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处州瓯江文明和海上丝绸之路，该文是丝绸之路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和海上丝绸之路和处州瓯江文明和瓯江有关论文范例.
龙泉窑是瓯江文明的杰出代表,龙泉青瓷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宋元明时期,龙泉窑青瓷产品作为我国古代海上贸易中的最大宗的贸易产品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在世界商贸和文化交流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龙泉青瓷的外销带动了瓯江文明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关联,留下了丰富的生产场所类遗存、基础设施类遗存、产物类遗存的“海丝”瓯江文化遗产体系,有力地证明了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瓯江文明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重要支点.
● “海上丝绸之路”瓯江文化遗产调查的背景及意义
处州瓯江文明源远流长,我们从遂昌好川遗址、龙泉牛门岗遗址、松阳阴岗山遗址和莲都后铺遗址等遗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丽水先民的生存活动,瓯江流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有着深厚的民族气质、地方特色的,又具开放格局的瓯江文明.自古以来,处州的龙泉青瓷、龙泉宝剑、青田石雕、庆元香菇等瓯江文化早已走向世界,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图1）
龙泉窑青瓷文化是瓯江文明的杰出代表,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目前世界唯一列入的陶瓷类项目.2012年龙泉窑大窑青瓷遗址被列入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2016年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又被列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的遗产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列入“海丝”项目的全国31个遗产点之一,龙泉窑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一次体现出龙泉窑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内涵；再一次证明了龙泉青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瓯江文明在参与古代海上商贸及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图2）
丽水市是作为组织“海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之一,市委、市政府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从申报、保护和发展的深远考虑,在“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的基础上开展延伸调查.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在于：一是配合国家“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需要；二是以龙泉窑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重点,以“海上丝绸之路”瓯江内陆航线为线索,进一步梳理瓯江文化的内涵和根脉；三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以“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整合丽水市域内“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要素,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四是提高瓯江流域全域对“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申遗的认识,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谱写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瓯江文化经济线路发展振兴的新篇章.
● 瓯江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性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它起始于古代中国,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沟通世界,抵达南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海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是为了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海上贸易活动,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沟通交流的海路网络.（图3）
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流,丽水市域的母亲河,绵延约800里经温州港注入东海.瓯江流域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11.5℃—18.3℃,平均年降雨量1738.9毫米,瓯江源头至东海的总落差值为1080米,雨量充沛,水流湍急,为瓯江航道的船只提供了天然动力.瓯江流域至沿海的自然条件及季风、洋流条件,为本区域内“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历史上古处州对外贸易和交流多走水路,首先通过温州港出海,往北通往毗邻的宁波港、杭州港,往南毗邻福州港、泉州港等,然后走向外洋.一方面有优良的港口、河道和季风、洋流等“海上丝绸之路”存在的前提,又有内陆通济古道、栝苍古道、栝婺古道、栝瓯古道等的交通网络,使古处州与沿海港口,内地与海洋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古处州处于“瓯婺入闽通衢”的交通纽带,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为海外贸易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温州港就是依托通海的瓯江水系,成为海陆经济串联的重要通道,在商品运输和人员交流往来方面具有更大的便捷性,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辐射到处州及更纵深的内陆,并发展成具有瓯江特色又具海洋文化的海上青瓷之路.（图4）
宋元时期至明早期,龙泉青瓷处于最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历代朝廷不同时段在泉州、明州（宁波）、温州等地设有市舶司,这些地方都是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瓯江流域的龙泉窑青瓷作为最靠近出海港口的著名的青瓷名窑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元及明代早中期“海上丝绸之路”中最大宗的陶瓷商贸产品.2005年,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滨海考古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东非肯尼亚马林迪等5个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自公元9至17世纪,我国瓷器延绵不断地向东非出口,而这些遗址上出土的瓷器有95%以上为龙泉青瓷.上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考古发现沉船上近两万件出水文物中,有约60%为龙泉窑青瓷产品.因此无论从东洋航线还是从西洋航线,龙泉青瓷的输出量都非常大,令人震撼.（图5、图6）
根据国家专家对“海上丝绸之路”起始和结束时间概念界定,为公元2世纪至19世纪中后期蒸汽动力取代风帆动力前的漫长时段,龙泉青瓷兴盛时期可从10世纪至16世纪中叶,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辉煌的时期同步.龙泉青瓷的生产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提供了商品生产、文化承载、内陆航道的支撑.大窑、金村一带为最核心的生产地,带动整个瓯江流域包括龙泉、庆元、云和、莲都、缙云、青田、松阳、遂昌等地,并影响到周边地区,甚至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影响到福建、广东、广西,及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青瓷烧制技术外输的文化线路.（图7、图8）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交融的纽带,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岁月里,构成了古代世界海洋贸易与人文交流体系的主体.而瓯江流域所创造的龙泉青瓷文化等瓯江文明积极地融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迁,参与世界不同地区互补互利的物产和文化交流,并与人类文明历程的演进相伴随.
