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孤本元明杂剧》书名商定始末，本文是孤本元明杂剧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与《孤本元明杂剧》和商定和书名有关论文范本.
一
１９４１年８月,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上海仍处于“孤岛”时期,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藏版”之名印行《孤本元明杂剧》,初版四百部,除馆方“坚持勿售”之手工纸本五十部外,其他机制纸本三百五十部于数月内即销售一空.
《孤本元明杂剧》依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整理校订而成,“择其久未行世者,刻本六种,钞本一百三十八种,一律以聚珍铅字排印”.自１９３８年郑振铎于坊间书肆发现沉埋已久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想方设法代教育部购藏,并极力促成出版之事始,至由张元济亲自主持,郑振铎参与选目、校订,曲学专家王季烈和编辑姜殿扬整理校订,函牍往来三年有余,其间克服了因战争导致的邮路不畅、校订者和主持者先后持续重病、商务印书馆劳资纠纷加剧导致的罢工运动等困难,终于使这部戏曲界学人翘首企盼的珍贵戏曲选本得以推出,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戏曲文献整理校订的佳话.
上海图书馆藏《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原共七册,２０１８年１月由商务印书馆合并为一函六册,以线装形式出版,书名题签出自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之手.该书即为张元济、郑振铎、王季烈等人及相关机构为整理出版《孤本元明杂剧》的往来信札专集,由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胡坚博士整理.信札时间起自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２日,止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所收手迹、录副共约四百七十件,形式包括函、契约、校例、须知、笺、表、条议、清单、书目、提要、样张、说帖、说明等,其中大部分均为首度公布.这些信札记录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出版机构,对珍贵戏曲文献整理、校订、编印、出版和发售的全过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古籍整理出版的风貌；同时,其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时局世态,是研究中国出版史、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宝贵原始资料.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的出版将有助于学界加深对《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和《孤本元明杂剧》的研究,有助于学者们挖掘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到《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过程和诸多出版细节,并考量其在古籍出版史上的特殊意义.
笔者谨以本书的相关通信为中心,梳理《孤本元明杂剧》书名商定的前前后后.
二
１９３８年６月２２日,郑振铎在致张元济的信中说道：
菊生先生：
承关心元曲事,至以为感！书款已汇出,但至今未到.惟在限期届满之前,已由暨大诸友先行垫付款项.现此书已取回,暂存敝处,乞释念！先生摄印一份事,已作函“教部”,谅必可得允许.千元之款,将来拟印作为钞录一份之费用.惟将来商务出版此书时,须用“教育部”或“国立编译馆”或其他国家机关名义；又出版时,盼能赠送“教部”五十部以便分送各国.此事想均不难办到也.
专此,顺候公祺！
振铎拜上
而这套郑振铎发现并代教育部购藏,认为“须用‘教育部’或‘国立编译馆’等国家机关名义”出版,并且可以用作国礼“分送各国”的书即是当时被称作“‘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的国宝级戏曲文献.凑巧的是,在此之前的６月９日,张元济正在为与这部“奇书”失之交臂感到惋惜、给傅增湘写信的时候,郑振铎却正好在给他写信,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影印此书：
也是园元曲发现后,几得而复失者再.但此绝世之国宝,万不能听任其流落国外.故几经努力,费尽苦心,始设法代某国家机关购得（价九千元）.现已付定洋千元,俟款到即可取书.从此,此国宝乃为国家所有矣.在文化上看来,实较克一城、得一地尤为重要也.而在此国难严重之际,犹能节省抗敌的急需而购藏此书,实足表示政府方面之有办法,之对文化事业的关心.此书购妥,一重心事可放下矣.闻潘博山先生言,先生对于此书亦至为关切.知保存国宝,实人同此心.不知商务印书馆方面有影印此书之意否？因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
抗战时期不惜倾囊收购流散古籍、屡屡“劫中得书”的郑振铎,与毕生编印古籍、认为“为古书续命”事关国脉的张元济一拍即合.沟通之后,张元济负责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联络,郑振铎负责与教育部商洽.
经过二人历时十个月的努力,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在致郑振铎的函件中,应允了教育部于先前订立契约之外的两点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筹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之事达成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自１９３８年６月始至签订最后的补充协议,各人各方信札和契约言及此书的出版方式均为“影（景）印”,只是“版式及售价由商馆决定,但其中若干种已有流行之本,印否亦由商馆决定”.直到补充意见达成后,张元济读完郑振铎移交的前半部书后,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在邀请王季烈整理“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的信中才谈及具体的拟出版形式,认为必须整理一番方可出版,已经有了用《奢摩他室曲丛》款式排印的念头.王季烈在收到邀请函之后,４月２９日即写信应允承担整理校雠事,并针对出版形式提出了建议：“鄙意其中原本清楚可照相石印者,当然以石印为宜（省校对且存原本面目）；至不能石印者,则用排印,此则曲白之分别、正衬之断定却须细心考覆.”认为可以区别曲本情况处理,清楚者石印,除此之外可以排印.张元济收到王季烈的回信后,与商务同人商量再三,认为只能采用排印形式：
此书钞笔不精,校改之字多系盖面,又旁注之字亦甚不匀称,即刻本亦不见佳,多有校改旁注之字.与同人商酌再四,只能排印,即用前印《奢摩他室曲丛》行款,似尚雅饬.印成之后,篇幅可比原本约减三分之一,售价亦可较廉,未知卓见以为如何？原书钞本曲白正衬有若干种竟打成一片者,即刻本亦参差不齐,现拟排印,所有行款只可改归一律,与奢摩他本同一格式,惟校改之字、补入之长段如何安顿,应请裁酌见示.
