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昭君诗的唐宋之变，本文是唐宋类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昭君诗和昭君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清人蒋士铨说：“宋人生唐后,开辟真为难.”此语道出了宋诗创作之不易.尽管如此,面对辉煌的前代财富,在影响之焦虑下,宋人还是开辟出了一方新的诗歌天地.这其中,写作手法的转变、思想境界的超越、题材的扩大都是影响宋诗整体风格的重要因素.这种创新性在面对传统主题诗歌创作的继承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瞩目.本文仅以王昭君这一主题诗歌为例,一窥宋诗在这类作品中的开拓之功.
一
王昭君本是乐府诗中的一个主题,据称最早出现于汉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曰：“《王明君》,一曰《王昭君》.《唐书·乐志》曰：《明君》,汉曲也.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以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悚动左右,天子悔焉.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1]（P652）
在《乐府诗集》中,以昭君为题材的诗歌按乐曲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相和歌辞中的吟叹曲《王明君》,一为琴曲歌辞中的《昭君怨》.其《昭君怨》解题曰：王嫱,字昭君.《琴操》载：“昭君,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门户.穰以其有异于人,求之者皆不与.年十七,献之元帝.元帝以地远不之幸,以备后宫.积五六年,帝每游后宫,常怨不出.后单于遣使朝贡,帝宴之,尽召后宫.昭君盛饰而至,帝问欲以一女赐单于,能者往.昭君乃越席请行.时单于使在旁,惊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纵酒作乐.遣使报汉,白璧一只,騵马十匹,胡地珍宝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单于死,子世达立,昭君谓之曰：‘为胡者妻母,为秦者更娶.’世达曰：‘欲作胡礼.’昭君乃吞药而死.”[1]（P1239）
从记载看,除了乐曲类型和源起不同（一为旁人怜昭君而作,一为昭君自作）外,两类昭君诗所歌之内容和所抒之情大略相似.总结而言,便是“怜”“恨”“怨”“思”：怜远嫁,恨不遇,怨君王,思中原.除此之外,或许还要加上一个憎画师.传统昭君诗即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
唐代的昭君诗,在诗歌表达技巧和抒情手法上的成熟和完善是不消多说的,若论其主题和情感基调,则基本是乐府的延续.从骆宾王的“敛容辞豹尾,缄怨度龙鳞”；李白的“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到白居易的“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戴叔伦的“到死不得归,何人共南望”[2]（P657,P659,P662,P664）；这些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容貌出众却命运可悲的形象,其内容主旨也莫不在写昭君由于命运的捉弄,空怀美貌不得圣眷垂怜,不得不泪别宫廷,远嫁夷地,死埋荒冢.其情感色彩也相应以悲叹怨恨万为主,连杜甫的《咏怀古迹》也不例外.王昭君就如一位满腹经纶的才子,空怀高志却得不到命运的眷顾.总之,唐代的昭君形象与同时期其它宫怨诗中的女性形象别无二致,都是诗人们对个人命运不偶、怀才不遇之情的寄托,昭君意象也因此具有了某种固定的象征意味.
若说唐代昭君诗在对传统乐府诗主题和情感表达的纵向延伸上有莫大功劳,那么宋代昭君诗则是在横向上于这两方面对前代诗歌有了很大开拓.我们今天看到“昭君”这个女性形象所联想到的高洁气节和爱国精神等“意”,可以说几乎都来自于宋人.下面笔者就在此基础上对这两方面进行逐一分析.
二
相对于唐代较为单调的主题,宋代昭君诗的主题可谓丰富多彩.这样的丰富性主要是宋人通过对历史记载的昭君故事的解读和重构来完成的.这其中有四个主题尤为突出：
（一）貌美性洁,耻赂画工
昭君与毛延寿的典故是昭君诗里的常见情节,最早见于《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3]（P31）
唐代诗人对这个故事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昭君的薄命和画师的无情上,如“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沈佺期《王昭君》,一说为宋之问作）；“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李商隐《王昭君》）；“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亲”（梁献《王昭君》）.[2]（P664,P1034,P6209）而昭君不赂画工的原因,在这段记录中是不明的.
