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史传文学和唐浩明当代历史小说创作，该文是关于历史小说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跟历史小说和历史小说创作和唐浩明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摘 要：当代历史小说与史传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唐浩明历史小说叙事既承继了史传文学“含蓄之美”的叙事方式,同时又大量运用虚构性艺术手法,将历史人物放在晚清这一历史巨变与转型时期,塑造出一系列丰富、复杂、多变的立体式形象,并在展现其时代精神、家国情怀、文化人格、史诗风范.同时,着重于对处在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思考,他的历史小说创作追求思想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层次探讨,更注重对当代读者的开悟与启迪.
关键词：史传文学；唐浩明；历史小说；纪实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1-0113-03
基于中国史官文化的格外发达以及历史叙事小说的高度成熟,既使得后世历史文学受到史传文学叙事模式的约束与禁锢,但同时又给历史小说带来了勃勃生机.将历史小说当成历史纪实而非虚构性文学作品来看,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主流思潮,通过历史小说的书写以弥补“正史”之缺.这种《史记》的春秋笔法至今长盛不衰,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史传式”历史小说向着纵深发展,不仅繁荣昌盛、迅猛发达,而且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形成了更为复杂、多元、个性的历史叙事模式,以传统历史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个人品格、史诗风范观照当下现实世界和众生.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系列历史小说,旨在“尽量走近历史”,把握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将更“注重过往历史的智慧的启迪”[1]作为创作的根本目的.然而,历史小说家毕竟是小说家,虚构是无法避免的叙事方式和艺术手法,因此,从史传文学纪实的角度出发探讨唐浩明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对评价当代历史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则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
一
“史传”是中国小说的最为主要的书写体式,据论者考证《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对“传”的解释是：“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把释经的文字叫做“传”.如《左传》解释《春秋》经,于是,“史”和“传”就联系起来了,合成“史传”.按照这位研究者的观点,刘勰所言的“史传”,包括了上起虞夏,下至东晋的各类史书.“史传文学”中的“史传”两字就包含这样的含意[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传记文学”的解释之一也是“历史传记文学即史传文学”[3].可见,“史传”文学虽然划归文学叙事,但实际上,仍是“历史的文学化”,强调“历史”两字,指以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和艺术情节来演绎历史.作为一种文学书写体式的“史传式”,尽管它强调“文学”与“历史”的有机交融,但很显然“历史”的分量更重.史传文学作为历史小说创作的起源之一,其结构的“秩序之美”、叙事的“真实”与“含蓄”美及形象塑造的“善/恶”标准等叙事美学[4],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
唐浩明的晚清“名臣儒士”系列历史小说《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深得史传文学的精髓.不仅在结构体式上借鉴并发展了史传文学传统,在内在美学精神、文化意蕴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也深得其“史传”之神韵.唐浩明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结合时代人文语境,以鲜明的当代意识发掘历史人物身上的传统文化精神,探索传统文化精神在新世纪转型时期的发展与应变能力,关注其在当代社会精神建构中的作用与意义.因此,唐浩明的三部历史小说中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历史人物身上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概及以天下为己任,匡扶社稷、拯济苍生的担当精神.
