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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与乐团-中国交响乐团60周年团庆访谈录(三)有关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中央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4-01

乐团-中国交响乐团60周年团庆访谈录(三),该文是*方面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乐团和*方面论文范本.

中国交响乐团

荣誉指挥汤沐海

笔者:汤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导演,母亲是剪辑师,哥哥是画家,这些都给您的童年以良好的艺术熏陶.您当年为了出国留学,还给当时的长写了一封信,请您说说大概情况是怎么样的.

汤沐海:当时全国已经开始科学兴国,工农业研究方向的人员开始出国.当时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做指挥系的老师,我就觉得也想走向世界,特别是文化.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我们的发展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时我去北京,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我那次是看小泽征尔指挥的,但是我决定把自己的心情要告诉的领导,看看有没有机会.当时还通过王昆(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交给她的先生.这封信写得非常诚恳,尽数了我心里想说的话.后来从北京刚回到上海,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就得到了名额.

笔者:当时给长写信是哪一年?

汤沐海:应该是1978年底的时候.

笔者:您还在上海音乐学院?

汤沐海:对.1977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做老师.

笔者:1982年在以卡拉扬命名的指挥大赛上,卡拉扬看了您的指挥,被您非凡的音乐理解力所打动,他让您再停下来,专门请您指挥乐队演奏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您凭着自己对生活、对命运的独特理解,将这首悲伤的乐曲深刻内涵展示得淋漓尽致,卡拉扬除了让您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一年之后的正式的音乐会,还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您可以把我刚才讲的卡拉扬的这段故事说一下,然后再讲一下他给了您什么样的帮助吗?

汤沐海:我当时在慕尼黑音乐学院念书,特别想得到他的帮助,特别想向他学习.所以我当时就找了柏林爱乐里的一位在中国出生的音乐家,我问他有没有办法,他说可以,让我到萨尔茨堡来.我到萨尔茨堡赶去听卡拉扬排练,在休息的时候他就带我上台跟他认识了一下.我就说很想跟他学习,另外想参加他的指挥比赛.他说好,让我找他的秘书去报名.然后我去报了名,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比赛的过程中因为年龄的限制,我引起了裁判的争执.最后他亲自赶到,说来看我和听我的演出.结果当时就把整个比赛程序停下来,让我指挥《第六交响乐》.当然我非常的紧张,准备了通宵没睡觉,第二天一早指挥给他看了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说比赛就不要再比下去了,因为大家对年龄有争执,让我到柏林来跟他学习两年,然后让我在普通的套票音乐会上指挥柏林爱乐.结果我在慕尼黑音乐学院一年以后毕业,第一场音乐会就是跟柏林爱乐合作,这对一个学指挥的学生来说是无上的光荣.

那时候他就给政府写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汤沐海有很高的才能,他在慕尼黑音乐学院学完三年以后不应该马上就回去,应该继续在欧洲深造,应该继续感受欧洲音乐、欧洲文化的影响,全方位的,甚至不一定是音乐.然后到柏林爱乐跟我学习两年,我会担负他的一切,包括食宿,给他很好的照顾.”当时卡拉扬就把那封信通过他们的经理寄到了,我就得到了特许,这也就是后来的汤沐海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可以自由的在欧洲待下去继续深造,但是每年都要回国把自己所学的东西贡献给祖国.

笔者:作为卡拉扬唯一的中国弟子,请您讲讲卡拉扬这个人.

汤沐海:卡拉扬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人,一般大家对他只有敬畏之感,就像慈父一般,所以对我来说增加了极大的信心.后来我在慕尼黑一毕业,就到柏林去一直跟着他.在萨尔茨堡、在任何国际艺术节,只要卡拉扬的音乐会或者歌剧演出,如果我到了那儿,马上就可以得到票、得到我的位置.

他并不是那种给你在案头工作、给你慢慢地讲谱子这些理论上的东西的人,他是一个实干的人.比如说他很会拆摩托,他把一个摩托拆完然后又把摩托装回去,他可以开飞机.他是一个精细的实干家,在乐队排练的时候,他很精细地把乐队可以拆成各种细节,然后把它好好排出来.我在他身上就是看到了实干,怎么把一场音乐会、把一部作品变成美好的音响.