在唐代,有极少数诗歌对这一模糊情节做了想象.如李白《王昭君》“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是把昭君不赂的原因归于她的清贫,带有自嗟的味道.刘长卿《王昭君》“自矜妖艳色,不顾丹青人.那知粉缋能相负,却使容华翻误身”；把昭君拒绝贿赂画师的原因归为其过于高傲,自恃貌美,不屑向画师输金,带有明显贬刺意味.施肩吾的“马上徒劳别恨深,总缘如玉不输金.已知贱妾无归日,空荷君王有悔心”,皎然的“自倚婵娟望主恩,谁知美恶忽相翻.黄金不买汉宫貌,青冢空埋胡地魂”[2]（P5208,P9247）；也都写到昭君因自恃美貌不屑输金,却不想为自己招来如此祸患.这种表达方式,让人感到在诗人意下,如果能够预见这样的结局,昭君或许也会产生悔不当初之慨叹.
总之,不管昭君愿不愿意与画师合作,是缺乏润笔之资,还是过于倚重自己的美貌,在诗人笔下,她只是一个并没有什么过人德行、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的弱质女子,任凭意想不到的外因摆布,徒然悲叹自己远嫁异乡、客死蛮荒的命运.
宋代诗人在对这一故事的解读上,与前朝相比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这主要在于诗人不再空叹薄命,而是把目光聚焦在了昭君不赂画工的原因上：蛾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无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曾巩《昭君怨》）[3]（P5552）
不惜将黄金,争头买颜色.妾貌自可恃,谁能苦劳力.（文同《王昭君四首》其一） [3] （P5304）
汉家离宫三十六,宫中*皆胜玉.昭君更是第一人,自知等辈非其伦.耻捐黄金买图画,不道丹青能乱真.（ 刘敞《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3]（5780）
昭君自恃颜如花,肯赂画史丹青加.宁辞玉质配夷虏,但恨拙谋羞汉家.（李纲《明妃曲》）[3]（P17609）
天生国艳或为累,金赂画工宁不耻.（陈造《明妃曲》） [3]（P28031）
从诗中可见,在宋人的想象中,昭君不赂画师的原因与刘长卿诗相似,但宋人对此的评价却与刘长卿的讽刺截然相反,也无施肩吾、皎然的怜悯懊悔之意,而是对这一主动性的拒绝行为充满赞誉.
在这些诗中,有一个意象的运用颇值得注意,那就是“玉”.“玉”是以往昭君诗常用到的意象,玉为玉颜,美好女子比颜如玉.玉也是玉质,君子亦比德于玉.昭君的美貌本就如白玉无瑕,怎须靠黄金佐证,怎能用黄金玷污？这就像一个本就秉持高尚操守的人,如何肯同流合污行各种不耻之事？在宋诗中我们能感到,虽然同样在诗中用到“玉”,但“玉”的隐喻发生了从容貌到德行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变,人们对昭君的赞美也从美貌转移到了德行上.
（二）远嫁异域,唯忠与义
这类诗歌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被迫远嫁,一是自荐请嫁.
