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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总体文学”的设想及其可能性
■唐成军 宋德发
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总体文学”再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总体文学”的概念是在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被提出而日臻完善的.“总体文学”对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建构“总体文学”的立足点是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建构“总体文学”的基本途径是跨文化对话.“总体文学”不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现实.
［关键词］总体文学；比较文学；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I0-03
“总体文学”是在比较文学发展进程中,最早由欧美学者提出并加以讨论的重要概念.从萌芽到多元时代的再认识,“总体文学”的概念在发展过程中日臻完善.1827年,歌德批判马蒂松狭隘的文学观时说：“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来临.”［1］(P221)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常常被认为是“总体文学”的滥觞.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30)歌德与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上半叶提出世界文学的想法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冲破了传统封闭的、狭隘的民族文学圈子,使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世界,并为比较文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成为“总体文学”设想的源头.
一、“总体文学”概念的产生
最早就“总体文学”的概念及其与国别文学、比较文学的联系和区别进行论述的应首推梵·第根.梵·第根深知法国学派主张的比较文学存在缺憾,由于比较文学无法整合各类研究成果且难以洞察各国的文学现象,为更好地了解国际性文学事件,弥补比较文学的缺憾,梵·第根于是提出“总体文学”研究的设想：“所谓‘文学之总体的历史’或更简单些,‘总体文学’,就是一种对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的探讨.”［3］(P68)“总体文学”“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3］(P68).在梵·第根看来,“总体文学”是共时层面上对各国文学之间共同事实的一个面的研究,其焦点是关注各国文学共同发展.
梵·第根提出的“总体文学”,遭到基亚、雷迈克、韦勒克等比较文学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把“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区分开来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现实基础,而且容易使比较文学研究陷入两国文学之间“外贸”的泥潭.韦勒克之所以反对“总体文学”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总体文学”的名称本身就会造成混乱——历来人们把它理解成为文学理论、诗学和文学原则；二是“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二者经常不可避免地合二为一.平心而论,韦勒克等人的批评是公允而深刻的,把两国之间的文学比较视为比较文学,而将多国的文学比较视为“总体文学”无疑会极大地缩小比较文学研究范畴.
梵·第根对“总体文学”的论述固然存在缺憾,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它的意义.曹顺庆指出：“从文学研究的本质和作用来说,总体文学理论继承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理想,使文学研究相对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制,为多元文明的理解与沟通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从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来看,总体文学理论突破了当时比较文学学界实证式影响研究造成的停滞局面,是比较文学由法国学派跃进到美国学派的一座桥梁.”［4］(P219)曹顺庆肯定了西方学者提倡的“总体文学”的价值.但毋庸讳言,拨动“总体文学”这根弦引发了不少“声音”,尽管“未成曲调”却奠定了“基调”.梵·第根和韦勒克所说的“总体文学”实质上还是欧美文学,其强调的“跨民族”“跨国界”视野仍局限在西方的围墙之内,没有挣脱西方文化圈,是偏狭的欧美中心主义文学观.随着多元时代的来临,欲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文学”,就必须打破一统天下的中心主义观念,在异质文明范围内来考察.曹顺庆就“总体文学”的要义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总体文学’不是追求某一原则或标准,而是努力寻求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点；‘总体文学’所追求的共同点、差异性只能在不同文明、文学的真正平等对话中展开；在不同文明纷纷走上历史舞台的多元化时代,强调和追求‘总体文学’,其实质就是要求异质文明之间全面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实现互相的理解与沟通.”［4］(P225)曹顺庆的总结有三重意义：一是指出了“总体文学”的实质是不同民族文学、文化的共同点；二是“总体文学”构建的基本途径是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三是“总体文学”追求的目的是异质文明的理解与沟通.这就使我们在多元文化时代下,追求“总体文学”有了明确的方向、有效的途径和崇高的目标.
如果说比较文学像阵风,一时吹向东,一时吹向西,改变了方向也就改变了对象,那么“总体文学”则像一个三角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是追求各国文学中的共同点,是“纯文学”的,从而保证了“总体文学”追求之目的的精准,不至于在多元时代中迷失方向.“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5］(P1)文学是人类情感的反应,每个时期、每个民族的文学间具有通约性.比如,浪漫主义时期,西方文学的自由与自恋；闭关锁国期间,中国文学的自满与自负；后殖义时代,第三世界文学的自强与自爱,等等.无论从美学还是心理学来看,多元时代下“总体文学”的追求是可行和可能的,“多元时代视野可以达到一种‘总体文学’构想”［4］(P56).
