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利顺德：被遗忘的洋务运动典范，本文是洋务运动方面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洋务运动和洋务运动典范和被遗忘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利顺以德
在天津原英租界南端的紫竹林界内,有一个醒目的建筑,那就是曾经驰名中外、誉满全球的利顺德大饭店.这座饭店值得言说和铭记的理由实在太多,却被历史所遗忘.
天津英租界是由英军上尉戈登完成勘测规划的,河堤大道、港口码头、大道、沿河马路、建筑用地等错落有致.有评说道：“这种规划是按照欧洲城市的规划方法,以一条大道为轴,数条道路相互交叉,形成开放型的街区格局.这与中国传统城市的算盘城,城墙环绕,城市十字街,人们只能通过城门出入的封闭型格局全然不一样.”利顺德所在的英租界第29号地,是传教士殷森德在1863年3月通过“竞拍永租”得到的.当年的“皇室租契”中有这样的字样：
女王陛下为一方,殷森德为另一方.双方同意：殷森德支付墨西哥鹰洋585元,购买土地19.9英亩.这些费用交给租界地当局,作为排水、修建道路、路灯设施、修造所、雇佣警务人员等等开支的一部分；租地人殷森德答应,共支付99年的地租.据此,女王陛下驻直隶省*领事吉布逊正式授权代表英国政府将于上述天津紫竹林内土地租与英国臣民殷森德.
从这份土地租让的契约看,排除承租人（拥有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是英国女王这一令中国人伤感的内容外,有这样几个特点值得关注.其一是土地财政自给自足.租界的建设既不靠英国政府财政支持,也没有借助天津地方政府拨款,而完全是靠出让土地租金来实现自理.其二是税费取之于斯、用之于斯.由土地租让金构成的土地财政来自于租界租地,用于租界的公共设施,可谓专款专用、专项支出,实现租界自治.
作为投资客的殷森德,并没有囤地坐等升值,而是致力实业,与另一英国侨民马歇尔一起,紧锣密鼓兴建起一座比较简陋,兼做货栈、洋行和旅馆的“泥屋”.泥屋建造好以后,熟读四书五经的殷森德选取《孟子》的“利顺以德”,为酒店命名.当然,“利顺德”与殷森德的英文Innocent的汉译音正好谐音,根据西人习惯以自己名字命名产业,也许才是殷森德的主要用意.不过,这一命名的确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
泥屋重生
尽管草创期的利顺德还很简陋,但作为当时唯一的“涉外宾馆”,已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场所：1863年,丹麦、荷兰特使先后在这里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4年,普鲁士领事处升格为副领事馆,迁入利顺德；再之后是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领事馆（1871年改为德意志帝国领事馆）设在利顺德；美国领事馆最初也设在利顺德,直到1880年代才迁到维多利亚道；日本领事馆于1875年进驻利顺德,直到19世纪后期才搬到大沽路；退任的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1879年访问天津时,也下榻于此……
这样可观的经济效益和丰厚的历史遗产,既是对殷森德等人掌握商机的一个回报,也是转型期中国的一个见证.然而这种历史见证却得不到公正对待,后来的主流历史观点将其叙述为洋务运动,并将关注点集中于富国强兵的军事化、工业化等方面.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局、天津机械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汉阳兵工厂等名垂青史,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近代工业发展和管理模式倍受青睐,而像利顺德这样的商业模式却并不受重视.其实,如果将近200年的中国历史连贯来看,作为近代中国转型起点的洋务运动,其地位、价值和意义都被窄化、低估了.洋务运动不仅仅是军事、工业近代化,还有更深层次、更广阔的内容.
作为外商独资的利顺德大饭店,经历了初期发展后,因为没有扩大规模,越来越跟不上天津作为洋务重镇的发展速度.这时节上的清政府,仍然坚守帝国不与“蛮夷之邦”直接打交道的愚陋观念,坚持各国交涉只在天津举行.尽管这种不合国际惯例的行径令西方各国哭笑不得,但天津作为直接受益者却是实实在在的.先有三口通商大臣设在天津,后有直隶总督府由保定迁至天津,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特别是从1870年起,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直隶总督官衙逐渐取代了北京的总理衙门,成为实际上的外交部,天津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二个权力中心,也成为清政府与各国交往的第一舞台.至1870年代,已有十几个国家在天津开设领馆.天津的地位日渐提高,高端的接待宾馆自然提到议事日程.就连李鸿章都已经感觉到天津的接待水平需要提升,多次催促自己的外事顾问德璀琳,修建一座豪华饭店,以便为各国来华使节提供方便.
