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述评，该文是研究述评类有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跟朝鲜王朝和杜甫和高丽相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张寒
摘 要：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是杜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对这一时期杜诗重要译注本的考证、诗歌创作中的杜甫受容、韩国诗话中的杜甫受容等方面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方面还需深入研究,如通过对韩国诗话中关于杜诗注释的考查,可以反映韩国古代文人对杜甫的受容与批评情况.
关键词：高丽 朝鲜 杜诗学 受容 杜甫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系年》（14ZDB069）中期成果.
作者：张寒,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00081.
杜甫既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由于韩国古代君主的直接推动,早在高丽时代,韩国古代文人便开始推崇杜甫,重视对杜诗的研究与借鉴.现存高丽、朝鲜王朝诗话共计136种①,其中有107种述及杜甫或其诗作,可见杜甫在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影响之深远.因此,对韩国古典文学中杜甫受容的情况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杜诗学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视角,也可以促进中韩比较文学的研究.据王红霞、（韩国）李廷宰《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杜甫研究述评》、（韩国）柳昌娇《近年来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被接受》两篇综述所统计,2000—2010年韩国有关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的论文共18篇,②经笔者粗略统计,截至2015年,我国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有25篇,加之相关研究著作及韩国近四年的研究成果,关于高丽、朝鲜王朝杜甫的受容情况,在杜诗重要译注本的考证、诗歌创作中的杜甫受容、韩国诗话中的杜甫受容三方面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学界尚未有针对其作专门述评.现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述评,以期展现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之概况.
一、杜诗重要译注本的考证
杜甫是高丽、朝鲜王朝“最受崇敬,历久不渝”③的中国古代诗人.台湾学者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从中韩两国血缘关系、杜诗传入韩国之始末、韩国历代编注刊印杜集概况、杜诗对韩国文坛之影响等方面,详细考索了杜甫诗歌流传到韩国的情形.他认为“杜诗传入韩国的可能时间,应该在王洙本刻出（1039）之后,但不得晚于林椿、郑知常、卢永绥等人去世前（1135）.按照李奎报《吴先生德全哀词并序》所呈现的意义来看,甚至于在1100年左右（十二世纪初）,杜诗应该已经传到韩国了”④,由此可见杜诗对高丽、朝鲜王朝影响之久远.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将杜诗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最晚确定在11世纪80年代,并认为朝鲜半岛文学史上杜诗典范形成的标志：一是杜集的大量翻刻；二是在王室的主导下完成的杜诗诸本的翻刻及新撰；三是读杜、拟杜、集杜风气的盛行.前两点所提到的杜集版本的翻刻与新撰,也是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杜甫受容的基础,其中《纂注分类杜诗》《杜诗谚解》《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等重要的杜诗译注本,在当时朝鲜半岛影响颇大.
朝鲜王朝世宗二十五年（1443）四月,“（世宗）命购杜诗诸家注于中外,时令集贤殿参校杜诗注释,会粹为一”⑤,编纂了《纂注分类杜诗》,这是朝鲜半岛编纂的第一部杜诗注本,此后又九次重印.朝鲜李朝成宗十二年（1481）,《纂注分类杜诗》被译成谚文（朝鲜文）即《杜诗谚解》,并首次刊行.《杜诗谚解》凡二十五卷1467首,是朝鲜文学史、翻译史上第一部译诗集.仁祖十年（1632）,因初刊数量不多,且横遭壬辰之乱、丙子之乱的焚烧,于是再次刊行.关于《杜诗谚解》的成书原因,郑澈在《〈杜诗谚解〉浅析》一文中的观点是朝鲜王朝的统治者们认为杜诗充分反映了诗人爱君忧国之诚,读起来使人感发而兴起,所以他们选择通过译注刊行杜诗来助其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正因如此,杜甫及其诗歌的地位得到了极度推崇,以至于杜甫被看作是《诗经》以来出现的万代之宗师.而金东勋在《朝鲜古代诗人对杜诗的谚解与批解》一文中则认为《杜诗谚解》编纂的真正动机是要校中国历代杜诗之注,然后借通俗的译文帮助朝鲜读者理解较为深奥的杜诗.笔者认为,无论是统治者利用杜诗裨益于风俗教化,还是帮助读者读懂杜诗,均为其编纂《杜诗谚解》的目的,而后者是前者的保障,也为杜甫在高丽、朝鲜王朝的受容奠定了基础.