● 瓯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基本构成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是古代海上交流的东方文化的物化表现和沿线不同类型代表性文化遗存的集成.丽水市虽然仅以大窑、金村两处龙泉窑遗址被纳入“海丝”遗产点,但从自然、经济、人文综合环境要素考虑,龙泉青瓷文化也不是横空出世,它存在于瓯江文明发展的时空维度和文化积淀中,与其他相关联的文化遗产相生相伴,龙泉青瓷窑业因海上商贸与文化交流而形成“面江而生、与海同兴”的格局.“海丝”瓯江文化遗产的调查从生产场所类遗存、基础设施类遗存、产物类遗存等几个方面展开.基础设施类包括对码头、埠头、渡口、古道、桥梁等设施及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海神祭祀场所进行调查；生产场所类遗存主要是对龙泉窑青瓷这一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代表性的出口货物的窑址构成、生产设施、文化特征等方面开展调查,以见证“海上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的繁盛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技术和审美观念的传播与交流；产物类遗存调查的对象主要有宗教遗存、特殊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人文等要素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密切的贸易、宗教和人文交流的直接产物,反映了瓯江文明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参与度和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这些遗存有机组合成遗产系列,是瓯江人民勤劳智慧、不畏艰险,与世界和平交往、跨海贸易的见证,也是由此带来的地区性、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技术等方面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以及古处州人依托瓯江、面向海洋的特殊文化传统.
（一）丰富的青瓷窑址类遗存
龙泉窑大窑、金村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遗产中属生产场所类遗存.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兴起于北宋,在南宋时登上我国青瓷发展史的巅峰,元代迅猛扩张、明早期持续繁荣,明中晚期渐渐衰退.龙泉青瓷在宋元及明早期,技艺之精、产量之丰、产品之优、外销之广、影响之大,让人叹为观止.龙泉青瓷产品自宋代以来就走出国门,影响西方.龙泉青瓷在西方被称为“雪拉同”,法国人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舞台剧男主人公celadon名字来命名；土耳其人把拥有龙泉青瓷作为身份地位来象征,而且在青瓷外镶金包银,以示敬重；东非皇室贵族把龙泉青瓷镶砌在宫殿建筑和墓柱上,以示高贵和富有；古印度人甚至取龙泉青瓷瓷片磨成粉作为可救治百病的神药；明永乐到宣德年间,龙泉青瓷随郑和下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亚、非、欧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龙泉县志》载：“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由福州运往日本瓷器27000件,同年十月有大小97艘船舶运出龙泉青瓷30000件,在日本长崎上岸.”可见龙泉青瓷的外销起码可持续到明末.（图9）