二、“总体文学”的价值
“总体文学”不是要统一文学,“总体文学”的建构不是磨平民族文学的棱角,而是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来重新定位和评价各民族文学,从而赋予民族文学更加丰富的内涵.卡桑诺在《文学的世界共和国》里主张在世界文学的空间里来了解文学,因为只有这样广阔的空间“才可能赋予个别作品的形式以意义和连贯性”［6］(P84).“总体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为民族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和互动提供了公共空间,从而丰富民族文学内涵,推动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把握人类的文学性.随着“总体文学”的建构,民族文学可以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性文学空间来重新认识、打量和评价自身,在共享的雨露中滋养自身.各国文学的共性越发集中,各国文学的差异性就越发突出；在彰显个性的同时,越发引起人们对各自民族文学独特性的珍视,从而推动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文学是人学,“总体文学”是人类普遍情感的反映.对“总体文学”的追求有助于从总体上认识和理解文学的人类性.在“总体文学”的追求中,坚定立足点,坚持跨文化对话；在多元时代下,理解和尊重差异性,寻求通约性无疑可以欣赏民族文学“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例（现实主义固然不是“总体文学”,却具有“总体文学”“共同性”的性质,因此,在“总体文学”达成之前,也具有类比价值）,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法国人的《人间喜剧集》、中国人的《激流三部曲》、俄国人的《战争与和平》等,它们具有文学上的通约性：努力描绘客观现实,力图反映生活面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罪恶的现实怀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等等.但在“统一”的标签下,又不乏各具姿态的弧形、锋芒和性情等.同理,“总体文学”也会开出色泽相似之“花”,但又不会丧失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因为每一朵“花”都扎根在不同的乡土上,共同性的层面下仍然蕴涵着差异性.在“总体文学”的公共空间里,各民族文学会随交流的深入和扩展而采众家之长,补己之短,促进民族文学“竞相争妍”.
比较文学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和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总体文学”在比较文学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和深化,对比较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梵·第根提出“三层次说”,即“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总体文学”,认为它们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是为比较文学争取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比肩的学科地位；另一方面是通过“总体文学”来整合多国文学和弥合过去的国别文学被比较文学撕开的学术“裂缝”,确保比较文学的研究更加完善和科学.多元时代下,“总体文学”的建构将加强各国文学的联系和交流,扩大更多文学对话的交界面,因此可以摒弃“X+Y”式的牵强附会的比较,深化文学比较和跨文化对话,从而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
三、建构“总体文学”的立足点
在多元时代展开“总体文学”追求必须有立足点,否则就会摇曳不定,漫无目的,使努力归于徒劳.笔者以为“总体文学”的追求在对象上要立足于民族文学,在方法上要立足于比较文学,内容的明确让研究避免盲目,方法的中肯让追求行之有效.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类文学越是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就越容易被他者所关注,被世界所认识.人类普适性的共同点来源于人类丰富的特殊性.“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发现、接近、影响、渗透、融合……都不足以改变参与交流的各民族文学自身的总体特性及其发展的基本方向.”［7］(P6-7)民族文学相对于他者是国别文学,在保留个性的前提下,民族文学的发展为国别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表面上看,民族文学的发展会阻碍“总体文学”的建构,实质上却可以促进“总体文学”的早日来临,因为民族文学越本真,“总体文学”就越本质,从大量真实的独特性中提炼出来的规律和共同点就越具普适性.
从个体的研究情况来看,一个学者要充分描述即使是一种文学中一个有限的时期或方面,都需要涉猎大量作品、史料和评论,其数量之大使我们不能期望同一位学者能够再研究另一国或数国文学.进一步说,囿于爱好、气质、智力、精力、学力和生命力等诸多因子,“总体文学”的建构无法由个体单独完成.倘若从国际视野来研究民族文学,对民族文学的挖掘可以扩大对“总体文学”的认识,尽管也存有一些缺憾：“其结果必然会使他们脱离文学作品本身,产生把文学机械化、表面化或非人化的弊病.”［8］(P222)毋庸讳言,雷迈克的忧虑不无道理,但民族文学的研究可以为“总体文学”提供资源和便捷是不争的事实.雷迈克也承认民族文学的研究可以为“总体文学”提供一些“国际潮流的例证”［8］(P220).
