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探寻曹雪芹身世的一次调查，本文是调查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和曹雪芹身世和探寻和官方调查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
1950年代,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后,连续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包括中国的李时珍、吴敬梓、屈原、杜甫等,而曹雪芹也有资格入列.于是,文艺界想借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机,开展纪念活动.
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论证曹雪芹的出生年份,其生卒年只能依靠推算,且各方意见不一,所以,纪念活动定在哪一年举行也因此有了争议.为此,《光明日报》等报刊专门开展了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最后有关方面拍板,以1763年为曹雪芹卒年,纪念活动定在1963年举办.
如若在纪念活动之前,能够将曹雪芹故居、坟茔位置明确下来,这将是红学研究领域中最佳成果.为此,北京市文化局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组织力量对曹雪芹故居、坟茔、后裔开展田野调查.
锁定“镶黄旗营”
1962年初,调查组成立.这个精干的3人小组,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1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人、海淀区文教局1人组成.他们的调查线索主要来自坊间传说.
相传曹雪芹晚年大概居住在北京西山一带,死后也葬于此.但西山之大,哪个“荒僻”的“村野”才是文学巨著的诞生地？
为了缩小目标范围,调查组找来了红学专家吴恩裕教授撰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此书提供了两条新线索：其一,正蓝旗的德某曾说过,曹雪芹住在“健锐营”之“镶黄旗营”,死后也葬于附近,此地有一小块曹氏的茔地；其二,有人说曹雪芹晚年住在颐和园后红山口到温泉路上的“镶黄旗营”,并死于该地.循着这一点蛛丝马迹,调查组锁定“镶黄旗营”,希望通过调查,能够进一步“披踪寻迹”.
他们首先来到位于海淀区的镶黄旗营村展开调查,拜访当地“在旗者”满族老住户.几位十岁的老人看到有人专程来家里了解尘封旧事,都非常热心.据他们介绍：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都属于上三旗,每营有400士兵,多是满族人,旗兵每月收入一定的钱粮.三旗的营房属于禁地,从不允许外人居住,更不要说是汉人了.镶黄旗营因地势所限,营房比较分散,现在的老住户只剩下40家.此外,碧云寺那边还有28家,因为发大水被淹没了.调查组马上又找到了碧云寺的老向导和久居这里的老住户,大家还是纷纷摇头,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断了,调查组只能返回来从第二条线索入手,即曹雪芹住在“颐和园后红山口到温泉路上的镶黄旗营”.他们找到该村80多岁的满族老人苏金波.据老人介绍：村子的北边归圆明园八旗所辖,圆明园八旗是保卫圆明园的御林军,大多数是满人.各营都建有营墙,绝不允许汉人进入.民国以前,从未有汉人在营内住过,更没听说过有姓曹的一户.调查至此,曹雪芹居住在“镶黄旗营”的头绪,暂时中断.
排除“健锐营”附近
调查陷入困境,调查组不得不重新审视线索.有人提出,线索中提到的红山口,会不会是红石山的误写？因为《大清会典》中提到的“健锐营”驻地,就是红石山,而位于香山东南的红山头,恰好坐落于正黄旗营的中间,红山头很有可能就是红石山.
随后,调查组以此为中心展开访查,先后走访了附近的正黄旗南北营、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杰王府等村,与十岁的原住村民进行多次座谈,但大家都没有提出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情况.调查组无奈,突然又想起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提到的正蓝旗村的“德某”.因为正是这位满族人首先提出“曹雪芹住在健锐营之镶黄旗营,死后也葬于附近”的说法.但是调查组到了正蓝旗村一打听,这里根本没有姓“德”的.
第一阶段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调查组走访了15个单位80余人次,走遍了健锐营附近的20多个村庄,但由于都是间接线索且多为道听途说,调查始终未获得实质性突破,无果而终.不过,用排除法,这次调查倒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曹雪芹没有住在健锐营附近.理由之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前,正是健锐营建营不久,营房整齐,管理严密,外人特别是汉人难以进入；理由之二,乾隆中期,健锐营一带有3360户在旗士兵,加上附近苗子营的80户,寺庙僧人数千,人口高达万人以上,这种热闹场面与友人和曹雪芹诗中描写的“寂寞西郊人到罕”不符；理由之三,香山一带的名胜古迹很多,但友人赠与曹雪芹的诗句中,一处也没有提到过.可见,诗句中见到的“黄叶村”“山村”描述的绝不是香山健锐营附近的情形.
