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空间和政治：两种空间概念的政治意义，该文是政治方面有关论文范例和两种空间概念和政治意义和概念相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王涛
（西南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人们通常在两种不同的含义上来使用空间概念：一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二是文化意义的空间.物理空间概念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并且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具备了深刻的政治属性.文化空间概念则是主观的、相对的,并随着社会历史背景的变迁而变化.除了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物理空间还是引发政治冲突的源泉、产生政治行动的必要条件；文化空间既是缓和市民疏离情绪,激发其展开交流和对话,提升其人文素养和素质的契机,作为要求公民使用公共理性,展开政治辩论的领域,它又是通向高水平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空间；物理空间；文化空间；政治意义；公共论坛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4-0070-05
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项目“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哲学思考”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涛（1980-）,男,重庆酉阳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时间是马克思主义用来衡量经济剥削和人的解放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经济剥削表现为资本家对超出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设想中,人的解放体现在拥有充足的供自己支配的时间从事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活动.时间的社会政治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但是在20世纪之前,空间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很少受人关注.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些左翼学者,如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茨尼尔森等人,开始关注空间概念.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空间意义的先驱,列斐伏尔揭示出,空间在资产阶级眼中已“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地理学中心,或者一个空洞的几何学中心.它变成工具性的”［1］104,它是资本主义自我复制和维系自身的重要工具.从政治上讲,“空间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管制的空间.”［2］50哈维等人的“空间社会学”将“空间”视为体察诸种社会问题的关键词.“空间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功能性的自动装置,任何社会问题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对应的关节位置.”［3］卡茨尼尔森则“讨论了城市空间组织的变化如何影响到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地理学与工人阶级的意识的形成有何关系”［4］.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挖掘空间的政治意义,对于认清资本主义的实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空间概念的双重内涵
什么是空间呢？首先,空间是一个物理概念.这个含义上的空间概念,常常作为一种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被人提及.虽然中国版图幅员辽阔,历史上统一的封建王朝也曾经以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自称,但是只要我们打开地图,就会发现中国国土的北部是草原和大漠、西部是高原和冰川、南部是山地和丛林,真正适合国人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供国人耕作和居住的土地）是非常有限的.在中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人口通常会得到恢复性的快速增长,这使得人地矛盾再一次加剧,重新形成人口拥挤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地理条件的限制,普通中国人对专属于个人的空间的渴望并不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缺乏获得个人专属空间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只是对这种渴望缺少自觉的意识——因为它太不现实了.在传统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这种对专有私密空间的普遍受压抑的状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皇帝.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皇帝对空间的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可见,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空间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物理空间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还因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受到改造,打上人的目的和人的意志的烙印,从而具有了社会历史性.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并非仅是空洞的物理容器或平台,它是可以被生产的.空间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2］48.但空间的变动又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的变革.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48除了具有社会属性,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政治实践还给物理空间深深地打上了权力的烙印.在传统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除了皇帝以外,不同级别的官员之间,官员和平民之间,在居住房屋的样式和规格（占有空间的大小）上都有差别,这背后所反映的正是的权力的逻辑.在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是“按照主教教堂为一尊的单一的中心公式组织起来的”,这使城市呈现出“一种向中心汇聚的结构”［5］1.在随后的向现代过渡的阶段,欧洲的世俗权力崛起了,城市中出现了与主教教堂相对峙的建筑物,即行使行政权力的市政厅.在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原先单一中心的面貌就这样被打破了.在这一时期,城市商业活动的繁荣使得集市广场也逐渐成为与前两者相并立的第三个中心.正如马斯泰罗内所指出的,“在这些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布局特点的建筑物的背后,分别隐藏着一种权力：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已经能够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权以及经济权的存在”［5］2.在日常生活中广义政治的含义上,我们最为熟悉的物理空间也具有强烈的权力属性.比如中学班主任老师有时候会根据学生学习表现的好坏来安排座位,把成绩优异的学生安置在前排,把特别顽皮、时常扰乱教学秩序的学生安置在讲桌左右的“特殊位置”,这些做法其实就是作为教学活动权威性管理者的教师权力意志的体现.最后,甚至连学生自己也会潜移默化地形成自动选择待在教室不同区域的习惯.于是,教室内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就被人为地分成了不同的板块,即前排的“学霸区”、中间的“休息娱乐区”以及后排的“超级休闲专区”.
