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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杰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随着农地确权政策的推开,产权清晰度有了一定改善,农地流转集中经营有了政策保障得以平稳进行.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改变了以往农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现状,同时也增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经营风险,进而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契机.该文基于12个农地确权试点省份2009—2014年的相关数据,尤其是率先进行农地确权的山东、安徽、四川三省的数据,验证了农地确权效率对农地流转集中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得出农地流转集中后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保险业,今后相关政策应保证农地确权工作的效率和农地流转集中经营的规范化.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地确权；农地流转经营；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 323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7)03-0023-07

我国当前仍然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发展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和现代化的农业是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最近几年一号文件也不断要求和强调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探索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序进行.明晰农村产权,推进农地确权工作,鼓励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的农地经营模式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当前农村工作的重点.

刘降斌认为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且分散,农业保险经营机构与农户之间交易成本高,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比较困难,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是农业保险发展的前提条件［1］.自2008年提出农地确权以来,尤其是在2013年的一号文件提出拟用五年时间完成农地确权后,农地流转规模有了显著的提升.农业部从2009年开始组织开展试点, 2014年农业部在试点的基础上,又选择了山东、安徽、四川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5年又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甘肃、宁夏、吉林、河南、贵州等省区纳入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全省试点范围.随着我国农地确权工作的进行,农村产权关系的模糊性逐渐改善,农户农地流转的积极性日益加强.农业适度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总趋势.但与此同时,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所面临的农业风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农户很难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自然灾害风险也成为制约农户扩大种植规模的主要因素.我国脆弱的农业和适度规模化经营的目标亟须农业保险保驾护航,农业保险理应为我国的农民承担起自然灾害和农业规模经营引起的农业生产风险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研究农地确权、农地规模经营与农业保险的关系,找到促进它们之间更好结合和发展的切入点,构建农业保险与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相结合的新模式,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综述

（一）农业保险发展迟缓的原因

2014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并对农业保险工作作出了部署,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对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迟缓的原因,诸多学者进行了讨论,主要可以概括为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和农业生产小规模、分散化经营.

对农业保险有效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领域,是基于对农户实际情况的分析,相关研究文献也相对较多.庹国柱等［2］、张跃华等［3］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农业保险需求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正外部性特点从而造成其有效需求的不足.唐德祥等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现状困境出发对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认为农民收入、土地流转集中、农业产业化集约化、东西部区域差异等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影响［4］.

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我国农村土地分布零散、经营规模小.李长健等认为在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地基本上按户承包,农地分散不集中,小规模分散化的农地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5］.曹卫芳认为分散化的农地经营模式成为制约农业保险需求的基本因素［6］.在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下,农户承包地的小规模分散化经营模式占主导地位,这在客观上分散了农业经营的风险,农户没有很强的投保意愿；同时,众多的农地承包户和分散的地块,进一步加大了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成本,从而限制了农业保险公司继续发展业务的空间.总而言之,农业小规模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从而造成农户转移农业风险的要求不够强烈.

（二）农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风险

我国的农地改革一直都是问题导向或者说现状导向的倒逼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条块分割的农地弊端凸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为了适应农业发展需要农民自发进行了农地流转.但是在自发的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产权不清,同时也没有政府相应的规范性保障措施,农地流转效率较低、矛盾较多,尤其是模糊的农地产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承包大户和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我国进行了农地确权的试点工作.胡振华等通过研究认为,据农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自2008年提出农地确权以来,尤其是在2013年的一号文件提出拟用五年时间完成农地确权后,农地流转规模有了显著的提升,农地流转规模的提高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

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现代农业保险市场在分担经营风险上是有矛盾的.石晓军认为在未出现大灾时,小规模农业生产已经将风险充分分散,对保险需求低,而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后所形成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主等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这将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有更高的需求［8］.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经营的土地面积更大,其经营管理成本更高,一旦出现灾害其损失将是巨大的.因此,土地流转后形成的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更为迫切.从农业规模经营和风险的实践上看,陈新建等通过对广东、广西适度规模经营果农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规模经营的农户对不同的风险因素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认知水平.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户对经营管理风险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担忧［9］.总之,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经营风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经营风险的认知度也更高.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一）模型设定