并列举了几项理由,至此终于确定了此书的出版形式.从目前已知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张元济应该与郑振铎沟通过排印出版事宜,郑振铎也不反对,只是根据王季烈《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的试校样,与二人对校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这也就是校订元明杂剧的原始,也是后来重新拟定书名的根本原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郑振铎发现曲本,到他写作出《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之前,虽然此书源于明初赵琦美之脉望馆,赵琦美对其有大量校语众所周知,虽然基本确定只印孤本及罕见之本、不印流行之本,但所有涉及此事者在信札中商讨出版事宜时均以“‘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或“也是园元曲”等称之,乃由于此书“因也是园得名”,钱曾《也是园藏书目》曾对这些曲本加以著录,黄丕烈为其编制过《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且此书的编次也是在原目的基础上“稍变其例”,“以留将来增减伸缩之余地”.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日,本书的初校员（实际上相当于现代意义的责任编辑）姜殿扬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及郑振铎新作、发表于开明《文学集林》第一辑之《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言语间充满赞叹和钦佩之意：
菊公钧鉴：
郑振铎君新撰《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篇,都三万余言,在开明《文学集林》第一辑出版.丁君索到小样一分,已经郑君校正一过,属就便附呈请政.晚翻览一过,穷源探本,博采旁征,逻辑之广,可云无遗.目录之学非逐种实地、心、手目三者交营,终是肤泛落空.郑君此跋经躬亲审校,经验中毫发不放松,分析记述出来,本末釐然,从也是园而上溯脉望,亦极合理,脉望亦有目可稽,且有校欵年月,为初藏之祖也,其后递有增损,不止于也是园,以“也是”名,置后来藏家于何地？诚所未允,此跋得正名之义矣.凡事求其大体有着而已,赵校欵识有行书、有正楷,校文有疵谬,乃另一枝节问题.
信中,姜殿扬认为“从也是园上溯脉望,亦极合理”,因为“脉望亦有目可稽,且有校欵年月,为初藏之祖也”,如果仅以“也是”名之,那么实际上是对后来藏家的不尊重；同时,还说“此等曲本与其谓为‘孤本’、‘内本’,无宁诮为‘禁本’”,对郑振铎正名之义深以为然.
从目前发现的信札中,我们无法得知张元济对姜殿扬此番论述的态度,但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０日,姜殿扬在致张元济的信中提到：“今日郑跋已有单行小本散出,此与销路宣传甚有关系”,并向他提请“不知能多散千百本否”.从这一细节可以间接看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至少对郑跋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孤本元明杂剧》前期的公开宣传是以郑跋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之名进行的.
但１９４０年７月之前,双方似并未直接沟通过书名,只有一段涉及书名的小插曲.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０日,张元济将一份编定百五十种之目录寄予王季烈,嘱其核定.不巧的是王季烈此间“旧恙大发”住院,４月６日由他人写了回信,为“于校刊杂剧一事,恐有始无终”道歉,并将此前收到的《校印也是园曲丛总目》寄呈.值得注意的是,王季烈在此目录上勾掉“校印也是园曲丛”几字,旁改为“孤本元明杂剧”,并在总目之名下加了“涵芬楼校印也是园藏本”的小字.这里很有趣,可能因为顾忌王季烈的病情,此后二人若干封信函往来再未提书名事宜.
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５日,张元济因患腹疾,嘱咐商务印书馆代拟书信一封,除寄送排成曲本三种外,正式与王季烈就书名一事进行沟通：“再书名‘孤本’两字,拟依郑振铎君所见,易为‘脉望馆’三字.”同样凑巧,在接下来王季烈致张元济的信函中未见其对此事的回应.所以,８月１２日,张元济在给王季烈的信中再次提及书名事,并简单陈明了理由：“前嘱馆中函陈拟用‘脉望馆’三字代拟定‘孤本’二字,缘此时不欲发售预约,不能将全部书名发表.在此数月之中,或有人将我所选印者忽然印出数种,则於‘孤本’二字,于出书之时不免有所抵触.未知卓见以为可否,敬候示遵.”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王季烈很快将自己的观点记录在《破窑记》校样上,８月１４日寄回,这就是由丁英桂单独录出递呈张元济的“三不妥”附注笺：
标题“孤本”二字改“脉望馆”一节,鄙意觉未尽善.此杂剧为脉望馆、绛云楼、也是园诸家所递藏,而非脉望馆之刊本.仅举脉望馆不足以赅诸藏家,一不妥也.脉望馆所藏杂剧不止此数,今仅选印百余种,而仍冠以“脉望馆”之名,二不妥也.书名当使人人易知,方可畅于行销.脉望馆去今已有百年,惟藏家及研究板本者熟知其名称,普通喜杂剧传奇之人未必知也,不惟“孤本”二字之足以使人注意,三不妥也.请诸君再细酌之.