其次,空间除了是一个物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与物理空间不同,作为文化概念的人的空间观念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对萌芽于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的资本主义,列斐伏尔认为它“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1］104 .这不是简单的指对物理空间的征服和整合,而主要是指“攫取资本主义之前的成果”以及“整合那些支持它的因素所产生的空间” ［1］104.资本主义给具有使用价值的物理空间打上“财产权”的标记,把土地私有制作为发展自身的手段和基础；它不断地侵蚀社会的各个领域,把那里的关系都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传统社会流行的封闭的、固定的和僵死的空间观念变成了资产阶级开放的、流动的和扩张的空间观念.人们对空间的理解,不仅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变化,而且会因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彼此相异.从总体上讲,现代西方人对个人专属空间的观念要强于东方人.在西方人中间,尤其又以德国人的个人空间感是最强的.在德国人的风俗习惯中,即便是在公共的办公场所,民众也有很强烈的个人空间意识.在德国,如果要去办公室拜访某人,即使受拜访者办公室的门没有完全关闭,拜访者也必须先敲门,在得到室内人员正式的许可以后方能够进入,否者就会被视为不礼貌的闯入者,可能引起室内人员的不愉快.如果受访者办公室的门是关闭的,这就给来访者传达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即室内的人暂时不方便或者根本不愿意接待来客.在英美国家,民众的个人空间观念要比地处欧洲腹地、战略要冲的德国人稍微弱一些.如果来访者是受访者十分熟悉的朋友,假如受访者办公室的门并没有完全关闭,那么拜访者在敲门预先给予提示以后就可以比较随意地进入.但是对英美国家的人士来说,关闭办公室的门仍然是一个明确的拒绝会客的信号.
也许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更为悠久和深厚,以及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的缘故,自较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欧向东,经东欧至俄罗斯,人们对专属于个人的空间的观念也在逐渐减弱（中北欧的德国是个例外）.俄罗斯在地理位置上横跨西方与东方.“实际上,把俄罗斯纳入欧洲范围之内,既是政治上的问题,也是地理问题.”［6］3西方（欧洲）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直到17世纪,欧洲人还认为俄罗斯不属于欧洲.为了融入欧洲,“彼得大帝打败瑞典,在波罗的海打开出海口,又在芬兰湾尽头圣彼得堡奠定首都,把俄罗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还把俄国霸权扩展向乌拉尔河以东的地方”［6］3.直到19世纪初,由于沙皇俄国在神圣同盟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俄罗斯人才终于被欧洲人所接纳.最终,欧洲的边界也推进到俄罗斯境内.今天的俄罗斯仍然以一只双头鹰（象征着兼顾西方和东方）作为自己国旗上的标志.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俄罗斯人的空间观念更类似于东方人.从英国作家莫德关于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传纪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生贵族世家的托尔斯泰,在儿童时期就曾有过与兄弟姐妹共享一个大房间的经历［7］.在原苏联时期,对于普通的工人、学生而言,过集体生活（吃饭和劳动）、住集体宿舍也是他（她）们最习以为常的经历.
二、物理空间概念的政治意义
前文已经指出空间概念具有物理和文化双重含义.接下来,我们要来进一步分析两种空间概念的政治意义.物理空间概念常常是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而存在的,这一点毋庸多言.除了与权力联系紧密之外,它在人类政治生活中还发挥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空间——尤其是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空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各类政治主体围绕空间这种资源而展开的争夺是产生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源泉.20世纪臭名昭著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头子阿道夫·希特勒曾经鼓吹,作为血统纯正的雅利安人的后裔,日耳曼人比其他种族更加优秀.但是,不仅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有限,而且适合人类生存居住并能够向其提供充足物质资源的空间更加有限,因此法西斯主义者必须为“优越的日耳曼种族”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这是其神圣使命.在希特勒看来,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凭借上帝的恩赐而获得尺寸领土的,而一个国家的边界的划定和变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地球上的人种有优劣之分,有的是文化的创造者,有的是文化的保持着,还有的仅仅是文化的破坏者.唯有日耳曼人的祖先“雅利安人种方能有资格做第一种代表”［8］118.“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大都是雅利安人.”［8］119因此,由优越的种族组建的国家应该去争取更多的领土即“生存空间”,而拥有劣等的种族的国家则不配占有大块的领土,不应该享有实际上已经获得的充足的“生存空间”.尽管法西斯主义者极力兜售的疯狂的意识形态是极端荒谬的,但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领土尤其是领土内适合一国国民生存和居住的国土空间,对于一国人口的滋生和繁衍,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源于欧洲,在其产生之初就为了争夺各种资源尤其是空间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不惜诉诸武力.军事竞争的胜负往往会影响国家的规模,甚至决定国家的生死存亡.