在处理省际面板数据时应采取更为全面的分析模型.本文参考林文声等在研究农地确权对我国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实证研究模型［10］和周稳海等［11］在实证研究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中运用的动态面板GMM模型,同时参照C-D生产函数形式,构建相应的关于12个全面推开农地确权省份的农地确权、规模经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变量与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模型,其表达式为：

lninsuranceit等于c+aLlninsuranceit+β1lnAreait+β2lnenploymentit+β3Xit+λi+θt+εit

（Ⅰ）

通过试错和验证,本文将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两种方法对静态模型进行估计.另一方面由于周稳海等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1］.本文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将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说明在验证的过程中会有内生性的存在,而且静态面板计量模型忽略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对其本身的动态影响.为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减小偏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本文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Llninsuranceit作为工具变量,其中Llninsuranceit表示第i个省第t-1年的农业保险水平.在上述模型中,c为常数项,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因变量lninsturanceit是农业保险水平；lnAreait、employmentit表示农地规模经营情况,分别用农村居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农村居民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来表示；X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农村居民纯收入、各地农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以及自然灾害影响程度.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了众多研究农业保险实证研究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论也是一种验证.β是各个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λi和θt分别为反应个体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虚拟变量,εit是模型的随机误差干扰项.其中,在分析12个农地确权试点省份全样本时为模型Ⅰ,分析三个率先进行农地确权试点省份时为模型Ⅱ,即为：

lninsuranceit等于c+aLlninsuranceit+β1lnAreait+β2lnemploymentit+β3Xit+λi+θt+εit

（Ⅱ）

另外,基于农地产权理论认为农地确权可以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上文已做了经验性论述,但相关文献缺乏一定的实证检验,因此本文也将建立计量模型进行验证,建立的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计量模型Ⅲ,其表达式为：

lnAaresit等于c+β1lnownershipit+β2Xit+λi+θt+εit（Ⅲ）

lnAreait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解释变量,lnownershipit表示农地确权效率,该模型可以反映农地确权效率对我国农地流转集中程度的影响.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根据变量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本文具体选择指标如下：

1．农业保险发展水平（lninsturance）.代表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是各保险公司农村居民农业保险人均保费收入并取对数,其值越大说明农业保险水平发展越高,规模越大.

2．农地确权效率（lnownership）.农地确权作为一种政策制度的体现,相对较难以量化.本文主要从农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宗数和土地权属受理处理争议数两个层面来衡量.本文将土地权属受理的争议数比上农地确权登记宗数,表示农地确权的效率,其值越大表示农地确权越有效,为使相关表现得更加光滑,本文取了对数.

3．农地规模经营情况.代表农地规模经营情况的指标主要是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Area）和第一产业就业结构（employment）.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越多,说明农地流转程度和农地规模经营情况越高；从理论讲,第一产业就业结构越小则说明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人数越多,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程度会越高,但是该变量并不能排除沿海发达地区兼业情况的存在.

4．农村居民文化程度（lncultural）.该指标用农村居民每百人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情况.研究认为农民文化程度越高,防风险意识越高越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故在此作为控制变量.

5．农村居民纯收入（Income）和农村居民收入构成（Farincome）.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反映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情况,纯收入越高农民生活水平越好.农村居民收入构成,是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补充,表示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经营农业的收入所占的比重,比重越大该地农民越依赖农业生产,对农业保险需求可能越大.

6．农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Production）.就农业保险的范围来看,这里选取的农业生产总值的指标是广义的,包括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一般来说农业生产总值比重越高说明农业在该地区的影响越大,该地经济水平较为依赖农业发展,农业保险发展越迫切.

7．自然灾害影响程度（Disaster）.该指标是该地区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成灾面积与实际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其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和破坏的程度越大.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一）数据来源

农业部从2009年开始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工作,目前已进行了4个阶段：2009—2010年以村组为单位,探索整村推进；2011—2013年以乡镇为单位,在数百个县开展试点；2014年以县为单位,首次在3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目前已进入到第4个阶段；2015年新增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河南等9个省区纳入到“整省推进”的试点中来.因此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对上述12个省份具有直接政策效应.虽然2015年新增的9省在数据中不能较好体现,但选取这几个省份作为试点也说明这几个省份农地产权关系和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具有代表性.

因此本文选取各省2009—2014年的面板样本数据.在数据和变量选取上,笔者尽量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上的公开数据,尽量做到客观,并将原始数据进行计算和标准化处理,获得各指标数据.另外,为了平滑数据,减少变量的波动性和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20.

