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媒介论角度谈诗歌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偏向以为你读诗诗刊社为例，该文是关于微信类论文范例和诗刊和诗诗刊社和媒介有关论文范例.
当一些被镣铐锁住的人关在洞穴里,他们以为身后的那些影子就是真实,慢慢地,有一个人走出了洞穴,不过很快他又回来了.尽管后现*论是冲破固有理念的一种理论、一种体系,但是仍有很多人、很多媒介困在原地,保留着一些传播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信息生产者、媒介文本、文化符号,也造就了传播视野下的“囚徒”.
1 信息生产者
李沁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媒介时代属于第三代媒介时代,传播模式也从分众传播进化到了“沉浸传播”[1].诗歌微信公众号就是处在这种模式下的商品.说是商品丝毫不过分,“为你读诗”突然冒出一款App,里面传播着跟“为你读诗”公众号里面相同的音频,原来是另一方盗用了“为你读诗”的品牌,最终双方在是否“为你读诗”已经成为品牌上存在争议.谈到“信息生产者”,这里面主要包含两个范畴,一是传播者,二是受传者,两者却在传播过程中有交叉有重叠部分.
第一,相对稳定的受众群或用户群.在“为你读诗”微信公众号上的推介页面,功能介绍为：“为你读诗,给灵魂片刻自由.一起从此刻开始,开始我们的诗意生活.”根据其创始人介绍“为你读诗”是公益性媒体,但其后却又逐渐商品化,2015 年推出了一本有声读物,里面有一张精美的光碟,而整套书在当当网的是96 元,之后为蒋勋等人开设文化课堂.从2013 年6 月1 日到如今,已经走过4 年的“为你读诗”已经拥有了清博指数上预估的110 万的受众,近30 天的数据查看,在发文的25 天内,基本上能够保证“为你读诗”稳定17天10 万+ 的阅读量.库尔普的结论表明,声誉好的信源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8 周）维持传播效果[2].“为你读诗”的成立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精英分子,每次推文中邀请的朗诵嘉宾也同样是行业精英；“诗刊社”属于核心刊物《诗刊》创办的微信公众号,两者都是拥有着良好信誉的媒介生产者,在这点上保证了一定的传播效果.
第二,多种传播形态.公众号基于每次的推送内容,用户在接收到推送内容后,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可以选择分享或不分享,可以选择分享到朋友圈或微信群.用户个人阅读带有一定的私密性,这属于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而分享到朋友圈或微信群,就属于点对面的群体传播,再从A 到B、C、D 等的传播就有了一定的扩散性.以“诗刊社”在2017 年12 月14 日推文《余光中代表作品选》为例,达到了10 万+ 的阅读量,除却余光中在14 日离去这一社会热点,广大文友的扩散性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媒介秩序的建构.社会群体基于一定的公共意志,形成相对统一的意见,例如认为语言优美富有诗意的诗歌就是优秀的诗歌.基于这种公共意志,诗歌微信公众号不定期地进行、反复地传送类似的诗歌作品.使他们的意见和想法牢牢固定在一个“木桩”上,经过多次的捶打,而变得更加稳固,进而产生有偏向意识的“囚徒”.
第四,视听觉多重感官结合.诗歌微信号中图文的比例占到57%,视频的比例占到大约43%,受众只要点开,只要阅读就会进行感知,从而形成知觉表象[3].而音乐的节奏,就像色彩刺激人的感官一样,节奏就深深地让我们的耳朵怀孕.音乐天生的音乐性本质激发着人的想象力,同时也在渲染着情感倾向,这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回忆表象.虽然表象是浅层次的记忆,大脑不会进行自动归位,不会自动进行储存,但回忆却能够引起对之前事物的一种解释.受众可以在看到这首诗,听到伴奏或诗朗诵的时候,可以在心理的眼睛或耳朵里产生与我们之前经历的表象近似的表象.随着这些心理表象的瞬间生成,实际上也是对过去体验过的一种复制.在产生心理表象的基础上,受众的某个特定脑系统受到激活,进而产生一系列感受和触动.
第五,通过积极参与获取偏向.诗歌微信公众号栖身与移动手机媒体这个便携性平台,受众或用户在接收每条推文的过程中,是以一定的注意力和时间精力为基础的,同时对接收到的信息有一定的使用与满足.例如在2017 年12 月14 日余光中逝世的那一天,“为你读诗”和“诗刊社”都推出了相关的内容,很多人通过诗歌表达对余光中的敬仰和缅怀.在“诗刊社”中单是评论就达到了100 条左右.微信公众号的交互功能,使受众或用户有了一定的参与感.另外,余光中的“乡愁”是人教版初三下册第一单元第一课诗两首的第二首诗,可谓拥有了很广泛的受众群,不仅如此,《乡愁》还具有祖国和平统一的政治愿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依据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角色定位,一方面处于迎合社会角色期待的需要,一方面将自己的观点重复给别人,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传播已有意见表达,称之为“主动参与”[4].通过不同个体的主动参与,将与传播内容类似的想法表现出来,这种重复的传播,这种重述本身,就极大地加强了对内容的传播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带有的偏向也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不止是想法,原本的受传者成为传播者时,体现了更大程度的主动参与,如“为你读诗”在2015 年暑假期间举办听众竞读比赛,换句话说,诗歌公众号的受众或用户因为某个刺激点而关注媒介产品,像这样的听众竞读比赛则又是另一波新的兴趣点.