先看第一类.昭君远嫁是为了和番,作为笼络匈奴的手段,这对于昭君个人来说是不幸的事,对于整个汉朝政权来说却有莫大意义.对此唐代昭君诗着重突出感慨的是昭君个人的不幸,较少提到和番对国家的意义.迄今可见的只有唐末诗人崔涂的《过昭君故宅》与众不同：“以色静胡尘,名还异众嫔.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骨竟埋青冢,魂应怨画人.不堪逢旧宅,寥落对江滨.”[2]（P7773）崔诗前半部分赞扬昭君出塞的功绩,后半部分则又落入对昭君命运的悲叹、对画师的怨憎之情,“以色静胡尘”的功绩并不能减少这份感伤.昭君既然有功于家国,却不得死归故里,那么对于昭君本人来说,这一切似乎只是徒增哀怨而已.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诗人开始将昭君对家国王朝的功绩写入诗中,如：当时望幸君不顾,泪湿花枝怨无主.一朝按图聘绝域,慷慨尊前为君去.（姚宽《昭君曲》）[4]（P22061）
巫峡江边岁屡更,汉宫日月亦峥嵘.此身端可清边患,谁惜龙沙以北行.（陈长方《王昭君》）[4]（22252）
路人私语泪栖睫,况妾去国怀君恩.穹庐渐耐胡天冷,政复难忘心耿耿.夜深拜月望长安,顾叹当时未央影.胡雏酌酒单于舞,铭肺千年朝汉主.传闻上谷与萧关,自顷耕桑皆乐土.向来屯饷仍缯絮,庙算年年关圣虑.但令黄屋不宵衣,埋骨龙荒妾其所.（陈造《明妃曲》）[4]（28031）
和戎何惜遣蛾眉,悔恨徒然杀画师.汉主深恩如可报,妾身死虏亦无辞”.（黄庚《明妃》其一）[4]（P43602）
毡城万里风雪寒,妾行虽危汉室安.单于世世求和亲,汉塞自此无风尘.（宋无《昭君曲》）[4]（P44767）
这类诗的结构往往分两部分,一部分继承传统,写昭君去国之哀,另一部分则笔锋一转,述其慷慨为国之志.这些诗中为我们重塑了一个崭新的昭君形象：远嫁虽非出自本愿,但既然现实无法改变,那再伤感怨恨也无济于事,不妨在既定事实上重头审视,实现自己的价值.昭君对家国的耿耿之志,不因被迫远嫁而改变,如果能换来胡人千年朝拜,边境安宁百姓和乐,换来“汉塞自此无风尘”,那么即使自己远赴朔风万里的蛮夷之地,埋骨荒野,也算死得其所了.这样的昭君故事也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味道了.
再说第二类,请嫁单于.昭君自荐出塞的故事本源于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4]《乐府诗集》所引《琴操》中也有类似情节描写.有趣的是,这一自请出行的情节虽然在今天脍炙人口,但于今存唐诗中未尝一见.真正发掘昭君“因掖庭令请行”这一自荐行为的是宋人.如吕本中《昭君怨》：“昭君请自嫁单于,当时各倚颜如玉.露鬓云鬟胡地尘,帐中谁是可怜人.”[4]（P18078）
如果说吕诗中昭君自荐的原因尚与《后汉书》一致,是出于对自身容貌与待遇差距的无奈和不忿,其主要情绪也依旧流连在“积悲怨”三个字上,那么后来的南宋人对此故事的最大改造,就是改写了昭君“因掖庭令请行”的原因.且看赵文《昭君词》：君王要宁胡,借问谁能行.女伴各惧怯,畏此道路长.慨然欲自往,讵忍别恩光.倘于国有益,尚胜死空房.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4] （P43236）
诗中昭君“请掖庭令求行”的原因由“积悲怨”变成了为国“宁胡”,昭君的形象也因此被塑造成一位勇敢无畏、凛然大义、为靖国难主动请缨的靖边女英雄,这又比被迫远嫁为君分忧更进了一步.
与之相关的,昭君诗中也开始出现一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崭新意象,如用卫青、霍去病等定边大将的人物意象做比附：“世言如花人薄命,谁识如花入卫霍”（谌祜句）[4]（P44048）；“羞貌丹青斗丽颜,为君一笑静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刘子翚《李伯时画十古图郑尚明作诗诗辞多振绝因为同赋明妃出塞》）[4]（P21402）.“麒麟阁”也成为昭君诗中的典型意象,除上诗外还有如许棐《明妃》“好把香闺旧脂粉,艳妆颜色上麒麟”等?[4]?（P36842）.汉甘露三年,匈奴归降,宣帝追思往日,命人画十一功臣图像供奉于麒麟阁中.此后麟阁便成为至伟功绩和无上荣耀的代表,更成为士大夫建立不世功业宏愿的象征.把昭君比作麒麟阁功臣,这是以往昭君诗、甚至女性主题诗歌中从未出现的情况,彰显着诗人对昭君的绝高赞誉.
其实有宋一代并无和亲行为,宋代士大夫主流思想也反对和亲.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条下议论说：“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5]（P382-P383）如此看来,昭君诗中对昭君的赞誉并非是对和亲这一行为表示称赞,而是诗人对时局的感慨.