笔者:25年前准备了一夜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是什么感受?跟随卡拉扬学习两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于《悲怆》有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汤沐海:这首曲子是我自己心里最爱的.其实当时因为我出国时间并不是很长,我并不知道是他最拿手的作品,因为当时了解得还比较少,其实我要知道的话,我搞不好在他面前不敢指挥这部作品.但是正因为我是初生牛犊,我就在那儿尽情地挥了一下,他看得出很感动.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苦难,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交织在作品当中.就是当你听到和看到这首伟大的作品的深度、音乐的表现,那我们在生活中也感受过,所以指挥的时候特别动情.

当然多少年过去了,你再仔细回想的话,你会有更多的感受.因为每一个指挥家都清楚,随着生活的阅历、艺术造诣的增长,你永远在学习、永远在深入到作品中去.特别是灵魂,一个作品的魂,一个作品它的精神上的东西,是透过时间看得越来越清楚、感受得越来越深,所以今天指挥和那个时候指挥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会因为技术上的问题,对于乐队的掌控不会像今天这样千锤百炼,你再指挥的时候那么得心应手,心里的情感和对作品的理解很容易宣泄出来.

卡拉扬在指挥这些伟大的作品的时候,他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每一次他在音乐会当中,总有这么一些地方让你动情地要流泪.就是说他自己也经常流泪,他乐队的演奏员也跟我们说他是经常泣不成声的.那么对我们搞音乐的人来说这一点我相信,触动灵魂是最重要的,是我这些年来感受最深的.

笔者:2000年您在外界是光芒万丈的指挥家,可是您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进入国交,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汤沐海:其实我从1983年在柏林爱乐指挥成功了以后,我每一年都回来.因为当时汤沐海方式也是让我自由的来往,在欧洲一直待下去,继续深化自己的学习,对我来说每一年的回来就是感受祖国的温暖、家庭的温情.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想因为外边各种各样的条件比较好就放弃这儿,我一直是想回来汲取营养,另外也把自己学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尽量多地传给同行、传给下一代.特别是感谢卡拉扬对我的帮助,我就更感觉到我应该帮助下一代,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在帮助祖国的孩子们.这个对我来说是持之以恒,坚持了很多年的.

所以2000年当祖国希望我能够回来帮助祖国的歌剧和交响乐的发展时,我义不容辞,马上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先感受当时乐队的状况,也指挥音乐会,最后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挑战.对我来说在国内工作当然有很多地方条件不一样,倒不是说好坏,它就是不一样,对我来说也是个学习、磨练自己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回来工作很愉快.

笔者:在进入国交的当年9月,您再次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当时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汤沐海:当时的国交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状况,我意识到这个,所以我用《悲怆》来激励大家,因为《悲怆》虽然里头有很多悲伤的,但是也有很多挑战性的、不畏艰难、用于斗争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在当时挑选这个作品,对我们大家都很有激励的作用,包括我自己,包括对音乐家们,所以我当时就选了这部作品.

笔者:您曾说过,走遍世界各地,深深感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史里面不仅仅体现在交响乐团上,而且蕴含在国民的音乐素质中,现在您还是这样的感受吗?

汤沐海:完全是这样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有费城、波士顿的交响乐团,甚至柏林爱乐到中国来,当时人民像久旱的植物得到了甘露一样吸取营养,大家对于传统的古典音乐的传入和发扬怀着极大的热情,我记得那时候有很多的讲座,现场是满满的,大家欢声笑语,一些伟大的音乐家们很自如地把他们的经验教给我们.当时我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觉得很愉快.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里头当然又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但是喜欢音乐的还是永远在这个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所以每有新的东风,比如说从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从外边,在音乐艺术上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爱音乐、愿意为音乐献身的人都是带着很兴奋、很幸福的感觉.那么古典音乐确实需要这样素质的人能够接受,能够发扬光大,而且能够把它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笔者:2002年您成为芬兰国家歌剧院首席指挥, 这是第一位华人指挥家进入欧洲国家级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对于这个第一,您的感受是什么?

汤沐海:当时正好是我离开了北京的国交,回到了欧洲,在很巧合的场合下,我被请去做客席指挥,指挥《蝴蝶夫人》.指挥完了以后,乐团和歌剧院就跟我说希望我留下来做他们的总监.其实当时很意外,因为我也是很自然地发挥了我自己的能力,可是他们正好很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在那儿工作了五年,把一些我自己特别想搞的歌剧好好地呈现出来.

