯员,负责监督苏维埃政府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揭发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群众监督是监督体制中的基础,除此之外,苏区还特别重视媒体的监督,如发行《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多种刊物,一方面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向榜样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揭露贪污腐败的不良风气,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苏区建立的这一整套监督机制,密切了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涤荡了投机分子的不良风气,对苏区廉政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除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等党外监督之外,实际上早在建党初期就已建立的党内纪律监察制度在土地革命时期也得到进一步完善.1931年1 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苏区政府．苏维埃政府下设工农检察部,其职能之一就是监督行贿、贪污公款等行为,以便进行法律制裁.1933年9月17日发出《关于成立党务委员会及苏区省县检查委员会的决议》,其中规定“在党的检查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会,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9](P340)并且指出了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责“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执行党的铁的纪律,保持党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监视党章和党决议的实行,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通过成立党务委员会和省县两级监察委员会,以及突击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监察组织,我们党在监察制度的探索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随着我们党队伍的扩大和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党的巡视制度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应运而生.1928年和1931年两次专门制定《巡视条例》,将巡视制度纳入党内法规体系并普遍推行.《条例》明确规定巡视员“考察各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仔细研究当地党的工作环境”.显然,掌握当地实际情况,对于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发动群众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了党决策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巡视制度另一个优势在于：面对交通、通讯的不便和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帮助传达和落实党的指示,同时发现并解决各根据地的实际问题,如193 1年8月,巡视员在安徽巡视时发现各级党支部绝大多数没有收到党发出的指示,立即向芜湖、合肥、寿县等地县委传达并讨论了的方针政策.通过巡视,上级精神得以迅速传达,各根据地情况也得以及时汇报,无疑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不断推进的思政教育,不断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不断推进相关制度的完善落实,用法律规范权力,以制度保障纯洁,根据革命发展的实践需要不断调整,探索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党的发展壮大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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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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