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孙建江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该文是关于文学研究类硕士论文范文和孙建江和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引 言
数十年来,孙建江一直坚守在儿童文学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西子湖畔,彩云之南,都留下了他勤奋治学的足迹.80 年代他初出茅庐,观点新锐；90 年代他羽翼渐丰、着意开拓.新世纪以来,他贯通不同领域,重视新生现象,推进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
亲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文化转型,见证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孙建江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创作及编辑出版领域皆展现出极大的热情.既是博学多识的学者,又是才华葱茏的作家,还是经验丰富的编辑,以多重身份和多元思维翱翔于儿童文学的浩瀚天宇.
一、理论研究：建构系统的理论话语
综观孙建江的学术研究历程,他在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建设、中外儿童文学研究方面收获颇丰,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话语：其一,童话研究：视角独特,见解独到；其二,理论建设：史学眼光,开拓意识；其三,理论发展：综观全局,突破局部；其四,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一)童话研究：视角独特,见解独到
孙建江的童话研究坚持对独特性的把握,注重东方视角,着意于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在相关领域内影响显著.
1. 艺术空间的发现
关于严文井童话的论文（《严文井童话的运动美》）标志着孙建江学者生涯的起步.其在新时期初期的新潮研究中,对原先的童话理论框架有所突破,拓展了研究深度.在此论文中,他使用有别于理论的儿童文学理论话语,对童话中的运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提出“运动中产生美”的观点.对严文井童话表现美的方式进行分析,指出他在人物和地点的运动变化中进行动静、虚实和美丑对比,而且这种运动变化是经过精心组织和选择的.孙建江的这一发现获得了严文井先生的认可,已展现出其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潜力.
1988 年,孙建江的第一部理论著作《童话艺术空间论》继续在童话研究的道路上行进,是新时期童话理论研究的重要论著.率先对童话的内部空间艺术进行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他的学术领域.他从人类空间思维的历史演化入手,借用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的图式对艺术直觉的特征进行判断,对创作者的思维特征、作品的空间构成、读者的心理需求、儿童艺术需求的特殊性等进行逐层分析,将科学理性运用于文学研究之中,尝试以逻辑严密的科学分析式的论证方法发掘儿童文学的内在结构与本质规律.孙建江对某种假定的空间结构的统摄作用和承载能力进行了探究,再度强调了“空间意识”对童话乃至整个儿童文学的重要意义,空间结构具有承载作者把握现实、把握历史和超前意识的能力.
孙建江提出“幻想文学”的核心是“写实”的加入,“幻想文学”的“幻想”因为“写实”元素而更为突出,可以说“写实”强化了童话幻想的力度,拓展了童话空间.孙建江对童话幻想的特殊性提出了颇具创建性的观点,认为它既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目的.手段体现在作品的完成之后,而目的却潜藏在作品的整个发生过程之中,为作为童话重要创作手法和核心特征的幻想提供了注解.
2. 理性与感性的融合
孙建江是学者,亦是作家.因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当论及儿童文学理论时,除理论的严谨与深刻之外,直觉和感性的双重力量使他的理论研究独具特色.2005 年,时值安徒生诞辰200 年之际,台湾民生报社出版的《飞翔的灵魂——解读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一书堪称代表作.
孙建江言及“认认真真重读一遍安徒生童话”,是他近年来“一直想做的一件事”.他在对安徒生童话进行经典重读的基础上,曾到丹麦走访安徒生的生命场景,去哥本哈根的海边寻访那美丽坚强的小美人鱼.他从人文关怀、人格追求、人生智慧和哲学思想四个角度出发,选取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耳熟能详的篇章,结合生命境遇、生活真实、人生感悟,以沉静、冲淡的心给安徒生童话以精深和极具新意的解读.全书以《海的女儿》作为收束篇,照应着全书标题“飞翔的灵魂”.孙建江让读者看到了对安徒生艺术童话独特的分析,看到了评论语言和作品风格的完美契合,看到了作者与童话品格相一致的温和、细腻.他举重若轻,融清浅与深刻于一炉,让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间达至细腻的交流,实现了可读性与研究性的结合.
孙建江对台湾新生代作家的童话也有一定研究,曾撰文《传承与超越——论台湾新生代作家童话创作》进行较为集中的梳理、辨析和评价,并将新生代作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讨论.
孙建江对童话的剖析视角新颖,风格清新,充满灵动的气息和,学理性与情感性并存,可能这也正是源自其内心深处的感动与积淀.
