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郁达夫对倡优士子模式的现代性转化，该文是郁达夫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倡优和倡优士子模式和郁达夫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郁达夫等一大批五四文人,既是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又是新时代的第一批弄潮儿.他们既浸淫于丰硕的传统文化长河,又无时不刻体味着封建社会的落后与腐朽；既睁眼目睹着浩瀚的现代文明,又必然生长于新旧交替的中国现实.东西方文明碰撞的花火以及现代文化蜕变的苦楚在他们身上杂糅出一种复杂的韵律,表现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继承与现展.其中,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流落风尘的女工与不得志的日本留学生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尤为引人注目,这显然是对于古典文学“倡优士子”模式的一次现代性转化.本文沿着“倡优士子”模式发展的古今脉络,追寻其在五四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意味.
一、“倡优士子模式”的传统演变
“倡优士子”模式,指表现倡优形象与文人学士之间情感关系的一种文学创作模式.“倡优”概指娼妓与优伶的合称,这些“善歌舞、有姿色”的女性虽略懂文墨、受人追捧,但大多数也只能承受被玩弄、被压迫的命运.唐代一位歌妓就曾借诗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而在历史上,结交娼伶一度成为文人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他们或寒窗苦读屡试不中而人仕不得,或迫于社会环境空有～腔抱负而无处施展,往往表现出一种对于功名的轻视与满腹仇怨,饱受着同倡优一样“八倡九儒”的社会地位.正是这种旁人无法理解的精神苦闷令倡优与文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倡优仕子”模式也因此成为文人笔下另有一番缠绵悱恻景象的创作模式.
“倡优士子”模式最早发端于词派,从词之首温庭筠为数众多的娼伶题材诗歌就可以窥见,他不但善描写女性姿容的美好,也乐于表现娼伶在轻歌曼舞背后的孤独和感伤.他曾答好友诗云,“彩翰殊翁金缭绕,一千二百逃飞鸟.尾生桥下未为痴,暮雨朝云世间少.”用尾生候佳人不来,抱桥柱而亡的典故以表自己与青楼女子交往的感情之真挚.北宋词人柳永因屡试不第长时间靠为歌女写词为生,长期混迹于秦楼楚馆的他创作出许多风流艳丽的词句,更是将自己与倡优之间的交往写进词中,有“灿花巷陌……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的潇洒,也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斛低唱”的无奈.
到了元代,叙事体制的杂剧得到了空前发展,“倡优士子”模式能够达到与“才子佳人”并驾齐驱的程度,其中较为出名的便是马致远根据白居易《琵琶行》改编而来的元杂剧《青衫泪》.《青衫泪》全名《江州司马青衫泪》,讲述了白居易与名妓裴兴奴之间哀婉的爱情故事,唱出了”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千古绝唱,可以说是对倡优士子书写的情感巅峰.
到了明清之后,小说阅读走向大众,“倡优士子”书写的重点渐渐放在了、肉欲等“伎家故事”的之上,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特意将此种小说归类为狭邪小说.直到清末韩庆邦《海上花列传》的诞生,才以其“平淡而近自然”的上海俗世男女悲欢拉开了近代通俗小说的序幕,令“倡优士子”模式的创作逐渐走人现代文学的视野之中.
总的来讲,不同于凸显登第团圆的“才子佳人”创作模式,“倡优士子”的创作以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切口,点染着同病相怜的“倡优”命运,夹杂着不足为外人语的“愁绪”.这种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愁”在新旧时代交替、启蒙与救亡话语并肩的“五四”形成了特有的叙事形态.
二、郁达夫对“倡优士子模式”的现代性转化
郁达夫出生于19世纪末,日益破落的家境与孤独悲惨的童年生活使他形成了脆弱敏感的性格,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生创作中留下多首古体诗,还曾亲身效仿魏晋名士,远离世俗、寄情山水.他身上既浸润着浓郁的古典文人气质,又在留学日本之后广泛接受西方文学,沾染了浓郁的西方浪漫主义特色与现代主义情结.其中,对郁达夫及其创作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自然主义思潮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这些都对郁达夫“自我表现”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倡优”：“自我”的影射
对于“倡优”身份与处境的理解在“倡优士子”模式的书写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古典文学中,“倡优”虽身处狭邪之地,某种意义上也是能够识文断字的“才女”,于是成为文人宣泄愁苦的“解语花”,成为淤泥之中的“爱莲说”,本质上都是知识分子孤影自怜映照自我的“他者”.在郁达夫笔下,“倡优”不仅是歌舞伎馆的伶人,还是挣扎在底层的少女：她们可能是（《沉沦》、《秋柳》）、酒馆当炉女（《银灰色的死》）或是失业的女工（《春风沉醉的晚上》）,她们身上既留下了时代对于女性解放的印记,仍不免流露出郁达夫“自我”的影射.
