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养人的制度梦魇：体制惰性导致帝国的溃败，该文是关于帝国方面本科论文范文与惰性和制度梦魇和溃败类毕业论文怎么写.
张 鸣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乱治交替,周期兴废.每个王朝,无论君主贤与不肖,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用黄炎培的话来说,谁也走不出这个周期律,道理何在呢？
自秦汉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官僚帝国.封建制自打春秋时期结束,就只有短期和局部的复辟,不再有整体的存在.这样的帝国,无论大一统还是南北分治,或者多国共存,每个政权都是官僚型的帝制.帝王与官僚共天下(朕与二千石共治天下),皇帝借助官僚治理国家,成为制度的本质属性.所以,皇帝和官僚体系是这个制度的两个最核心要素.皇帝的统治能力和官僚机器,以及制度的有效性,一般来说,是帝国兴衰的关键.
皇帝的胡来,可以导致帝国的溃败；同样,官僚机器和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也可以有类似的效果.二世而亡的王朝,比如秦与隋,是皇帝折腾的结果；而西晋的速溃,则主要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另外,明代类似的制度问题也导致了动荡和王权的更迭,只是因为发生在朱氏家族内部,人们不将它算作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两者比较起来,官僚机器的分量其实更大.一般来说,只要皇帝不特别的瞎折腾,王朝就不会突然崩解.而官僚机器如果整体废弛,则王朝一天都活不下去.当然,官僚机器整体罢工,发生的概率不大,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是老化.
平稳传递的王朝延续到一定时间,就算皇帝的行为中规中矩,官僚制度一样会呈现疲态.就像一台机器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机件老化.这种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任何一种制度都一样.更大的难题是,在古代帝制条件下,这样的机器基本上不能修补,顶多更换零件(人),一般不可能修改设计.即使还能维持,但再往下走,就无论如何都不行了.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崩溃性的停摆.“其亡也忽”的道理就是说,王朝会出现“老死”的现象.这种“老死”的现象,主要跟官僚体系和其群体有关.
王朝新立时,设置制度、成立机构,当然都是为了干事的.有其事,才设其官.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送往迎来的,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但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有其用,才设置机构.当然,制度设官分职,究其实质,官员就是朝廷的雇员,拿薪水干活.所以,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在那个时代,还是最好、最稳定,也最有荣誉感的职业.只是,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
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为了做事而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制度的性质却会出现变异.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像北宋那样——皇帝为了防止臣子借权搞不臣活动,刻意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一个事情被多头负责,互相牵制,搞的结构叠床架屋,除了养人别的什么事也做不好,就别的王朝来看,机构膨胀、效率降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机构碍于祖制,无法明目张胆地扩张,编制外的胥吏就会大规模膨胀.养人养在官,养在吏,其实都差不多.
一个官僚帝国,官权在民间的制衡是有限的.地方的豪族和大户,或者我们后来讲的士绅,的确对于地方官的滥权有一点制约.但地方官只要执意胡来,士绅的抵制也大抵限于自保；能够通过关系将之拿下的,毕竟是少数人才办得来的事.如果朝政昏暗,地方官来头大,那么地方豪族大户、士绅可能连自保都难.至于一般百姓,地方官生杀予夺,只要没把事闹得太大,遭遇御史弹劾的可能其实不大.地方官和他们的下属,包括书吏和衙役,对于境内和过往的商人,具有更多的支配权.所以,借官权生财,在那个时代,是人世间所有行业中一种最便捷可靠的途径.无论官员是否贪恋他的官职,都会给他带来钱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其实不是讽刺“清知府”的贪,而是说,即使“清”,也一样会有这么多薪水外的收入.
明清时代的胥吏,其薪水或者补贴低到几乎不能养家的地步,但这个群体却一直在膨胀.无论还是地方,正经八百的书吏和衙役数量未必会增加很多,但临时工却总是在增加,速度和规模还相当得大.以衙役而论,除了正役之外,还有帮役,帮役之外还有白役.一个县里面,最初的衙役只有几十人,但后来可以膨胀到几百,甚至上千人.尽管衙役在政治上属于贱民,人们依然对这个职位趋之若鹜,因为只要沾上官权,就可以借机弄钱.书吏和衙役本质上都是官僚机器上的部件,而且是很重要的部件,一旦缺了机器就会停摆.换而言之,他们也是官僚制度这个“铁杆庄稼”养的人.体系不明令给薪水,但他们靠在体系上,就可以丰衣足食.