(二)理论建设：史学眼光,开拓意识
1. 史学眼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相对衰微的情况下,孙建江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是国内外第一部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整体论述的著作,气势磅礴,从文化、*、教育、心理和审美等各个角度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总结.同时,较早地将台港儿童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具有相当的开拓意义.
孙建江将中国儿童文学置于世界儿童文学的格局之中进行审视,结合二十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的消长与演进审视中国儿童文学.二十世纪人们对儿童的可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此时期儿童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显示出整体力量,使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品类的格局更为合理化.中国儿童文学在此阶段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走向丰富和成熟,形成了“以教育型为主,以温情型、游戏型为辅,兼及其它”的基本格局.它受到了外国儿童文学的广泛影响和深刻撞击,但总体上看,二者还是在诸多层面上存在不同.
孙建江以史学发展的眼光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予以关注和总结,认为儿童文学观的转变是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从“教育”到“艺术”再到“本位”,这是当代儿童文学观两次转变的重要标记.
孙建江对八十年代崛起的少年文学也十分重视,提出少年小说的发展为儿童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文本材料,又促使人们对原有的理论建构进行审视,引起了研究者对儿童文学层次划分的普遍关注,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意义深远.
及至九十年代,随着理论著作出版的增加,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孙建江在《90年代：理论的自觉》中指出有几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从历史的发展看来,学科意识逐步觉醒,学术布局日趋合理,研究方法的日益多样,研究对象也走向专门化和系统化,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了自觉的年代.《中国童话的发展一瞥》（1991）以时间分期为线索,概略梳理了中国童话发展史.
2. 开拓意识
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同时,孙建江也在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九十年代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他参与写作其中的《意大利儿童文学概述》一辑.他那时对此领域还不甚熟悉,但“勉力为之”,用六年多时间陆陆续续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勤恳踏实,努力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意大利儿童文学的窗户.
孙建江在寓言研究方面也颇有心得,加之多年的寓言写作经验,他在《寓言文学与创作》和《寓言的写作》等论文中对寓言的历史和创作技巧等进行探讨,探明了寓言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形式、创作方式、外部生态环境等相关问题,肯定了寓言之于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阅读的重要性,论证了它存在的独特性与光明前景,成为其学术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三)理论发展：综观全局,突破局部
孙建江对儿童文学的理论发展既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切入,亦不忽视横向比较.对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历史研究,同时较早将港台儿童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并在海外华文儿童文学、意大利儿童文学等领域中也有出色的成果.他主张整体把握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投入基础理论研究.或许,短期内其价值并不突出,但对本体的突破和对基础的重视将有益于长远发展.
1. 儿童本位立场
正如孙建江所说,“如果说我在创作、理论和编辑三者之间有什么自觉追求,或者说理念的话,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尊重儿童.所谓‘尊重’即是说,既不把他们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因其幼小无视他们的存在.我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同样重要.”
孙建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人伦关系和社会文化对儿童本位观的制约力量,十分重视对儿童本位内涵的突破,发表了《“儿童本位”的当代意义》等文章,就“本位”提出了几层涵义：一是作品贴近儿童心灵；二是作品的艺术品格；三是作品有益于儿童生理和心理的成长.这三层涵义彼此渗透,缺一不可.他相信“本位”作品的意义将会日益凸显,对“本位”的儿童文学的肯定和强调绝不意味着“妥协”和“倒退”,而恰恰体现出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前瞻性的艺术眼光.面对儿童专业的特殊性,他将当代儿童文学精神历程归入“本位”.
在《童年的文化坐标》中,孙建江探讨了儿童文学领域中的一些重大命题与新生现象,对近年来的儿童文学状况给予总体观照,再度强调了坚持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童话艺术空间论》一书在论及民间故事和儿童文学的关系时,指出“民间故事特质当然是儿童文学重要的创作资源,但仅有民间故事特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这篇作品之所以能够赢得儿童读者的喜爱,我认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品对儿童心理和儿童思维的把握.”孙建江分析有明显民间故事痕迹的《打火匣》时如是说.
此外,孙建江在理论研究上始终坚持儿童本位的态度,坦然地面对儿童文学专业,又能够积极地借鉴、吸收社会学、发生学、人类学、接受美学等其他领域的理论学说,进行跨学科研究.
2. 文学批评与地域儿童文学研究
孙建江的儿童文学研究在建设理论体系和进行史学观照的同时,一直持续注意文学批评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
艺术的儿童文学和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内涵与分野是不少专家、学者都曾加以思考的问题.孙建江指出“艺术”与“大众”不是截然对立的,从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艺术与大众都彼此依存.但在实际阅读过程中,确实存在通俗与非通俗的差异,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文本与阅读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决定了文本结构的开放特征,是导致二者不同的重要原因.针对艺术的儿童文学,他提出了“纵向接受”这一理念,指向读者对作品接受的历时性,作品内在的意蕴和美感当时并非一定为读者所接受与认可,纵坐标上的读者常常是相对理想化的,横坐标上的则相对通俗化、强调即时效应.他所期待的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既“艺术”又“大众”的,在横向和纵向上都能取得良好的阅读效果.
