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服务贸易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服务贸易的运行特征与政策选择，本文是有关服务贸易开题报告范文和服务贸易和国服务贸易和运行特征方面论文例文.
目前国际贸易持续低速增长,主要经济体相继调整贸易政策,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正经历着五个转换,即经济格局由“供给短缺型”向“需求不足型”转换,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转换,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换,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向技术和创新驱动转换,经济体制由“半市场经济”向“全市场经济”转换等,都成为制约我国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成为化解服务贸易增长动能不足的必要措施.根据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的运行特征,“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应该以结构调整、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为目标,培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动能,提升服务贸易质量.
一、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
运行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发展,为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国服务贸易在增长速度、结构调整、服务外包等方面呈现良好态势.但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服务贸易运行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将会制约和影响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
1．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波动幅度较大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服务贸易增长迅速,进出口总额由2000年的707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6575亿美元,增加了8.3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远高于同期全球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二的地位,高于位居第三位的德国14.5个百分点.
从表l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运行速度较快,但不稳定性特征表现得也十分明显.就出口而言,2004年增幅最高,比上年增长了41. 5%,2007年的增幅也达到了31. 6%,但2009年却出现了12. 3%的负增长,峰顶与谷底相差53.8个百分点.即使不考虑金融危机的影响,2004年与2016年的增长率也相差46.7个百分点,与2015年相差41.7个百分点.就进口而言,既有增幅明显的2004年的31. 6%．2014年的30.8%．也有2015年0. 5%和2009年的零增长.从图l可以直观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年增长速度超过20%的有7个年份,但增幅低于10%的也有4个年份,震荡波动幅度较大,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容易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抵御世界市场风险的能力有限,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增强.
2．传统服务贸易占绝大部分比重,但增长速度较慢
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中传统服务贸易占绝大部分比重.2000年构成传统服务贸易的运输服务、旅行服务和建筑服务进出口总值450亿美元,在服务贸易中的占比达到63. 6%.此后除个别年份外整体呈现下行趋势,到2009年降至56. 2%.2010年后服务贸易占比又呈现逐渐增加态势,到2016年传统服务贸易进出口合计4411亿美元,占比提升到67. 1%.自2000年到2016年我国传统服务贸易平均增长速度为15. 3%.传统服务贸易占比相对稳定说明我国传统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改变传统服务贸易运营模式,提高技术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传统服务贸易占比较大,所以从图2可以看出传统服务贸易的增长趋势与服务贸易总值的走势基本吻合.
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为代表的新兴服务贸易在2000年合计只有35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值的5.0%,到2016年这三个部门的进出口合计上升到609亿美元,增加了16.4倍,在服务贸易总值中占比为9. 3%,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9. 5%.新兴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传统服务贸易,但也表现出波动性较大的特征.
3．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部门集中度较高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增长迅猛、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服务贸易经常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额持续扩大.进出口差额从2000年的- 13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 2409亿美元,增长了184.3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8. 6%.除个别年份外,贸易逆差基本上呈持续扩大趋势.
逆差额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保险、知识产权使用费等部门.旅行服务曾长期是我国服务贸易中的顺差大项．2000年顺差额为30亿美元,此后顺差规模逐年扩大,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96亿美元.2009年首次出现40亿美元的逆差后,逆差额持续扩大,到2014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833亿美元,到2016年更达到创纪录的2167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额的80%以上.运输服务也长期处于逆差状况,为我国第二大逆差来源部门,2000年运输服务逆差仅为67亿美元,到2016年增长到468亿美元,增加了5. 99倍,年均增速13. 8%.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第三大逆差部门,2000年逆差额为13亿美元,2016年扩大到228亿美元,增加了16.5倍,年均增幅约19. 6%.2016年这三个部门逆差合计2863亿美元.
从图4可以直观看到,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基本上呈持续增加态势,但增长速度大起大落,震荡幅度明显.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与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的调整,加工服务是我国顺差最大的服务贸易项目,顺差额由2000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84亿美元,年均增幅8.8%：其次是其他商业服务,顺差额由2000年的4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47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30.8%：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除2002年4亿美元的逆差外,其余年份保持顺差,顺差额由2000年的12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27亿美元,年均增幅15. 9%.我国新兴服务贸易基本保持顺差状态,在一定程度说明其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发展空间较大.
4．京、沪等少数地区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地区结构失衡
从地区结构看,我国服务贸易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态势.到2015年我国东部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全国占比达到85%,其中长江经济沿线、京津冀地区、珠三角经济圈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六成还要多：中西部地区合计仅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15%.从各省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来看,北京市、上海市长期位居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前两位,是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地区.