南宋的这类昭君诗,除上述将昭君塑造成靖边英雄形象外,还有一种是借昭君功绩对庙堂之士进行辛辣讽刺的,如刘克庄《王昭君》：“薄命随尘土,元功属庙堂.蛾眉如有用,惭愧羽林郎.”?[4]（P11325）释智圆《昭君辞》：“昭君停车泪暂止,为把功名奏天子.静得胡尘跗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4]（P1538）盛世忠《王昭君》：“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4]（P39857）这类讽刺的诗歌与上述赞颂诗歌是一体两面的.
（三）莫论胡汉,唯在知心
这类诗源于王安石《明妃曲》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虽然此诗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但后世仍有人规模其意,如吕本中《明妃》：秦人强盛时,百战无逡巡.汉氏失中策,清边烽燧频.丈夫不任事,女子去和亲.君王为置酒,单于来奉珍.朝辞汉宫月,暮随胡地尘.鞍马白沙暮,旃裘黄草春.人生在相合,不论越与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长苦辛.君看轻薄儿,何殊胡地人.[4]（P18047）
此诗前半部分讽刺昭君悲剧的成因在于朝中失策,君臣不济；后半部分笔锋转至说昭君与其留在汉宫中不受宠信,哪如远赴胡地寻到知己.那些颠倒黑白不辨美丑的汉家子弟与胡人相比又如何呢？《苕溪渔隐丛话》赞此诗说：“古今辞人作《明妃辞曲》 多矣.意皆一律.惟吕居仁独不蹈袭.”[6] （P330）其实此诗结尾正是对王安石诗意的演绎.
除此之外,吕本中还有一首《昭君怨》写道：“延寿无金翠钿销,铜丸擿鼓晚来朝.宁为龙塞青青草,不作昭阳细细腰.”[4]（P18264）塞草虽身处荒蛮,但生在天地旷野,茁壮葱青；昭阳殿的们却要时时看人脸色,为迎合君王喜好,得一时之宠,不惜节食饿死.两相对比,以往同类诗中昭君卑弱无助的形象被一扫而空,诗人把昭君的怨气尽数化为傲气,让人读来颇感到一种来自刚强心性的震撼.
此外还有一生推崇苏轼的蜀地诗人李流谦,在一首关于昭君的诗中也赋予了主人公类似的刚节：“那知韶葩妍,有此秋节刚.千金非我爱,所重在行藏.奋然斩画史,低头笑君王.……年年鸿雁归,不寄一字将.却悲降将军,高台望故乡.至今青冢上,沙草不肯黄.”[4]（P23859）作者同样赞扬了昭君睥睨汉家君臣、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斩断对君王及汉庭眷恋的刚节.
三伴随着主题的拓展和转变而来的,是宋代昭君诗情感上的变化.如上所述,唐代昭君诗的情感基调主要围绕着“怜”“恨”“怨”“憎”“思”而来,其缠绵婉约令人读之慨叹.宋诗中的这些情感则消解了.
以宋代最著名的翻案之作,王安石两首《明妃曲》为例,总体来看,“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是从艺术创作规律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位美人的真正风度是画家无法画出的,这其实从另一方面化解了昭君对画师画笔失真之恨；“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用后半生失宠的汉宫皇后与作为北地阏氏的昭君做对比,认为二者并无区别,以此作为对家人悲思之情的劝说,反之也部分消解了昭君对中原的思念之苦；“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以但得知己为乐,更是消解了远嫁夷狄之悲.如此这般,传统昭君怨中常出现的五种悲怨情绪在王诗中被化解了四个.
王安石《明妃曲》一出便在士大夫间引起强烈反响,司马光几乎立刻就做了一首《和王介甫明妃曲》,其中写道：“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萧望之是汉代名臣,曾在宣帝时主张和亲,于元帝时因受谗陷而自杀,在他死后十四年,元帝同意呼韩邪单于的和亲请求,遣昭君远嫁匈奴.在这首诗中,诗人模拟昭君口吻,以第一人称主人公形式叙述其由自身经历联想到与之命运相似的萧太傅,于是这样一场出塞仿佛成了一出忠臣死谏的历史悲剧.虽然远嫁蛮荒非其本意且不可挽回,但面对已然如此的结局,主人公却能跳出一个普通的身份,将个人命运置之一边,站在朝廷和天子的立场上用辩证的眼光审视这场和亲,苦谏汉主明辨美丑中奸,提醒天子从悲剧中接受教训.同时,由于是主人公主动发现了这场不幸中的意义,其中的悲怨之情也随之被大大化解了.司马光塑造的这位忠诚敦厚的昭君形象虽然是对王安石诗中明妃形象的反驳,却消解了传统昭君诗中的另一种悲观情绪——对君王的怨恨.