随着王朝的延续,各级政府部门都不可避免地在悄然改变自己的性质,从办事,变成养人.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渐进的——各个机构,办事的属性逐渐减少,养人的属性逐渐增加.无论何种机构,办事的功能都在退化.
一旦有急务,朝廷只好设置临时机构来处理,后来临时机构变成正式的,也不办事了,就再设临时机构.到了王朝末年,机构整体办事能力退化到一定程度时,这个机构对于王朝的生存不是在帮忙,就是在添乱.比如说,一个县的政府,原来存在的目的就是帮助朝廷维持秩序,同时征收钱粮,给朝廷“输血”.这个县政府从民众那里弄来的大部分钱粮,开始是大部分上缴,小部分自肥；而后上缴的份额未必减少,但自肥的份额逐渐增加,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到了民不堪命之时,就会因人祸而出现生计问题,如果再遇到灾害,就会发生动荡.这种时候,朝廷要么拨款救济,要么派兵镇压,都会加重朝廷的负担.这时,这个地方的政权就不是在帮忙,而是在给朝廷添乱甚至“挖坑”了.
由于机构是养人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即使这些机构没有用了,也裁撤不了.明代的兵制,开始是卫所制,但后来卫所的官兵只能屯田,不能打仗,于是只好另设镇守制,招募雇佣兵打仗.但卫所却不能撤,一直保留到明朝灭亡.明代省级官员原来是布政使、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三驾马车”,后来发现这样的三权分立没法干活,于是在三权之上加派一个巡抚.在巡抚成为一省实际上的首长之后,其实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可以撤销了,两者的衙门(机构)也可以裁掉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撤不了.而且这种职权重叠、官员互相牵扯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将总督也变成实际上的地方官,总督比巡抚高半格,有些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和湖北,督抚同城——一城之内,既有总督又有巡抚,职能重叠、职权打架,但就是不能裁撤一个.更可笑的是,清代不预立太子,因此太子詹事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也不能撤,说是留着官职给翰林们做一个升官的中转站.清朝原来设有漕运总督,督办由大运河转运的漕粮事务,但晚清由于太平天国内乱,原来的漕运之路被断掉,就实行了漕运改海道,这个庞大的漕运衙门已经没有用了,但依旧不能裁撤.
晚清的戊戌维新,在百日变法之时,并没有实行一丁点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仅仅裁撤了一些闲散衙门.比如撤掉了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撤了漕运总督；在京城,撤了詹事府、太仆寺等十几个闲散衙门.就政府效率而言,这样的变革即使在旧制度时代,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于这样的改革,仅仅在京城就涉及万把人的生计,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为西太后刁难光绪,为难变法,提供了口实.尽管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最高权力二元结构,西太后担心变法提升皇帝的地位和人望,自己失去权力,但中国官僚帝制结构本身的养人难题,也是一种过于难过的关口.
在旧式的帝制结构中,官僚体系原本是王朝的支柱,但这个体系却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和性格,只要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就会慢慢从支柱变成蛀虫和赘疣.而且,在旧体制存在的前提下,体制自身很难做修补.中国的官僚帝制,本质上依旧是一种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若要修补,前提是必须改变体制.多少代王朝自身的变法,都是针对官僚体系的问题.但秦汉之后,没有哪次变法能够完全成功的.王莽改制,不改新朝还能维持,一改反而葬送了自己.其余像唐朝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都是失败.砸人饭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旦改革涉及官吏的饭碗问题,就会变得举步维艰.只有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成效,因为没有动人、动机构,仅仅改革了税收政策——把此前非法的摊派,变成了合法的正税,简化了手续,在不太触动官僚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减少了因征税手续繁复对百姓造成的勒索.即使这样,张居正死后依然因此而遭到清算.官僚帝制框架下的官僚体制一旦生成,就有巨大的惰性,这个惰性就像天文学上的黑洞,可以吞噬任何试图改变它的人,甚至包括皇帝.
过去历史上的改革难,改革者下场惨,本质上都是过不了养人难题的关口.
——东方出版社《帝国的溃败》
归纳上述,此文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惰性和制度梦魇和溃败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帝国本科毕业论文帝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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