从丽水文明发展的时空维度,瓯江流域的龙泉窑生产场所遗存几乎包括了丽水市域的9个县市区.其中龙泉境内398处窑址,占到79%；庆元18处、云和8处、莲都32处、青田5处、松阳3处、缙云25处；遂昌11处；景宁2处等.窑址分布于32个乡镇（街道）,86个行政村,数量高达499处.其中集中成片的窑址群包括龙泉市的大窑龙泉窑遗址宋至明代的窑址（大窑、金村、溪口、杨岙头、高际头、上墩）155处；源口窑址元、明时期窑址12处；安仁口窑址宋至明代窑址32处；安福窑址宋至明代窑址43处；大白岸窑址宋至明代窑址16处；上严儿窑址元至明代窑址10处；石隆窑址宋至元代窑址8处.庆元县的上垟窑址宋至明代窑址8处,竹口窑址南宋至明代窑址6处,新窑窑址明代窑址2处等；云和县的水碓坑窑址宋至明代窑址2处,其他还有新岙林、半山、横山周等窑址；缙云大溪滩窑址宋元明时期的窑址17处；莲都区的保定窑址群元明时期的窑址12处；湖山窑址群元明时期窑址4处,周村窑址群元明时期窑址2处；松阳县的水井岭头窑址群唐宋时期窑址3处,及碗寮村明清时期窑址等.青瓷生产场所遗址都具有真实性和脉络体系的完整性,产品以货物方式承载着东方特有的工艺技艺和审美价值观,随“海上丝绸之路”向海外传播.（图10、图11、图12）
宋代瓷器生产主要集中在龙泉南部的大窑、金村、溪口、石隆、庆元上垟一带,其他县也有个别窑址.元代龙泉窑迅速向东扩张延伸,元明时期龙泉窑的窑场遍布瓯江流域的各县域,大量生产外销瓷,多以日用器皿和生活用瓷为主.龙泉窑青瓷文化庞杂,内涵丰富,是“官窑”“民窑”“外贸瓷”生产及各瓷窑文化相互碰撞,南北技术相互融合的结果.（图13、图14）
宫廷用瓷的烧制地主要集中在以大窑为核心的一些窑址群.这些窑址生产高质量的粉青、梅子青釉的青瓷、黑胎青瓷、哥窑青瓷,具有官窑的成分.宋代专门设监管理窑务,如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五代至宋初龙泉窑生产的青瓷类型与越窑相似,可能也与龙泉窑务相关,至今当地百姓把大窑岙底窑场遗址称“官厂”,在大窑村乌龟山上的安清社殿中供奉着督窑官的塑像,以表纪念.于北宋开始,朝廷在龙泉按“制样须索”方式烧造官器,而明代以“定夺样制”的形式烧造官器.关于朝廷下单督办烧造的情况在《鸡肋编》《大明会典》等历史文献中也可得到证明.（图15）
东区多数窑址为元明时期的窑址,以烧造外销瓷为主,产品多以碗、盘、碟、洗、钵、高足杯、罐、壶、炉等器物,发现有海洋波涛纹、佛教的金刚杵纹、西洋五线谱等一些符号,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痕迹.官窑性质的瓷器除御用、宫用之处,很大一部分也是朝廷用来作为出口外贸或上流社会的国际交流,郑和下西洋时期就曾把宫廷在龙泉烧造的大量青瓷赏赉给沿途的朝贡国家.
（二）完善的内陆水陆交通网络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复合的交通体系,在形态上具体呈现为一个以重要港口为基础、由连接各港口的众多航线交织而形成的海路网络.同时因处州作为“海丝”重要贸易产品生产地和输出地,货物运输线路由温州港沿瓯江向内陆延伸,形成由处州各县（市、区）重要港口、码头、埠头、渡口相连接的瓯江内陆航道及陆上古道的交通网络.
