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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曾创办多种教育刊物,诸如《新教育》、《新教育评论》、《平民周刊》、《乡教丛讯》、《乡村教师》、《生活教育》和《大众教育》等等.其中,《新教育评论》的存在是陶行知教育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当时乃至整个近现代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陶行知与《新教育评论》的创办
《新教育评论》创办于1925 年,其前身则是发刊于1919 年的《新教育》,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局势风云激荡,文化界也经历着一场剧烈变革,封建社会诸多传统逐一被打破,国外各种新思想竞相涌入,“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与此同时,教育界的思想革新运动也风生水起.为改革旧思想、发展新教育,1918 年12 月,江苏省教育会联合国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组织中华新教育社,并向教育部递交公文备案,公文写道：“窃维欧战既告终止,此后立国以学术为基础,同人等慨吾国学术之堕落、著作之缺乏,以编译东西洋学术新书为必不可少之举……发起组织中华新教育社,专事编译新教育丛书及新教育月刊.”1919 年1 月,中华新教育社获得教育部批准后,改名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月刊作为共进社的代表报刊,于1919 年2 月随之创办,编辑部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从五个成员单位挑选精干人员共同组成.当时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的陶行知,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代表被选入《新教育》编辑部.
1921 年陶行知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同年底,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被推举为该社的主任干事.随后该社接手管理《新教育》,并委托东南大学的教育科来主持编辑.从1922 年1 月第4 卷第2期开始,陶行知担任该刊编辑、主干.在陶行知的主持下,《新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大幅改进,在宣传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与实践方面也贡献突出.《新教育》陆续刊载了介绍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的文章,并刊登过列宁的照片.陶行知还亲自在《新教育》第4 卷第3 期撰调女子教育的重大意义,呼吁国家普及女子教育.1923 年5 月,陶行知因全职就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而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并离开《新教育》编辑部.
为引起广大民众对国内教育的重视,促进教育界自身对教育发展过程的思考,正确引导教育评论,并进一步介绍新教育主张,陶行知随即联合赵乃传、高仁山、查良钊、孟承宪、汪懋祖、王希曾等人筹划创办《新教育评论》,以期引起国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正如陶行知后来在《<新教育评论> 创刊缘起》中所言：“我们想尽我们薄弱的能力,来引起大家对于教育问题的兴趣和注意.同时抱着抛砖引玉的希望,供给全国教育界一个公开的论坛.”考虑到当时教育上的变化几乎是“早晚市价不同”,也为了避免《新教育》月刊在时效性方面的不足,陶行知将《新教育评论》定位为周报.
1925 年9 月,在陶行知（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积极推动下,《新教育》编辑部由东南大学教育科移归中华教育改进社.以陶行知为首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内部考虑到“国内教育界亟需批评与建设并重之言论为切实改进之参考”,遂筹备发行《新教育评论》周报,《新教育》则计划于1926年1月停刊.1925年11月,《新教育》因商务印书馆印行迟滞而提前停刊,同年12月1日,《新教育评论》第1期正式出版.不久,中华教育改进社申明：“所有未完稿件,将于《新教育评论》上选择续登,或审查后归于丛书丛刊.”自此,《新教育》完全由《新教育评论》所取代.
二、陶行知与《新教育评论》的导向
从《新教育评论》1925年12月创刊,至1928年3月停刊,陶行知一直主持该刊编辑工作,直接引领着刊物的发展.创刊之初,陶行知就对《新教育评论》的办刊宗旨和任务作了明确定位：一,针对本国现时的教育政策、主张与实施,指出其未尽之处并提出中肯的批评；二,分析今后本国教育上各种革新的计划,为施政方提供改良的建议；三,向国人介绍外国最近的教育制度和学说,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四,报告各地教育调查的结果,供教育界同仁了解各地教育实况.在办刊中,陶行知不仅着眼于批评当时教育政策的问题与不足,更要求针对种种教育时弊提出改良建议,为当局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同时,陶行知还指导该刊及时介绍欧美教育最新动态,为本国教育的实践提供借鉴与启示.此外,陶行知还在《新教育评论》开设了师范生及中小学教员通信问答专栏,为本国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各地教育信息交流与教育均衡发展.
