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孟子的君臣观和圣人观，本文是有关孟子学士学位论文范文和孟子和君臣和圣人方面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孟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君臣观提出了新的理论,不再机械地把君王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根据君王的所作所为去分析认识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应以仁义为基础,同孔子以来儒家单纯的忠君思想相比,是非常大的进步.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圣人观并将其具体化,并积极为圣人辩护辟谣,将圣人由理想化状态变成了现实的人,肯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
关键词：孟子儒家思想君臣观圣人观
孟子,名轲,邹国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是儒家第二位最重要的理论家.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是阶级分化激烈的历史时期,各国都在争权逐利,不断爆发战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统治阶级的暴政下,除了主张施行“仁政”,孟子对儒家的君臣观和圣人观也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孟子的君臣观
孟子的思想继承自孔子.孔子提倡*政治,主张实行“德治”、“礼治”和“人治”,以求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这一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的最高概括,实际就是礼所规定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和以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即周礼中所推崇的“尊尊”和“亲亲”原则.“社会的有序运行,在于君臣、父子等不同身份的个体都各自认同自身的角色,并履行相应的职责.”［2］在君臣关系上,弑君在孔子看来是尤为不敬的行为.在《论语·宪问》中,当他国发生弑君行为时,孔子的第一个反应是向国君请求发兵讨贼,尽管由于权在三家而作罢.孔子明知事不可行而请,可见其对弑君的强硬态度.虽然孔子对于社会现状无能为力,但是在不可弑君这点上绝不妥协,体现了坚定坚决的拥君思想.
孟子虽然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是并不机械地把君王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认为如果君王像殷纣王那样残害仁爱、道义之人,那么杀死他便只不过是杀死“一夫”而已,并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用“弑君”这样的词来形容.孟子游说过的国君有齐宣王、邹穆公、梁惠王、梁襄王、滕文公,在与这些国君及孟子弟子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孟子极力推崇商汤推翻夏桀和周武王推翻商纣的正义行为,多次援引,认为是圣王征伐不道的例子.他明确指出,桀、纣是“贼仁”、“贼义”的独夫民贼,把他们推翻杀掉是应该的,杀无道的暴君不能算是“弑君”.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梁惠王章句下》中一文：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
又例如《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一文：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4］
上文中,孟子先是通过两个比喻向齐宣王发问,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令齐宣王先后以“弃之”、“已之”对于如何对待这两种不负责任的人做了决绝的回答,进而抛出一个大胆尖刻的问题：“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言下之意是对于不负责任、治国无方的君王,一样要予以弃用,令齐宣王无言以对,并促使齐宣王思考自己的治国方法是否正确,是否实现了国泰民安,启发他对人们关心负责.这种不畏君威,直接向君王质问或提出令无能无道的君王易位的激进言论,在集权主义日益兴盛的战国时期,是非常可贵的.同孔子以来儒家单纯的忠君思想相比,是非常大的进步.由此可以看出,孟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观念作了灵活的解说.孟子认为实现王道是有条件的,要把百姓利益放在前面,先有仁义之心后能行仁政.
人的感性有局限性,所以对同一个问题有见与不见的区别.在《梁惠王章句上》中,齐宣王向孟子提出在行仁政一事上“不为者”和“不能者”有何区别这样的问题,就是受到了感性的困扰,而孟子眼中的理性和感性“既有大小之分,又有贵贱之别,感性永远只是从属的地位,不能以感性的,去抑制理性的要求”.［5］孟子用理性对待一切生命,所以能给出答案：王的不行仁政,是不肯干,而非不能干.不仅如此,孟子还给出了行仁政的解决之道,既从根本上着手,让仁政有制度保障,而制度保障应包括物质与教育两方面.此外,孟子还在《告子章句下》中,对一些所谓的“良臣”进行了尖刻的抨击：“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6］孟子指责这些残害民众的“良臣”实为民贼,主张君王要趋向于道德,追求仁义,否则臣下即使帮助他聚敛财富,发动战争,也不能使国家安定,最后仍然会给百姓带来灾难.臣下要能够分辨君王是否向道,向道之君才值得辅佐.