围绕“曹家”展开调查
故居调查陷入瓶颈,调查组转而开始寻找曹雪芹的后裔.如果能找到曹氏后代,也许他们对寻找曹雪芹故居和坟茔,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帮助.
在有关方面协助下,调查组得到了北京市在旗曹姓的名单和住址.从市区到远郊,调查组按照名单,挨门逐户进行了访问,共走访了240余户.大部分人对自己祖上的情况说不清楚,至多也只能上溯到祖父一辈.个别存有族谱的家庭,虽然对祖上情况还能稍微多知道一些,但依旧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调查组只能进一步筛查,将与曹雪芹家同属于正白旗的住户找出来分析.总共有7家,虽然他们祖上有做官的,有做买卖的,有外迁过来的,但似乎都找不出与曹雪芹家有蛛丝马迹的瓜葛.
调查工作再次折戟,调查组继而又想从探查曹雪芹墓地来寻求突破.香山一带一直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所以,香山脚下的新旧茔地,数量可观.调查组采取沿村访问、实地探寻的方式,踏查了1200多座坟茔,了解了大致情况,但始终没有发现曹姓墓地.
有人又提出建议,曹雪芹逝世后,很有可能葬入祖茔,调查工作可以从寻找曹氏祖坟入手.于是,调查组又回到文献之中找寻线索.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十八日,李熙奏折中称：“奴才谨拟曹頫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顒灵柩出暂厝祖茔之侧……”“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瞑目.”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曹頫在奏折中称：“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
由此可以看出,曹家在北京郊外确有祖茔,而且在位于京东的通州有“典地”和“当铺”等产业.按照清代习俗,祖茔往往建在自家产业附近,且当时规定,正白旗的坟地多半划在位于北京东部的朝阳门外、东直门外附近.如果将这两条线索放在一起推测就对接上了,曹家祖茔很有可能就在东郊一带.
此后的20多天里,调查组走访了位于东郊的双桥、来广营、中德友好等8个公社的20余个大队,与近百人面谈,最后终于在双桥公社的司幸庄生产队,找到了一个疑似的“曹家坟”.
通过老人的讲述,调查组推测,这座“曹家坟”,确与曹雪芹家有类同之处：其一,年代相近,推算曹雪芹祖茔,也该有三百多年历史；其二,家世相同,曹雪芹家也是内务府的；其三,曹雪芹曾祖父曹玺,也曾做过尚书；其四,司幸庄过去曾隶属通州管辖,而曹家在通州有“典地”和“当铺”等产业；其五,这座坟茔占地近百亩,地面上有虎皮墙、山字墙、殿堂等建筑,如此规模与曹家地位相称.
但推测毕竟只是推测,要想真正确认这里就是曹家祖茔,还需要找到能够立得住、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于是,调查组大胆地作出决定,通过墓葬挖掘来寻找佐证.
挖掘墓葬不是调查组本身能够决定的事.为了慎重起见,调查组又邀请有关专家召开现场会进行论证,确认是否有挖掘的必要,并报请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审核批准.
9月21日,各项工作准备完毕,曹家祖茔挖掘工作开始.按照调查组的设想,最理想的是通过挖掘能够获取一些有价值的文字.如果能确认这里就是曹雪芹家族的祖茔,则可以依其辈分次序,推出曹雪芹墓地的位置.
但事与愿违,挖掘工作持续了5天,在墓中没有发现丝毫带有文字的材料,更不要说墓志铭、买地券等有关坟主身世的材料了,且墓葬有多次被盗的痕迹.调查组不甘心就此结束,紧接着,又开始挖掘临近的第二座坟茔,还是收获寥寥.此时,已经是9月29日,临近国庆节,挖掘工作不便继续进行.随后,调查组宣布,此次挖掘工作暂告结束.
由于没有任何文字材料,调查组既没有充分证据确定这里就是曹雪芹的祖茔,也未能找出证据反证这里绝非曹家祖茔.历时一年的调查工作就这样结束了,结论不了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查工作进行期间,《文汇报》曾用大标题“曹雪芹卒年何妨一辩,大观园遗址有迹可寻”,报道了有关部门对曹雪芹晚年故居和葬地以及大观园遗址进行调查的情况.在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刊载该报记者吴柳所写的长文《京华何处大观园》和两幅有关大观园的参考图,轰动一时.
