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户籍制度、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本文是经济结构类有关硕士论文范文跟劳动收入和劳动收入份额和二元经济结构类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摘 要：构建含有户籍制度影响的综合二元经济结构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真实的二元经济结构,深入分析户籍制度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程度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进而提出缓解我国劳动收入下降、要素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尽快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
关键词：户籍制度；二元经济；劳动收入份额
一、绪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按照GDP总量核算,我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凸显.其中,作为衡量收入分配重要指标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同时,上世纪80年代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些现象对长期在经济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卡尔多事实”提出了质疑,否定了劳动收入占比在长期内是恒定不变的理论.这些事实的发现又引起了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关注,重新开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因素.
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相关研究较丰富,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研究的基本框架(刘易斯,1954)到劳动力转移中由于两部门技术进步差异所导致的城乡劳动力生产率差异的细分视角( Alvarez - Cuadra-do．2011),都为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国内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此的研究热情是由2000年后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事实所引起的（陈宗胜、宗振利,2014）.有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进行分解方式,显示了产业内的收入份额变动效应和产业间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翁杰,2011）.许多学者从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宏观角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也有一些学者从劳动力本身的谈判能力等微观角度出发进行论证.陈宗胜、宋振利(2014)运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的“U形”演变趋势,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利用1997 201 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二元经济结构变动确实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动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使其处于“U形”曲线的左边下降段.徐圣和黄先海(2014),姜磊、陈坚、郭玉清( 2014)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测算和实证分析.
目前,国内的研究基本立足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普遍忽略了我国现实社会发展中对于人口流动管理的特殊政治措施——户籍制度的影响.建国初期,我国曾实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分割,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蔡日方,2001）.虽然历年来户籍制度不断改革,但是这一制度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影响.
二、户籍制度下的二元经济结构指标
有效的二元经济结构指标能够真实地刻画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研究城乡结构和部门收入占比等问题提供准确的度量和分析工具.
综合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收入占比问题中,所采用的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指标相当有限,并且在部分情况下不能很好地反映真实情况,测量效度有些失真.目前,受到学术界认可和采用的指标是二元经济结构反差程度,即二元对比系数来二元经济结构,计算公式为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经过分析后发现二元对比系数R反映的仅仅是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能深刻地反映部门之间的产业结构差距.
高帆(2007)在研究地区二元结构问题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按照该计算公式所得的指标和真实的部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现状极有可能不符.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城乡生产率的差异导致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城市的高经济增长也会不断促进劳动力自发向城镇转移.但是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目前的研究普遍忽视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横亘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户籍壁垒,导致劳动力不能自由地流动.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来自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政策,目的是加速工业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经济赶超战略(蔡日方、杨涛,2000).随着我国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变,户籍制度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最为重要的制度性因素（陆万军、张彬斌,2016）.户籍制度通过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并且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蔡日方,2010),而在户籍制度背后隐藏着社会福利和发展机会差别导致城乡差距处于高位以及由制度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平,是整体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陆万军、张彬斌,2014).因此,如果单单从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方面构建二元经济结构指标有失偏颇.户籍制度导致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在实质上二元经济结构不断扩大.所以,在构建二元经济结构指标时,有必要把户籍制度的影响考虑进来.
刻画一个城市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影响较困难,因此已有研究主要从户籍门槛这一角度来考虑.描述户籍门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各个城市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打分、计算相关指数.但是,这种方式执行起来较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而且每个城市的户籍管理政策和制度都有所不同.另一种是通过设置*变量,间接来表示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如新增户籍人口表示实际获得城市户籍的人数(丁菊红、邓可斌,2011),利用每年户籍迁入人口和原户籍人口之比来表示（蔡日方等,2001）等.户籍门槛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城市户籍,一个城市的户籍制度越严格、户籍门槛越高,那么该城市的户籍人口迁移率就越小.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外出流动人口为1.66亿人,这一庞大的群体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本研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计算的简便性,将户籍门槛*变量定义为地区户籍人口变动总迁移率TMR,TMR越低,表示该地区的户籍门槛越高,户籍人口流动越小,外来人口越难获得城镇户籍（数据来自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因此,构建综合二元反差指数SR为：
其中,i代表截面单位,t代表时间序列,c为常数项,α为系数,u为模型误差项.