在大力发展民族文学的同时,要避免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对民族文学的坚守和弘扬,不是自恋和自满,也不是任性和偏执,而是与强势文学取得对等地位的自强和自爱.立足民族文学要克服“欧洲化”“美国化”“霸权化”等文学垄断,通过对民族文学的振兴,打破一元化的文化理念、绝对化的文化实践和霸权化的文化心态,从而拯救“文学殖民”“文学失语”“文学瘫痪”等,造就“众声喧哗”的对话局面.
文学比较预设了一个文学具有共同性的前提.比较文学固然不是文学比较,但比较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有论者甚至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方法就是比较视阈下的对话.比较不是目的,但比较是不可或缺的途径.通过比较可以发觉彼此之间的差异,避免误会和冲突,加强和促进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寻觅相互间的共同性.比如,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地比较中西诗歌的创作,发现中外诗歌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处,它们几乎都是来源于不愉快、苦恼和穷愁的表现与发泄,从而获得中外诗歌创作存在共同心理基础的认识.可见,在寻求文学之间对话的起始点和共同点时,比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法国学派推崇的历史考据式的实证研究,从流传学、译介学、渊源学等角度来寻求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模仿、流传与变异、借鉴与创新,可以挖掘文学、文化过滤和误读背后的原因,从更深层面来考察文学之间的通约性.美国学派力主的平行比较注重类同性和综合性,对各文学之间的“共同事实”的探索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学者倡导的双向阐发,其实质是在存有差异甚至冲突的异质文明之间寻找共同点,谋求文学、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
没有比较就像盲人看世界必定产生偏差、扭曲和误解.比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通过他者来重新定位、评价和审视自身与世界,发觉文学之间的通约性,为世界各国文学的对话提供资源和起点.例如,同为20世纪著名作家的鲁迅和卡夫卡,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他们之间有过交叉或交流,但是有的学者通过比较,超越表象的差异,注意到他们精神层面的相似：一个是“东亚病夫”,一个是“不幸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他们都是以“漂泊的异乡人”的失真状态审视绝望的境遇和荒谬的现实,不谋而合发出人类悲惨的呼号.“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和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9］(P92)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就是在相异中寻求相同.很难想象,没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等比较文学方法的介入,“总体文学”的探求和建构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比较文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总体文学”的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钱钟书所说：“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9］(P92)
比较文学固有的世界性胸怀,跨越性优势突破单一、狭隘的民族文学桎梏,是“总体文学”建构的重要桥梁.我们必须以民族文学为圆心,用比较文学作半径,在世界文学的轨道上探求“总体文学”.简言之,民族文学和比较文学不管是“青山”还是“破岩”,在“总体文学”的追求中始终是不可动摇的立足点.
四、建构“总体文学”的途径
欲见“总体文学”繁荣气象,就必须“开窗”,“开窗”意味着广阔的视野、包容的胸怀、对话的意愿.跨文化对话就是在多元文化的维度上,通过寻找和尊重差异来表达人类文化共存的目的.在多元时代,跨文化对话是“总体文学”追求的基本途径.跨文化对话必须坚持“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世界眼光,民族平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都不可能处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否则必定在故步自封的圈子里衰亡.只有“开窗”引进阳光和雨露,才能让文学“春风吹又生”.自歌德提出“总体文学”的雏形以降,“总体文学”仍未达成的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倡导的“总体文学”理论的立足点始终停滞在西欧和美国,即片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没有把东方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纳入“总体文学”的考察范畴.由于地理区域或者政治意识等原因,目前呈现的“欧洲—西方文学”、“亚洲—东方文学”、“美洲—犹太文学”、“非洲—黑人文学”等多元格局,充其量只是梵·第根所说的同一文化圈内的“总体文学”,还不足以堪称世界范围的“总体文学”.