在臣下应如何对待君王的态度上,孟子主张学习“古者不为臣不见”［7］,认为君王的尊贵不应该表现在地位的优越上,君臣关系应建立在仁义基础上.孟子认为,大有作为的君王,必定有他不能召唤的臣下.如果有重大国事商量,就应该亲自到臣下那里去.君王应该重视道德,乐于行仁政,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与贤臣有所作为.孟子十分重视贤臣的作用,认为国家要依靠贤臣作为支柱,对于如何辨别并启用真正的贤臣,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做出了如下说明：“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8］指出选拔任用贤才,特别是必须选拔新秀的时候,必须慎重考虑.左右的人和诸大夫的话不可轻信,一定要以民意为重要参考.只有当人民一直承认此人是贤人,才可以放心任用.要解除某人职务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有当人民都说此人应当被撤职,才可以放心撤掉他的职务.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贤臣,去除不贤之臣.
民在孟子“仁政”理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既是其“仁政”理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又是其“仁政”理想的核心和检验标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与其君臣观相辅相成,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就明确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9］虽然孟子的这些理论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希望君主巩固统治权而发,但是他能够把人民视为国家的根本,重视群众的呼声和人民的利益,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力量,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此外,孟子具有客观的历史眼光,这在儒家学派里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唯心论,对历史关注不多,即使关注也是美化过的历史,而孟子的历史眼光更客观,更真实,在《公孙丑章句上》中回答公孙丑的问题时体现尤为明显.公孙丑问孟子：“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10］质疑孟子是否把统一天下说得太过容易,周文王到底是否值得效法.孟子在回答中从善如流地举出了从汤到武丁时期贤王和贤人的事例,又指出纣王虽为昏君,但因为有贤德的人辅助,仍然过了很长时间才亡国,并将夏商周时期的国土与齐国现今国土做了对比,来说明现在的时势正适合推行王政,施行仁政.
孟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主恩惠,臣下忠贤.在《离娄章句下》中,孟子对君臣关系作出了经典概括：“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1］提出君主要懂得尊重并善待臣下,不能仰仗君王的威严而对臣下轻贱寡恩,更不能将他们视为狗马或泥土草芥,侮辱他们的尊严,这样才能创造和谐互敬的君臣关系.同时也提出臣下对于君王也不必一味的顺从恭敬,而是可以根据君王的所作所为采取相应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思想.当齐宣王进一步发问具体该如何去做时,孟子做了以下答复：“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12］认为“三有礼”是君王对待臣下起码的尊重,同现实中“寇雠”般的君臣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孟子的圣人观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兴起“崇圣”之风,目的在于托圣人之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将这些圣人树为现实中统治者学习和借鉴的典范.在孔子的圣人观中,圣人重在德位兼备,内圣外王统一,是神圣而高不可攀的,在现实里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所以孔子的圣人观仅限于抽象的议论,孔子的言论里讲圣人的地方也不多.孟子继承并具体化了孔子的圣人观,他不仅列举了圣人的名字,如尧、舜、伯夷、伊尹、百里奚、周公、孔子等,而且对这些圣人从品德、行为、才智、业绩等方面做了具体区分,将圣人由理想化状态变成了现实的人.
例如,孟子肯定尧、舜是天生的圣人,孟子认为,圣人分为“天生的”和“可以达到的”这两种,在和曹交的对话中,孟子肯定了“人皆可以为尧舜”［13］,认为只要肯下工夫,扩大自己的善性,发扬自己的善端,就能达到尧、舜的境界.尧、舜和别人的不同处,在于他们生来天性就是完美的,而其他人则要经过培养,就连汤、武也不例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孟子把善性的扩充、完善看成是一个实际的自觉的实践过程,肯定达到圣人的境界要经过人的主观艰苦努力,又具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因素,有其合理性和可取之处.但孟子的圣人观也不乏错误之处,例如过分夸大圣人的影响.孟子认为社会的治乱安危,决定于圣人的存没,圣人出,则天下治,圣人没,则天下乱.孟子不从社会的经济状况找社会治乱的原因,而从圣人的存亡上找根据,只看到个人的作用,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属于典型的唯心史观了.