《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简称《杜诗批解》)凡二十六卷,是朝鲜王朝文人李植专门批评解析杜诗的著作,其手稿成于朝鲜仁祖十八年（1640）,至英祖十五年（1739）才刊印行世.关于该书的成书背景,左江在其《朝鲜李植〈杜诗批解〉的产生背景》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文章认为李植因为其政治境遇与杜甫有颇多相似之处而钟爱杜诗,加之他生于乱世,经历了壬辰倭乱与丙子胡乱,所以其批解杜诗也可谓借此抒一己之情怀,发一时之感喟.左江的另一篇文章《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底本辨析》认为李立信先生所持《纂注分类杜诗》依据的底本是元刘辰翁批点、高楚芳编纂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以下简称高本 )的观点不确.该文通过将《纂注分类杜诗》分别与宋徐居仁编、黄鹤补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徐本）、高本的体例与注释等进行比对,认为《纂注分类杜诗》是以徐本为底本,以高本为重要参照本,并且同时参阅《草堂诗笺》《杜诗补遗》等杜诗版本,加上集贤殿诸学士的补注而成的集注本,文章论据详实,令人信服.韩国学者闵庚三《朝鲜本〈杜诗泽风堂批解〉评介》具体介绍了《杜诗批解》的成书过程,并考证其目录编次依据唐板本高楚芳编次、刘辰翁批点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按年代排列；其注释依据乡板本《纂注分类杜诗》,删繁就简,纠谬补遗.作者认为李植以熟读摹袭杜诗为学诗准的,继承历代学者的杜诗集诗大成之说,其在对杜诗的批解中强调“讽刺”,揭示“奇隐”美、强调“宛妙”美.闵庚三另一篇文章《李植〈杜诗泽风堂批解〉对杜诗学的贡献》,通过《杜诗批解》对杜诗的校释、对杜诗的系年、论杜诗的句法与章法、驳正杜诗旧注等方面的论述,体现了李植对杜诗接受的一面.金东勋《朝鲜古代诗人对杜诗的谚解与批解》一文认为《杜诗批解》不但吸取了中国历代注家注杜之精华,还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指正了前人注杜中的某些不足与谬误,对杜诗在朝鲜半岛的出版起到了积极的校勘作用.
二、诗歌创作中的杜甫受容研究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随着杜诗的普及,读杜、拟杜、集杜风气逐渐盛行,杜诗成为韩国古代文人诗学的重要典范.关于高丽、朝鲜王朝在诗歌创作中对杜诗思想的推崇、杜诗诗句的化用、艺术手法的借鉴以及次韵杜诗等研究,是目前高丽、朝鲜王朝杜甫受容研究的主要方面.其中,有以诗人群体或流派为研究对象的如李岩《朝鲜高丽时期文学中的杜诗》,该文章选取高丽仁宗时期郑知常、卢永绥、高丽中期“海左七贤”、高丽高宗时期李奎报、崔滋、高丽后期李齐贤、郑枢等诗人的诗作与杜诗相对照,体现了高丽时期的诗歌对杜诗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受容.（韩国）安末淑的博士学位论文《杜甫诗和韩国朝鲜时代诗研究》不同于大多数韩国学者从中国文学上的观点出发的杜诗研究,他以韩国文学上的观点为基础,选取朝鲜王朝三位代表作家徐居正、南龙翼和申纬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与阐释他们在各自的诗歌创作中对杜甫及其诗歌的受容情况,并对中韩文学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查.另一篇（韩国）李受映的博士学位论文《杜甫对韩国三唐诗人影响研究》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16世纪朝鲜王朝时代的三唐诗人——李达、崔庆昌、白光勋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与杜甫离别·交友诗、咏物·题画诗、社会诗、乐府诗、山水自然诗的比较,探讨了三唐诗人受杜诗的影响与受容情况.牛林杰《韩国古代的杜诗研究》一文,分别介绍了李仁老、李滉、李植、李瀷等几位较有代表的韩国古代文人对杜诗的接受.刘楠《杜甫诗风对朝鲜诗人的影响》介绍了李齐贤、李荇、权跸等诗词中关于杜甫的仰慕与对其诗歌的学习.何镇华《李白、杜甫对韩国古代诗歌的影响》从李白与杜甫对韩国汉诗的影响、对韩国古代国语诗歌的影响,以及韩国古代诗人心目中的李白与杜甫三个方面,体现李白与杜甫及其诗歌对韩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此外还有以作家作品个案为研究对象的如：