为了获得发动和维持战争的能力,特定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将个人或王朝野心与整个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由传统的单纯依靠掠夺社会财富来支撑战争,转变成致力于推动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从社会汲取的财富也就越多,从而有能力准备或应付更大规模的战争.近代早期欧洲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扩大和加深.“战争导致国家的转变”,国家的转变“转过来改变战争的利害关系”［9］.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进程,推动着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推动着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等级鲜明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就是这种激烈军事竞争的产物,它的这种产生背景,造就了其与传统国家（如帝国、封建王国和城市国家等）截然不同的特征.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清晰,边界之内是领土,领土之上的主权是完整的、独立的、不可分割的.如此一来,现代民族国家就能够依托官僚机构向其领土之上的所有国民有效地提取物质和人力资源,并用这些资源来持续应对外部军事竞争的挑战.在领土之内,现代民族国家还要追求制度和法制的统一,促进排他性的国族认同的形成,以便增强内部的凝聚力.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些特征与传统国家疆域模糊、主权分散、制度和法制多样、认同多元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空间——尤其是同质性人口集中分布和居住的接连成片的空间——是产生政治行动的必要条件,毗邻政治中心的宽阔的广场或者狭窄的街道,为民众的社会运动、反抗活动和革命斗争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场所.宽阔地带,如广场、公园、餐厅、运动场等室内外公共场所,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提供了可能,而人群的聚集又使情绪的感染和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和便捷,从而为接下来发生的政治行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依据资产阶级精明算计的理性,其抑制工人运动、打击平民革命的有效经验,就是使被剥削阶级分散居住,同时压缩（或者重点监控）可供其开展群体性行动的宽阔地带,以切断其进行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并用琳琅满目的（包括文化的）商品刺激其消费,钝化其反抗之心.空间场所对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也具有启示意义.正是出于对某一类人群的集中居住容易引发大规模件的担忧,有的学者对我国各大城市流行的大学城建设提出了批评.各地争相建设大学城主要是基于经济的考虑.由于我国高校的老校区一般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域,将高校整体或者部分地迁到大学城,不仅可以置换市区高价土地,从而为学校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而且有利于促进城市扩展,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但是,预先规划出一块郊区的土地来满足高校规模扩张的需要,并在那里集中建设新校区,形成一定规模的大学城,这造成了大学生集中居住的结果.加上密集建设的配套设施如食堂、操场、体育馆等等的存在,这为大学生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乃至开展群体性政治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大学城建设应该马上叫停.
狭窄街道则为市民对抗政府的行动提供了可能.19世纪前半期,法国巴黎市的布局仍然显得杂乱无章,巴黎市的街道也依然十分狭窄,从邻街的建筑内扔出一堆旧家具,就可以立即竖立起坚固的街垒——它们很难被落后的和火炮所摧毁.由于社会矛盾复杂,人民往往依托街垒来对抗政府军警,呼吁社会变革.不够规整的城市布局,特别是狭窄的街道,正是导致这一时期巴黎市频频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19世纪中叶,也就是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代,他为了讨好中产阶级,委托豪斯曼男爵对巴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豪斯曼的城市改建运动,拓宽了巴黎街道,改造了巴黎的街区,使得巴黎市的区域划分呈现出规则的放射性分布的特点.城市改建重要的附带效果就是使平民革命得到抑制.宽阔的街道,增加了市民构筑街垒的困难,加上同时期和火炮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威力巨大的后膛炮的推广,派往镇压的军队可以轻易地摧毁市民们竖起的街垒,使得市民抗争的行为在短时期内就出现急速下降的趋势.这种颓势一直持续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兵败被俘,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正如本雅明所批判的那样：“豪斯曼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他想使巴黎永远无法设置街垒.街道的宽度首先要使街垒的设置无法实现,新的街道将在兵营和平民区间提供最短的线路.当代人将这一举动称为‘战略美化’.”［10］
三、文化空间概念的政治意义
那么,文化空间概念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呢？
首先,空间——尤其是展示传递着积极能量的艺术品、广告牌和宣传画的公共空间——是缓和市民疏离情绪,激发其展开交流和对话,提升其人文素养和素质的契机.例如,点缀着颇具新意的艺术设计的社区公共空间,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合,而且弱化了弥漫在公共生活中的嫉妒与怨恨,舒缓了市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紧张情绪与负面情感；不仅提升了市民的品位,陶冶了市民的情操,而且为他（她）们之间开展气氛融洽的有效沟通与友好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温馨的环境和合适的平台.再比如,有些城市在商业中心或普通社区的广场上竖起来的巨幅图像,上面描绘着数千张普通男男女女的面孔；或者在这些地方悬挂的电子屏幕上展示不断变换着的数千张普通人的面孔.借助这类广告设施和颇具人文格调的创意,能够让市民们意识到社会中众多他（她）者的存在,从而为克服他（她）们之间在市场条件下日益加深的疏离感,激活存在于他（她）们内心深处的友爱,鼓励他（她）们彼此展开多元而友好的协商对话提供了可能.