对我来说真的是艺术上的一种升华,因为我一直搞的是交响乐,虽然我很爱歌剧,因为我爸爸的关系,从小就对戏剧方面、电影方面的偏爱,在音乐上的理想融在歌剧里边了,是最容易的.我没想到我能够成为他们的总监,所以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对我自己的一生、对我将来,如果在祖国开展我自己的事业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当时非常愉快、全力地工作,也是我自己个人在艺术经历上很丰富的一笔.

笔者:刚才您也提到您经历过很多波折,就是您与国交的渊源很深,从您最开始回国与国交牵手,到从欧洲回来再度携手,成为艺坛的佳话.在2014年国交的“中国音乐之声”音乐会上,您10岁的女儿汤苏珊登台与您及国交音乐家一起完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造该演出形式上最年轻音乐家的记录,这场演出对您来说是不是有别样的感受?

汤沐海:我的女儿4岁时,有一次在看电视的时候,她看到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演奏老柴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她突然哭起来了,我就知道她心里一定有别人没有的东西.她竟然对成人很有深度的音乐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悉心培养她.当然帮她搞乐器、给她上点课.让她能够找到好的老师,这些方面对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排练,我很多的歌剧演出或者是音乐会我就带着她.那么她在这里头熏陶,她学琴并不是那种非常艰苦地去练习的.但是她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她突然就可以了,她在台上非常自如.曾经也有人建议能不能拉一下《梁祝》,我就问她行不行?她说我试试,那时候她才9岁,一试就成了.所以她创造了最小年纪和职业的乐团、职业的指挥在职业的演奏厅里演奏《梁祝》的记录,也是意外的.但是我很幸福,每次和她在一起合作,在台上我总情不自禁要流泪,因为想到她能够把我的精神继续下去.当然她也能够为人类的音乐事业,能够贡献自己年轻的一份力量.

那么对我来说,与国交的这段渊源也是很深的.我自己是想寻找更好的工作环境.后来在受到一些波折以后,国交当时的团长关峡对我非常的关心,他一上任就跟我接触,觉得我还是应该回来继续工作,继续为祖国贡献力量.他的真情让我很感动,所以当时请我指挥各种重要的音乐会,包括2014年新年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等,在我人生中是很重要的经历.

笔者:您指挥这么多年,每场演出都要认真严格地排练,在排练厅您严肃而苛刻,您永远在发现音乐的真谛,为什么这么苛刻?

汤沐海:其实是对我自己也苛刻,我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因为首先我们失去了很多非常可贵的年华.青少年可以任意发展、任意选择的这种条件,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必须做一些我们经常自己做不了的或者也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从那时候培养了我自己坚韧的性格,永远不放弃,另外一个对自己永远严格的要求,我相信我这个精神会持续到我离开人间.就是说你永远在学习,永远不知足,永远在进步.甚至我跟我的学生们说每一天都要克服自己的毛病,如果你光想着进步,这实际上很难.你只要想到自己哪里有缺点,你想办法来克服它,你就在进步.因为人没有完人,总有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所以苛刻本身首先是对我自己的.然后当然我在排练时候就容忍不了别人,如果很随意地对待事业特别是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我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因为我觉得对我们的音乐事业要负责,听众花了时间,花了金钱来听我们,他们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听这些伟大的作品的,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完美地表现出来,或者尽力,比如说因为技术、艺术上的一些问题,或许你不能完美地把它表现出来,但是你没有尽力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也苛刻,而且我永远不后悔.

笔者:在整个音乐链条中,是由作曲、指挥和乐手共同来完成的,您认为指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音乐的灵魂吗?您怎么看待指挥?

汤沐海:应该是这样子的.其实说来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一个表演者是没有价值的,我老是觉得要写下东西,不管是文学家、诗作家还是音乐家,你写下的东西给人类社会留下了东西,特别是在纸面上的,我觉得这才是有价值的,别人都来演奏,这是我很小的时候的想法.

