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省域职业教育活力提升策略，本文是教育发展方面毕业论文模板范文跟职业教育和策略和活力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阚丽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辽宁大连116035）
摘 要：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型是提升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的关键.当前省域职业教育管理中存在着行政制度条块分割、善治制度基础欠缺、管理主体单一、办学封闭、体制僵化等问题.在未来的省域职业教育治理中,应通过落实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合理配置多元主体的职责与权益、加强制度能力和协调机制建设、强化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推进职业院校依法治校进程等策略,来激发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活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管理模式；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7）01-0098-06
一、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活力与职业教育治理
（一）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活力
职业教育发展活力指的是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教育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这一客观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办学主体与政策、体制机制等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使自身在规模、体系、结构、质量、条件、功能、效益等方面发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在有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培养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功能特色,实现自身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会对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质量和分布产生新需求,这种劳动力市场的阶段需求以及终身学习理念下人们多样化、大众化的发展需求,要求职业教育体系做出快速、正面、有力的回应,这样职业教育可能在内外部动力系统的推动下,克服人口、教育、财政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在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中形成自身的发展活力.
（二）省域职业教育治理与发展活力的内在关联
目前职业教育仍然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其发展活力缺失虽然受“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取向、职教自身发展中积累薄弱、转型期职教功能实现不充分等因素影响,但活力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缺乏、自治意识薄弱、发展模式单一、开放性不足；二是政府虽在逐步放权,但更多运用政策手段反而使法治程度大打折扣,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影响力不够与社会认可度不高.可见,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的提升不仅需要自身治理能力的强大,更需要职教管理中政策系统的支持及配套制度的合理安排.
高效的协同治理的核心是政府的简政放权,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进职教管理模式转型,政府应将自身定位和责任重点放在把方向、促公平、调结构、建标准、抓改革、强督导上,并在完善立法保障、强化政府统筹、加强经费保障、引导行业企业参与、搭建服务平台、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方面为职业教育保驾护航；同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举办职业院校和高端教育培训机构,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扩大职业院校在招生、教师评聘、收入分配、校企合作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逐步实现现代职教治理.［1］我国在职业教育的法律、规划和各类政策文件中均明确指出,要建立“政府主导、学校主体、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教运行机制.因此,为了满足和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自身价值、利益和目标的追求,需要以推进管办评分离为基本要求,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宏观管理、院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职教治理格局.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和地方的积极性,更好地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才能提升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能力,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省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点之一在于提升一线劳动者的技术技能水平.省域的社会经济在形成自身特色时,都会对本区域的职业教育发展产生影响.在同一省域内,自然条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大致类似,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阶段大致相同,经济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省域产业结构升级会在区域产业内引起生产要素,即资本、原料、劳动力之间结构的变化,进而对区域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层次、专业、质量提出新的要求.省域职教治理要遵循职教事业发展与区域经济相协调原则,将职业教育置于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框架之中,面向行业企业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支撑起省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调发展,并建立多样化教育新业态,形成有利于从业人员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灵活制度,从而使职业教育充分发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功能,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在实现教学标准与用人标准、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有效对接基础上,及时适应行业企业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需求,这样才能最终释放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活力.依上可见,高效的省域职教治理模式需要强化职教治理弹性与多方协同性两个特点,才能对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活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省域职教管理中制约职教发展活力的因素分析
（一）教育行政制度条块分割,管理行为难以统一目前我国行政领域实行的是“统一政策、分级决策”的政策权力分配体制,但是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与法律保障,表现在：一是使得具有“理性经济人”属性的省域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会过多强调自身利益,肢解、截留政策,致使政令难于畅通；二是省域政府及其教育管理部门往往兼有教育政策制定与执行主体的双重身份,常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生架空或扭曲教育政策的执行偏离现象；三是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及职教发展理念不同,各自的职教治理结构与治理工具不同,政府部门有时在控制、协调与评价等规范管理方面缺少全局性的设计与规划,相关管理部门对职教治理行动很难达成统一,使得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与发展活力受到影响.
