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不忠的女人：作为一道文化符咒，本文是女人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跟不忠和文化符咒和女人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本期话题：“包法利夫人”们的爱与悲
主持人语：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小说巨匠们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女性艺术形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意识的发展,这些女性形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包法利夫人”们身上浓缩着女性的情感、诉求以及由此延伸的关于*、道德和权利的思辨.本期邀请的嘉宾：八O后作家、评论家陈培浩；九O后小说家、诗人重木.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过一段刻薄的俏皮话：“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女人把自己当成了战场上的攻防双方,就会在这段话中获得巨大的共鸣.你会发现,它说的分明就是包法利夫人爱玛,先是上男人的当,这是笨；然后是给当给男人上,这是淫；到了最后想给当给男人上而不成,反而上了人家的当,“杀了她也还污了刀”,所以她只能服砒霜自杀,爱玛注定要在后世的大众接受中被捆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爱玛：“立刻就红了脸”
可是,福楼拜似乎不是这么看的.小说家格非注意到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的一处细节：爱玛在被逼债几至穷途末路之际拒绝了公证人的易要求,福楼拜先是写爱玛“立刻就红了脸”,然后写她的吃惊怪叫.最后爱玛感到了骄傲：“她从来没有这样高看自己,也从来没有这样小看过别人.”（格非《塞壬的歌声>第125页）格非意在提醒读者注意爱玛性格中“纯洁”的一面,爱玛的内在依然有着本能良知的“羞感”.正因为爱玛是一个依然葆有脸红能力的女人,所以她虽有多次的婚外情,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和本性的纯洁.也因此,她之毁灭才更具有悲剧感.假如福楼拜不写爱玛的“脸红”,我们便无从知晓爱玛的精神质地,便可能以为她不过是作为一团虚荣多欲的肉死去的.可是,一旦目睹了她的脸红,我们便知道她依旧保留了人的尊严灵性,我们便更痛惜尊严的毁灭.
纳博科夫有一个有趣的看法,他认为包括爱玛、安娜·卡列尼娜等都是属于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把爱玛放在堂吉诃德、安娜这个序列中,爱玛那股虚荣似乎瞬间获得了升华.只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都是飞蛾扑火式的人物.飞蛾扑火究竟是愚蠢还是勇敢呢？就像愚公移山究竟是愚蠢还是坚韧呢？我们既可以说飞蛾是自己找死,也不妨说它是心里有热爱眼底有火焰的存在者.人如果失去了内心的那团火焰,不就只剩下一团不痛不痒的肉了吗？多少人死于平庸,又有多少人死于内心的火焰？想到此,我们真的忍心苛责爱玛吗？
更何况,爱玛还是作为一个会脸红的女人而毁灭的.脸红这个事情特别就特别在它很难装.你可以装疯卖傻强笑硬抹泪破涕为笑,可是几乎没人能够假装脸红.某种意义上,脸红是上天在生理安排上为人类的羞感加装的一个防伪标志.因此,一个会脸红的人往往被视为一个可靠的人.不妨说,人的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诸多天真表情的丧失过程.小说家王威廉在《内脸>中描写了一个患了表情匮乏病的女性虞芩,这个单纯善良的女青年的内在情绪和脸部表情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喜怒哀乐已经无法形诸于色.与小说中可以在多张社会面具间来回切换的女上司相比,虞芩的表情病隐喻着善良者在复杂而分裂的世界面前的周转不灵.表情病由是转喻出现代世界的心灵病.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脸的社会和精神属性有精妙的观察：“脸既是人类无可避免被暴露的存在,又是人类在其中隐藏并保持隐藏状态的那种开放.”换言之,脸是一种隐藏的开放,或者说开放的隐藏.所有隐匿的狡猾都被冷静的面具出卖了,所有敞开的堕落都被脸红的细节出卖了.脸作为一种表象甚至是一个社会、政治和精神属性的交汇场域.在这个意义上,人确实是可以读脸的.因此,当我们读爱玛那张红着的脸时,便既读出了她爱的火焰,也读出了她羞感的存在.你看福楼拜对她难道不是深深同情着的么？当然,福楼拜的同情隐匿在细节背后,隐藏在福楼拜的社会批判意识之中.甚至于表面看来,福楼拜真的像很多后世解读那样以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爱玛悲剧的根源.悲剧其实在于,爱玛虽然是爱玛,但爱玛不得不是包法利夫人,即使查理·包法利是一个窝囊普通的乡村兽医.爱玛反感单调无聊的婚姻并没有错,爱玛追求浪漫爱情也没有错,只是爱玛向往自由而无力获得自由,焚毁在途中,成了这个势利世界的一个笑话.
