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听魏绍昌讲鸳鸯蝴蝶派，本文是关于讲鸳鸯蝴蝶派硕士毕业论文范文跟鸳鸯蝴蝶派和魏绍昌类论文范文.
研究室里有个史料专家
我见到魏绍昌时,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于1981年至1982年先后参加了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上海文学青年学习班”,负责这个学习班的是《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老师.这个学习班一共举行了好几次,请中年作家费礼文、于炳坤、唐铁海、赵自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上写作课,我参加的那期学习班,我被任命为班长,副班长是顾行伟（后任《劳动报》总编）.几期学习班结束后,彭新琪老师让几个班的骨干在上海作协的花园里合影,当时上海作协副主席吴强,还有老作家李楚城、王若望,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上海文学》副主编张军、《上海文学》编辑彭新琪与厉燕书, 中年作家费礼文、于炳坤、唐铁海也与我们一起合影,参加合影的青年学员有赵长天、陈村、程乃珊、周惟波、彭瑞高、曹冠龙、薛海潮、梅子涵、于建明等.我们通过学习班,分别发表了习作在《上海文学》《萌芽》杂志上,我发表的是第一篇历史小说《三个独生子》,发表于《上海文学》.
这两年中,我经常出入于上海作协,认识了上海作协的老同志傅艾以.傅先生当时在上海作协工作,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的编辑,1955年蒙冤入狱,1957年错划为,1979年落实政策,又回到上海作协工作（傅先生后来加入九三学社,我也加入九三学社,我们俩在一个文艺支社） .老傅对年轻作者很热情,我们交谈后成了文友.有一次我去上海作协,正巧在楼梯口见到傅艾以先生,他领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内有冯沛龄等人.我们交谈了一会,我向他问起研究“鸳鸯蝴蝶派”的魏绍昌先生,他说老魏今天不在,他在另外一个办公室.他让我过几天去.我过了一周,又到上海作协,终于在老傅的引荐下,见到了魏绍昌先生.
魏绍昌当时一个人坐了一间办公室,他是一位戴眼镜的浓眉老者,老傅见了他,对我说：“正文,我给你介绍魏老师,他就是专门研究‘鸳鸯蝴蝶派’的魏绍昌先生,肚皮里有一肚子学问.” 说罢, 又对魏绍昌说：“这是《新民晚报》的青年记者曹正文,他是苏州人,很喜欢民国文学的.”
魏绍昌对我打量了一下,伸出手说：“听老傅说,你蛮喜欢看书,是个书迷.”
就这样,我见到了一直想拜访的魏绍昌先生,在认识魏绍昌先生之前,我已认真读过他写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鸳鸯蝴蝶派”是个复杂的文学流派
我于1985年经徐兴业、谢泉铭介绍,加入了上海作协,又过两年,经艾明之、刘绍棠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协.因此,我去上海作协的次数多了,而其中一个原因是专门拜访魏绍昌先生,向他讨教民国文学的有关问题.
我于上世纪8 0 年代末, 接受华东师大出版社邀请,撰写一部《旧上海报刊史话》.我除了去上海图书馆徐汇区藏书楼翻阅民国时上海的各种报刊,还经常去郑逸梅先生、秦瘦鸥先生与魏绍昌先生处请教.魏绍昌先生曾审阅了我撰写的《上海小报中的“四大金刚”》《旧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报刊中唱主角的武侠小说》《〈侦探世界〉与中国侦探小说》《旧上海报刊阵地上的几位健将》等几个章节,并对拙作文字作了校正.
有一次,魏绍昌读了我撰写的文章,便问：“你知道‘鸳鸯蝴蝶派’这个名字是谁起的？”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愿闻其详.”
魏绍昌笑笑说：“我记得是周作人先生在1918年4月19日在北大小说研究班上发表了一篇《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报告,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及《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
魏绍昌又说：“在今天的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报史上,一般都漠视‘鸳鸯蝴蝶派’的存在,但我认为对这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视若不见,那是不对的.在二十世纪,鸳鸯蝴蝶派在文坛存在,并且是‘庞然大物’.我在60年代就写了《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但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只内部出版了史料部分, 我对这个流派的作品分析与评价都未能与读者见面,前几年（指1984年）才由香港三联书店将我作品全部出版.我个人认为,你要研究一个流派,批评一个流派,最好还是让这些作品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让大家来分析其优劣与好坏.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一个流派的是否存在,或在当时起到过什么作用,最后还是由历史来作结论.”