郁达夫初到日本时,就对传统文人诗酒征逐、狎妓而游的才士习气神仪已久,加之五四青年特有的“时代病”,他便觉得“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常去日本妓馆狎妓.在《沉沦》中就详细地记录着一个留日学生去海边酒馆狎妓的心理过程：“他才知道他想吟诗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体的心是真的了.…‘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那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他”出于性苦闷去酒馆寻乐,面对侍女暴露的衣着心猿意马；又不愿仅仅将女性当做发泄性欲的工具,陷入对于道德与人道主义的自我谴责；渴望与侍女建立一种深入的情感关系,又诟病她们的“逢场作戏”.这种对于女性“又喜、又怕、又恨”的复杂情绪从本质上揭示出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沦落女性的复杂心境.《茫茫夜》中的于质夫也经常出去挑妓,他偏生选择了并不貌美也不灵巧的海棠,他说,“可怜那鲁钝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样.”此时的作者远离祖国,内心承受着理想与自我的双重压力,他便从这个平凡的可怜身上反观自身处境,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可以说,“倡优”形象在郁达夫的文本中成为了“他”自我精神的另一面,是一个“局外人”企图从“另一个局外人”身上寻找的“镜中之人”.
（二）自叙传抒情：抒情与叙事艺术的融合
“倡优士子”的创作由词派的词曲抒情模式演变到杂剧小说的叙事模式,经历了古典文学文体由抒情向叙事的转变.而到了都达夫手中,他将自我情感的表达与情节叙事完美融合,发展出融汇抒情与叙事的独特“自叙传抒情”小说.一方面,他在叙事中渗入丰富的人物情感：在人物交往的情节中当中插入大段的人物心理独白与对话,借此抒发故事背景之后的作者意识流动.另一方面,在抒情中推进情节发展：作者在浑然天成的故事框架中并不刻意书写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而是以人物的个人情感串联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表现青年学生与沦落女子之间的感情联系时,他用了大量描摹心理的语言.“最烦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以及“质夫心里总觉得怏怏不乐”最近总是“孤冷的紧”表达叙事背后的情感因素.他用了极多的表达私人情感的词语,如“孤独”、“忧伤”等内指性语言,赋予叙事以强大的抒情力量.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像这样在《沉沦》中对于自然景物的描摹与对于私人情绪的宣泄经常性并且是大段落昀出现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已超越了古典诗论中的“情景交融”,更显示出了西方自然主义与私小说的痕迹.基于此,现代文人复杂情绪的传递就远远超过了“同时天涯沦落人”的一声独和了.
（三）士子之心：难叙的愁
以倡优与士子为原型的叙述文本本质上来讲是知识分子内在精神世界的直观反映,体现出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的审美情结.从这种惺惺相惜“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描摹中,中国知识分子流淌着的清高傲物、风流自赏却难被肯定的愁绪绵绵不绝,声声入耳.
郁达夫身上浓重的士子情结,不仅仅来自于源自魏晋的文人风骨,更来自于对于时代与命运的现代思考.首先,郁达夫接受了西方的悲剧理论的影响,一改传统儒家文学之下对于悲剧的有意消解,意识到宇宙与人生的本质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在《春风沉醉的晚上》里“我”走投无路到连自杀也没有勇气,这是一种生存的悲剧,主人公大量的内心剖白体现出来的悲剧情调不同于传统文学当中的假死真圆满,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灵魂死亡.他的小说不仅描述了主人公肉体的死亡,更写出了青年人灵魂的死亡.说至聪沉沦》最深刻的悲剧性,其人性的“沉沦”就不仅指肉体投水自尽之后的完结,而是他在生的痛苦折磨中不断自我异化而导玫灵魂的沉沦.又如《空虚》里的“我”连“开了眼睛做梦的权利”都被剥夺；《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最后沦为“livingcorpse”（行尸走肉）等等都展示出郁达夫对于时代青年所遭受的精神折磨的悲剧思考.其次,郁达夫极力营造一种伤感美、病态美,竭力抒发苦闷情怀以及由此产生的颓废变态心理,揭示难以言说的“时代病”.他不断暴露自我精神上的弱点,在异性面前颤抖、哭泣,希冀在女性温暖怡人的怀抱中得到灵魂的净化和救赎.在《茫茫夜》中,“他看看黄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点一点小下去的吴迟生的瘦弱的影子,觉得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他觉得他自家的黑暗前程和吴迟生的纤弱的病体,更有使他落泪的地方”.这种在个人与社会苦闷的双重重压之下产生的时代感伤是在古典文学之中很少见到的.再次,郁达夫文本的悲剧情调具有现代意味.古典文学崇尚的是和谐静穆之美,讲究情感的节制；郁达夫则侧重情绪的释放与自我意识的表达.郁达夫的作品中总是透露出一种充满悲剧意味的愁绪,这种愁绪既是时代青年群体陛的更是郁达夫自我的.郁达夫赋予他笔下的知识分子的感伤情绪同时是五四所赋予的时代情绪,也是这种情绪使待“倡优士子”模式具有了真正的现代性.
“倡优士子”模式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要展示,无论是自我内心的讴歌还是他者身份的影射,都体现出文人对于时代与自我身份的深沉思索.郁达夫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处,用自己的生命体认,将“倡优士子”模式进行现代性的艺术转化：赋予“倡优”形象更加丰富的身份内涵,令生存于新旧时代交替狭缝中的知识分子在与底层女性的交往中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传递出难以言说的现代愁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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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史妍（1988-）,女,山西人,现任职于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语言文学系,硕士,职称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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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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