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中学老师到汉语总督学（上）[我的中国印迹]，该文是有关中学老师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印迹和总督和中国印迹相关论文范文.
我大概是1975年5月15日回到法国,原本是要服兵役的.但是,我当时非常不愿意去服兵役,因为在中国留学了两年,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意识到中文在法国开始有一点使用价值了.我想抓住机遇寻找与教授中文有关的工作.所以,我回到法国几天后,就向部队提出我身体状况不好,在中国扭伤了腰肌,被军方送到军事医院检查身体.他们发现我不愿意当兵,而且年龄又不小,已经25岁了,所以对我采取了宽容态度,免去了我服兵役的义务.这样一来,夏天的时候,我就到法国南方休假,一边调整自己,一边寻找可以教授中文的学校.快到开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教书了.
1975年的秋天开学的时候,我同时得到了一所大学和一所中学邀请我前去教授中文的通知.不过,这两份都是临时性的工作,是合同制的工作.即使如此,这些也是我本来没想到,真是有点喜出望外.我选择了中学,同时也在大学兼课.虽然两边都不是正式教师,可是,我能开始正式教汉语了.别忘了,在两年前我去中国之前,学中文的在法国几乎没有任何就业机会.中法恢复文化交流之后两年,我就开始在中学教汉语了,同时也在大学兼上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你想想,我该有多么激动！
所以,我特别高兴,尤其是教中学特别高兴.为什么呢？我虽然几乎没有任何教汉语的经验,但感觉特别舒服,感觉这是最适合我的一种工作,因我教中学生们学习汉字.但在大学,我当时有一点压力,因为我教的不是中国语言课,有一段时间我教的是中国当代历史.我兼课的大学巴黎第八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在这所大学任教的鲁阿夫人比较喜欢我,她是教授,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所以,她希望我参加她的研究团队,从事鲁迅研究.我也一直比较喜欢鲁迅的作品,这样除了在第八大学兼课之外,我开始做一点点鲁迅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翻译鲁迅的作品.我的所谓研究工作也就从这时、从研究鲁迅开始.我特别喜欢《孔乙己》这篇小说,后来还将它译成了法文,也正是因从事与鲁迅有关的研究,我有了第二次来中国的机会.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此时我回国已经四年了.这在我一生当中到中国来间隔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因为以后我最少是每两年来一次,更多的时候是每年一次,甚至每年好几次.这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单“墙”——北京电报大楼附近一堵大约两百米的灰墙上,张贴了许多个人鸣冤和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大小字报.不过,我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参加有关鲁迅的学术会议.又过了两年,1981年第三次来到北京,参加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纪念大会上,我还听到了的讲话.会后,我还去了绍兴参观.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正式翻译和出版了一些鲁迅的作品,有杂文,也有小说,如《坟》《花边文学》等等.从到巴黎第八大学搞研究一直到第二次来中国之前,我在这段时间里主要做这个工作.
在回国后最初的四年里,我既在中学教中文课,也在巴黎第八大学讲中国历史课,同时还与鲁阿夫人的团队进行鲁迅研究.所有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1978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年,也就是说我回法国的三年以后,我通过了法国教育部主办的全法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考,这种会考是各个专业都有的.法国当时已经有汉语作为正规教学的科目,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所以,法国才有这样一个师资会考.在法国,任何一个学科,你要想当上终身老师,就必须通过本学科的会考,数学、语文、物理、体育等全都一样.这种会考的要求很高,1978年那次全法会考有三个名额,我就通过了.隔了一个月的时间,1978年的5月份,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我博士论文的主题很有意思,它标志着或反映了我求学生涯第一阶段的结束.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月之前,我通过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考,这意味着我以后可以在中学或大学里以教授汉语为职业了.但是,我的博士论文写的不是我后来从事的汉语教学这个专业.假如要是以汉语教学为主题写这篇博士论文,那么就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是我以后学术生涯的开端.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是现代哲学.在我留学那个时代,中国曾搞过几场运动,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普及哲学.我觉得,在中国,哲学虽然与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但现代中国毕竟有它的哲学生活,无论是机构还是一些所谓的运动,包括《光明日报》定期发表的一些有关哲学的文章,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以中国当代哲学为题材写了我的博士论文.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对哲学偏爱,我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一直在同时主修哲学,一直到硕士都是这样.1978年,通过了这篇博士论文,也算我的学习哲学过程的结束.从我通过了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考开始,中文专业才成了我真正的、明确的、单一的方向.我的教学与研究开始是单一方向的了,不再跟哲学混在一起了.