瓯江发源于龙、庆两市县交界的锅冒尖,主干道包括了：上游从龙泉流经云和至莲都大港头为龙泉溪段；中游从大港头汇纳松阴溪后又纳宣平溪、好溪至温溪为中段称大溪；从温溪至温州称瓯江.温州位于瓯江的入海口,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海港之一.据史料记载,宋代重视海外贸易,徽宗崇宁元年七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密州（今胶州）、秀州（今淞江县）等地增设市舶司.元初承袭旧制在浙、闽、沪等地设立了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海盐）、广州、温州、杭州市舶司.凭着丽水特有地理区位和青瓷产业的优势,加上宋元明时期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海洋贸易的不断扩大,海洋文明逐渐向瓯江沿线延伸渗透,促进了瓯江流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受“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加上瓯江人民发展经济,走向大海的需求,重视,民间合力,打通瓯江通道.《越绝书》载：“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春秋时期瓯江一带已有造船技术,舟楫成为当时越人日常的交通工具.南朝萧梁天鉴年间（502—519）,处州建成通济堰,比西班牙人建于十六世纪的爱尔其拱坝和意大利人建于十七世纪的邦达尔拱坝要早一千多年.唐大中年间,段成式建好溪堰,改善恶溪,疏通航道.特别到宋代,在宋高宗“市舶之利,颇助国用”的激励下,随着海外贸易的推进,青瓷产品的生产和外贸更加走向繁荣,作为处州古代重要的水上中转枢纽的港埠开始走向兴盛.上游龙泉溪段位于青瓷的主产地龙泉,自宋代以来就是青瓷外运的主要货源地和通道,同时也是浙闽赣边境的水运枢纽,舟楫北可至婺,东可至瓯,西可入闽,素有“瓯婺入闽通衢”之美誉.但瓯江上游的龙泉溪自古“暗崖积石,相蹙成滩,舟行崎岖,动辄破碎”.北宋元祐时,处州知州关景晖号令大溪沿途各县民众治理河道.元祐七年（1092）,龙泉县令邱括率先主持疏浚龙泉溪,凿石理水,治滩八十余,终使河道畅通,“尽成安流,舟昼夜行,无复激射覆溺之虞”.七月至十二月,龙泉至青田的大溪,大规模疏浚整治险滩,水上交通的开发,促进了龙泉瓷业迅速地发展并走向鼎盛.历代官员百姓缔造、修理堰坝,梳理河道,建造港埠,疏浚栝瓯航道后,水运交通得到改善,为处州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之后的明嘉靖,清顺治、康熙、同治等都有治理河道的记载.民间曾将瓯江中上游按平均十里一埠,编有歌谣唱词：“苏埠、石牛、九龙、采桑、保定、玉溪、均溪”,用来形容当时的航运昌盛的状况.
港埠码头是瓯江水运的重要设施,是处州走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快车道的重要条件.便捷、发达的水运交通网,促进了宋、元、明时期处州龙泉窑得以更好发展,当时龙泉青瓷等重要输出物资,顺瓯江而下,经温州港转道运往宁波或福建泉州出口海外,实际上成就了“青瓷之路”.