2015年北京市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302.8亿美元,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同比增长17. 8%,在本地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达29.0%,在全国服务贸易中的占比18. 3%.其中,北京服务贸易出口额490.7亿美元,同比增长12. 8%,占全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7.0%：服务贸易进口额812.1亿美元,同比增长21%,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重的19. 1%.服务贸易出口中的保险、金融、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文化和娱乐等新兴服务贸易出口累计达266.3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54. 3%.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北京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到1508.6亿美元,同比增长15. 8%,其中出口额532.1亿美元,同比增长8. 4%,进口额976.5亿美元,同比增长20. 2%,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从主要领域看,服务进出口排名前三位的领域分别是旅行,运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三大领域共占北京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2. 1%.电信、保险、法律、金融等新兴服务贸易进出口分别占全国同类服务进出口的70. 4%、62. 4%、45. 8%和40. 3%,相对优势明显.
2015年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966.7亿美元,全国占比高达27. 6%.传统服务贸易继续迅速发展,其中旅行服务比上一年增长16. 7%,建筑服务增长68.6%：新兴服务贸易也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其中保险和养老服务增长78. 8%,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长49. 4%,金融服务增长22. 2%.上海市服务贸易出口增幅高于进口增幅,显示出上海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快速提升.仅北京、上海两地就占2015年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45. 9%.广东省服务贸易近些年也取了长足发展．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131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 5%,2011-2015年年均增长20. 9%.广东省服务贸易结构也逐步优化,计算机、保险、金融、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如果再加上广东省,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就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64. 3%,接近2/3的份额.这一现象显示上海、北京、广东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增长点,也是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经济区：另一方面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在地区结构上的严重失衡,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发挥重点地区服务贸易的相对优势,带动我国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根据中西部地区发展服务贸易的环境、经济优势,制定相应策略,激发潜在活力,促进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地区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5．新兴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但占比依然较低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我国以高附加值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加快转型,促进了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业管理和咨询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力带动了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调整和规模扩大.2016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至265.2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12.9%：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出口达303.2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l4.7%：技术出口116.6亿美元,占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5.7%：三部门合计出口685亿美元,占服务总出口的33. 2%.高附加值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发展提供了助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尽管新兴服务贸易近些年发展速度较快,但占比依然较低,显示我国服务贸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
一、当前我国服务贸易
竞争力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服务贸易运行过程中不仅震荡幅度加大,运行的稳定性减弱,而且其国际竞争力也呈现降低的趋势.
(一) 贸易竞争力指数( TC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TC指数）是衡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均具有可比陛.TC指数取值在-1与l之间.若TC大于o,说明该国是净出口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TC小于o,说明该国是贸易的净进口国,国际竞争力较弱.从表6可以看出,2000-2016年,美国、英国服务贸易TC指数均大于0,印度TC指数也从2004年后持续大于o,表明这三国是服务贸易的净出口国,存在服务贸易顺差,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高于世界服务贸易平均水平,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中美国、英国TC指数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说明这两国服务贸易不仅具有国际竞争力,而且其国际竞争力是不断提高的：德国、巴西与我国的TC指数小于0,表明这三个国家是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发展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但德国的TC指数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0.25提高到2016年的-0.06,表明德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形成.我国服务贸易TC指数与巴西相似,呈现持续恶化态势,我国TC指数从2000年的-0.08降低到2016年的-0. 37,竞争优势弱化趋势十分明显,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呈持续下降态势.因此,提升我国服务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是今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RCA指数)是衡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综合考虑了一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和世界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利用两者的相对比值反映了一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一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从表7可以看出,我国具有极强国际竞争力的是与货物有关的服务和建筑服务,其中与货物有关的服务RCA指数持续递减,从2005年的5. 82下降到2016年的3. 67．竞争优势衰减趋势明显.建筑服务自2008年后呈现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并在震荡中缓慢上行,到2016年上升到3. 00.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到2016年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具有极强竞争优势的这两个部门,分别占比11. 4%和6%;其他商业服务在2016年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比27.8%：具有中等竞争力的是运输服务,旅游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保险和养老服务,到2016年约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51. 3%,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绝大多数部门缺乏国际竞争力,竞争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竞争力较弱,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约占3. 5%.这些部门所占比值不高,但却是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产业关联度最高的行业,对服务贸易、服务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求采取措施调节服务贸易结构,着重提升落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印度各服务贸易部门的贸易竞争力指数见表8.印度具有极强竞争力的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是其他商业服务,具有中度竞争力的是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其他行业竞争力较弱.印度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强,但印度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在印度服务贸易中的占比到2016年达34. 2%,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说明该行业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且是印度的优势行业,通过服务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能够带动相关部门的协同发展.与印度服务贸易结构相比,我国亟需培育具有极强竞争力,同时又具有带动作用的服务贸易龙头产业.