烈
右录《破窑记》校样上王君九先生附注
王季烈从此本递藏诸家、选印情况和书名通俗与否三个角度分析了为何改“孤本”为“脉望馆”并不妥当.可能久久没有收到张元济的回信,８月２７日王季烈又写了一封自述近况的信,随意聊天道,“杂剧名称日前与贵同年张双南谈及,渠亦谓‘孤本’二字相宜”.９月３日张元济方才回信,信中说自己近日因叠患感冒和腹泻,未能及时回复,９月１日收到由翰怡兄（刘承幹）转交的信件得知王季烈近日血压增高,同时致以道歉并问候；对于之前“承示元明杂剧标题宜用‘孤本’二字,准当遵办”.至此,《孤本元明杂剧》这一书名终于得以确定.
三
从以上《孤本元明杂剧》书名商定的过程可以看出,张元济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如何在特殊时期,妥善处理原本和“善本”、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编辑和研究者,乃至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张元济的古籍整理方式以影印为主,在此基础上努力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对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样的三百年罕见之曲本,张元济并没有简单地按照郑振铎的建议采取影印的办法,而是通过亲自精读原本,分析其特点之后选择了费工费时的整理校订排印的方式.他在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４日给袁同礼的信中条分缕析地列出三项理由：“（一）全书有抄本有刻本,刻本亦不出一手,行款亦各各不同,且有眉目极不清楚者,若用影印非特毫无美观,且反令阅者多所迷闷；（二）原书经数人校过,校手或详或略,略者随笔将所校改之字蒙盖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则原则及所改之字并为墨堆,无从辨别；详者用蝇头细楷左右勾勒,若求清晰,非用珂罗版不可；（三）抄者程度过低,致形误声误之字不胜枚举（记有一字,似是“显”字,但记不真确,总之右旁为“页”,原文竟将“页”旁写在左方,而将“显”旁写在右方,岂非笑话）.且抄手亦甚粗率,若存原式,适足以彰其劣点,而招世人之薄视.”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一方面是将原本善本化,另一方面则极大地拓展了其读者群.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说,张元济还考虑到成本售价问题：“印成之后,篇幅可比原本约减三分之一,售价亦可较廉.”可见其借流通以保护古籍的良苦用心.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他努力在郑振铎和王季烈于校例的分歧点上寻找平衡,既最大限度地尊重郑振铎“以竭力保全原书面目为上计”的整理原则,又尽可能地维护王季烈的权威意见；在馆方“责任编辑”姜殿扬与王季烈对曲本的具体意见有矛盾时,亦能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帮助王季烈在整个校订过程中树立中心地位,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这样的大家风范也体现在《孤本元明杂剧》的定名过程中.最先张元济依据郑振铎的意见拟用“脉望馆”三字,但经王季烈命中要害的三点提醒后,又能马上谦虚接受其意见,并从始至终能在二人之间做恰到好处的斡旋工作.实际上,王季烈的“三不妥”意见本身非常精确有眼光,不妥之一尊重了此书的递藏过程,不妥之二切合本书选择一百四十四种罕见之本的出版实际,不妥之三则很是难得地站在出版者的角度,认为“孤本”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最后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单纯从曲本的流传情况来考虑定名确当与否的话,虽然郑振铎和孙楷第当时在各自的文章或著作中详细梳理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授受关系,但依然留下许多关键性的问题未能解释.学者蒋星煜在《常熟赵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与校注》一文中,根据张远《无闷堂文集》对诸家流传情况做了更正与补充,认为清初常熟地区*钞校本元明杂剧的有三家,即钱曾、陆敕先和秦酉岩,而不仅仅是郑振铎所认为的钱曾一家.据分析,钱曾在某一时期曾同时*有赵琦美原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和陆敕先藏本,而钱曾的《述古堂藏书目》和《也是园藏书目》之所以有一剧同时两次重复出现的情况,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钱曾同时*两种藏本,“其中有数本或多本误赵本为陆本,或误陆本为赵本的可能是有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１９３８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并商借出版的所谓《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很有可能不是赵琦美的原藏本,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脉望馆”三字为新出版的排印本定名,就实属有误了.
归纳总结:上述文章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孤本元明杂剧》和商定和书名方面的孤本元明杂剧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孤本元明杂剧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匡谏之义和时势衍异黄节《诗学》对《文心雕龙明诗》之发用 林淑贞(国立中兴大学 中文系,台湾)摘要黄节号称为“岭南诗宗”①,是民国初年重要的古典诗人之一,其诗学一书撰写体例、形式与传统“丛残小语”或语录体的诗话.
2、 明《出警入跸图》的表现形式和技法 张 丽（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系,湖南 益阳 413000）【摘 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代出警图和入跸图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国宝,前者描述皇帝从陆路出京、后者描述皇帝由水路还京,两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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