我这个思想持续到差不多20岁,我在音乐学院开始学指挥作曲的时候,那时候真正发现一个解释者、一个表演者是很重要的.因为写在纸上的音乐只是白纸黑字、黑的音符,可是它不是活的,它要靠演奏家、指挥家去把它变成活的.这点跟绘画艺术不一样,绘画艺术平摆在你面前,你在里头寻找到生命的力量.可是这个音乐必须把它演奏出来,用生命演奏出来,从它的第一秒到结束的最后一秒,这个作品才存在,否则这个作品是只在纸面上的.

我慢慢地感受到了这个以后,正好音乐学院指挥系让我去学指挥,我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另外,当时能学到的东西不是太多,受了很多限制.当时说让我去指挥,我说太好了,这样我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技巧.我其实还在想将来为我的作曲积累很多经验.可是一指挥就爱上了它,以后我就再没离开过指挥专业,也没有时间再作曲了,其实我心里一直感觉到我还是个作曲家.所以我每一次在排练的时候,哪怕经典作品,在我手里我都要给它变变样子,更不用说一些作曲家新写的东西了.我总跟他们商榷在排练的过程中把它进行一些修改,我希望它能够好.特别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作曲家写的东西,我希望他们能够达到国际水平,因为自己指挥过很多很多的经典作品,我知道经典作品的分量和它的含金量,那么我在搞我们自己的作品时给他们很多的建议.所以他们一般跟我合作都觉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在作品里头也找到了演奏家的一些理解和一些做法.

对我来说没有指挥家或者是表演者,把作品用他们的灵魂、用他们的精神、用他们完美的技术表达出来的话,那么音乐作品本身它的存在是值得质疑的,它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把它表演出来了.

笔者:您觉得中国文化对您的指挥有没有帮助?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汤沐海:我永远觉得中国文化给了我很多的营养.我们在30多年前出国去学习、去深造,吃了很多的苦.当我们把他们的东西都掌握了以后,再回头看的话才理解到我们文化的伟大.中国的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语言的美、精炼和巧妙,这是外国文化里做不到的.因为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在艺术当中起的作用不用说,不仅是话剧、歌剧,直接跟语言有关系.另外一个,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逻辑.你要学会成为一个好的音乐家,你必须懂得所有的文化.

我对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眷恋?就是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随便举个例子,中国的诗词,含义太深,朗朗上口不去说它,而且非常美,它有多种表现的能力,这在外国文化里很少见.中国的音乐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的习惯.我并不觉得哪一个是高、哪一个是低、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我就是觉得它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它们各有千秋.一个好的艺术家,本来就应该在里面汲取营养,让自己更全面的发展.而不是在某一点说我是专家,或者我在哪一个学派上是专家,这个我是不信的,我总觉得文化是全面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指挥家需要毕生的努力,永远不知尽头,就是因为这是无尽的,你可以无穷无尽地努力下去.而所有写东西,反过来都在帮助你的音乐表现,在帮助你的指挥.所以我每次回来不管待时间长短,我总是在汲取营养,哪怕在街上看着老百姓,你注意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在想什么,这一切都在给我们很重要的营养,让我们理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

笔者:您对国家交响乐团的发展和对年轻人有什么期望?

汤沐海:当然希望年轻的演奏家能够继承我们一代一代音乐家的传统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追求.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很好,在大家生活的道路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很艰苦、局限性很多的.但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头,不能忘记事业的追求、认真地去工作,把技艺掌握到最好,然后还给人民,这个也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信念、这是一种理想,甚至是一种信仰.这种东西我希望还是要永远地保留下去,文化也就更值得历史对它的认可.

笔者:在中国交响乐团成立60周年之际,请您送上几句祝福.

汤沐海:我觉得中国交响乐经历了很多很多,它一直在前进,今天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们的文化队伍、我们的国交应该迅速地成长,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精英乐团,我相信这是指日可待的,祝贺所有的音乐家们共同的努力,迎接我们美好的未来.

中国交响乐团

首席客座指挥邵恩

笔者:您与乐团——中国交响乐团有怎样的渊源,您第一次跟乐团合作的经历你有没有印象?

邵恩:这个故事很长,你想听多少?

笔者:娓娓道来,都可以.