（1）丁若镛（1762—1836）,字美镛,号茶山、三眉、俟庵,是朝鲜时期著名的哲学、汉文学,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诗歌的创作中,注重对杜诗的学习与模仿,其次韵杜甫的作品多达50余首,在诗歌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有关其诗与杜诗的比较研究,在中朝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王雪、杨新民、邵希芸《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诗歌创作的影响》一文,从丁若镛诗歌的思想、意境、构思、主题、意象等方面对杜诗的受容,论述杜甫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李晓萍《朝鲜诗人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之比较研究》将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相比较,发现两组“三吏”在诗歌题材、体裁、韵脚、表达方式和情感基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作者认为丁若镛对包括杜甫诗歌在内的汉文学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并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具有杜甫式人格的士大夫.通过积极学习、引用和借鉴杜诗,丁若镛比较成功地仿作了杜甫的“三吏”.但由于受到特定生活环境和创作方式的影响,丁诗“三吏”在整体成就上逊于杜诗,然而其别出心裁的构思和独到的思想深度使其作品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孙玉霞博士学位论文《丁茶山与杜甫诗歌创作的比较研究》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古典文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歌批评理论,以及接受美学、影响学、传播学等文学理论,以杜甫为“他者”,通过对丁、杜诗歌文本分析,结合二者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时代背景和哲学、实学、文学等思想文化背景,系统地研究茶山和杜甫在文学观以及茶山诗与杜诗在思想内容和诗歌形式、意象、情感等艺术成就方面的异同.该论文在第五章对茶山对杜甫的接受与超越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总体来看该论文旨在以杜诗为镜,更侧重于研究丁茶山诗歌的思想特征、艺术特色和文学及文化价值.
（2）李达（1539—1612）,字益之,号荪谷,年轻时饱览群书,却由于出身卑贱,放浪生活,他将杜甫及其诗歌视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李受映《韩国古代诗歌的大唐影响——杜甫与李达诗中的“马”意象》一文,认为李达借鉴了杜诗中“马”的意象,但与杜诗通过“马”的形象映射作者的理想和抱负不同的是,李达的诗中“马”的意象只是以一个叙事者的身份状物抒情,没有达到杜诗意象的高度,因为他虽然模仿唐诗,但未完全悟透其中滋味.杨会敏《朝鲜朝诗人李达诗歌之论析——兼与杜甫等人诗歌之比较》一文关于李达与杜甫诗歌比较部分,认为李达对杜诗的受容主要体现在模仿杜诗而创作的大量有关丧乱、漂泊、贫病的作品,以及一些描写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此外他还效仿杜甫作吴体、化用杜诗成句等.