教育行政制度是教育权力运行的有效载体,直接影响着教育政策执行的效果,因为在一定的教育行政制度下,教育行政机关的各层次、各部门之间会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间的、功能实现方式会对教育行政权力的划分产生根本性影响.教育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体现着利益的权力划分.但受现行体制机制的制约,教育系统内部往往无法形成相互制衡的利益关系,尤其是不同权力主体的价值诉求无法实现无差异化的利益均衡,阻碍了职业教育内部治理的进程.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尚未形成职教善治的制度基础
我国职业教育尚未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要求.传统的教育行政管理采用政府高度集权式的治理方式,政府是资源的配置者和政策的制定者,职业院校和其他组织机构只能在政府管理下开展工作,职教管理中社会参与度低,导致省域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不灵活、对市场反映能力不强.具体表现在：宏观层面上,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更新滞后,相关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其他教育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如针对行业指导作用的规定,以原则性为主,缺少配套政策和实施办法；中观层面上,行政定位存在偏差、经济手段不到位、监督评估机制不完善,如发挥企业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作用的渠道不通畅,多为指导性建议,缺少可操作细则与措施；操作层面上,缺乏规范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具体运行的标准与制度,包括职业院校运行制度、多元化投入制度、教育质量问责机制等.由此带来了职业院校对政府依赖性过强、办学自主权不足、管理粗放,依法、依章管理的能力欠缺.另外,由于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尚未合法确立,使得产教对接、校企合作难以实质性推进.
（三）职教管理主体单一,权力过于集中
传统职教管理权力主要集中于政府部门,过多强调政府一元主体、强调规范统一,管理体制机制缺乏灵活性,相关的制度设计和运行规范缺乏、平等、合作,无法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表现为：一是对微观事务干涉较多,管理效率相对低下,使得职业院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在办学模式创新、办学经费筹集、办学水平提升等方面存在较大局限性,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提升需求,往往因需要多部门合作的机制体制不顺畅而退缩,以及解决非全日制学历教育等问题尚需学校对传统教学和管理付出较大成本；二是政府没有下放足够的服务权和委托管理权限,使得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无法有效参与职业教育管理中,不仅抑制了多元主体参与职教办学的积极性,阻碍了职业院校的特色办学,而且导致职教资金来源单一化、政策制订欠周全、职教管理措施难以发挥实效等后果.
为了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职业教育应通过产教对接、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培养多样化发展与多层次选择的职业人才,而这需要学校、企业、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组成多元化治理主体,参与并影响职业教育的决策过程,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而治理的概念是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对社会问题与公共事务进行协调与管理的过程,参与者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在内的多个主体.［2］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从主要依靠各层级政府转向依靠市场、准市场、伙伴关系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和机制.［3］但是当前,受到行政治理逻辑的影响,多元化的治理结构尚未形成,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过于倚重集权性治理方式,对职业教育治理决策权高度掌控,使得职业院校、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政府在职教供给中也存在较为强势的行政化干预,导致社会力量难以真正参与或融入到职教供给与治理中来,职业教育发展活力受到严重束缚.
（四）职业教育办学封闭,体制僵化
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职业教育办学封闭、体制僵化,主要表现在：一是职业教育实施中缺乏与产业的有效对接及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所培养人才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二是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之间衔接不良,人才培养通道不畅,“立交桥”式人才培养体系尚待搭建,一线劳动者进入职业院校继续学习的路径有待拓宽；三是职普教育融通不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领域难以顺畅转换,不利于终身学习目标的实现,阻碍了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提升.
具有“开放”与“跨界”特征的职业教育本质决定其治理具有特殊性,包括：多元主体由于利益驱动参与职业教育运行,并经多方博弈实现利益契合,可推动职业教育的有效治理；为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吸纳社会资源进入职业教育,应将权责明晰的“契约精神”作为柔性互动与平等协商的主要方式；职教治理不但受教育教学基本规律的制约,还受来自于经济环境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参与职教治理的各主体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参与互动的协调能力.但是,目前职教办学对政府在权力、经济、心理方面均存在着依附关系,社会参与职教治理难以有效实施,系统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地位无法得到确认,其利益诉求也难以得到保障,职业教育的封闭状态很难改变.