1973年我去中国时在巴黎第八大学已经是四年级了.在当时的法国,大学读三年就可以获得学士学位.所以,我去中国的时候,已经拿到学士以上的学位,差不多就是硕士了.所以,我回国后,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我用三年的时间,就是1975年到1978年写完了博士论文.当然,我在中国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因为一直对哲学是比较感兴趣的.但在1978年,也是在我博士论文通过的前一个月,法国每年一次的师资合格认证会考有汉语专业,这几乎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因为像汉语这样的小语种专业不是每年都有.于是,我决定试一试,先将博士论文放一放.准备这个会考也不容易,必读的文献中会有《水浒传》,李白的诗,白居易的诗,沈从文的作品等.笔试完了之后还有口试.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有太复习.但最后,我通过了,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口语比较好.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法国通过这个资格认证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汉语.几年以前,我连去中国的计划都没有,更不用说用中文找一份工作这样的事了.在法国,通过博士论文,并不意味着你很快就有工作了,不一定.可是,通过了这个会考,按中国的说法,你就有了铁饭碗,你就有了教育部的公务员身份,而且是终身的.所以,我从1978年起就成了公务员.事实上,在法国获得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是很难的,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不是每年的会考都有汉语专业,偶尔有名额也很少.所以,如果和别的专业相比,如英语,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是很难的.我有一些英语系的朋友,他们23岁甚至在22岁就通过同样的全法英语师资合格认证.这也不能说英语师资合格认证比较容易,其实要求也很高.但是,英语是与法语相近的语言,每年的会考都有这个专业,而且名额也很多,所以,学习和准备考试的时间都会很短,相对容易获得通过.西班牙语也一样,如果坚持学西班牙语,我可能22岁就获得了师资合格认证.可是,我获得汉语师资合格认证时已经28岁了.你看看,22岁和28岁差距很大.我认为,汉语是远距离语言,而由于与法语相差很大,学的时间要很长.这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感很重要.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你可能会放弃.所以,从1975年回国到我获得汉语师资认证,我是做了三条线的事,一是在中学教书,二是在大学里兼课和做鲁迅研究,三是写博士论文.这三年对我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过去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又开始了新的工作领域.在这三个工作中,我感到最舒服的是教高中生汉语.我站在学生面前,而且是同时站在大学生和中学生面前,给他们讲汉语语言课和中国历史课.在高中,我当时主要教的是现代汉语.实际上,我未接受过任何教学的培训,当时也没有培训专家.我喜欢教书并且教得也比较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时候看我父亲教别人,我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汉语是法国高中正规的课程,也就是说我教的那些学生要参加汉语考试,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可法国197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当然,从程度上说,学生们也只是能认一些汉字,大概是认400个汉字,能达到一个基础水平的口语表达和听力.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虽然只能是初级水平,但是,学生们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我特别想强调,我在高中教的是正规课,不是一般的讲座,所有选课的学生都得去学习.这是法国的特征,是正规的课程,不是兴趣班.当然,中文班跟其他的班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这些学生告诉我,他们很自豪地对其他同学说他们上中文课,就跟我当初一样.我当时就想要学别人没学过的,所以选了学汉语.我的同学大多都去学西班牙语、英语等相近的语言.所以,我的这些中学生有着和我当年一样的心境.他们当时也有很多种语言学习的选择,其中之一就是汉语.所以,他们是主动选择学习汉语的.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开汉语课的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情况是当作第三外语学的.第三外语的意思是,学生只从高一开始学到高三,正规的课程学三年.不过,我在巴黎第八大学教的是中国当代历史,肯定不会教法国历史.我对中国当代历史一直很感兴趣,读过很多书,看过不少文章.所以,我觉得我能胜任.可是也许是因为教的是大学生,也许是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有一点压力,必须得备课了.