参照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经验,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首先应该培育其核心竞争力,形成具有相对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的行业.美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英国的金融服务,日本的建筑服务,印度的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巴西的其他商业服务都具有类似特征,它们不仅在其本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中占比较大,甚至是最大比重,而且具有极强的贸易竞争力.而在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中,缺乏既具有极强竞争优势,占比又相对较高的支柱性产业.另外,我国的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以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等竞争力较弱,而这些行业在发达国家都是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在英国甚至具有极强竞争力,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水平的提高,金融服务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迫在眉睫.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
贸易促进政策选择
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及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我们应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培育服务贸易发展新模式、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等.
1．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探索服务贸易新模式
互联网正在重塑传统产业,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全面融合.在广度上,“互联网+”正在以信息通信业为基点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在深度上,“互联网+”正在从信息传输逐渐渗透到销售、运营和制造等多个产业链环节,促进产业链的开放融合,将工业时代的规模生产转向满足个性化长尾需求的新型生产模式.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制度环境下,服务贸易也能够利用“互联网+”带来的巨大潜力,创新贸易模式.首先,“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技术和交易平台降低了企业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沟通成本,支持各种业务流程的外包或离岸外包工作.企业将业务分包到其他公司,或者雇佣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职业者来降低劳动成本,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其次,搭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平台.信息平台将用户资源和技术资源开放给合作伙伴,中小微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行的外包方案,在线外包成为企业发展的实用选择.还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个性化营销,降低了中小微企业与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提高了创业成功率,形成了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最后,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支持和鼓励更多的地方政府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基金,在引导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中小型电子商务企业支持的同时,逐步放开外商投资电子商务业务外方持股比例限制.
中小微企业对信息化需求非常高,但同时信息化成本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低成本、高效率的互联网平台提升中小微企业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对新兴技术带来的贸易模式认识不足,缺乏在现实中主动运用新兴贸易模式的理念和勇气.
2．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产业融合度高、创新活跃、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力量之一.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普遍较高,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依靠研发设计、商务服务、市场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先优势,主导着全球生产网络和产品价值链,显著提高了产业发展素质和资源配置效率.全球生产制造服务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围绕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我国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同发达国家有l倍以上的差距,已成为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十三五”时期努力发展生产性服务,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先要发展跨境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在双边、多边自贸区内开展跨境人民币借款、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等跨境金融业务.其次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优化创新投入的配置,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以研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等领域为重点,推动新技术的研发、交易和使用,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同时确立大学、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方面和企业在应用技术创新方面协同发展的格局,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最后是发展物流服务贸易,完善口岸货物集疏运体系,加快发展船舶、飞机融资租赁等高端运输服务业及交易平台,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集成服务水平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型企业.
3．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东部地区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迈向对外开放前沿.2013年9月和10月我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3年底“一带一路”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1月我国出资400亿美元发起成立丝路基金.许多省区市对“一带一路”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明确了本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定位.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与我国在产业结构、市场互补等方面契合度较高.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仅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就达到了9950亿美元,同比增长25%：在沿线49个国家中投资达1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至2015年底,中国已与沿线的60个国家签订了3987个基础设施共建合作协议,包括高铁、港口、机场以及道路,涉及资金总额926亿美元：其中在23个国家设立了77个境外合作区,共有中国企业946家.货物贸易、工程承包、直接投资、服务外包逐渐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也为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16年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额达到953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 7%,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 5%.
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首先要具备国际经济视野,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市场整体来设计服务贸易的进入模式、发展重点和产业顺序.在目前工程承包、服务外包的基础上逐步导人服务贸易的新业态,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其次是根据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谨慎选择进入路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消费习惯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别,使其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不尽相同,市场规模也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各地区就需要从自身经济条件出发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服务产品,逐步形成多部门、跨行业的服务产业链,加深双边的经济合作.最后遵循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逐渐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4．整合落后地区的服务贸易资源,促进服务贸易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
我国服务贸易呈现明显的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上海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10年的1046.7亿美元发展到2015年的1966.7亿美元,年均增长13. 4%,全国占比高达27. 6%,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西部地区排名第二的陕西省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5亿美元,同比增长34. 6%,仅占全国的1.33%,其中出口40.5亿美元,进口54.5亿美元：甘肃省201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占全国的o．17%,其中出口总额0.7亿美元,进口总额11.3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差额巨大.协调地区间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促进落后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整合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首先是要在空间布局方面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优势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承接沿海加工制造业转移,促进创新发展：其次注重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加强国际综合运输通道、国际航运、国际物流体系、口岸设施等的建设,在物流发展的基础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最后是发挥各地区相对优势,培育服务产品的国际竟争力.西南地区依托广西东兴、云南瑞丽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构建面向东盟和南亚的区域经贸合作区,不断扩大与周边国家贸易投资人民币结算范围和规模：西部地区新疆重点围绕喀什、霍尔果斯两个特殊经济开发区,构筑内地及周边国家物流大通道,建设深化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北部和东北地区以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为主,通过建设边境自贸区,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深化与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的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形成东北亚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责任编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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