二
唐浩明曾指出,“历史小说在大的方面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即书中的主要人物经历、重大事件的梗概应该与历史吻合.”[5]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很好地继承发扬了史传文学这一叙事传统,作者创作态度相当严肃庄重,抱着发掘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注文化传统在民族精神建构中的意义”,“希望通过回顾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6]等目的进行创作,作品的价值立场与审美判断比较中庸、正统,很少出现猎奇和媚俗的心理与表现.具体而言,其叙事特征受史传文学影响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
其一,选取的历史人物和相关的事件都是文化意味相当浓厚的,叙述故事的视角也是从大文化的角度切入.唐浩明的三部长篇,不同于以往把重心放在描写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歌颂起义领袖,表达“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农民起义题材的小说；也不同于歌颂帝王将相、名臣贤士丰功伟绩的帝王将相,表达“杰出个人对历史推动作用”的帝王将相题材历史小说.唐浩明选取晚清历史中颇有争议的三个知识分子,从文化的视角,是为了展示知识分子群体在历史巨变的时期,他们一生的追求、命运以及思想和精神上的痛苦裂变,作者试图通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发掘,重振知识分子群体的精英使命意识,进而增加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重构民族精神的当代性.这与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是分不开的.社会处于不断变化的转型期.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一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趋向消解,统一的社会文化语境出现裂缝.以前处于边缘的商业性大众文化开始威胁曾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政治精英文化.处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和地位也越来越尴尬,不断产生无力感和失落感.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就开始分化瓦解,因此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或者从事与商业性密切关联的影视合谋文学的写作.而唐浩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却逆潮流而动,不仅开始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而且作品选取的主要历史人物也都是知识分子,想借用自己笔下的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形象,抒写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历史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以及他们在历史转型时期所遭遇的悲剧性的境况.
其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价值立场上,史传式文化历史小说对传统文化持批判和认同的双重态度,以认同为主.对传统文化持认同态度,是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早先被批判的帝王将相、名流重臣,普遍被作者‘翻案’为戡乱治世的英杰人物和忠勇仁义的传统文化代表”[7].从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中的主要人物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的身上都可以发现强烈的传统文化倾向和明显的民族自尊感.唐浩明的作品文化意蕴特别厚重沉实,带有史诗性质.
其三,从文化的视角切入历史生活,有利于拓展文学的艺术审美思维空间.新世纪初历史小说的二元对立模式,不仅把历史小说的思想内容局限在阶级（民族）阶级斗争领域里,而且以阶级（民族）矛盾冲突结构情节,以阶级性遮蔽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塑造及缺乏深厚艺术韵味的整体艺术构建等,导致历史小说的审美性水平也大大降低.而史传文学从文化视觉、文化心理、文化人格、文化氛围等方面关照历史生活,恢复了历史生活原有的丰富复杂的样态,呈现出本色的真和自然的美,自然就提高了历史小说的艺术审美品味.唐浩明的晚清“名臣儒士”系列就是从大文视角出发,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凸显人物的文化人格和精神信仰.
唐浩明小说中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都是较为成功的文学形象,而非史料记载的早已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真实历史人物.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绕不过处理历史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并且在处理的过程中要达到凸显历史人物身上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性等问题是关键.曾国藩、杨度、张之洞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但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们一生中可以书写的事件非常多.如果按照当下历史小说的创作审美倾向,作者完全可以淡化重大历史事件,选取他们一生中的传奇轶闻、私欲权谋去迎合俗流,达到取悦读者的目的.可是作者并没有这样去做,而是选取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重大事件,想必是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矛盾冲突越尖锐,人物身上多重文化的碰撞越激烈,这样文化精神的凸显越鲜明,作品的文化历史意蕴就越深厚.
三
唐浩明在谈到《曾国藩》创作时,曾说他是侧重从文化角度来重写那段历史[8],其实《杨度》《张之洞》的创作也是同样的书写角度.唐浩明在大量的阅读与历史人物相关的史料之后,并没有照搬史料,而是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对史料进行增删筛选,再加上自己合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事实上,《史记》及史传文学作品本身隐藏了大量丰富的虚构性情节,将虚构性情节从史传文学中“剥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稍做虚构,是史传文学提升作品品质、塑造角色人物、完善叙述结构、推动故事情节等的必要艺术手段.同样,唐浩明为凸显历史人物身上的传统文化精神,并在选取历史人物身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虚构了“历史”及其“历史人物”,并将虚构性事件及其人物放在大历史、大环境的时代潮流中,以宏大的笔法给予人文观照、价值诉求与文化批判.