三、基于职教管理模式转型的省域职教发展活力提升策略
（一）落实职教治理的“跨界”理念
创新理念,实现由“职教管理”向“职教治理”转变.区域竞争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是由多个构成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人力资源竞争力是其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在经济转型期,提高区域竞争力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适时调整职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适应并跟上生产技术与工作组织形式变革与更新的步伐,进而使职业教育所培养人才能够积极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因此,为了提升区域竞争力亟待提高省域职教管理水平.
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及强化行业对职业教育的指导作用,提升省域职教管理水平,实现由“管理”向“治理”转型,前提是要落实职教治理的“跨界”理念,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相关政府部门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战略的指引下,从自身做起,转变职能,将部分公共服务让渡给社会*组织或私人部门承担；二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职教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来合理配置资源,以提高管理的质量与效率；三是完善职教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形成政府宏观管理、职业院校自主办学、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在更广、更深层面上对职教资源进行整合与协调管理,为省域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创造公正与富有活力的空间.
（二）合理配置多元主体的职责与权益
职业院校的发展需要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市场、职业院校等多方利益进行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即明确各自责任分工与角色定位,协同共进、相互影响,政府在协同共治中首先应该强化管理责任,“简政放权”,从宏观层面制订相关制度、发展规划,并通过财政等相关政策来推进职教治理模式从政府单一主体向多中心转型,多元主体共同进行职业教育管理,由原来的排他关系变成一种合作关系,由全能政府、有限政府变为合作型政府.职业教育协同共治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有诸多方面有待完善,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尚需政府的大力培植与推动；［4］二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多元主体均具有“理性经济人”属性,在参与决策中常常会运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来影响政府决策,以期在政策结果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相同属性的政府为了平衡多元主体各自利益,确保政策价值与目标取向的“公共性”而参与其中.
省域职业教育的多元共治,就是将政府从职教管理的具体事物中解脱出来,实施以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市场、职业院校以及社会组织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教治理模式,政府不具有唯一的话语权,多元主体之间为实现共同目标,建立资源共享型互动合作机制,包括：一是依法保证多元主体在职业教育中的职责与权益、权能与边界,明确合作机制与问责制,加强多元办学主体的战略合作,共同将市场竞争压力转化为提升自身核心技术与核心素质的动力；二是发挥职教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不断调适与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克服治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三是改革与创新职教办学体制,打破政府垄断方式,淡化所有制关系,通过省级及地方财政支持、减免税收、奖励及约束等政策杠杆,鼓励行业企业参与或举办职业教育,在产教协同创新中逐步形成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并能依据形势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与完善.总之,只有强化多元主体的职教治理,才能调动社会各方参与职教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才能激发省域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
（三）加强制度能力和协调机制建设
省域政府应进一步增强在制度变革中的主导作用,提升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能力,改变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要素的供给特征与配置效率,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为多元治理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诺思认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的政策法规（宪法、法令、条例）和非正式的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组成.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发生［5］.可见,规范与完善制度体系是职教善治之前提,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同样,立善法于教育,则教育治.
通过制订与完善法律法规,可以促进治理中利益相关方之间权力的合理配置,激励和约束利益相关方,使其在相互协同的基础之上各司其职,推动各自权力达到持续的动态平衡.可见,省域职业教育的有效治理应注重制度建设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强调组织行为要以法律、程序、规则为依据,个体行为要以道德、规范、*为依据,在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省域政府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完善为契机,推进区域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用人政策的衔接配套,保障技术技能人才待遇,打通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通道,健全促进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标准.在宏观层面上,建立完善协商管理制度、决策咨询制度、政策保障与监测评价制度等,为实现省域职业教育发展目标提供保障；在中观层面上,形成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企业参与制度、社会力量激励制度、经费投入制度、就业用人准入制度等,为有效实施省域职业教育发展任务提供保障.