在传统典故记载和诗歌作品中,昭君的怨情来自于她的悲剧命运.导致这一悲剧命运的原因有很多,君王的冷漠、画师的贪婪、政策的无情,最重要的是昭君本人面对这一切的无从抵抗.作为一名普通的柔弱,昭君有貌无势,无力抵抗一切不公,只能被动接受她的命运,她的出塞不是她的选择,当面对悲剧到来时,她对这一切是怨恨的,但也只能以哭泣抒发自己的怨恨之情.昭君的悲剧是令人哀怜的悲剧.而宋代诗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赋予了昭君把握命运的主动性.在上述昭君主题之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宋人是如何通过对主题写作改变这些悲怨之情的.
在“耻赂画师”的主题中,昭君明辨是非,始终坚守高洁的自我人格,她对输金行为的拒绝是一种自我持守的表现,也是其自觉志意的彰显,即使可能因之遭受跌宕不公的命运,也绝不妥协动摇.
在远嫁异域主题的第一类诗中,虽然昭君的出塞是被迫的,但一旦认识到自我命运的这种不可更改性,昭君就立刻收拾起个人的感伤情绪,把思考的焦点放到了和亲行为所带来的家国利益上.出塞是崇高的使命,既然命运选择了我,我就要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哪怕饱受毡城万里的风雪之寒,身死虏地也在所不惜.坦然接受这样的命运,并期望努力完成它,这是这类昭君诗的主动性所在.而远嫁的第二类主题,“自荐请嫁”更是昭君主动性最有代表性的一类诗歌.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让昭君自觉选择了这崇高的使命.她不再是坐在马上弹着琵琶边垂泪的可怜人,俨然成为豪迈慷慨的靖边功臣、将军.
从泪眼低垂到慷慨悲歌,传统昭君诗中对个人命运的哀怨之情终于为家国天下的雄壮志意所替代,昭君从一位女性的小我中跳出来,融入了士大夫平天下的大我中,昭君的悲剧于是成为了一幕崇高的悲剧.而且,我们还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改变,此类诗中昭君对汉主的态度越加深厚,从怨也无用不如慷慨辞去,到埋骨龙荒亦无所怨,到感慨汉主深恩不惜以身为报,最终诗中昭君对君主之怨也尽消于无.
在“唯在知心”主题中,昭君在以自己的意志为出发点,打破胡汉狭隘的民族视角后,发现出塞的意义是寻求真正赏识自己的知己,至于那些有眼无珠和恶意贬低自己的人,不论地位有多高,她都是不屑与其为伍的.出塞成为昭君重新审视她的生命后做出的一项对的选择.
正是昭君出塞悲剧的主动性意味,使诗歌中以往那种自怜自艾的悲凄被悲壮所取代.在对这种主动性进行写作的时候,宋人用高尚品节和刚性精神代替了昭君原本婉约柔弱的性格.昭君的命运由于是她自己选择、自己把握的,所以即使是苦难是忧患也要变成“乐”.这让人联想到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西西弗的石头是他的事情,昭君的命运也是她的.不能不认为她是不幸福的.
四
宋代昭君诗的种种转变显然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关系密切,这其中理学的盛行、疑古精神的发扬、外患的加剧和党争的云变尤为明显.首先,从理学方面说,传统昭君诗中从没有关于昭君德行方面的描述,昭君故事在历史记载中除了画师贪婪外,本就不涉及道德.在宋代部分昭君诗中,昭君俨然成为维护道德操守的典范,昭君诗中主人公形象的这种新变,说到底是宋代诗人对自我道德和人格的完善要求的投射,而这无疑受了理学影响.
