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随侍蒋经国十四年（连载之三），本文是有关随侍蒋经国十四年毕业论文题目范文跟随侍蒋经国和连载和随侍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宋楚瑜
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那时候,我从担任“新闻局长”开始与吴三连、李鸿禧、陈继盛等党外人士,胡佛、杨国枢、吕亚力等知名教授,陶百川、李璜等诤言人士交换意见,余纪忠、王惕吾等媒体大佬,也都是我经常请教与沟通的对象,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作法上的建议.
举个例来讲,在决定解除戒严前,经国先生要我去找吴三连先生,希望他协助与党外人士沟通,不要在这节骨眼闹过头,动辄走上街头,让台湾能稳定的脱离戒严时代.吴三连先生后来回了封信,说他会“尽绵薄之力”,后来果然做到了.
6．多方沟通逐次过渡
另个案例是.有段时候党外每个礼拜天都上街头闹事,现场常是“总统府”和台北火车站,情治系统的想法是“通通抓起来”,但经国先生的指令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中间的差距便要靠沟通来弥补.有次要发动4- 19包围“总统府”+我就先找了梁肃戎先生（当时他是国民党党部政策会副秘书长）,透过他找到的台大老师、曾任大法官的苏俊雄先生,然后一起到民生东路的家中沟通,陈述利害后,答应取消游行.
这成为多月以来第一个没有游行的星期日,情治首长都很高兴说要感谢我,虽然那天下雨,我一大早七点还是被邀去球场打球,因为他们说“风雨无阻”.打没两洞就突然接到电话,要我立刻到经国先生寓所报到.那天,他好高兴的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坐在他病榻旁的小椅子,浑身湿答答地吹冷气,晚上发烧、发抖,当晚便因急性肺炎进了荣总,住了两个多礼拜.也蒙经国先生指派侍卫长、办公室主任、蒋孝勇兄不时前来探病.
党外沟通之外,还要跟社会弱势沟通,这两个系统都常上街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要分清楚他们上街头的诉求与动机,分别沟通.
举例来说,因为军中待遇不高,早期坚持提早退伍、自谋生活者,只能领取一次少得可怜的退伍金,后来很多不是经商失败、就是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生活不好还得政府补助,于是有一批自谋生活的老兵,因为退役官兵的生活补助多年没有调整,跟物价上涨相比实在太低,于是包围了“行政院”闹了三天,俞国华院长只能从后门进出上班.我衔经国先生之命,半夜十时走到他们扎营地去沟通,转达经国先生的话：“我有饭吃,老兵就有饭吃；如果只有一口饭吃,我也会先给老兵们吃.”结果老兵们潸然泪下,开始撤退,一个不留.一早,这边经国先生也撤了“退辅会”主委的职务,并调整了老兵的生活补助金额.
7．内部转型难于开放
走向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 “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地抓,也不能一味地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的训练,一边加强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8．从威权到：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其次,一个国家的治理,起始于领导者身边人马的管理.经国先生深知,中国历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边的人尽皆低调而规矩,勇于任事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们省府团队后来也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跟或威权的体制关系不大,而跟我们对政治信念与政治经验有很大关系.不把政治权力摆在民众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帮民众解决问题,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的人,永远会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怀念.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 “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
（完）
综上而言，上文是一篇适合随侍蒋经国和连载和随侍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随侍蒋经国十四年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随侍蒋经国十四年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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