我请魏绍昌先生谈民国文学, 尤其听听他对“ 鸳鸯蝴蝶派”的独特看法.
魏绍昌喝了一口茶说：“按1 9 7 9 年版《辞海》条目解释,‘鸳鸯蝴蝶派’是指盛行于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指才子佳人,代表作家有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 代表作有《玉梨魂》《兰娘哀史》《美人福》以及后来的《啼笑因缘》《春明外史》,作家有张恨水、徐卓呆、程小青、顾明道以及周瘦鹃编的《紫罗兰》、包笑天编的《小说时报》、范烟桥编的《珊瑚》、严独鹤编的《红玫瑰》等.”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莞尔一笑：“论资格,‘鸳鸯蝴蝶’产生在‘ 五四’ 运动之前, 比‘ 新文学’资格老.据我粗略统计,列入‘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至1949年止, 其作品总数要比‘ 新文学’多得多,所以,我说‘鸳鸯蝴蝶派’是个庞大、悠久而又复杂的文学流派.”
我听到这里, 不由插问：“为什么说它是个复杂的文学流派？”
魏绍昌说： “ 平心而论,因为‘ 鸳鸯蝴蝶派’ 中有好作品,也有不太好的作品.清末的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与曾朴的《孽海花》,应该说是已达到了清末小说之高峰,他们四位之后,就是民国的小说了.民国初年, 徐枕亚写出了《玉梨魂》,李涵秋写出了《广陵潮》,这两部小说都用了文言骈体与白话章回,这种艺术形式一时间在文坛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仿作如潮.这便宣告了‘鸳鸯蝴蝶派’的诞生.”
我问：“魏老,您认为这两部小说对‘鸳鸯蝴蝶派’后来的作品影响很大吗？”
“对的.”魏绍昌继续说：“《玉梨魂》这篇用四六对偶、文言骈体所写,文笔缠绵悱恻.写青年寡妇与家庭教师的恋情,由于不能自拔,终于成为旧礼教的殉葬品,虽软弱无力,但对封建社会的罪恶有所揭露与批判.《广陵潮》的影响更大,它是用白话章回体写的,以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许多大事件为背景,写70年中的社会风俗人情.涉及面很广,后来以‘潮’为名的民国小说不少,如《歇浦潮》《人海潮》《血海潮》, 可见《广陵潮》引起的轰动.‘鸳鸯蝴蝶派’在民国时,曾有三次热潮,每次都是由长篇小说为代表牵头,长篇小说也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命根子.”
我将拙作《旧上海的“ 鸳鸯蝴蝶派”》一文求教于魏绍昌先生,说：“我在1968年至1970年,在上海卢湾区图书馆任书评组组长,有机会在馆内书库中查阅到不少旧上海报刊,便读到了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作品.”
魏绍昌先生说：“‘鸳鸯蝴蝶派’发迹于民国时的上海,但其作者主要来自苏州与扬州,苏州自古多文人,扬州亦为风情之城.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徐卓呆、陆澹安、江红蕉、程瞻庐、顾明道、郑逸梅皆苏州人,而常熟人徐枕亚、吴双热、姚民哀、平襟亚现在也归入苏州之列.李涵秋、毕倚虹、张秋虫、贡少芹是扬州人.张恨水是安徽安庆潜山县岭头乡黄岭村人,但他成名在上海.写《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后来也搬到了上海.另一个写言情小说出名的作家刘云若, 他的代表作为《红杏出墙记》,也被称为‘天津张恨水’.据徐铸成写的《张恨水与刘云若》一文披露,文学评论家郑振铎对刘云若写作的技巧甚为推崇与赞许.不过,我知道郑振铎对‘鸳鸯蝴蝶派’批评甚严, 为何对刘云若小说大加赞扬,我很疑惑,可惜郑振铎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我无法当面向他讨教了.”
新旧文学是井水与河水
谈到新文学作家对“ 鸳鸯蝴蝶派” 的批评, 魏绍昌先生说：“钱玄同先生将香艳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划了等号,沈雁冰、郑振铎、阿英、郑伯奇等人也持相同观点, 所谓‘ 鸳鸯蝴蝶派’ , 开始是指徐枕亚、李涵秋, 后来又指向张恨水、包天笔、周瘦鹃、严独鹤、郑逸梅、秦瘦鸥等畅销书作家与著名报人, 点到的期刊则有《礼拜六》《万象》《紫罗兰》《小说月报》与报上的副刊《自由说》《快活林》等.”