（3）柳梦寅（1559—1623）,字应文,号於于堂,朝鲜全罗道兴阳县人,朝鲜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有较高造诣,其传世的诗歌、散文收入《於于集》《於于野谈》.曹春茹《朝鲜柳梦寅〈燕京杂诗〉与杜甫〈秦州杂诗〉之比较——兼论柳梦寅对杜诗的接受与批评》一文,通过对柳梦寅《燕京杂诗》与杜甫《秦州杂诗》的解读与对比,认为两首诗在情感基调、典故运用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在题材、意象、整体色调、氛围、用词等方面又有不同之处.作者认为柳梦寅创作次韵并非偶然, 其在读杜诗、引用杜诗、化用杜诗的同时,也对杜诗展开较有价值的批评.⑥
综上,关于高丽、朝鲜王朝诗歌创作中的杜甫受容研究,多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韩国古代文人具体的诗作,反映其对杜诗的学习与借鉴.正如庄婷《简论韩国朝鲜时期文人对杜甫的接受情况》一文所述,韩国古代文人的杜甫受容情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这一时期接受杜诗的最普遍的方式是将杜诗的诗语或诗句加以变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创作出新的作品；第二,直接引用杜甫的原句；第三,按照杜甫诗中的押韵来作次韵诗.此外,集杜诗也是朝鲜王朝诗人杜甫受容的一个方面.虽然集句诗是取古人已成的诗句写成另外的作品,大部分文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但是南宋文天祥却将其转变成了严肃的文学创作.朝鲜王朝的文人仰慕文天祥的忠义并视其为榜样,如金堉现存216首诗作与文山体在形式、内容上非常相似.崔皙元《论朝鲜文人金堉的集杜诗》即认为,虽然集句诗有“游戏”的一面,但金堉用集杜的方法成功地展现了解释的双方性和读者的能动性.
三、韩国诗话中的杜甫受容研究
韩国诗话是韩国传统诗学理念的主要呈现方式,诗话中关于高丽、朝鲜王朝历代文人对杜诗的评论既反映了杜诗在韩国古代的受容,也为我国的杜诗学提供了域外研究的视角,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王克平《朝鲜古典诗话对杜甫诗之批评》以朝鲜王朝诗话为参考,通过朝鲜古典诗话中将杜诗誉为“诗史”,称道杜诗艺术风格,探讨杜诗风格多样性、评说杜诗艺术表现技巧三个方面,反映了朝鲜古典诗话对杜诗的受容与批评情况.（韩国）全英兰《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之影响》从高丽、朝鲜所刊行的杜诗著作,以及高丽、朝鲜的诗话两个方面考查了杜诗对高丽、朝鲜文坛的影响.该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诗话为佐证,考查了朝鲜文人宗杜的原因,并通过卢守慎、权韦毕、李安讷、朴枝华等诗人的资料考证了杜诗对朝鲜文坛的影响,丰富了有关杜诗对高丽、朝鲜王朝诗坛影响的文献资料.全英兰另一篇《韩国文人对杜诗之评价》以韩国诗话为研究范围⑦该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取了李晬光、南龙翼、金万重、李瀷、南羲采、徐居正等几位高丽、朝鲜王朝代表文人的诗话中关于杜诗肯定与否定的两方面批评为例,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⑧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高丽、朝鲜王朝杜诗的受容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第一,对这一时期朝鲜半岛重要杜诗译注本的成因、版本、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基本形成定论.通过对杜诗的流传及早期杜诗版本的考证,大体勾勒出杜甫及其诗歌对高丽、朝鲜王朝影响的脉络；第二,对高丽、朝鲜王朝不同时期较有代表的文人及其诗作多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杜甫及其诗歌进行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通过对高丽、朝鲜王朝诗人诗学杜甫、化用杜诗以及推崇其忠君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不仅体现了他们在韩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同时也反映了杜甫在这一时期的受容情况.然而关于高丽、朝鲜王朝的受容研究仍有需要深入研究之处.第一,现有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成果中,多旨在揭橥韩国古代作家作品的成就及特点,少有立足于杜诗学研究的范畴,而杜甫域外受容也是杜诗学需要研究与完善的一部分.第二,随着《纂注分类杜诗》的问世,以及宋、元、明朝诗话的传入,朝鲜半岛的文人更加全面深入地学习杜诗,而他们的诗话内容也逐渐涉及到对杜诗的注释与批评等方面,其特点一是注重对宋、元、明朝诗话中有关杜诗注释、批评理论的学习与吸收；二是崇尚杜诗却不迷信权威,诗话之中尽显作者独立思考与求证之过程.这些既是韩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一部分,也是杜诗学域外受容与批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依据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所收诗话总数.