一方面,就修身治国而言,对名节的砥砺自宋初范仲淹以来,便成为宋代士大夫代代相承的传统.特别在经历过割据战乱、道德沦丧的五代之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主张“心”“性”自觉的理学成为宋代士大夫集体认同的“确立国家的权威和民族的信心”[7]（P183）的必然之路.李泽厚说,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并且理学把这*主体“提到‘与天地参’的超道德的本体地位”[8]（P220）.就这样,学者们为修身治国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道德与平天下在此时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就文学创作层面的诗与“道”的关系而言,从北宋到南宋,理学家把宇宙的本源或归于“气”,或归于“道”,或归于“理”.而三者实为一物,其汇而成人,散为山川,这就为人能弘道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于人的创作对象诗文,自然也应从道中流出,于是诗与道产生了万千关联,这又为诗能言道创造了理论基础.士大夫遵循理学约束自己,注重持守,砥砺名节,即是弘道的表现,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可以并应该被纳入到诗歌中,这是“诗以言道”为诗歌开辟的新道路.昭君诗中人物形象的新变,特别是秉性高洁、耻于贿赂画师、哪怕因此遭遇不幸也绝不言悔的行为,正是这种理学精神为诗歌创作带来的新变的投射.
其次,宋代昭君诗的变化跟宋代疑古精神也有很大关系.缪钺在其《宋代文化浅议》中说：“宋文化的特点是自由的思想与怀疑创新的开拓精神.”[9]（P428）在这一自由怀疑的开拓精神影响下,宋代疑经疑古之风盛行.自欧阳修《易童子问》之后,士大夫纷纷提笔以己意解经、改经.这样的学术风气投射到诗歌创作中,就是诗人们通过推测、重构历史典故,为传统主题创作带来新观点和角度.这使得宋代许多诗歌,特别是咏史诗的创作非常乐于反前朝诗歌之道而行之,因此有宋一代为我们贡献了许多经典翻案之作.昭君诗虽然是乐府宫怨主题,但昭君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她的写作也算是咏史诗的一个题材.张小丽《宋代咏史诗研究》一书中提到宋代疑古诗歌中“最有名的关于王昭君的系列咏史诗,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欧、梅、刘、司马等人的和诗,都立意独到、翻案出奇”,并说“疑古风气带来了大胆的质疑,宋人的观史论史角度由此深化出新,破除陈俗,并促进了咏史诗中翻案手法的大量运用”.[10]（P256）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上述昭君诗主题之变中,我们确实能看到宋人是如何通过推测重构前代昭君典故、为昭君诗写作带来新观点和角度的.
再次,加剧的外患对昭君诗的影响在南宋表现得十分突出.南宋前期与金朝对峙,后期遭蒙元侵略,对外的和战问题成为贯穿其一朝的“国是”问题.南宋定都以来,朝廷共举行过三次大规模抗金北伐行动.高宗时期,宋军在韩世忠、张俊、岳飞等著名将领的指挥下,对金军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抗击,在宋军拥有很大优势的情况下,高宗赵构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案,与金举行绍兴议和,宋军的恢复之志不了了之.隆兴年间,孝宗任用主战派人士张浚等人,积极进行北伐,首战告捷,后期却因将领不和等原因节节败退,最后在两败俱伤的情况下以议和告终.宁宗开禧年间,宰相韩侂胄又在宋军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率意北伐,招致惨败；主和派杨皇后趁机勾结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函其首级遣于金以求和,嘉定议和以是诞生.三次北伐,都以主战派失利、主和派上位签订屈辱和约告终.这其中的原因与朝廷用人不当息息相关.而在北伐之外的大多数时期,朝廷都在主和派执政下,沉醉在苟安一方的姿态中.
与之相对的,在下层的士大夫中间,保家卫国之情极其高涨.仅就理学而言,南宋出现了一系列重视事功的学派,如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这些学派无一不主张重振国力,恢复中原.诸如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之类的文学作品,是他们最直接的宣言.这样的情绪自然也影响到了昭君诗的创作.