（四）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为职业教育拓宽了融资渠道,同时,也对其进行问责,促进其质量提升.只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突破职业教育的封闭状态,实现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职业院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格局,最终形成各利益相关方互动的治理结构.因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时均存在内在缺陷,职业教育治理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越性,也要尽可能避免政府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寻求政府干预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均衡点,最终形成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耦合,才能实现职业教育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及多元主体利益的最大化.
适当向市场放权是职教治理体系建设的一种内在诉求,西方现代教育治理理念与实践的核心就是运用市场机制建立教育准市场.职业教育作为“跨界教育”,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是根本出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也在尝试借助市场机制推动教育变革,以打破千校一面的教育格局,尊重受教育者的选择自由,倡导特色化、多样化的办学,鼓励职业院校开展混合所有制、委托管理、集团化办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市场化”或“私营化”,只有省域政府能够从职业教育的经营者转变成竞争的组织者,在立法、制度与政策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顶层设计与适度监管,明确规范市场角色与作用,合理界定民间资本的基本权益、管理标准和准入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五）推进职业院校依法治校的进程
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省域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不足,缺乏发展活力,是当前职教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优化学校的内部治理架构,是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中的关键环节.职业院校应该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框架下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建立相应的组织架构、运行制度和协商机制,不断提高对接产业、服务产业的职教治理水平,增强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6］使自身成为办学定位准确、区域特色鲜明、对接产业紧密、发展充满活力的职业院校.
1. 政校分离、学校自治
现代职业学校制度核心体现在“政校分离、学校自治”.转变政府职能,落实职业院校办学主体地位,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院校和企业主体承担的治理框架下,建立基于校企合作的现代职业院校制度.［7］在省域职教治理中要赋予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发挥好院校“自治”的角色,重要是要确立一种合理的政校关系,推动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政府相关部门应逐步退出职业教育办学的微观层面,专注于制度环境的建设,为职业院校的自主管理与自主办学提供保障,扩大其在人事管理、教师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支持院校自主设置内部组织机构和确定人员配备,面向社会自主选聘教职员工、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等.
2. 建章立制,开放治理
章程作为学校自主管理、凸显社会参与的制度保障,作为政府与学校法人签订的公法契约,为职业院校的治理提供基本原则与依据.现代职业教育所具有的“现代性”与“职业性”影响着职业院校章程的建设,“现代性”是职业院校章程构建的应然状态,而“职业性”却拓展了其自主管理的权力边界.章程应重点明确职业院校办学的基本问题,包括学校的法人特征、办学理念与目标、内部治理结构、利益相关者的职责与权利、管理制度与文化建设、人财物管理等基本要求.因此,章程是建设现代职业院校制度体系的核心,是推动和规范其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促进其良性发展的基础,是处理院校内部及与社会各级组织关系的准则,更是完善职业院校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的前提.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途径,更是院校在市场中保持活力的一剂良方.作为一个开放组织,职业院校应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多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对于教育教学事务的管理和共同治理,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的分离.一是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的、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以理事会或董事会为领导的组织架构,形成决策、执行、监控等一体化的办学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及行业的指导作用,来依法管理及运营学校［8］；二是创新办学体制机制、深化二级管理,尝试以二级学院或内设机构开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试点,探索内部产权制度改革和利益共享机制建设,使企业能够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职教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三是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作为职业院校学术特性得以彰显的组织形式,在人员组成、产生方式、职责权限等方面应区别于学术型大学,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应由50%以上的来自行业企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四是完善教代会、学代会等师生参与改革决策的机制,推动多元协同治理；五是明确校长聘任资格、落实校长职责,为行业企业专家担任院校长设计治理框架,职业院校长所具备区域产业发展的前瞻性预见能力、对专业服务面向市场具有的细化选择能力,是职业院校适应市场需求、依法自主办学、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治理的前提.
总之,当前省域职业教育正处于内涵发展时期,要适时推进职教管理模式转型,不断创新职教治理的体制机制,在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中,要考虑到各种区域性的现实需要；在职教改革决策上要注重科学化和化,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与效益；在职业教育治理结构中,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同共治来不断调整和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职业教育善治,以激发省域职业教育发展活力,推动省域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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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翔；责任校对：李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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