（二）相关数据统计性描述分析

2009年可以说是一个政策窗口期,对全国农地确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随着农地确权工作的逐年推进,明晰农地产权后的积极作用也日益显现.但是由于2009年政策刚刚推行其影响程度并没有很好的显现,另外在农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宗数和土地权属当年受理处理争议数两个指标,也是在2010年的统计年鉴中才有体现,因此对这组核心变量对农业保险水平的影响需要自2010年后才能显现.政策窗口期的现象从图1中能很好地反映.自2010年开始各省农业保险水平增长较为均衡,其中增长幅度最为明显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其影响因素可能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和政府对该地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提高.

通过数据处理和整理,表1给出了本文用于分析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所有变量的样本数据的基本统计特征,以及对各变量的解释和说明.

四、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12省2009—2014年的数据,通过stata120分别对上述变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检验,得到表2和表3的计量结果.在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的选择上,模型Ⅰ、Ⅱ、Ⅲ通过Hauan检验结果显示,可以拒绝截距项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假设,而且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将扰动项中具有个体异质和时间异质,同时有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的误差估计出来,提高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实证结果以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为主要依据.在研究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影响时,由于前文论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做了滞后一项的处理,因此使得样本数量减少.

农地确权效率对农地流转情况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针对模型Ⅲ,选取了12省中率先进行全省确权的安徽、山东和四川的相关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得到表2.从表2中的固定效应这一列可以看到农地确权效率（lnownership）对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lnarea）呈显著相关,其系数为2921,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人均播种面积表示在除去农地抛荒情况下农地趋于集中的程度,可以较好地衡量农地实际流转的情况.可见,农地确权越有效越有助于促进农地的流转集中.通过其他的控制变量发现农地流转集中程度与农业生产总值占比（production）、农村居民文化程度（lncultural）和该地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disaster）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与该地第一产业就业结构（employment）和农村居民纯收入（lnincom）在5%的显著水平下呈负相关性.这一方面说明农民越多地从事第一产业而不是外出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越不利于农地流转集中；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越高越不利于农地集中,则表明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兼业农民其更多地将农地作为可保值和升值的资产,从而限制了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集中程度对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考虑12个进行农地确权的省份全样本时（模型Ⅰ）,农地流转集中程度对农业保险呈正相关,其系数为7392,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当考虑率先进行农地确权的三个省份时（模型Ⅱ）,其系数变为4194,同样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农地确权政策对这三个省的影响,即农地确权政策加深了农地流转集中度对农业保险的影响程度,农地确权政策对发展农业保险具有促进作用.在观察12个省全样本（模型Ⅰ）中固定效应一栏的其它控制变量可以发现第一产业就业结构（employment）和农村居民收入构成（farincome）对农业保险呈负相关,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一方面说明了该省越多的农民从事第一产业反而不利于农业保险发展,这从侧面验证了农地流转集中程度对农业保险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户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越高越会抑制农业保险发展,这可能与当地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地产权清晰度相关.因为当考虑三个率先进行农地确权的省份时,其显著性有所降低,同时这也说明农业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较高的地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也较低.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农业生产总值占比、自然灾害影响程度、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在该12省际宏观数据面板的分析上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可能与本文的样本容量不足和忽视政府农业转移支付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现代化之际,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事关重大,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农地改革也有助于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当前农地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明晰农地产权,处理好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发展适度规模的农地经营模式,为此进行了农地确权工作.而该政策是否有助于推动农地流转集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地的规模化经营是本文探讨和验证的一个方面.为了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业保险也应当进一步发挥对农业的保驾护航作用.目前已有12个省全面推开农地确权工作.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验证农地确权政策在这些省份是否促进了农地流转集中,并进而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本文采用已经进行全面确权工作的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农地流转集中程度和农业保险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基于相关理论和计量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政策含义：

第一,农地确权效率对农地流转集中程度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农地确权政策对农地规模化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是有利的,但在今后推进农地确权工作时应当保证农地确权的效率,而不是仅仅追求量的突破,盲目追求农地确权登记发证的数量并不能直接对农地流转集中程度产生影响,而通过农地确权减少农地权属的争议问题后,才能说农地确权工作是成功的.

第二,农地流转集中程度对我国发展农业保险具有促进作用.农地规模化经营会带来经营风险的提升,农业经营者的风险意识和规避意识会提高,进而会增加对投保农业保险的需求.实证结果也说明农地集中程度有助于农业保险的投保水平,可以预见随着农地确权和农地流转集中的深入,我国农业保险业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相关部门应当进一步规范农地保险市场,稳定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探索发展新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农业保险的发展,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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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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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摘　要基于２０１５年对全国东、中、西部７省１９０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 研究表明（１）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