处州古通道包括水陆两道,陆路和水道交错,渡口、埠头、码头、堰坝、桥梁、官道、商道交织,形成了处州各县互通或对外的交通网络.虽然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处州古道大部分已失去功能,一些古代重要的渡口、码头、桥梁也已废弃、自然毁坏或者人为改造,但处州古道见证了处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演进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图16、图17）
栝瓯水道是处州至温州的瓯江水运的主干道.包括龙泉至大港头、大港头至温溪、温溪至温州的三个瓯江水道航段.松阴溪水道、好溪水道、小溪水道、宣平溪水道是延伸的干线.之外,作为青瓷运输水道,还可能有小部分龙泉南部、西部和庆元县生产的青瓷产品走庆元至福建松溪的庆松水道,由松溪进入建溪再汇入闽江到福州港.栝瓯水道上码头、埠头、渡口、堰坝等基础设施星罗棋布.目前仍然一定程度保留遗存或现代改修建但仍然保持功用的码头还有：金村码头、小梅码头、曹岭码头、大梅口码头、查田码头、溪口码头、茶丰码头、杨碓埠、临江码头、梧桐口码头、杨梅岭码头、安仁码头、石浦码头、局村码头、小顺码头、靖居口渡、南州渡、港口渡、船头渡、王村口码头、石牛渡、大港头码头、保定渡、南明渡、东渡、沙湾码头、大均渡、官埠头、大埠头等.另外,紧挨温溪港今属温州市的小旦码头,是瓯江水运的重要节点,从小旦开始,江面宽阔,货物运输至此将换成大船航运,这里也是木头运输的集散地.青田县平演村工人们创造出“木球”的扎排方式,使木头运输体单体体量更大,木排更加稳固,经得风浪,运往大型港口.（图18）
处州古道自秦汉时期初步开拓,至隋唐五代栝州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处州古道呈放射状向京城、外郡、属县展开.处州古代重要的陆路交通要道包括：通济古道、栝瓯古道、栝婺古道、栝台古道.其中,通济古道是处州通往外地的最早开辟的古道,称通京大道,又称“官道”.其南道自丽水保定经大港头、石塘,过云和段、龙泉段,入福建浦城,然后再转入赣、皖等而达咸阳； 其西道则自保定至松阳段、遂昌段,过道龙游、兰溪,再转至杭州达南京、汴州、北京,或过龙游后入衢州,再转赣、皖到达长安.
瓯栝之间的交通虽以水道为主,但陆路古道沿江而筑,也是处州通往温州的重要通道,上游的商人和木排工人通过水路将货物运往温州交易后,多数从陆路返回.栝瓯古道以青永古道为干道,其他还包括了青瑞、青泰、景泰、缙永等古道.（图19）
宋代,因宋高宗在临安建立南宋政权后,处州与南宋政治中心近,使处州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处州有宋代进士达948人,占有史以来处州进士的82.5%.经济上宋代处州的龙泉窑青瓷产品及茶叶、香菇等农产品产量大,大量销往国内外.尤其是处州龙泉成为全国瓷业中心,瓯江两岸窑场林立,江上运瓷船只往来穿梭.在宋代朝廷积极推动外贸的情况下,处州府重视水运和陆路的管理,疏浚水道,发展交通,设置大量驿站.
处州古道作为青瓷之路的始发道路,它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是青瓷之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对古代处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青瓷之路不但促进了当时中国的发展,还促进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相融合.
（三）富有特色的民间信仰
“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唐宋元明中国海上贸易史上的繁华.古处州人民融入“海上丝绸之路”,依托栝瓯水路,将手工业和山区林业、农业与海洋经济相结合,跻身海洋贸易的大潮,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拓宽了生存发展的途径.古处州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与瓯江、海洋密不可分,瓯江“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穷山恶水,又面向海洋的环境,塑造了瓯江人民不畏艰险、勤劳勇敢、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并形成了重手工业、重商、重农林的传统.同时,瓯江水流的凶险使得瓯江人民在走出瓯江、迈向海洋的开拓发展中,之于对超自然力与社会力量的敬畏,自发地诞生或自然地融合形成了与海洋文化和青瓷文化等相关的民间信仰.而青瓷的兴盛和海洋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诸如青瓷文化、海神文化、船帮文化、香菇文化等信仰的产生与发展,留下许多的寺、庙、社、殿、塔等祭祀设施以及相关的祭祀仪式活动,使之成为区域性的文化特征.
处州的民间信仰多是与劳作、行业、生活与愿望息息相关,属俗神信仰,其中有对神明、祖先、圣贤的崇拜,也有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信仰.除此之外也有本土宗教,还有因海上和路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接受并吸收的其他外来宗教.