形势比人强,利顺德不能再故步自封了.1883年,德璀琳、乔治·瑞德接管了利顺德.作为利顺德的股东之一,乔治·瑞德接任总经理后,首先为“泥屋”申请了契证,从而保证了酒店的合法身份.然后扩大融资,在原有股东殷森德、德璀琳、麦克利恩（怡和洋行经理）、乔治·瑞德外,吸收了梁炎卿（天津人,首富巨商）、高林、威廉·安德逊、狄金生（天津洋商会会长）等.这一人员的增补,将利顺德由“外商独资”转变为“中外合资”.
接着,在股东们的支持下,乔治·瑞德大兴土木,将原先的“泥屋”扩建为一座建筑面积6200平方米的三层砖木结构、古典露明式豪华宾馆,于1886年正式对外开放.整修后的利顺德极具欧洲浪漫主义风格,维多利亚花园与木制游廊相映衬,一副浓厚的西欧田园风格.特别是迄今仍在的主楼拐角处的瞭望塔,采用哥特式风格,颇具中世纪遗风.
在利顺德扩建竣工的同时,德璀琳为报李鸿章的知遇之恩,将饭店又命名为“总督府饭店”（Astor House Hotel）.从此,两个名称并行沿用.当然,这种官商过度合作也备受诟病,难免有结、权力寻租等质疑和批评.其实,以“总督府饭店”命名饭店,最早源于1836年纽约百老汇大道上的豪华酒店,作为纽约上层社会争相前往的地方,成为美国精英社会的重要社交场所.此后,这一管理模式流行全世界,并成为星级饭店设施和高端服务等级的象征.利顺德作为中国最豪华、最高级的酒店,自然享有这一优秀品牌的荣光.
在经营方面,利顺德一改此前的“多种经营”,实行了专门化的酒店模式.这一小小的改革,足见乔治·瑞德比传教士殷森德更专业化,更富商业头脑,更能把握市场形势,更具有城市发展的前瞻性.不妨回顾一下《时报》1886年7月31日的“利顺德告白”：
本行开设紫竹林南杏花村下,端寓中西客商,大餐房、弹子房、酒房、书房,一切具备；地方宏敞,房宇洁净,兼有花园,公余退步；端办外洋各式伙食、各色洋酒及吕宋烟、东洋漆器；自做顶上柠檬水、荷兰水俱全,荷兰水每打洋五角,柠檬水每打洋六角.西客商赐顾,请移玉步.
这一则“告白”,如今看来单调又缺乏文采,虽然无法与现代广告相比,但其中包含的讯息以及服务理念,都令当时的世人刮目相看.试想,在19世纪中后期半开放的古老帝国,能拥有如此近代西式酒店,世界各国的琳琅商品应有尽有,舒适的星级服务标准,是相当难得了.
1899年2月,新婚燕尔的胡佛（后来成为美国第31任总统）与露·亨利在利顺德共度蜜月时记下感受：
沐浴在利顺德饭店阳台上那一缕月光下,沿着古老天津那烛光映照的街道上漫步的美妙时刻,周围袅袅,耳畔响起春节那异乡的隆隆乐声,舞龙队伍擦肩而过.这美好的瞬间和激动的时刻,令他们永远铭记在心,为一生的抱负和事业打下了新的基础.（《赫伯特·胡佛的成功之路》）
现代雏形
在管理方面,利顺德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头.利顺德大饭店在1895年改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并按照英国公司法在香港注册,乔治·瑞德担任经理.1897年为再次大规模扩建,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通过扩建议案,之后的生意更加兴旺.利顺德这种近代企业股份制管理方式,与洋务运动时期流行的官办、官督商办的半民企或传统家族式企业的不同在于,它的经理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具有经营和管理权,但没有公司的所有权和决策权；董事会有公司的决策权,包括任免经理,但要向股东大会负责；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直接决定董事会,负责审核股东大会报告,但无权直接干预公司经营.利顺德已经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说到底,这种企业制度不过就是分权与制衡,通过制度避免和解决“人治”的弊端.