邵恩:这样,我老师是韩中杰,原来乐团的指挥.我从作曲系申请转系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觉得我不太适合学指挥,他们觉得我形象不好,动作不协调,总而言之有很多的理由觉得我不应该来学指挥.后来韩老师一个人孤军奋战,挺身而出,他说我觉得邵恩可以学指挥,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来教他.大家不好意思说不行,他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所以就这么着我才走上了学指挥的道路.

后来韩老师带着我们到乐团实习,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乐团的乐队,我记得当时演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后来我们的毕业考试选了4位同学,当时我们指挥系有7位同学,4位同学是跟乐团合作的毕业音乐会,有胡咏言、我、陈佐湟,还有一位我记不清了,然后还有其他的3位同学是跟另外的乐团合作,是芭团还是歌剧院记不清了,反正当时指挥系我们那一届一共7位同学毕业.但是陈佐湟在他没毕业之前就到美国去留学了,还有一位后来也去德国了.

笔者:您的毕业音乐会是跟乐团演出的?

邵恩:对.其实我的老师韩中杰,为国交培养了过去三任总监当中的两位,国交第一位总监,就是由乐团改为国交时的陈佐湟,那是韩老师的学生.第二任是汤沐海,非常优秀的指挥.第三位就是我,也是韩老师的学生.

笔者:谈谈团庆音乐会您指挥的这部作品《希望》吧.

邵恩:这次选择这部作品,我是觉得关峡的《希望》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交响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管弦乐作品、管弦乐合奏都会拿来称为交响曲,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作为交响曲的话,它必须具备两个最重要的核心因素,第一它的音乐含量,包括它的奏鸣曲式,包括各个主题之间的对比,包括从作曲技法上,交响曲要求是非常的全面,一个四乐章的套曲,需要有足够的音乐含量,这是第一.

第二,交响曲必须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只有音乐含量,也就是说只有音乐交响曲的形式它还不够.你比如说贝多芬的《命运》,肖斯塔科维奇的很多交响乐都是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很多交响曲都是在描写一个国家、民族的声音、历史、哲学,这是很伟大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在对于尼采哲学用音乐语言来描绘.那么关峡的《希望》,实际上它具有很高的立意,它在写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中国人所经历的和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只有这样一个大的题材它才能够被称为是交响曲,所以我对这个作品格外喜欢,或者严格地讲尊敬,是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从一位中国作曲家的手里,能出这样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我真是替他自豪.

笔者:从乐团到交响乐团,您一直在说要促进中国交响乐的民族化,国交在近几年跟您合作多次,很多曲目都是当代作品,您也经常把中国当代的优秀交响乐作品带到国外演出,请您谈一谈对中国交响乐民族化以及民族交响乐世界化的看法.

邵恩:好的,那么我们分两个问题来谈.第一,交响曲的民族化.民族化不是表面的,不是写几个五声音阶的旋律和弦就是民族化,民族化是要能够熟练地、灵活地、深入地运用交响曲这样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中华民族的思想内容、历史和文化,这个实际是真正交响曲的民族化,不是写几个民歌改编的小曲就是交响曲的民族化,这些尝试都是值得提倡的、值得赞赏的.但是真正做到民族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通过交响曲这样一种伟大的形式,这样一个前人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去创作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这方面是交响乐民族化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样的作品真是凤毛麟角.我不是说关峡的《希望》是唯一的,但至少是为数非常少的几个优秀作品之一,当然还有比如陈培勋的《心潮逐浪高》,这种类型的作品非常非常少,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音乐的国际化.中国音乐的国际化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我们现在也有一种误解,以为文化交流猎奇就是国际化,不.我们要把中国的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输出,要在西方的主流音乐社会当中深入人心,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

我觉得要把中国作品跟贝多芬、勃拉姆斯、理查·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等这些伟大的作曲家放在一起.

我这几年不能说做了很多,但是做到了一些.关峡的《霸王别姬》,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国作品在欧洲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和强烈反响,而这些评价和反响都是从纯音乐、纯文化的角度来实现的,我为中国作品能够在欧洲站住脚感到自豪.