另外,在刚刚参与互动的时候,参与者拥有的是短暂的情绪,在互动过程中或者完成互动之后,这种短暂的情绪会上升为长期的情感.柯林斯把这些长期的结果称为“情感能量”.情感能量是传播偏向的核心组成要素和结果.可以说“诗刊社”的情感能量较高,因为用户文本内容在“诗刊社”上推送.
2 媒介文本
李宗桂认为语言陷阱是一个表面冠冕堂皇,实际上却似是而非,主要用来牟取个人利益的一种行为或社会现象[5].但此处笔者使用“语言陷阱”是指受众阅读诗歌语言时,所带有的基于个人体验、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一种固有形式化理解,而造成一定的偏向性,这种偏向性是受众不经意间就接受的,也是符合他本人的一个理解水平和文化水平的.
第一,高频词汇集中体现感性情绪.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文字是符号的一种形式.符号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作为真实的直接表现的符号（名词）；作为情感、情绪诱发因素的符号（动词）；作为修辞辩论系统的符号（形容词）[6].在“为你读诗”中“遇见”“读诗”“读记”“品读”“私藏”“不负”等6 个高频词汇,带有很强的倾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刺感产生的客观因素存在.尼采认为,修辞并非只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技巧,而是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从而构成了语言性质本身,修辞作为一种“说服”的能力[7].形容词“美的”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总的来说带有感性情绪的词汇达到1/3.2015 年6 月25 日推送了汪国真《不要急于相见》中,把天空中的“白云”比作“一朵洁白的梦幻”,总让人浮想联翩,愁绪不断.类似的诗歌还有很多,诗歌公众号更善于在某些方面制造情绪的“镣铐”,绑住人的头脑和四肢,让其在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作为符号的语言,它只能承担一种简化的表达,在一开始就伏下了隐患.”[8] 诗歌语言里运用的修辞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本质,将用户带进一个失真的世界.虽然诗歌微信号开辟了反馈通道,可语言只要一表达,它就是不准确的,同样的不准确只会造成更多的含混不清,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封住了人们表达的权利,不敢让人说出真心话甚至开口说话.在“诗刊社”微信号中,9 个动词11 个名词,倾向性有着更加明显的体现,“容器人”的生活方式,用户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媒介产品,接受影响,也从某个意义上加强了这种倾向.
第二,诗乐动人.“抒情诗歌”（lyric）来源于希腊语中的“lyric”意思是弹着七弦琴（lyre）唱歌.自古“诗言志”“诗传情”,王维“长河落日圆”产生出慷慨激昂的悲壮情怀,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仕途不顺的浪漫低吟,纳兰性德“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的痴情难圆,哪一首诗不是情感的真实表达.不要说是诗歌,就算是普通的说明文也有倾向性,而诗歌中的情感倾向则加重了倾向性的“剂量”.再加上“为你读诗”邀请的嘉宾的诗朗诵就缝合了诗歌语言的抒情性和逻辑性存在的几处补丁.例如《周一围：找一个下雪的日子,慢慢忘记你》,音乐剪辑自意大利钢琴家LuigiRubino 演奏的作品les larmes d´automne,收录在专辑A Theme for the Moon.开头部分悠荡舒缓,中间慢慢升起,又低吟下去,随着诗朗诵而紧密缠绵,这种忧伤又空灵的气氛,终归在“雪/ 就这么掩埋……”之中回归平静,一切重新开始.
3 文化符号
“全球化”作为“幽灵”的形象游荡在我们生活的层面,全球化趋势下的新媒体更是提供着前所未有的便利,也以拥护者的姿态迎接着全球化.我们怀着学习和借鉴的勇气,走向世界各地的过程中,又把全球化的意识更加根植到我们的头脑中.新媒体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媒介化的世界里,所谓的跨文化传播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全球化模式.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媒介这场无形的硝烟中,就存在靠着其他国家的文化填补媒介文本内容.例如在2016 年3 月“为你读诗”发布的33 首诗歌中,外国诗歌就有18 首,而这些文本的价值观大多是宣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另外,2017年12 月13 日韩国的总统夫人更是带来了诗朗诵《访客》,而这首诗同样也出现在韩国的文化产品《今生是第一次》中.韩剧是韩国文化输出的重头,不可否认,这种带有跨文化传播的媒介内容,也是全球化的一场戏码.尼尔·波斯曼说：“每一种工具都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9] 在这种“有意义的内容”之上附带着“有意味的形式”,这两者的构成就是媒介文本的一个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就带有了构建一种世界的倾向.
2017 年《新媒体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具有传播优势的公众号只占少数,分配到每个行业,这样的公众号就更少了.而正是这一少部分却能够和广大的公众号相抗衡,这说明,媒介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资本分配不均的问题.拿诗歌公众号来说,由于在信息生产者、媒介文本、文化符号上的传播偏向,使其更具有辨识度,但传播偏向是否对媒介产品造成什么样的利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论述的传播偏向并不是负面或者正面的偏见,它是中性的,它只是传播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在对传播内容进行特定选择上的所带有的一种符合媒介秩序、媒介经营理念,又契合受传者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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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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