视野的广度往往决定着思想的深度和行动的力度.“总体文学”的建构必须以世界各国文学为考察对象.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为世界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过贡献,因此,世界各国文学要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只有理解方可交流,只有平等方可对话.在多元的对话时代,平等是前提.认为世界将在“大一统”里磨平民族文化的棱角,消弭国别文学的差异,这不仅违背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而且将导致源源不断的冲突.因此,我们应当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文学差异的基础上建构“总体文学”.
第二,多向阐释,全球互动.双向阐释指的是“同时用东西方的文学理论,去分别阐释彼此不同的文学作品”［10］(P254).双向阐发法是中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一种跨文化研究的独特方法,在此之前,是用“放入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文学理论去阐释其他文学的单向阐发.中国学派的双向阐发无疑打破了西方理论“一言堂”的局面,从而让更多的民族文学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来,力图使世界文学“动”起来.单向阐发无疑片面,但双向阐发未必合理.中国学者极力推崇的“中西互动”“跨文明对话”“双向阐释”等,固然冲破了西方传统的单向灌输,但仍然存在缺憾.因为在字里行间、笔墨之外潜藏着对中国文化的自傲,同时暗含着对其他弱势国家的文化关注不够,其实质仍然是一种不充分、不平衡的对话.因此,我们呼吁应当多向阐释,全球互动.
阐释是多向的,互动是全球的.翻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多元化时代,文学作品面向的读者是全人类,而不像情书永远只有一位读者,因此,翻译是多向阐释的重要前提.翻译可以促进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例如,“五四”新文学融入了许多西方文化因子,开拓了我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正是得益于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莫言之所以能获诺贝尔奖,助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前台,与其作品被译介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和阐释不无关系.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而且翻译的介入,会不自觉地把民族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考察.世界各国的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来表达的,世界文学是一种复数形式,“总体文学”是各国文学共同点的集合,没有翻译的介入,就不会有接受、理解和阐释,更遑论全球文学的互动,所以翻译的作用尤为突出,翻译的成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第三,文化对话,和而不同.在多元化时代,任何企图归化他者或拒绝他者的心态与做法都是错误的,而且最终将消弭自身的特殊性,也就是摧毁其普遍性.例如,20世纪上半叶,我国试图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建立新世界,结果是自身的文明被轻视和否定.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抛弃自己文化传统而获得成功发展的先例.只有发现与发扬自身的独特性、优越性,充分尊重他者的差异性,才能在人类文化圈内彼此沟通和对话,携手向前,共同发展.跨文化交流和对话是人类文学与文化走向繁荣的重要力量.比如,梵文语法和音调所促成的音韵学和诗律学的成熟对我国唐诗的发展与繁荣功不可没；古希腊对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借鉴,古罗马对古希腊的模仿,阿拉伯效仿古罗马等文化现象,不但没有使民族文化特色消失,反而迎来一个又一个文学与文化繁荣的新时代.跨文化对话就是在多元文化的维度上,通过寻求和尊重差异性来达到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目的,是“和而不同”地对话,而不是“同而不和”地争吵.
文学对话不同于文学比较.按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是具有独立意识、地位平等的主体相互沟通和交流.在对话中产生理解,在互为存在的参照系中重新观照自身,破除狭隘的民族壁垒和自我中心主义,而且对话常常有“新事物”产生.比如,比较文学产生之初并非文学比较,而是探寻两国文学之间的“外贸”关系,对这种“外贸”关系的探析和研究,其实质是寻找不同文学之间的联系,后来随着对话意识的增强,不断促使许多新事物、新课题产生,如“变异学”“译介学”“跨学科”等文学现象,为文学发展和研究带来了新机遇.也许有人会忧虑,文化对话会消除异域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诚然,随着交流的深入,彼此的共同点会越来越多,但并不意味着彼此的差异性就越来越少,正如人的成长,四肢的壮大并不意味五官的衰弱.全球化、多元化时代,“是‘交流意味着一切’的时代：一切在交流中生成,一切在交流中存在；不在交流中发展,就被交流所淘汰”［7］(P24).优秀的文学不是一张大纸,而是有生命力的事物,不会在对话的狂风中被吹走,反而随风散发光彩.
多元时代的文化是一个开放、多样的统一体,因此,我们应以更加开阔的胸怀、乐观的心态融入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在理解与尊重多元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接触、对话和发展,那么“总体文学”就不再仅仅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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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曹顺庆.比较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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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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