笔者:中国交响乐团是我国的旗舰乐团,您与乐团合作频繁,那么请您谈谈对中国交响乐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

邵恩:我在国交开始比较多的工作,实际上是从关峡团长上任以来.关峡团长上任以来提出国交要以发展中国交响乐、弘扬中国作品作为它的主要办团方针,这一点我跟他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我非常同意.因为如果我们纵观世界各个国家的交响乐团,他们都有自己所谓的特长,而这个特长通过他们在国际巡演的节目单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都是把自己本民族的作品放在第一位,诠释本民族的作品.柏林爱乐以诠释德国音乐的权威、列宁格勒交响乐团以诠释俄罗斯作品的权威这样的面貌出现,那么我们中国的国家交响乐团以诠释中国作品的权威,来无愧于我们的光荣称号.

那么我们的交响乐落后于西方的主流交响乐,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创作.交响乐在中国是舶来品,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事业,它的历史比西方国家短得多.那么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和重担就比他们更重,我们要通过一个相对短好几倍的时间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在创作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真得任重而道远,肩上有着非常沉重的一副担子.

所以我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涌现大批的作曲家,涌现大批优秀的作品,这样才能够使中国的交响乐赶上去.我们在演奏方面跟人家差距是有的,但不是特别大.但是在作品方面的差距确实是非常大,从作品的质量和优秀作品的数量,都很不够.所以我觉得关峡团长开创了“龙声华韵”(音乐会品牌),他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这个平台去鼓励、去促进发扬新作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笔者:最后,请您说说对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团庆60周年的一些祝福,对乐团未来的一些期许.

邵恩:我觉得团庆60周年,按我的说法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二步.国家重视高雅艺术,把交响乐提到一个文化的层面来认识、来定位,而不是作为娱乐品,这个是一大进步.有很多人对于文化和娱乐这两个概念分不清楚.但是我们国家能够去提倡、去弘扬、去发展、去支持文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建团60周年,比之前在曲目等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进步,那么在今后还有更多进步的空间.我对乐团的期盼只是我们不断地进步,就像愚公移山一样,只要我们每天都在进步,这个乐团就会永远进步下去,它的水准的提升是无止境的.

笔者:咱来聊一聊对哈尼族风土人情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邵恩: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哈尼人非常纯朴、非常善良.对于通过劳动能自给自足、能够生存、能够发展非常认同,而且有上千年的传统,哈尼梯田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那个梯田看上去很漂亮,但实际上是经过非常艰苦的劳动,我觉得哈尼人的心灵和他们的梯田同样的美丽.

笔者:创作这首《哈尼印象》您最初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要把它创作成一首交响乐搬上舞台?

邵恩:是这样的,关峡跟我是同学,他们那个班5位同学30年前在赵行道(音)老师的带领下,曾经去哈尼、去云南红河地区深入生活,去采风.那时候因为我已经转到指挥系了,没有能赶上,我心里一直觉得是一个遗憾.那么哈尼梯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图片到处都是,我一直向往着能到这个几乎是与世隔绝,但是像天堂一样美的地方去一趟.后来那个团组织大家去采风,我虽然不是一位作曲家,但是我要求跟他们一起去,理由是将来我要去诠释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我也应该有机会亲临现场去看一看.

我去了以后,关峡跟我说所有去的人都要拿出作品来.我说我这么多年没写作了,我觉得心里头很没有底,很没有把握,他说不管怎么说你去了,你应该发挥你的积极性,应该能够创作一首作品,那么我就开始构思这个《哈尼印象》.

因为在我的脑子里,交响曲的形式,包括它的创作技法,因为我指挥了这么多年,有点根深蒂固,所以我就开始构思这个作品.但是我想如果创作40分钟的交响曲,乐队不会有这么多空间给我演奏,所以我把一个40多分钟的交响曲给它裁减,减到20分钟.但是仍然是4段,我不敢说4个乐章,太夸张了,4个小段.这4个小段其实是一个交响曲的雏形,它涵盖了一首交响曲应该有的元素,但是它没有被充分地发展,因为篇幅有限.

笔者:这个曲子后来做好之后有演出过吗?

邵恩:演出过几次.

笔者:您觉得这个演出的过程以及听众的反响呢?

邵恩:我的这个作品,乐队反响很好,因为首演的时候大家排练都很认真,而且很配合.我这个作品实际上受中国古诗的影响,因为中国古诗的雏形是上半阙写景,下半阙抒情,那么我的第一和第二段是以写景为主,第一段是写哈尼的日出,第二段是写哈尼人在欢乐的时候跳舞的一个场面.虽然有人物在里面,但是它仍然属于写景的部分.