通过了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当教授汉语的老师,还得有一年的实习期.所以,我从1978年开始实习了一年,主要到别的学校观察一些熟练的老师怎么教课.那时候,我很明显感觉到,我应当从事汉语教学.所以,我就开始脱离了哲学专业,但对它的兴趣到现在还有.但是,作为一种职业,我明显地转向了现代汉语.但是,1978年时,在大学兼课,我还都属于合同制的老师.在大学,如果想当上一个正式的教师,也就是说要当一个副教授,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博士学位,而恰恰在1978年,我已经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说实话,如果换成别人,拿到了博士学位,汉语教学方面已经开始有一点发展,那他一定赶快朝大学教师的方向走,因为毕竟副教授比中学老师的地位高.但是,我不一样.我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去大学作为正式的副教授.说实话,在中学教汉语倒是让我感觉特别舒服,因为这是个终身职业,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经验.直到现在,我仍认为真正的教学不在大学,而是在中学.中学的师生关系没有分工,你什么都管,口语教学和书面教学要平衡,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都由你来平衡.真正的课堂教学只有中学才有.大学就不一样,大学老师主要是传授知识,少有互动,学生多,老师分工也很细,有的讲语法,有的讲口语,有的讲写作.但是,在中学,我当时什么都讲,已经加入现代的教学法了.我认为,外语,无论是英语、西班牙语还是汉语,真正有活力的教学法就在中学,而不在大学.在这方面,大学实际上还处于一个原始时代.什么意思呢？比如,在英语系或西班牙语系,你问他们的主任教学目标是什么？他们也就是说拿到学士学位而已.你问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学生,他用西班牙语达到了什么目标,用西班牙语能做什么,能不能详细地描述阅读理解、听力理解、口头表达等方面目标？他们都回答不出来,或者回答不知道.你去问英语系同样的问题,问中文系同样的问题,他们都会说不知道.所以,我说西方大学的普通外语系在教学法方面还处于原始时代.比如说,你问他们对外语评估有什么看法？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在中学,这是几乎每天或每次培训班都谈的一个问题,评估现在是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所以,真正的教学法,真正具有活力教学法已经融入的地方就是在中学.
1991年,巴黎第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位子.在法国,每个教师位子都有相应的专业,或是历史,或是其他什么专业.我一看这个招聘位子,竟然是中国语言.于是,我就抱着试一下的想法去应聘了.结果,我真的通过了,获得了这个教职.我们有好几个人参加面试,但只有我通过了.
所以,1991年我就离开了从教十几年的中学,到了巴黎第七大学.但是,中学的那些年可能是我收获非常丰富的一个时期,而且在教学法方面做了一些有很多创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创意就是编写了那本我敢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北大汉语语言学著名教授陆俭明在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大大地肯定了我这个教学思路.这本教材的销量很大,至今发行已达十七万册,出版是在1990年,可我写这本教材的时候却是在中学教汉语的时候,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的.这本教材到现在销售量还是很大的.所以,没有在中学的教授汉语的经验,我可能不会写这样一本书.
说到这儿,我还得回过头去讲讲20世纪80年代在中学教汉语的经历.直到今天,我特别自豪的一点,实话说也可能是我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在法国是我最早带领中学生来中国上汉语短训班.第一次是在1981年的时候.我任教的是巴黎名牌中学,非常有名,一直是重点学校.这所中学的名字叫阿尔萨斯学校,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它不是位于巴黎东部,而是在巴黎市中心,离卢森堡公园不远.阿尔萨斯中学是十四年一贯制,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这所学校的精神是非常开放的.早在1963年,它就在巴黎市区的中学里第一个开设了汉语课程.要知道,那时法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当时,有人找到学校的校长,问能不能开一点汉语课.校长说为什么不呢？校长的意思是说可以,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校长没说这个建议是什么奇怪的想法,更没有反对.另外,这个建议也得到了一些汉学家的支持.所以,从1963年,阿尔萨斯学校就成了巴黎市区第一所开汉语课的中学.我就是在这所中学度过了美好的十年.校方特别支持汉语教学,所以我每次有些想法时,校长都非常支持.我可以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1年.某一天,我去找校长,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说,“什么想法？你说说看”.我说,“我的这个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经验,别的学校都没有做过”.校长说,“没关系,告诉我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说“我想带我们学汉语的中学生,比如高二的学生,暑假时能去北京上一个短训班,这样可以直接接触中国”.校长连一秒钟都没犹豫,马上就说,“没有问题,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不过,校长同意后,我自己反倒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也不搞旅游业,不知道跟谁和怎么打交道.在这方面,我做了不少努力,最后决定与北京的景山中学建立校际交流.我是最早跟景山中学打交道的法国人.经过两年的努力,我终于在1983年7月初带33个高中生来到了北京.这是历史性的事件.现在高中生来中国短期培训的数都数不清,可在当时暑假来中国学习汉语的中学生并不多.我第一次带33个中学生来到中国.这批中学生中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个学生,当时16岁,现在成了我的同事,是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研究中国经济的正教授.他们当时选择学习汉语不容易,我带他们来中国学习当然就更不容易了.这是当年的合影,我太太也带小孩随团来了.