对文本的掌握在文学研究中始终处于基础位置,孙建江多年来也坚持进行文本细读工作.孙建江的研究范围涉及意大利、马来西亚、韩国、港台等地,在地域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自成特色.对大陆地域儿童文学的研究方面,突出地体现在孙建江对自己的家乡——浙江的持续关注.他勾勒了百年浙江儿童文学的轮廓,以鲁迅、周作人两位杰出代表为发端,将历史发展娓娓道来,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浙江儿童文学在创作和理论上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们梳理了其发展路径,点明浙江儿童文学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浙江师范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培养儿童文学研究生的高等教研机构,研究队伍壮大,理论研究传统优良,培养了不少当下理论界的重要学者.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孙建江还为浙江儿童文学撰写年度评述,记录了它从平静、发展到整体推进的演进轨迹.这一工作既反映了他对特定地域的儿童文学的关注,也体现了他对局部与整体的内在关联的思索.
(四)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热点.孙建江的理论研究和当下紧密联系,注意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更新其内涵,在对历史进行梳理和阐释的过程中融入了强烈的当代意识.
他的当下意识首先体现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比如,在对安徒生童话的重读中,他提示安徒生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今天,对安徒生的当代意义进行了透辟解读.
孙建江对当下的关注还体现在他始终关注具体现象,对近年来广受热议的图书推广、分级阅读等问题加以思索,结合他多年在出版领域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建议.孙建江认为儿童阅读进行分级是有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分级阅读固然符合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阅读引导的需求,但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因其饱满的艺术个性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往往具有解读上的多义性.有些作品不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阅读,甚至能同时为儿童和成人所接受,而一些阅读对象相对明确化的作品往往亦难以细分至某一年龄段.现在的分级阅读更多的是相对于过去未分级的现象而言,分级只是方法,其终极目标是让儿童热爱阅读.
在审视近年来出现的“畅销书”概念时,孙建江从儿童心理思维特点的角度出发,指出畅销童书和成人畅销书的不同特点.成人畅销书的品牌效应多体现在作者名字上,而由于儿童思维的线性特征,童书效应多体现在书名或丛书名上,比如“哈利·波特”或“淘气包马小跳”,其品牌增值往往是通过连续的“有效重复”实现的.
2000 年,《哈利·波特》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在国内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热潮.在2006 年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上,针对“波特效应”,孙建江在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宣传、出版状况,发表了论文《哈利·波特成功的启示》.他从虚构世界对压力的舒缓、媒体推动对丛书影响力的促进作用和对此类作品未来趋势的预见三个角度,从这部广受欢迎的作品中获得启发.
在与方卫平、班马的三人对谈中,孙建江描述了从八十年代至今对中国大陆儿童文学研究的媒体空间、研究现状、学术心态及两岸交流情况的思考,也对两岸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良好愿景.
在对当下深切关注的过程中,孙建江一直坚持对“儿童本位”的强调,这是在其研究中坚定不移的核心观点.他认为,与儿童文学繁荣的国家相比,中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是否拥有并确立了自己的儿童本位观——这一点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二、创作：中国原创寓言的守望者
孙建江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类型丰富,包括儿童诗、童话、寓言、散文等多种体裁,曾获得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和全国性奖项二十余次.在寓言方面尤为突出,以雨雨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寓言作品.这在较长时间以来不温不火的寓言创作园地中,殊为难得.
孙建江的《青蛙·木偶·哈哈镜》、《雨雨寓言集》等作品堪称我国原创寓言的珍品.他的不少微型寓言极富特色,被日本译者称为“一口寓言”.虽仅短短的一两句话,但从寻常的自然事物中见出理趣,别致而富有意味,完美地阐述了不同事物的特点,凝结着作者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深入感受.纵观他的创作历程,多年来他将这种独特的寓言样式不断精进,形成一行行精致得宛如小诗的文字,保有诗的凝练与寓言的深邃.
孙建江的寓言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秤、雨披、不倒翁等纷纷在他神奇的大笔下都幻化成传递人生哲学的使者.秤对平衡原则的严格恪守,雨披凡事总先想到他人的奉献精神,时针不倒翁将永不倒下作为一切之首的信念……“留心处处是学问,生活处处皆文章”,孙建江以他的“留心”和“文章”引领读者更为深切地感知生活.