那么三四乐章就是抒情了,第三乐章叫古歌,因为哈尼它的文化传承,实际上是通过哈尼古歌这样一种形式,它没有文字,他们的语言是通过哈尼古歌然后把祖先的律法,包括哈尼人的审美观、道德观、是非观、他们所追求的生活,通过古歌的形式传承下来.古歌当中也有一部分是描写哈尼这个民族的辛酸史,因为他们不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经常要躲到深山里才能够生存.深山里的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保存了对劳动的热爱,这点我真得非常受感动.包括哈尼族的安定、公正的生活,他们没有贪婪、没有占有欲,他们是在一个互敬互爱的环境当中生活.

最后一个乐章我写的是归天,是对死亡的认知.哈尼人他们对死亡的认知可以说是很奇特,但是又可以说是非常高尚.因为哈尼族他们的土地有限,人死了以后他们只能够通过火葬的方式用柴堆把遗体分化,分化了以后遗体的灰烬和柴堆燃烧的灰烬混在一起分不出来,然后他们就散到田里去作为肥料,这样的话生长出来的庄稼、生长出来的食品再吃下去,他们觉得他们祖先亲人的这些元素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是对他们祖先最高级别的怀念,通过这种方式来永远记住他们逝去的亲人.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觉得他们高度地做到了源自自然、回归自然的这样一种循环的方式,所以我写了这个乐章的音乐,来赞美、来歌颂、来崇拜.

笔者:我看您刚才给我发了一张白虎和狼的照片,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哈尼族他们本身精神的所有?

邵恩:我觉得是这样,虎狼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可能是很凶恶或者是食肉动物.但是《狼图腾》这个电影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所阐释的道理、自然的法则,我觉得我很认同,虎和狼它们有一种特性,就是说它们只是在饿的时候去吃肉,它们不饿的时候它们不会侵犯别的动物.它们虽然是食肉动物,可能是以其他动物的尸体作为食品,但是它们并不是无限的贪婪,我们现在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远远超过我们的需要.

哈尼不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虎狼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性格,他们是热爱和平、热爱安定生活的一个善良的民族,但是至少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没有寻找到贪婪二字,我觉得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觉得非常震撼.

笔者:您其实也是很向往像他们一样尊重自然,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公平公正.

邵恩:是的,虎狼这首是有点黑色幽默,哈尼族在山上这么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且他们很容易满足,当他们生存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他们就很快乐.

笔者:在您创作《哈尼印象》这首曲子的时候,您从作曲的角度或者在创作的过程有没有一些体会?

邵恩:是这样的,我在创作当中很痛苦,因为我自己设计了好几套方案,一直在思考、在写,我都不满足,我觉得我的音乐配不上哈尼民族,我觉得我的音乐不能够足以充分地去通过音乐的方式体现这个民族的真善美,我觉得这点上我很内疚.但是最后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使这个作品经过了几次的修改、几次的斟酌之后,逐渐地能够让我能够拿得出手,能够说得过去.从形式上来讲,我刚才讲过了,我受西方交响曲形式的影响很深,我还是想通过交响曲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仅是直接地去体现我看到、听到的东西,而是去提炼我看到、听到的东西,使这个提炼以后的音乐作品能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能够从哲学、美学、人类学这些方面去体现这个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一个照相式的写照.

笔者:那未来您还希望对这个《哈尼印象》进行其他演出的时候再进行再度创作,能够把它细化成一部更优秀的作品吗?

邵恩:我觉得这部作品我现在已经定稿了,我经过这些修改以后,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作品我认为应该是完整的作品了.那么如果将来再去创作,那是去写新作品,而不是再去修改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最大的优点是它的精炼,它这个作品里没有渲染的部分,我觉得这点是我值得自豪的部分.

笔者:您觉得像哈尼族的音乐作品是不是可以代表中国民族音乐,到国外去演出,也是像一个窗口一样?

邵恩:我觉得我们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都应该拿到国外去演出,这些作品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交响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那么《哈尼印象》这个作品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满天繁星当中的一颗,而不是最亮的一颗,有很多的作品应该说是比这部作品的水平高.我这部作品不是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作品,但是绝对不是一个能够数一数二的,能够代表这个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成就,没有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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