安娜：脸上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
上面说到纳博科夫将爱玛和安娜都视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两个婚外情的女人的反应并不一致.读者普遍觉得,爱玛低俗虚荣,而安娜高贵刚烈；爱玛容易被视为可悲可怜的囚徒,而安娜则是向往纯粹爱情的折翅蝴蝶.这也许跟她们的地位遭遇有关：爱玛像是爱欲河流中的辗转浮萍,人们觉得她爱的对象并不专属,她之赴死也属于被迫（还不起三千法郎的欠债）.一个被不同男人骗色的女人,不但笨蠢,更不符合人们对纯粹爱的想象,死虽令人感慨,毕竟并不光彩,何况喝下砒霜,一副可怕的惨状.不像安娜,爱的是英俊潇洒的青年军官,毅然决然抛弃位高权重的丈夫卡列宁,她并非死于现实债务,毋宁说是死于目睹高纯度爱之消逝的心碎.更兼她选择了一种很不庸俗的*——卧轨——更血肉模糊更惨烈令人不忍直视也更激发悲剧化想象.
不过,我们也许不应忘记,安娜并非托尔斯泰认同的人物.写作之初,安娜来自于一个出轨后被抛弃而自杀的贵妇原型,托尔斯泰带着道德立场写起了安娜.可是,托翁之笔却带出了安娜生活遭际更多的复杂性.当渥伦斯基和安娜在火车站初次相逢之时,托翁透过了这个花心青年军官的眼睛,发现了安娜脸上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显然,托尔斯泰对于这股人之为人的原初生命力并非没有同情.这个前来帮哥哥奥布朗斯基扑灭后院之火的女人,却在这趟行旅中开始了自己的婚姻危机.虽然列文一吉蒂才是托翁称许的配对,可是,安娜和渥伦斯基并没有被托翁符号化地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显然,托翁的写实之笔修正或拯救了他先验的道德立场.因此,他没有把小说轻省地写成道德批判小说.虽然列文更承载了他的道德理想,可是安娜显然引发了更多的共鸣：因为那种因为生命原初活力的压抑和反抗而陷入漩涡的故事才更具永恒性！某种意义上,爱玛的悲剧在于,她不能是爱玛,却必须是包法利夫人；而托翁更进一步,他想写的不仅是安娜作为卡列宁夫人的悲剧,而是卡列宁夫人想成为安娜·卡列尼娜而不得的悲剧.这里,包含着对生命永恒反抗性的深深同情.也许正是这种从道德化、符号化而走向对人普遍的同情立场,使托翁作品永葆生机！
可是,并非所有作家都认可女人那股压抑不住的生气.不妨说说和爱玛一样被钉在道德耻辱柱上的潘金莲.在肉的火焰之上,爱玛还有一张会羞红的脸,而潘金莲则似乎光有器官和狠毒心肠.这种不同,说到底是福楼拜和施耐庵的不同.福楼拜相信有的“不忠女人”依然是一个人；而施耐庵似乎觉得身体出轨的女人必然伴生着蛇蝎心肠.或者说,福楼拜是用*在写作,而施耐庵却是用道德在写作.伦理当然要比道德复杂得多,*不是斩钉截铁的行为要求,而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情感反应.*在某些时候其实包含了良知.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良知根植于每个个体的内在.所以,王阳明以为,即使是自认为毫无羞耻道德约束的江洋大盗,他不愿脱下裤衩袒露于陌生人之前,这也是内在的良知良能.这一点福楼拜应该会有共鸣：既然人皆有良知,一般人以为不洁堕落的爱玛自然是依然拥有复杂*反应的人,写她脸红就不是可笑的杜撰,而是同情之理解.可是站在夫权道德一边的施耐庵的理解显然就简单得多：既有,必是淫妇；既是淫妇,必狼心狗肺,毒杀亲夫不过自然而然.说到底,福楼拜其实对女人之欲求,尚有同情；而中国古典作家,基本上不能接受女人在道德框架以外的诉求.所谓“不忠的女人”,其实意味着女人被先在地要求“忠”‘于自己的男人；但人们很少有“不忠的男人”这个说法,即使到了现代,婚姻的忠诚被作为一种对等义务提出来,人们施予男人的宽容度也要远大于女人！所以中国作家写女性,大抵不脱道德框架,写刚烈,如杜十娘；写淫恶,如潘金莲；也写痴情,如崔莺莺.这到底是符号化的女人.小说如果对人之为人那股被礼义纲常、道德律法所压抑的生气没有同情,不能看到“不忠”背后的“不忍”和“不堪”,不免正经无趣、刻板粗暴.