孙建江曾在论文中指出,由于寓言篇幅、模式、传统等的限制,创新成为当代寓言亟待解决而又不易解决的问题.他有长达十几年的寓言创作经历,也一直致力于此领域的探索与实践.《试金石》是近年来尤其别具一格的作品,采用了独特的艺术手法,融合清浅的文字和简省的绘画材料,让“一行寓言”与“撕贴画”相得益彰,但生动而不失趣味.对小读者而言这是易于接受的文本,成人读来也常有获益良多之感,联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与变化万千的人生百态,有感于作者的洞见,也在不知不觉间得到引导.
孙建江的寓言大多短小精悍,或说理,或讽刺,或让人顿悟,或引人深思,但始终透着淡淡的优雅有礼的气质,也见出建江先生的儒雅宽厚.
三、出版：具有理论自觉的出版家
图书出版是儿童文学创作状况的有效呈现,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既有存在,也是其整体发展中的引动和推动力量.身为作家和出版人,孙建江认识到出版与创作的深层联系,经常从出版的角度*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活跃于创作和出版界多年的孙建江撰有《非常态与常态——从“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的出版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守望幼小心灵的家园——我国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现状分析》等论文,从原创选题、丛书策划推广、写作如何面对市场、少儿图书市场的现状及相应对策等不同侧面加以研究.
在《原创选题的开发》、《畅销·品牌·有效重复》等文章中,基于自身的丰富经验,孙建江对儿童文学创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他对策划原创图书的潜在风险和发展可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条分缕析,指明原创图书广阔的生存与进步空间,其关键在于是否有到位的选题.此外,他还表明了丛书出版中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丛书选题是否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第二,丛书质量是否皆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上；第三,丛书规模是否适度.
针对少儿出版市场繁荣的原因,他表明这不仅仅是出版行业内的发展现象,亦是由于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素质教育的推行及传统阅读观的变化,还折射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特质.国外系列畅销书的风靡也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孙建江主持编辑出版了“红帆船诗丛”、“世界华文儿童文学书系”等许多优秀儿童文学丛书,有助于平衡儿童文学创作品种,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已成为中国原创幽默儿童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为广大儿童读者送去丰富的精神食粮.基于此,他在世纪之交敏锐地提出两个涉及到诸多儿童文学发展深层问题的现象,一为幽默文学精神获得了作者和读者的极大认同,一为幻想文学高扬的旗帜及有待开掘的发展潜力.
在《论出版对创作的力量》一文中,他以新时期的三套丛书为基础总体考察了出版之于创作的意义,创作和出版之间彼此依存而关系又十分微妙.很多时候,出版作为呈现创作的一种方式,是被动的,但有些时候,出版又会显示出明显的引领性和主导性,可以有效地整合创作资源,“集中呈现将要出现而未出现的创作景观和潮流”.《中华当代长篇少年小说创作丛书》（1989—1995）是中国少儿出版史上第一套以中青年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原创图书,在中国儿童文学急需外力推动的时候及时出现.《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1993—2008）的推出主要针对当时整体偏向深沉的儿童文学创作导向,引发了中国幽默儿童文学的创作潮流,《大幻想丛书》（1998—1999）则成为总体偏重于写实主义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合理补充.
结 语
孙建江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写作和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是区分开来的.写作是写作,编辑是编辑,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界限很分明.写作的时候,我一般不会去想编辑工作；而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会完全抛开写作.……然而,近年来我越来越难将两者截然分开了.既然难分开,不如顺其自然.何况编辑本身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倘能游走于两者之间,又何乐而不为呢？”乔传藻先生称他将自己的情绪化为散文,理念化为论文,人文经验化为寓言.孙建江以深厚的学养为儿童文学界带来了有深度的理论和优秀的作品,也为小读者们提供了可观的阅读资源.
自如地辗转于儿童文学世界的不同维度中,孙建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学者,作为出版家,拥有广阔视野和全局视角,从创作、批评以及出版的不同层面观照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看沿途风景,一笔一划地在中国儿童文学地图上留下自己的墨迹,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小结：此文是一篇关于孙建江和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文学研究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文学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珍视差别，强化感受以钱建江老师《最后一课》为例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
2、 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创作时地考辨 摘要关于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的创作时地,宋以来的旧注多有失误,如赵次公将此诗编于潭州诗内,黄鹤以为是杜甫由秦州至同谷途中道经两当所作,黄生又主张将此诗编于成都诗内………… 当代学者李济阻……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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