孟子不仅崇圣,而且也积极地为圣人辟谣.在中国古代,谣言的负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社会黑暗、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情绪和某些事实编造谣言以抒发怨恨不满的情绪.第二,由统治者编造的欺骗人民群众的反动谣言.第三,在战争、自然灾害发生的社会动荡时期,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以扰乱民心为目的的谣言.谣言总是涉及社会热点问题,因此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树立的圣人形象受到谣言攻击便不可避免了.这些关于圣人的谣言多围绕圣人的品行操守,通过扭曲真相,片面夸大事实,误读言论等方式,破坏圣人的正面形象,以此撼动尊崇此圣人的学派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如果不及时辟谣,消除误解,不仅这一学派及其创始人和带头人会遭受轻则名誉和尊严受损、受质疑,门生人心不定,重则人身安全受威胁等损害,而且甚至可能影响到一国的稳定性.因此,当儒家学派尊崇的圣人遭遇造谣诽谤,为其辟谣或辩护,及时扫清误会和偏见,恢复名誉,就极为重要了.从孟子为圣人辩护的话语中,也可以看出孟子的理性思想和*道德观.
例如在《万章章句上》中,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14］古时以与宦官交往为丑事,这个谣言却说孔子在卫国和齐国时都住在宦官家里,可说是饱含恶意.孟子首先明确予以否认,指出这是好事之徒捏造的谣言,然后澄清事实,指出孟子先后住在颜仇由家和贞子家而非宦官家.孟子引用孔子原话“有命”,指出“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15］,说明孔子对礼义和命运极其重视,进退依从礼法和道义,是否得官位由命运决定,这也合乎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6］的思想,相比之下,“主痈疽”和“主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17］,既不符合礼礼法道义,也不符合命运天意,以鲜明的对比来论证孔子不可能和宦官有来往.然后又以“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18］进一步论证了人以群分,圣人只归附和投奔讲道义、有德行的人,否则就不是圣人.
又如万章问曰：“或曰：‘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19］这个谣言污蔑百里奚以五羊之皮为代价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养牛来干求秦穆公,和孔子住在宦官家的谣言一样恶劣,都是诽谤圣人没有操守,没有底线,自轻自贱,为了向别人有所求而放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在当代人的眼光看来,这样低级的谣言或许可以不攻自破,但在中国古代,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处在原始形态,和其他唯心主义思想等杂糅在一起,这样的谣言得以流传开来也并非难事.孟子辟除这样的谣言,一般都是通过举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这个谣言,孟子同样是先予以否定,指出这是好事之徒的捏造,然后通过解释百里奚离开虞国去秦国的原因,说明百里奚是一个明智、清醒的人.孟子通过一系列反问句“相秦而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不贤而能之乎？”［20］和“自鬻以成其君,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21］来启发提问者思考：百里奚是明事理、明是非之人,不可能做出自我轻贱的事.并说明百里奚被推举出来辅佐秦穆公,正是其明智的证明,而且百里奚成为秦国的卿相也是因为他是贤者,而非他出卖自己.在从贤者的品德方面予以论述之后,孟子又举出了“乡党自好者”作为例子,说明即使是乡中的洁身自爱者都不会出卖自己来成全君主,更不要提远高出“乡党自好者”的贤者,更确证了百里奚作为一名贤者,去往秦国是审时度势之举,秦穆公任用他也是因为他的品德和才能而非歪门邪道.
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的君臣观和圣人观虽然继承自孔子,但却是创新和批判地,而非机械地继承.他为圣人辩护,也是对儒学的维护和弘扬.孔子的儒学思想能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立于不败之地,离不开孟子的努力,这也是孟子被后世尊称为“亚圣”的原因.孟子虽然从不同方面丰富并发展了儒学,但其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希望维护君主的封建统治,最终的政治理想是实现王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22］一句便是对他这种理想的深刻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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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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