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郑大圣：对历史的缄默是中国人特有的世故，该文是关于中国人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郑大圣和缄默和世故方面论文怎么写.
在上世纪70年代,能榨油的花生极其金贵.铁面无私的民兵王奎生为集体看护花生地.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八岁的闺女彩云正蹲在地里偷吃花生,一气之下,打了闺女一巴掌.彩云“哇”的一声哭了,结果花生豆卡在她的气管里,噎死了.这个偶然事件被村里包装成一个大义灭亲的故事往上报.一张奖状为全村换来救济粮,而王奎生却不堪精神重负,疯了.
1982年,村里要重唱老戏《打金枝》.王支书愁眉不展,只有他知道表面上领导要“听戏”,实际上要“分地”.谁都想分到最好的地,但全村最好的九亩半却属于“奎疯子”.为了“瓜分”九亩半,村民要把“奎疯子”送到精神病院.支书于心不忍,让曾经的指导员老鹤想法唤醒他.老鹤为王奎生排了一出《钟馗打鬼》,并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闺女”.刚有好转的“奎疯子”因此又疯了.这是导演郑大圣的电影作品《村戏》.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村民偷偷摁下手印“包产到户”,由此开始了中国农村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到今年,时间刚刚过去了四十年.
郑大圣邀请了自己高中的语文老师,一位曾在安徽凤阳插过队的“老三届”观看了影片,这位当年的亲历者对他说,“你拍得很真实,但仅仅只是掀起了那个时代小小的一角.”
不过,许多年轻观众看完电影后,用“魔幻主义”、“荒诞”评价《村戏》.这让郑大圣感到疑惑甚至恐惧.“仅仅三四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两三代人之间对同一段历史的认知已经如此天差地别？当年的实况被现在85后、90后认为荒诞,这个议题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从里到外复原历史
《村戏》根据作家贾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说《村戏》、《花生》、《老路》改编,拍摄地在太行山里的梁家村.开机前一个多月,剧组的美术置景就去刷标语、出黑板报.标语最初是前的,用繁体字写着“深挖洞,广积粮”,然后把这些标语铲了,刷上初期的标语,又铲了,再是中后期的,这种层层叠加,最后才是八十年代初的样子.
电影学者戴锦华说《村戏》是一部给她多重久违之感的电影,“包括久违的乡村,久违了的历史,久违的现实感”.
复原这样一种生态并非易事.拍摄前,郑大圣就向投资方明确提出三个要求：用非职业演员,用方言,用黑白摄影.“我一开始就知道是不能用明星的,甚至连电影演员都不能用.它必须得是非职业演员,是来自本乡本土的,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是熟人.”
《村戏》的演员除了3位来自当地县高中、县技校的学生外,剩下的35个演员全部来自河北省井陉县路德晋剧团,一个民营的山西梆子戏班子.他们本身就是农民,有戏唱的时候,大家唱戏,农忙的时候,就回家收麦子.郑大圣认为只有真正和土地有连接的人,才能快速地在片场找到游在水里的感 觉.
演员刚进组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衣服,自己的衣服不让穿了,毛衣、毛背心、老棉袄、老棉裤、大衣、老棉鞋,一层一层,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剧组给发一遍.“要是只发外衣的话,那个东西永远不上身,就是假装事儿.”
演员每天集中在晒谷场上学习,唱歌,读文件,背诵语录.革命歌曲要唱到下意识哼哼,口号以喊到声嘶力竭为标准.晚上一起集合看样板戏,平时模拟游街批斗,现场谁有权威就斗谁.电影里扮演支书的演员是他们剧团的编导,算是演员们的半个老师,于是大家很严肃地把他绑了起来,挂上牌子戴上帽子游街.
后来群体的情绪真的被煽动起来了.“支书”被斗急了,哭了. 郑大圣事后想想说,“其实就是那种被一个狂热集体树为对立面的孤立感、羞辱感”.
几何式的裂变
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打工,慢慢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了,人口空心化严重.梁家村也是如此.
在梁家村待了几个月,郑大圣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如今的中国乡村早已不是那个鸡犬相闻的乡村了”,不仅青壮两辈人都待在了城里,连狗都少.电影里出现的那几只鸡还是剧组专门买来,用钓鱼线拴在院子里的.要是想弄头牛、找头驴、赶几只羊,更得到隔壁村借.
地没人种了,再肥沃的“九亩半”也没人争了.郑大圣有时会请村里一些老人来摄像机前客串,当看到这群当年的亲历者佝偻着腰、拄着拐出现在他们年轻时的舞台上时,他不由地感慨“好快啊”,“从集体到分地,从封闭乡村社会到村子里的青壮人走空,只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几乎是几何式的裂变”.