确认香山“黄叶村”
直到1971年,一位香山老住户在自家寓所中的偶然发现,才使位于香山植物园中的黄叶村,被开辟为曹雪芹纪念馆.
退休教师舒成勋一直居住在香山地区正白旗村的39号.那年春天,他在修房时发现,自家西屋西墙墙皮后面,还有一层墙皮,上面写有诗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但无论是专家还是老住户都感到很纳闷：正白旗村早年是清朝正白旗的兵营,当时清政府规定,八旗子弟只能习武,严禁舞文弄墨.而舒成勋的祖辈一直在旗营中做武官,只会骑马射箭,别说写诗,连汉话都说不好.那么,是谁题写下了满墙的诗？这些诗又表达了怎样的涵义？
舒成勋是红学爱好者,对《红楼梦》和曹雪芹都有所了解.他仔细阅读题壁诗的内容,惊奇地发现,在墙壁中心位置,有一副排成菱形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这让他回想起1963年的一段往事.当年,红学专家吴世昌、吴恩裕等人到香山了解曹雪芹身世时,走访过一位在香山地区生活了一辈子名叫张永海的老人.据他介绍：曹雪芹按八旗归营的惯例来到香山后,与一位名叫鄂比的朋友交往甚密.鄂比曾赠送曹雪芹一副对联,正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舒成勋恍然大悟,大胆地猜想,自家的老屋会不会就是曹雪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得知这一消息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专门派人对老屋进行了考察.经过几番考证,这座位于北京植物园内原正白旗村39号的老房子,被部分专家确认为就是曹雪芹晚年“著书黄叶村”,撰写《红楼梦》的地方.不过,这里究竟是不是曹雪芹的故居,至今仍有争议.
1983年,有关部门在这里辟地8公顷恢复重建,“正白旗39号”也按照正白旗营房原有的规制,用老料整修完毕,而且还把铲掉的字,按照原来的大小位置复原.在为这栋建筑题名时,能否将其题写为“曹雪芹故居”,各方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但将此视为“曹雪芹纪念馆”,大家却都没有意见.
1984年4月22日,曹雪芹纪念馆开馆,几乎当时所有的红学专家都到场,参加了这座特殊纪念馆的开馆典礼.
“蒜市口十七间半”的发现
其实,在1982年,关于曹雪芹在北京的住所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通过馆藏档案发现了另外一个线索.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张书才发现了一件雍正七年(1729年)的“刑部移会”,其中载明：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将抄没曹家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由此可以确定,曹氏在蒜市口地区有十七间半老宅,而这里应该是曹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第一住处.根据推测,这里也应该是曹雪芹最初构思《红楼梦》、完成初稿的地方.同时,张书才还发现,据乾隆《京城全图》所标示,在蒜市口地区仅有一处院落是十七间半房,即广渠门大街207号院.经过实地考证,这处院落格局保存完整,而且它与档案记载、地图所绘完全吻合,基本可以确认这里就是曹氏故居.
在随后的实地调查中,专家们还发现了尚存在207号院的“端方正直”四扇屏门,这四个字在《红楼梦》里曾经出现过,极有可能就是曹氏家训.由此专家得出结论,这处四合院是国内唯一的一处有清代档案可据、有《京城全图》可证、有遗迹遗物可寻的曹雪芹故居遗址.
1991年,张书才在《红楼梦学刊》上首次披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新华社、《人民日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甚至包括一些海外媒体都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表现出极大关注.这一成果也逐步得到了红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
1999年,北京进行城市改建,这里要修建两广大街.道路建设与保护遗址发生了矛盾,207号院是保留还是拆除,意见双方争执激烈.最后协商结果：遗址要为道路建设让行.
拆除遗址已经成为事实,可以说,这是一次无可奈何的选择和难以弥补的遗憾.但拆除过程中的考古发掘,也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挖出的207号院老地基,最底层部分正是明末清初建造的,而地基的布局恰好就是“十七间半”,由此可见,这里是曹氏故居就更加确定无疑了.
（摘自《档案春秋》刘守华）□
本文结论:本文是关于调查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曹雪芹身世和探寻和官方调查相关调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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