②王红霞、（韩国）李廷宰《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杜甫研究述评》,《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03期.该论文统计了2000—2008年公开发表的韩国有关杜甫研究的专题论文36篇左右,其中有关高丽、朝鲜王朝杜诗受容研究的成果有7篇：（韩国）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韩国）具本衒《李安讷对韩愈、杜甫诗学习的情况和理解》；（韩国）朴禹勋《韩国诗话中的李白、杜甫、韩愈》；（韩国）王克平《韩国古代诗论家眼中的诗圣杜甫》；（韩国）李炫知硕士论文《柳方善汉诗考察》（以接受杜甫的方法为中心）；（韩国）辛恩俊《杜甫和尹善道诗里的“家”的内涵》；《杜甫、尹善道、松尾芭蕉诗里的“隐”思想》.（韩国）柳昌娇《近年来韩国古典文学史上唐诗的影响与被接受》,《文史知识》,2010年05期.该论文附录部分所列相关研究有8篇：（韩国）金贤珠《泽堂的接受杜甫诗的样相：以应用杜甫诗句为中心》；（韩国）琴知雅《杜诗,其美字属性——以朝鲜申纬所选编的〈唐诗画意〉为根据》；（韩国）安末淑《杜甫与南龙翼诗的比较研究》；（韩国）安末淑《南龙翼次韵诗的世界：关于南龙翼与杜甫诗歌关系的研究》；（韩国）辛恩卿《杜甫对尹善道与芭蕉的影响研究》；（韩国）辛恩卿《杜甫、尹善道、松尾芭蕉的“隐”的处世比较研究》；（韩国）辛恩卿《杜甫对尹善道与芭蕉的影响研究——以自然观及其文学的形象化为中心》；（韩国）喻朔蒙硕士学位论文《韩中的〈秋兴八首〉次韵诗比较研究》.
③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年版,第16页.
④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世宗实录》(第五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
⑥按,作者在第81页引《於于野谈》中的一段文献有几处错误,查其所依底本（韩）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韩国太学社,1996年版,现予以更正：1、“天将陈璘等到泊南海,鳌城府院君李公候马”,“候马”应为“候焉”；2、“‘倚江南树草堂前’者,诗也”,“诗也”应为“古诗也”；3、“句句字字皆点窜无完语”,“句句字字”应为“字字句句”；4、“可想以诗中之圣,必构草笔削,不敢等闲作一语,况后之人下此.且千百倍而欲随意挥洒者,虽快于一时, 其于传后也何如？”“况后之人下此.且千百倍而欲随意挥洒者”处句读有误,应为“况后之人下此,且千百倍而欲随意挥洒者”.另,引《於于野谈》论李杜忧劣条：“而李自然 、杜雕琢,其优劣可立辨.”应为“而李自然、杜雕琢,优劣可立辨.”
⑦该文共引用《破闲集》《芝峰类说》《壶谷诗评》《西浦漫笔》《星湖僿说》《龟磵诗话》《东人诗话》等七种诗话.
⑧按,该论文有两处谬误,其一是其认为“诗话资料言及杜诗,是从李晬光的《芝峰类说》开始的”（全英兰《韩国文人对杜诗之评价》,《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此说法不确,据蔡美花、赵季主编的《韩国诗话全编校注》所收目前可见最早的韩国诗话——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就有关于杜甫及其诗歌的评论；其二是文中两处误将金万重《西浦漫笔》写做《西湖漫笔》,当为作者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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