古处州的俗神信仰遗存丰富多彩,有供奉青瓷鼻祖章生一、章生二、章生三的三王社殿；纪念督窑官的安清社殿；供奉香菇鼻祖的吴三公的菇神庙；供奉铸剑鼻祖欧冶子的将军庙；供奉“海神”妈祖的“天妃宫”“天后宫”；纪念大禹治水的平水王庙和大禹庙；供奉陈十四娘娘的“夫人殿”等一些庙宇,其他还有供奉文武财神的关帝庙、纪念扁鹊的卢福庙等.处州的信仰呈现出地方性、多元化、功利性、融合性,多教合一,具有特色.
1.青瓷文化类型信仰场所
三王社殿为纪念青瓷章氏兄弟而于明清时期建立.窑工和村民把章氏兄弟奉为“窑神”,表达对青瓷祖师的敬重,企盼青瓷技艺不断长进、青瓷产品精良、青瓷生意红火,希望青瓷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更多地销往国内外.每年选定黄道吉日,设坛行蘸以祭拜窑神.每年的正月初三抬着窑神从大梅口到大梅、高际头、大窑等村游神一圈,并燃放鞭炮迎神进门,祈保安康.（图20、图21）
安清社殿位于大窑村的乌龟山上,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因瓷而兴,常年香火兴旺,当地人每年都会选择黄道吉日,设坛做蘸,祭拜督窑官夫妇以及对青瓷烧造作出重大贡献的章氏兄弟,铭记他们的功德,祈求保祐青瓷生产和销售顺利.（图22）
2.海洋文化类型信仰场所
“天妃宫”或“天后宫”与发源于福建、广东一带的“妈祖庙”功能一样,供奉敬拜妈祖.妈祖是南部沿海,甚至东南亚国家广为传播的“海神”信仰,历代航海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在船舶启航前人们要先祭妈祖,祈求保佑一帆风顺和出海安全,在船舶上也立妈祖神位供奉.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关系,使瓯江沿海港口的物资、人员、文化的交流延伸到瓯江流域.但是在瓯江流域,妈祖被称为“天妃娘娘”或“天后娘娘”,祭祀庙宇称“天妃宫”或“天后宫”.早年在瓯江沿岸的丽水境内有不少天妃宫,其中在莲都区境内就有三处：碧湖,大港头,万象街道.康乾时期瓯江水运畅通,商贸勃兴,福建客商沿水路上溯至松阳、遂昌、云和、龙泉等地,建起妈祖文化场所.据史料记载,青田县1座,缙云县1座,松阳县2座,遂昌县3座,龙泉县1座,云和县3座,但目前仅剩5座.（图23、图24）
瓯江船在每次出行前都要在船老大的带领下到天妃宫祭拜天妃娘娘,设香案、摆祭品、三叩九拜,祈求天妃娘娘保佑他们一路平安、顺风顺水.在出行或者返程中,如果停船休息,附近若有天妃宫,船也会上岸去烧香祭拜.在家里的人每天都会去天妃宫祭拜天妃娘娘,祈求出行的亲人能早日平安而归.每次出行归来,船同样也会到天妃宫祭拜,感谢天妃娘娘佑助他们平安满载归来.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到十六,各地都要举行庙会,船抬着“天妃娘娘”出巡,家家户户点香烛、设斋饭,恭迎这位女神的到来.瓯江的妈祖文化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影响下传播进来的,是海洋文化向瓯江沿线延伸的有力证明.