《村戏》自今年3月份开始在各大城市点映,几乎场场爆满.在此之前,观众大多只能在央视6套的电影频道看到郑大圣的作品.他2000年入行时,正处于中国电影最糟糕的时期,小荧屏刚普及化,人们不愿意进电影院了,许多导演拍了电影也不知道往哪儿放.
当时央视电影频道在每年百十来部的量产之中,会留一个很小的比例给“艺术片”、“探索片”,郑大圣的片子就在这个隙缝里,做着相对自由的艺术表达.《 天津闲人》、《廉吏于成龙》、《古玩》、《王勃之死》、《阿桃》……郑大圣喜欢回头看,入行以来拍摄的都是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现在的事情没法弄啊,挖半米就挖不了了,”他指着过去的一辆洒水车说,“就是弄湿了一层而已.”
在刚结束的第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7年度表彰大会上,《村戏》获得了评委会特别表彰,颁奖词里称《村戏》“以魔幻的往事,提示我们注目民族的未来”.郑大圣认为不断地叙述、讨论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一段历史不被描述、讨论,一段时间后,就会真的‘不存在’了”.
此外,《村戏》还获得了金鸡奖和金马奖的多项提名,并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戴锦华说《村戏》里使用了大量的浅焦镜头,让她产生了一种观看的焦虑,这种想看清楚但看不清楚,就像我们望向历史时的感觉.“听着像假的故事”
郑大圣1968年出生于上海电影世家,外祖父是戏剧电影大师黄佐临,外婆是舞台银幕双栖明星丹尼,母亲则是著名的第四代导演黄蜀芹,父亲是电影圈的顶级美工师郑长 符.
1975年,郑大圣上小学一年级,当过一年的“红小兵”.第二年,就倒台了,结束了.所以,郑大圣“对那个时代的事情知道一些,但也没那么多,影影绰绰,是一种若有似无不确定的整体印象,很多细节都是不清晰 的”.
对共同经验流失的放任,使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存在很大的断裂,这在两三代人之间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村戏》里有一幕是“奎疯子”把榨花生油的现场当作炮火连天的战场.在他的耳里,花生壳裂开的声音是嘟嘟嘟的声；碾磨机吱呀转动的声音是轰隆隆的坦克.
许多年轻观众评价说“这是一段绝妙的蒙太奇,表现内容十分荒诞不经”,标准文艺腔的解读方式.这并非郑大圣想要的,他是想让观众在这些镜头里,看到一段真实的历 史.这些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匪夷所思,“听着像假的故事”,恰恰很可能是他祖辈的过去.
中国人对于不该忘记的共同经验集体缄默和默契掩盖,常常让郑大圣有一种焦虑和危机感.出生不久,他的父母被隔离审查,他被祖父母带去天津.五岁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父母.
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关于自己早年间的经历,父母从不主动提及,郑大圣只能从跟父母或者外祖父的聊天中拼凑一二,但即便这些碎片,已让他足够惊愕.郑大圣说：“对共同经验有默契的掩藏,倒是中国人特色的世故.这种有意的封存,不是说来自社会结构或者是的压制,而是一种全体的默契.你很少见上辈人对下辈人讲自己的过去.大家会觉得过去就过去了,何必再 提.”
拍摄过程中,郑大圣曾把在戏班里教演员们唱戏的师傅请来讲过去的一些事,师傅讲着讲着就哭了——他曾被亲近的人出卖,被打成“”,家庭也因此离散.徒弟们听完后,都傻了.他们十几岁跟师傅学戏,到现在四十出头,从不知道如此亲近的人还遭遇过这样的经历.
戴锦华也发现对于这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却不能体认,不能够进入,用科幻小说的一个词,叫做“雾障”.她说：“我觉得这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有社会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还有情感的.”
一段历史只要几代人的共谋就可以被抹掉.“经历过的人有意不说,蹭着边的人说不清楚,更晚一点的想知道无从知道,直到最后不知道就不知道,连了解的意愿都没有了.人群太容易淡忘历史了,不记述,不叙述,自然没得检讨.那么有什么是不可能卷土重来的呢？”郑大圣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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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大军师司马懿》：借历史讲述人性 当垂垂老矣的司马懿放归养了大半生的乌龟“心猿意马”后,在洛水河畔打完一套五禽戏,随后盘坐河边溘然离世,86集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上部军师联盟；下部虎啸龙吟）完美收官 近7万名观.
2、 光只从黑暗中来专访《村戏》导演郑大圣 历史是一个舞台,而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或者仍旧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至于要说到这出戏的导演,或可谓之命运 “中国通俗文学总有一个善恶的判断,是一种伦理的裁判,说书用的 ”从郑大圣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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