我说：“1936年发表的《全国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宣言》一文中, 好像也有‘鸳鸯蝴蝶派’的作家签字？”
魏绍昌说： “ 对的, 当时签字共有21人,有鲁迅、巴金、林语堂、茅盾、冰心、丰子恺等人,也有包天笑与周瘦鹃.由于张恨水当时在北平,所以没有签字.鲁迅先生曾在发表宣言的一个月前写了一篇《答徐懋庸并关系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文中指出,‘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 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派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相互批判.’”
我又问：“我听秦瘦鸥先生讲过,范烟桥在苏州办杂志时曾发表了许多新文学代表人物的作品,您是如何评论这件事？”
魏绍昌是个知识渊博的史料专家,他略一沉吟便说：“好像是1 9 3 3年出的《珊瑚》杂志上,有一篇《新作家的陈迹》,提到刘半农、施蛰存、戴望舒、老舍、叶圣陶等新文学作家代表都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叶圣陶还在文章中提到他当年给《礼拜六》写短篇文言小说.我个人觉得影响最大的是刘半农与张天翼,这两位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早期都与‘鸳鸯蝴蝶派’刊物关系相当密切.刘半农创作和翻译了大量侦探滑稽社会小说,如侦探小说《》《假发》《女侦探》；滑稽小说《吃河豚》《福尔摩斯大失败》；社会小说《稗史罪言》《奴才》《歇浦陆沉记》等.经刘半农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黑肩巾》《猫探》《欧陆纵横秘史》等作品皆是文言体,迎合了‘鸳鸯蝴蝶派’杂志的要求.而张天翼以写新侦探小说出名,他的《怪癖》《人耶鬼耶》《空屋》《遗嘱》《恶梦》《铁锚印》,都发表在《礼拜六》《半月》《侦探世界》等‘鸳鸯蝴蝶派’杂志上.但因为刘半农与张天翼后来都在新文学上作出了贡献,谁也不会将他们划入‘鸳鸯蝴蝶派’阵营的.”
我又说：“由于茅盾、郑振铎等人对‘鸳鸯蝴蝶派’批判很激烈,许多旧文艺的文人大都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比如秦瘦鸥先生就对我说过,他就写过新文艺作品《劫收日记》.我去拜访郑逸梅先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只是‘旧闻记者’与‘掌故作家’.”
魏绍昌先生说： “ 我觉得他们本人承认不承认,都无关乎这个流派的存在,以及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我只是认为‘鸳鸯蝴蝶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很兴盛,张恨水的作品就极其畅销,连鲁迅的老母亲也十分喜欢,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必须承认这个流派,对这个流派进行研究,或对其批评,都是正常的.但漠视其存在,那就有点掩耳盗铃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现代文学史,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这几位大学教授对新文学的左、中、右三派都写到了,对现论派、新月派、现代派、论语派、民族主义文学派以及复古的学衡派、甲寅派都一一提及,但偏偏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庞然大物’而畅销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只字不提,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把‘鸳鸯蝴蝶派’拒在‘文学之门’之外,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我又问： “ 那您的看法呢？”
魏绍昌先生说： “ 我个人的看法是：新文学是河水,那么‘鸳鸯蝴蝶派’就是井水,两者分别代表各自的需求,各自的用途,且可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需求.今天无法阻挡金庸武侠小说热、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热,正如当年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兴盛.当然,在质量上,新武侠小说与新言情小说已经在文学技巧方面上了一个档次,但其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是一样的.”
对于魏绍昌先生的言论,我当时还有点困惑,但他的一家之言,我仍很尊重,魏绍昌先生作为中国近代、现代、当代三大文学资料研究丛书的编委,作为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负责人、研究馆员,他写的《晚清四大小说家》《我看鸳鸯蝴蝶派》《红楼梦文本小考》,并主编《民国通俗小说大辞典》《鸳鸯蝴蝶派研究史料》等书,都让后人为之瞩目.他晚年还赴美国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讲民国文学与《红楼梦》,他与邓云乡、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魏绍昌作为中国上海著名的文史专家,读书甚多,认真掌握大量史料,并贵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是值得钦佩的.
1991年,我出版了《旧上海报刊史话》（与张国瀛合著）一书,该书序言由魏绍昌亲自撰写,十分感谢魏老对我写作的鼓励与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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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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