在这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我又多次带阿尔萨斯中学的中学生来北京上暑假短训班.有意思的是,1986年那次出现的“差错”还促成了一桩姻缘,这次中方接待单位是北京语言学院.我刚开始带队时到中国都是聘一个学中文的高年级学生作为陪同,他们办事能力强,而且能够直接用中文处理问题.1986年那一次的陪同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19岁,我给起的中文名字叫李克然.由于没有买到巴黎到北京的直飞机票,我们需要转机香港,从香港再飞北京.在香港过了一夜,我们第二天早上再去机场.过关的时候,我在队伍后面负总责,看看有没有学生落下.就在我快到海关的时候,听到旁边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玲的女生小声地说：“我的护照！”我脸都吓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把护照放到托运的箱子里了.我马上意识到,李德玲今天没有办法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了.于是,我就对陪同的那个小伙子说：“李克然,留下陪她吧.”我相信他会有办法.其他学生已经登机,作为负责人我也必须和这些学生在一起.于是,我在慌乱中给他们写下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地址,然后赶紧跑上飞机.坐在飞机上的同学都吃惊地看着惊魂未定的我,而且他们已经发现少了两个人.在飞机上,我立即与空姐沟通,幸好她当天还要飞回香港,我请她将护照带给那位女学生.到了北京,我立即找到那个女学生的箱子,拿出护照,交给了空姐.在这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误会,我等错了地方,差点与空姐失之交臂.
到了北京语言学院,我一直在学院的大门口等他们.当时也没有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根本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只能焦急地等着他们的消息.按照规矩,到了北京我应当与法国学生的家长取得联系.我实话实说了,说我们有两个人落在香港了,并嘱咐女学生的父亲不要告诉她的妈妈,等有消息我会立即与他们联系.等到第二天,在黄昏的灯光下,我终于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慢悠悠地向学校走来,原来就是李克然和李德玲.我高兴地迎上去,焦急地向他们了解情况,你们住在哪儿？这两天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怎么买的机票？小伙子不慌不忙地说,您不是给了您朋友的地址了吗？我们住得可舒服了,机票什么的也没有问题.
这两天对我来说是最心焦的时候,可对他们俩来说却是浪漫的.6年之后的某一天,我收到这一对年轻人的婚礼请柬.婚礼举行的地点就在北京的南堂,宗教婚礼之后,晚上又举行了中式婚礼.新郎新娘披红挂彩,新娘戴着红盖头坐着轿子,放鞭炮、吹唢呐、跳火盆,整个过程还上了中国电视.因为红色是中国传统的吉祥颜色,所以他们让来宾都穿上红色的衣服.他们邀请了80多位法国亲友,其中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并不了解中国.所以,这对小夫妻精心准备了一个“红宝书”,也就是红色封面印着喜字的小册子.这本精巧的观礼指南为法国亲友画了北京的地图、乘车路线,上海、西安等地旅游景点介绍,还有中国的生肖,甚至按字母发音给每个客人起了个中文名字！他们邀请我写个序言.我在序言里描述了六年前发生在香港的那一幕,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非常得意的一篇作品.以后,我常到他们在巴黎的家做客.他们两个都非常热爱中文,家就像一个中国博物馆.我再带学生来中国的时候,邀请他们作陪同.
第二件事情是我向校长建议在小学进行汉语教学试验.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是有先见之明,而是越来越意识到我个人的性格特点,也就喜欢干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比如学中文,我的朋友都没有做过,我就去学中文.当汉语老师时,我发现没有人带学生去过中国,于是我就带学生去中国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把中文作为一个启蒙教育呢？出发点就是以开发智力为主要目标,去幼儿园、小学教汉语.我觉得汉字是能培养智力的,像大脑训练一样,能增强记忆能力.汉字能让学生接触他们从来没接触过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声调.西方的语言哪有声调,没有,有语调,没有声调.我觉得,中文有声调,只要有机会去接触年龄很小的学生,肯定对他们的大脑和耳朵的细胞有帮助.另外,汉字在视觉记忆方面跟拉丁字母很不一样,甚至完全对立,这也能激发孩子们对别的文化的兴趣,对别的文字的兴趣.我当时也读过有关大脑的文章,发现没有人想过此问题.也正好因为没有人想过和做过,所以,我愿意去想和去做.于是我就去找阿尔萨斯中学的这个校长.阿尔萨斯中学不是十四年一贯制嘛,做这个实验方便.我当时是教中学生的老师,可学校还有幼儿园中班,他们都是四五岁的小孩子,还有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他们也只是六至八岁.所以我去找校长,我向校长讲了我的一个研究教学的计划.校长说,你的想法很新鲜,我支持.他让我去找负责小学的校长,也获得了那位校长的支持.就这样,我开始教小孩子学汉语的试验.当然,这是在我工作以外做,但非常正规.我教了好几年,每周一个课时,对象是五六岁的小朋友们,也有七八岁的.通过几年的尝试,我在汉语教学法方面收获很大.
汇总:此文为一篇关于印迹和总督和中国印迹方面的中学老师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学老师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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