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主要有收入法和支出法两种,收入法核算中将GDP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部分,所以在计算劳动者报酬时可直接使用收入法的核算数据.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LS为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结合以上分析,引入剔除了户籍制度影响的二元经济结构指标SR来度量二元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其平方项,检验随着二元转型过程,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具有U型的变动趋势.
在参考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基础上,为了使模型更加完善和准确,还引入了4个控制变量：劳均资本存量K、资本产出比KY、FDI占GDP的比重FDI、出口占GDP的比重EXP.
在公式(1)的模型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得到模型(2):
采用1993 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数据搜集的可得性,在截面数据方面,在全国34个行政区划中去除了港、澳、台,并将重庆和四川合并计算,同时去除了西藏（查阅西藏历年的统计年鉴有大量的数据缺失）,得到29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在时间序列方面,选取1993 2014年为样本期.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注：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四、实证结果
采用Eviews8.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的分析.确立好分析的模型后,开始对面饭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分析,即单位根检验,以防止虚假回归或伪回归.检验方法为对每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扩展的迪克富勒单位根检验(ADF)和PP检验,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水平秩序上均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数据是不稳定的；一阶差分秩序上可以拒绝原假设,说明各变量在一阶差分上是稳定的.综上,说明各序列是同阶非平稳序列.其次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采用Kao检验方法,原假设为,检验结果为t - - 1.682,p值为0.0463,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可以认为面板数据是协整的.
为了确定面板数据的具体形式,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以检验该模型是否为随机变量模型.检验结果显示,t - 27.602,P- 0.0001,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对模型进行Likelihood Ratio检验,F统计值为48.4056,p值为0.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认为接受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列出了模型在各种情况下的回归结果,列(1)表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独立的模型估计结果,列(2)和列(3)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后全部变量在个体固定效应下时序固定和随机的估计结果,列(4)表示加入了固定截面权重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的估计结果.
在表2的4种方法下,二元经济结构指标SR为负,其平方项为正,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过对全国29个省市的经济数据检验,较为稳健的验证了二元转型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U”型变动规律,该结论与姜磊等( 2014)、陈宗胜等(2014)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
本研究所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指标,包含了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结构变动的影响,所以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上显著提高,间接说明户籍制度确实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作用.户籍制度所形成的劳动力转移壁垒导致劳动无法正常流动,扩大了社会结构的不公平性,而这也更进一步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根据回归结果,可得到一条近似U型的曲线,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看到,该曲线已到达该曲线的最低点,并且开始逐步上扬,这与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我国正在跨过或即将跨过刘易斯第二拐点,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上升.根据计算,该曲线的最低点所对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2000元人民币左右,若根据这一计算结果分析,31个省、市、自治区中,上海于2001年最先跨过刘易斯拐点,而西部作为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截至2014年仍未跨过刘易斯第二拐点,201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甘肃省为26433元人民币,预计仍需要2~3年.
在控制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检验上,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显著为负,说明资本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的过度增长挤占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劳均资本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同样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资本积累促使劳均资本拥有量上升,边际劳动产出下降.FDI和EXP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显示了我国市场一体化已逐渐成熟,竞争程度变化不大.而本研究的数据又是选自1993年以后,所以该变量不产生显著影响是可以理解的.
五、结论
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显示了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具体关系,并且考虑了在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下的深层影响,表明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强,劳动收入份额将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剔除了户籍制度影响因素后,不改变这种U型的变化规律,但是会延长和减缓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
二元经济结构不可能一直加强,它肯定有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到来之前,劳动收入份额会一直下降；而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劳动收入份额又会开始上升.直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城乡二元结构趋于平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趋于一致,那么劳动收入份额将会固定在某一个水平.而户籍制度的存在拉大了两部门之间的差距,阻碍了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融合的过程.所以,缓解我国劳动收入下降、要素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尽快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
户籍问题一直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制度原因.由于户籍问题的制度约束,农村劳动力不能真正意义上融入城镇市场,造成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而户籍制度带来的就业不平等导致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不能公平地享受就业岗位以及薪资待遇,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消除劳动力转移之间的障碍,逐步改进户籍制度,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大对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关的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平衡各省、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模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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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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