《王直方诗话》载诗人邢居实“方年十四五时,尝作《明妃引》,末句云：‘安得壮士霍嫖姚,缚取呼韩作编户.’诸公多称之.”[11]（P83-P84）可见以明妃喻时局在当时得到士大夫群体的普遍认可.
南宋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12]（P9）,昭君也应运被塑造成了一位以身许国的巾帼英雄.正是自南宋开始,诗人将以身许国的民族气节代入昭君诗中,一方面抒发其恢复之志,一方面对朝廷的用人不当、软弱妥协表达强烈愤慨.同时,以往昭君诗中出现的一切对立面,昭君所怨恨嘲讽的对象,如天子、朝臣、画师、甚至作为柔弱自身所不可抗拒的命运,在这时都让位给了深重的民族矛盾.昭君的个人恩怨在这个大矛盾下最终得到化解.
最后,说到党争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二书已有详细剖析.从昭君诗中我们能够看到党争如何渗透到诗歌微小的主题当中,影响对它的写作.比如吕本中为何会在昭君诗中做翻案之笔、其《昭君怨》中的胡汉隐喻着什么、其中昭君的气节又代表着什么,如今虽没有明确记录可供定论.但与之差不多时期的赵令畤在其《侯鲭录》中记载的一段话颇有意味,引人注目：余崇宁中,坐章疏入籍,为元祐党人.后四年,牵复过陈,张文潜、常希古皆在陈居,相见慰劳之.余答曰：“炙毂子王睿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人妙处.词云：‘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文潜云：“此真先生所谓‘笃行而刚’者也.”[13]（P64）
赵令畤与苏轼交往甚密,苏轼曾为他改字,并两次向朝廷举荐他.后来苏轼被贬,赵令畤坐交通,罚金.在此条记载中,赵令畤引用元和诗人王睿的《解昭君怨》答复友人对他的慰问,当然自有其深意.昭君是,也象征着作为宗室的赵令畤自己,元祐党人譬如胡虏,较之做宫中一个靠媚态博取帝王欢心的人来说,“嫁胡虏”才是真正的与有荣焉.这种比附解来虽颇戏谑,却也坚定地表达了赵令畤的志向和气节.他的朋友,同为元祐党人的张耒和常安民也听得明白,因此赞他是“‘笃行而刚’者”.
与赵令畤经历相似,吕本中也曾在绍圣间以元祐党人子弟免官.以此观之,其昭君诗的写作用意或许也与之相类.诗人李流谦是苏轼的忠实追随者,他的《邺守以石刻屈平、昭君像见惠,因思大夫之忠,贯白日而凌秋霜,在所不论,而昭君以倾国之艳,擅天下之色,乃不肯自同众姬货画师以求媚,此尤为可感者,为赋此篇》之用意,或许也能够成为又一佐证.
唐代昭君诗艺术价值很高,但其主题、人物形象和情感寄托相对简单.宋人在丰富了昭君诗主题的同时,于昭君单一的柔弱哀怜形象之外又塑造了另外的新形象.士大夫赋予昭君刚性的精神,以代替其柔弱品格；将昭君的悲剧解读为自我选择的结果,用自主性把主人公从所谓“薄命”即被动屈服于命运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以坚守国家大义的无畏精神取代了对个人的幸与不幸的关注,引大我将其从小我中拯救出来.这样昭君的悲剧完全演变成了崇高壮美的悲剧,传统的悲怨之情也随之被扬弃了.这就是昭君诗在宋代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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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宋代昭君诗词的深化和拓展 ○ 马冀(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摘要宋代的咏昭君诗词,至革新派代表王安石处,有了新亮点 一是为毛延寿翻案,把讽刺矛头指向封建帝王；二是借昭君故事寄托自己人生失意,.
2、 论王昭君 摘要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有“酝藉”和“浮慧”二语 笔者借它们来形容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大技巧模式 酝藉者,含蓄也；小说技巧中的具体呈现法,或称客观叙事法,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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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谈关于昭君和昭君出塞的民间传说 ○ 吴晓明(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摘要昭君出塞和亲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西汉元帝时期的一件国家的重大事件,在当时,上自西汉的皇帝大臣下至普通百姓,乃至远在塞外的匈奴,都享受到了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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