3.香菇文化类型信仰场所
瓯江流域山高水长,森林茂密,雨量充沛,有适合香菇孢子生成的生态环境.南宋何澹《龙泉县志》所载185字的香菇栽培技术,可以说明香菇栽培技术早在800多年前就已在龙泉一带出现.明太祖朱元璋曾亲封龙泉、庆元、景宁三县专利种香菇.香菇栽培技术于明、清二代的《广东通志》流传到日本,日本在1664年首次收获香菇.说明“海上丝绸之路”东洋线,在输出丝、瓷、茶之时,也将香菇文化和栽培技术传到日本.为纪念香菇鼻祖吴三公,龙、庆、景三地菇民纷纷筑建菇神庙,每年举办香菇庙会,拜祭先祖,祈求风调雨顺,年有丰收,并以此传播香菇文化.吴三公是香菇文化的象征,较大的菇神庙均为龙、庆、景三县菇民合资兴建,供奉“菇神”吴三公.如龙泉凤阳山、下田、麻竹坑村,庆元西洋村,景宁英川等地都建有菇神庙.（图25）
4.宗教类型场所
佛教、道教从三国时就已经进入处州境内,历史悠久,影响也最为深远,遗存的佛教寺院、佛塔与道观较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延庆寺塔,系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松阳县行达禅师奉旨赴天竺取回《大经论》八部和舍利子49粒,为藏舍利而建.唐宋时期龙泉县城有清修寺、崇因寺、集福寺、崇仁寺等四寺,华严塔、稽圣潭塔、崇因双塔等四塔,可惜目前只留清修寺,华严塔和崇仁寺移址重建.历代佛教寺院、道教道观数不胜数,重要节日的祭拜活动也是热闹非凡,香火不断.丽水市现存的古塔仍有11座,佛教禅师、道教宗师层出不穷,如叶法善、杜光庭都是著名的道教宗师.宋元明时期的佛教辉煌,与青瓷产业的兴盛和瓯江水运商贸发达,经济富裕,人们追求精神生活需求等方面有一定的关系.青瓷产品中经常以佛教、道教题材作为造型和装饰主题.如莲瓣装饰的五管瓶、盏、水滴、薰、碗等,以八卦纹为装饰的炉、瓶,及数量不少的观音、八仙等佛神雕像.
据记载,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林斐理神甫和石宏基修士曾在处州进行传教活动,但是未有文化遗存.清咸丰年间,伊斯兰教传入处州并建立清真寺.基督教进入处州境内较晚,为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处州活动较为活跃,并建立了许多教会组织和活动场所.（图26、图27）
处州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往往相互融合,把传统信仰的神灵和各种宗教的神灵进行重组,构成一个复杂的神灵信仰体系,同时也说明可能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向瓯江延伸的商贸和文化线路,人流交往,文化交流频繁,形成了文化信仰相互包容的一种特殊现象.大港头是古代水运枢纽,商船如织,人流熙攘,市井繁华.码头边上的福康寺,供奉了佛教观音菩萨,同时供奉了海神妈祖、道教太上老君、文武关帝财神爷.这种民间信仰形态,是百姓信仰的活态表征,是“海上丝绸之路”为瓯江流域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 其他产物类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主导开辟的一条世界性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其作用并不仅仅是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产品的交易,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往来,而是不同文明板块的人群、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海上流动,形成贸易互动、文化交流、科技共享与和平发展的网络.
瓯江文明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促进了古处州“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互动,物流与文化流、经济与社会、技术与思想的多维交织发展.（图28）
一些古城、古镇、古村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人流物流集聚的功能,反过来也在“海丝”的带动下更加促进了繁华,并形成独特的聚落,如龙泉古城、西屏镇、大港头等.
因“海丝”带来的内陆瓯江航线的繁华,航运业形成了独特的“船帮文化”,建立了帮会制度、行业行规及船帮信仰等,其中石浦船帮成为瓯江最有影响力的船帮之一.
因青瓷“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仅促进了青瓷窑业的迅速壮大,而且带动了诸如香菇、茶叶、烟丝、蕃薯（从菲律宾、福建引进）等农产品,甚至可能促进冶铁业的生产、发展和贸易.
海丝双向交流互动带动人员的频繁交往.南宋处州庆元人胡纮曾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等职,曾代表朝廷参加外交使团访问日本；西洋使臣宜也吉从“海上丝绸之路”出使中国,留在中国做官,其后代在瓯江流域的缙云县钦村繁衍.瓯江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文化线路,吸引了周边的省份和沿海地区的商人聚集瓯江流域从事商业活动,在龙泉、松阳等地出现了诸如江西会馆、婺州会馆、福建会馆、青瓯公所、温州会馆、汤兰公所、汀州会馆,“三帮”“二伙”“一担”等民间组织.