首先,唐浩明的三部历史小说都是以主人公在危难中崛起开篇,把他们置身于晚晴危机四伏的、矛盾激化的动荡历史时期.《曾国藩》中太平天国军队攻势猛烈,一路夺城略地,直接进攻长沙,向北方进军,情急之下,朝廷大胆任用以曾国藩为首的四十三名团练大臣,在全国各地办团练,曾国藩墨绖出山组建湘军,最终剿灭太平军；《杨度》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廷无奈签订《马关条约》,朝野震惊、举国愤怒,杨度与在京举人一起联名上书；《张之洞》中中国大西北被沙俄侵占,崇厚无奈与沙俄签署《伊犁条约》,举国愤慨,张之洞与京清流党痛斥崇厚.主要人物的出场都是时局紧张,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这样的出场方式使得整部作品起笔高屋建瓴,气势非凡.唐浩明这样安排主要人物的出场,是为了突现人物身上的在危难之际匡扶国运、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文化精神.
其二,唐浩明的历史小说都是以人为主体,而人身上的文化精神是他结构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主线.历史小说的意义并不是复原历史面貌,传播历史知识,而是要透过史实,发掘其背后所潜藏的能作用于当下现实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力量.在历史研究中,这点也一样重要,西方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编写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不管其怎样去伪存真、悉心考证,如果没有思想的统帅,即使具有严肃和科学的外表,但缺乏精神上的联系,也不是真正的历史[9].柯林伍德也曾批评那种将史料排列组合的历史是假历史,是“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以,对于以关注人的精神、思想、心灵及存在等为旨意的文学创作更应该如此.《曾国藩》中的曾国藩以“救世拯民者自居”,以“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明志.在太平军威逼长沙的危急形式下,墨绖出山,创建湘军.出山前的再三思虑,其中难免也有想要显身扬名、光宗耀祖的私欲,但更是他匡扶社稷、拯救苍生、建功立业的儒家人格思想的外化呈现.亲自撰写的《讨粤匪檄》,维护儒家君臣人伦礼仪,“以卫道争人心”激扬士气,把一场阶级斗争演化为文化之战.靖港大败后,是左宗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激将,使他绝望中重振.后来拒绝“黄袍加身”劝告,也是其儒家君臣仁义思想在做支撑.
其三,唐浩明将历史人物置于多重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刻画,不仅在中国复杂的传统文化环境里,而且在中西方文化的世界大背景里.唐浩明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加上从小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因而他的传统文化素养极高,他的三部历史小说作品都是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下深刻刻画复杂的人物思想性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儒释道交融的统一体,中国历代的士大夫们都是深受这多重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当他们在仕途上顺利的时候,就用儒家学说去要求和鼓励自己；当他们在仕途上失意的时候,就把老庄哲学和佛家思想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小说中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正是受传统文化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像《曾国藩》中曾国藩在刚刚办团练时,性格刚烈,锋芒毕露,因此在长沙的团练办不下去了,被迫逼走衡州,几经周折之后,再加上受黄老学说的熏陶,曾国藩后来修炼到“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境界；杨度一生都在实施帝王之学,几经挫败之后退而研究佛学；张之洞医生深谙做官之道,一生处事圆滑.他们都是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忘记拯世济民积极入世的理想,但是当他们在仕途或者人生道路上挫折失意的时候,黄老学说、佛家思想会给予他们暂时的精神慰藉.
一言以蔽之,唐浩明历史题材的书写深受中国史传文学的影响,着重于对处在历史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思考,因此他的历史小说创作追求思想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层次探讨,以虚实结合的架构模式突出人物的时代精神、历史追寻及其价值诉求,从而给当代读者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性感悟.然而,不得不说,作者很少直接越过故事情节层面发表自己的主观看法,更多的是选择历史巨变时期,将人物置于重大历史事件中,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凸显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多变性形象.所以,唐浩明历史小说并不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简单的讲述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而是着实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家国情怀的儒家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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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此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历史小说和历史小说创作和唐浩明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历史小说本科毕业论文历史小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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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心雕龙史传》品评历代史书上的得失 摘要史传篇为刘勰所作,它是我国最早的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专论,也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专论,主要是儒家体系下的产物,有着丰富的意义 关键词史传；刘勰；得失；功用；儒家DOI1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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