传递文化信息的公共空间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除了陈列在广场上和大道旁的艺术品和广告牌,还包括复印资料和宣传手册等更为简单的媒介,以及电视广告、微博等新型的传媒平台.比如,为了向市民传播教养知识,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印一些小册子免费发放给市民.依靠新兴的网络公共空间传递信息,具有传播速度快、集文字音像为一体、时尚经济便捷等特点,更容易被紧跟时代浪潮的年轻人所接受.2016年4月,人民网的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微博,内容包含一组小清新的图片,图片的文字部分以格言的形式向网民传达了33个体现教养的处事细节,像不随便吐痰、咳嗽和打喷嚏时捂起嘴巴、不说脏话、说话时直视他人眼睛、吃饭不剩米粒、过马路时把女孩护在里侧、不随便窥探别人的隐私、不乱动别人东西等等,非常有意义.教养体现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细节中,只要人人都意识到这些文明行为的重要性,人人都认真按照这些要求去做,言谈举止间,风度自然显露出来.通过潜移默化地培育具有倾听理解、批判思考、述说表达、交流对话能力的现代公民,培养团结友爱、举止文明、慎思明辨、通情达理的现代社会成员,文化公共空间能够为社会主义政治做出积极的贡献.
其次,空间——尤其是国家公共的政治论坛,作为要求公民使用公共理性,展开政治辩论的领域——是通向高水平的必由之路.古希腊人创造了政治,同时也开创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政治传统.在这种传统下,人们把政治理解为群体成员通过共同的努力来“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11］.这种政治观,不是把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种种难题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而是把它当作群体成员共同的责任.假设一个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习惯了期待别人去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而自己却置身事外,那么,当有一天这种期望破灭的时候,其也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那些问题——要么缺乏足够的勇气,要么缺乏必要的经验.在失望面前,群体成员也许会隐忍不发,也许会发发牢骚.但是,其失望情绪也可能会在特定的时机突然爆发,一些成员甚至不惜用赌徒式的暴力对抗来解决问题.如果一个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缺乏通过共同的努力来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种种难题的动力和经验,那么他（她）们就很难理解古希腊人的城邦共同体（公共论坛）.城邦就是全体公民,全体公民就是城邦.城邦当然要占据一定物理空间,事实上古希腊城邦间经常陷入边界冲突,但是对城邦而言更重要的空间是公民相互辩论和说服的公共论坛.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芬纳才把古希腊城邦的统治结构概括为“论坛式政体”［12］.城邦公民经常会放下经济事务,走出家庭,穿过集市,进入公共政治领域,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处理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之所以说“雅典城在希波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是雅典城邦却完好无损”,就是因为在敌人到来之前,几乎所有的雅典公民都出走了,他们的公共论坛没有受到战火的殃及——如果雅典公民战败被俘,全体沦为波斯皇帝的臣民,那么城邦也就不存在了.
公共论坛对于政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公共论坛中,多元协商对话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前提条件,又是运用公共理性的实践方式.公共理性的内容本来就属于公民的教养常识,但熟知并非真知,也就是说在进行沟通对话之前,它们还是公民心中缺乏自觉性的、散乱的直觉观念.平等的协商对话就是对公共理性的运用.这时候公民们需要政治哲学——对公共理性内容的系统表达,来帮助他（她）们更好地开展辩论.与公共理性相对的是公民们各自信奉的形形色色的完备性的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这里借用的是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术语.这些完备性的理论与公民的自我认同紧密相关.公民们从这些完备性理论出发,依据其自身的理由——也就是说,信奉不同完备性理论的人可能依据的是不同的理由——来认可并支持弥漫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教养常识.借助政治哲学家有关政治价值的论著,这些常识变得更加明晰、更加有条理、更加融贯.通过公民间多元而平等的协商和对话,为公共理性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开辟道路,使得水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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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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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艾尔默·莫德.托尔斯泰传（上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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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33.
［10］“大巴黎重建计划”或给中国城市建设启示［EB/OL］.中国园林网,（2009-09-16）［2017-12-22］.http://wwwchlacomcn/htm/2009/0916/42346html.
［11］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
［12］芬纳.统治史（卷一 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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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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