王佳芝：身体的报复
不论文学还是现实,面对现实、背对是更多人的选择.《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希克厉和林顿的情感纠葛中,希克厉的坎坷经历和野性性格代表着滚烫热烈、深爱和报复相混杂的本我型人格,林顿代表着温文尔雅、文明教化的超我型人格,而凯瑟琳的情感选择使她成为一个想协调本我和超我冲突的自我人格.在感情上她站在希克厉一边,可是现实选择却站在林顿一边.《呼啸山庄》让人们看到,爱不仅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更深入的爱是不可抑制的相互伤害.这是它的过人处,但凯瑟琳的选择显然具有普通人生的典型性.相比之下,《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的康丝坦丝则是一位正对、背对现实的女性,劳伦斯之所以惊世骇俗正在于此.艾米丽·勃朗特通过普通人的典型人生去揭示爱的惨烈,因此她是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者；而劳伦斯则让人物踢开了现实的枷锁,去追求爱欲的融合.这是劳伦斯跟中国的三言二拍之不同处.三言二拍故事的内里总是市井风流,可是叙事人一定要站在戒淫的道德立场宣讲一番.这种叙事上的分裂其实是人生观、道德观上的分裂.像劳伦斯这样直接地让人物在原欲汹涌的大海上扬帆超越现实堤岸的作家,作为英国作家,难得！
女人的不能被现实正视,因此便不能被文学正视.如果女人的不能被爱情、献身等大词升华,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堕落不洁的需求.所以,即使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们看上去都是缺乏肉欲的女人.有肉欲的女人,则会被想象成潘金莲式的淫恶.既淫则恶,这是中国文学的道德化想象机制.有趣的是,李安在《色·戒》中事实上逆写了这种道德化想象.他不觉得在征用女性身体时具有那么不言而喻的正当性,王佳芝献出自己的少女之身在她的战友那里似乎是无需多言的,可以被升华的也是这种献身的意义.可是,李安体察了一个女人被委屈的情感所存在的报复性.当王佳芝在关键时刻放走易先生时,情感战胜了理性,或者说是身体认同战胜了革命认同.李安的《色·戒》不是纠葛,也不是颂诗,他直面了女人身体受压抑所产生的破坏性,事实上是在肯定女性身体诉求被正视的正当性.换言之,他书写的是一个因为忠于自己的身体感受而对革命不忠的女人.
事实上,早在五四时代,女权便成了新潮思想.“不忠的女人”不再被自明地用于对女人的规训,作家们会省思这个命名背后的权力运作.某种意义上,祥林嫂也是被“不忠的女人”这一幽灵所折磨的女性.所以,她一生之努力,乃在于摆脱再嫁这鬼魅般压迫着她的原罪,可是终究不可得.鲁迅的突破在于还原了“不忠的女人”作为一道文化符咒的封建本质.要到非常晚近,中国文学界才开始能够接受女人可以是带的个体这一事实.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刮起一批化写作的宝贝旋风.批评界从法国女性主义者伊丽格瑞、西苏那里借来了护身符,用于阐释出“蝴蝶的尖叫”的女性合理性；吊诡的是,正如程文超所说,化写作在大众接受中遭遇了化阅读.换言之,大众读者读出的并非女性的主体性确立,而是以窥淫的目光提取了满足的肉体细节,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另一种文本而己.可见女性的自主性作为一个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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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该文是一篇关于不忠和文化符咒和女人方面的女人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女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 艺尚小镇：打造时尚文化新高地 2016年9月10日,杭州余杭艺尚小镇正式开放 这个特色小镇创新性地将空间格局划分为“一中心三街区”,一中心是指小镇主体项目文化艺术中心,三街区分别是时尚文化街区、时尚历史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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