正是因为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1904年利顺德成为时人认可的天津“无可争议地居首位的和唯一的一等饭店”.1908年,德国人克莱尔出任饭店总经理后,利顺德步入更加辉煌的时代.及至民国,在董事长英国人海维林和副董事长、中国股东梁炎卿的通力合作下,于1924年把饭店再次扩建为四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大楼.
利顺德还在周边环境配套、企业宣传和品牌树立方面大有建树.1880年,利顺德股东集资参与兴建伦敦会施医院——也称总督医院,即著名的马大夫医院前身.医院除诊治病人外,还负责施种牛痘、戒除烟瘾.更为可贵的是,医院通过昂贵的头等病房收入,补贴三等病房的穷困患者,实现了对社会底层的关怀.1883年,由利顺德的股东狄更生、高林等发起成立大沽船坞公司,制造的一艘舰艇以“利顺（德）号”命名,它与同期的“飞鹰号”“飞艇号”一同载诸洋务运动史,并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大显身手.1892年,利顺德股东集资银1600两,修建了天津至北京的京津公路天津至杨村段,一改此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黄土官路,为往返京津的人们提供方便.
这些举措并非完全出自公益目的,而是带有商业性,但即便是以“在商言商”的角度看,也仍然不乏积极意义,利顺德自然得到远比经济效益更高的回报.各国政要名流先后下榻,后来的袁世凯、唐绍仪、陆徵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蔡锷、黎元洪、徐世昌、张学良、溥仪等都与利顺德结缘.所谓远东第一饭店,并非浪得虚名.
利顺德之所以能获得世人认可,并非仅仅在于它提供了高档酒店服务,而是在于企业盈利的同时还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福祉.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雄踞东亚的老大帝国,能够称得上有社会责任和品牌意识的企业却是凤毛麟角,直到洋务运动的西风东渐下,才有利顺德这样的典范.
何为洋务
晚清士人郑观应1900年前后在《盛世危言后编》中,曾针对洋务时期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商业运作模式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如针对有些人开办企业过于依赖朝廷和官员的一时兴起,郑观应指出,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并导致一些企业无法运营下去.而官员们表面上在帮助商人,实则“损下益上”.针对有些人认为像李鸿章那样开明的官员不会对官督商办企业课以重税,郑观应指出：“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识大体”.他还以天津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这三个赢利的官督商办的企业为例称：如果让它们全由商人来经营,“其所收效果宁有涯涘！”
肇始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除了在政治层面当权者拒绝改革外,其他方面多是齐头并进的.如思想观念上接受西方科技、制度、法律；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内的翻译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的通商事务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等机构纷纷设立；酝酿选派幼童留美,选派学生赴欧美考察学习军事、采矿、通讯；创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电报局、铁路交通；以及包括利顺德那样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等商业运营模式,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利顺德大饭店传递着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只要自由市场培育成熟,自有捕捉商机的商人成为市场的弄潮儿,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洋务运动被低估,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反复宣讲和灌输,使得原本形象不佳的大清帝国更趋糟糕,即便是那些顺应时势和卓有成效的诸多改革措施,也随之丧失了救亡保种的合法性,洋务运动被矮化、脸谱化就在情理之中了.另外,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几乎令洋务运动所有功绩化为灰烬,洋务成果鲜见,说服力自然随之减弱.在成王败寇的功利思维下,产生盲目和狭隘的历史观也就不可避免了.
该文总结,此文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洋务运动和洋务运动典范和被遗忘方面的洋务运动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洋务运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邹文怀：被遗忘的香港电影大亨 壹男明星古天乐11月4日在微博上感叹说2018年对香港人来说,真是充满了离别的哀伤 确实,今年秋天香港有太多重要的人逝去,尤其是11月开头这几天,而夹在武侠巨匠金庸先生和靓绝五台山的TVB女星蓝洁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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