在与世界的沟通交流和互惠发展中,孕育了生于处州或在处州做官的达官、乡贤、商人、志士等,他们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可圈点的业绩和文化影响.如何澹的请兵三千兴修水利功绩和论述香菇栽培技术、叶适的永嘉学派思想、陈冕的抗倭、蓝廷珍的打击海盗、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形成一派人文景象.
在文明的演进中,古处州形成了许多非常独特的民间工艺、民间文学、民间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不同的传承方式流传至今,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值得注意的内涵补充.有技艺类：如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龙泉宝剑锻制技艺、青田石雕刻技艺、香菇裁培技艺、帆船制作技艺；民间传说类：如“雪拉同”故事、“高机与吴三春的传说”“哥窑与弟窑的传说”等；民间音乐表演类：如“船帮号子”；民间习俗类：如龙泉赛龙舟习俗、青田鱼灯习俗、青瓷祭窑神习俗、香菇庙会习俗等.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历经千年仍递代相传,是青瓷生产的技术保证；“雪拉同”反映古代海洋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生而传唱至今的美丽故事.（图29）
我们知道,许多的史迹已被历史的车轮辗得支离破碎,有些被掩埋地底下尘封已久.虽然我们极力地寻找到一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瓯江文明踪迹,但完全不能全面地再现它曾经的繁华和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即使古代的海上交通模式成为历史,与航运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因功能的衰退甚至完全丧失而成为纪念物时,这些节点片区依然因其集成了与海上交流相关的诸多类型物质与非物质要素,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体系中可识别的空间单元.从本次调查中,我们从中来获得瓯江文明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开拓中的价值意义的深层认知：丽水龙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
一、瓯江文明所孕育的龙泉青瓷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最大宗的陶瓷产品,使瓷器成为世界性的商品,为国家赢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是我国古代经济力的重要支撑.
二、龙泉青瓷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精神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广泛地传播到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交流,彰显了中华文化,增加了“海上丝绸之路”内涵,是文化力的重要支撑.
三、龙泉青瓷作为国礼在“郑和下西洋”时期赠赐给沿途各国,成为各国皇宫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它所包含的科技艺术的成就也是我国综合国力的象征,体现了明朝廷在“锐意通四夷”的背景下,实现开放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撑.
四、龙泉青瓷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博得世界各国对龙泉青瓷的崇尚和追求.有需求之地就是航线要开拓之地,因此龙泉青瓷又促进了古代海上交通格局的建立,并促进瓯江流域的水路航道的开拓,是“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价值内涵构成的重要支撑.
五、“海上丝绸之路”是双向交流的和平、文明、发展之路,在东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促进了瓯江流域经济、社会在宋元明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和国际化水平,因此以龙泉青瓷为主角开拓的“青瓷之路”是瓯江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撑.
（周晓峰,丽水学院中国青瓷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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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 千年古城泉州,位于东海之滨,地处福建东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 意大利旅行家亚格也曾经坐船探险到过泉州,并称它为“光明之城” 这座散发着现代化气息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
2、 海口：撬动海上丝绸之路开放的支点 文董光海一、海口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优势“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 ,阿基米德的名言形象地说明了支点的重要性 支点有支撑、关.
3、 走进丝绸之路上的吐蕃文明 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一书中说,丝绸之路有三条东西干线,即北方草原路、中亚绿洲路、南方海路；在这些东西干线之间还有许多南北向通道,其中吐蕃与中亚的交通路线就是从西藏经塔里木盆地到准噶.
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泰水产品贸易互通基于影响因素和潜力的实证分析 摘要提升中泰水产品贸易水平,能有效带动中国与东盟地区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本文运用贸易指数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系统分析了中泰水产品贸易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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