在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普遍崇洋的情况下,对于《新教育评论》所刊载的关于国外教育的文章,陶行知也特别提出了指导意见：“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常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陶行知反对全盘照搬国外的教育,对于西方最新的教育理论、制度,他积极主张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借鉴与吸收,力争做到“本着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制度,分析和评估他的内容,发明和实验他的方法而考核他的效果”.[ 陶行知的主张在《新教育评论》的运行中得到了有力实施,从《新教育评论》一至十期的刊文目录（共90 篇）中可以看到：批评本国现时教育上之政策、主张与实施的文章占21%,建议今后本国教育上各种革新的计划方面的文章占15%,介绍和批评外国最近的教育制度和学说、最新动态的文章占13%,报告各地教育调查的结果的文章占12%.
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为避免政党对周刊内容的不良影响,陶行知一再强调要秉持客观原则,不受政治力量干扰.他说：“我们在一切讨论里,不愿意参杂任何个人的问题,也绝对没有任何党系的作用.我们只是根据着证明的事实和公认的原则,来作我们的批评和主张.我们大胆地说老实话；说错了,希望大家也一样对我们说老实话,加以订正.这样往复讨论,自会有比较的真理发现出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陶行知在周刊向作者约稿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要求:第一,论列世事,不可“党同伐异,逞意气之争,以好恶、毁誉、利害与是非混为一谈”；第二,不能有言论界骂人的通病,“骂人虽可取一时之快,但是设身处地一想,叫对方见了气得脸上发青或胀得满脸通红,又有什么趣味呢？”；第三,应当将《新教育评论》看作讲理的地方,讲理时应当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一再强调,既要尊重他人的意见,也要反省自己的主张,更要有服从真理的勇气.陶行知希望通过《新教育评论》的努力,“为教育界通通血脉,让教育界同仁呼吸些清新温润的空气,并给大家提供一个努力切磋的机会”.
三、陶行知与《新教育评论》的影响
从1924年创刊至1928 年停刊,《新教育评论》一共发行四卷总计一百期.该刊所登载文章短小精悍,针对当时教育界亟待解决之事,如学制改革、课程设置、教育经费、教育自主权等多有评论,仅论及庚款问题和日本“对支文化事业”的文章就有数十篇.此外,《新教育评论》广泛讨论了科学教育、平民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军事教育、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等广受关注的教育议题,大力介绍了道尔顿制、美国工读协作制、克伯屈设计教学法等欧美教育思想制度潮流趋势,以及德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家的教育实况,并对教员科学研究会等教育界交流会议进行了详细报道,成为试验学校与一般学校沟通桥梁,使教育实验的经验得以推广.为吸引更多人对《新教育评论》的关注,陶行知还联系新闻界同仁,设法请其他知名报刊推广《新教育评论》.当时国内有重要影响的《新闻报》年销七万余份,为充分用其所长,广泛推荐《新教育评论》,1926年时陶行知曾与担任《新闻报》编辑的潘竞民议定,在该刊相关栏目*绍《新教育评论》每期目录,并登载重要稿件.陶行知还两次致信《新教育评论》编辑王希澂,请他每期结稿时编好目录、给每篇文章写提要介绍,并尽快将要目与重要稿件送登《新闻报》.借助《新闻报》这一平台,《新教育评论》周刊影响范围也得到了有效扩大.
陶行知不仅自始至终主持了《新教育评论》的编辑工作,还在该刊发表了近二十篇教育论文,如《师范教育下乡运动》、《时局变化中之义务教育》、《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女师大与女大问题之讨论》、《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等等,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如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一文中,陶行知指出要建设“中国的、平民的、省钱的”乡村幼稚园,“必须用科学方法去试验,用科学方法去建设”,“对于幼稚园之种种理论设施都要问他一个究竟,问他一个彻底”等主张,成为当时幼稚园种种做法的重要指导依据.他亲自创办的燕子矶幼稚园更是彰显其办园思路,为当时乃至以后的幼稚园树立了良好的效仿榜样.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他提出的“办好中国的师范教育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师范学校的宗旨,是要发挥中心学校的精神、运用中心学校的方法来培养教师队伍；师范学校的任务,是要使将来的教师可以满足学生能力需要,指导学生享受环境之所有,并应济环境之所需.”等办学思想也成为当时乃至后来中国师范教育办学的重要遵循.此外,陶行知一方面在《新教育评论》周刊中不断推出自己的教育主张,另一方面全力将它付诸师范教育的实践中.他在主编《新教育评论》期间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堪称中国师范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
《新教育评论》存在时间虽短,但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它的出现就像漫漫长夜中闪烁的一颗明星,为中国教育界带来了生机与希望,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陶行知无疑是《新教育评论》的灵魂人物,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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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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