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日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与评析，该文是关于特色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与日本*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与看法总体上积极,但也有一个变化演进的过程,这与该党自身追求社会主义的经历及立场、主张有很大关联.日共寄希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从而开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但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对日共的这些态度与看法,应全面、客观地看待.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本；看法
日本在当今非执政中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其力量最强、党员人数最多.作为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党,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奋斗伴随其始终.日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的,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和观点有所差异,其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都有其特色.这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左翼力量特别是非执政的所知、所感、所为,为我们观察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演进,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有必要对此加强跟踪研究.
一、日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与观点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与看法总体上说有一个变化过程,并且时有反复.日共的认识首先直接地反映在其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等问题的评价上,然后才进一步上升到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评判.
（一） 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态度与看法从沉默到日渐肯定,尤其称赞中国各方面的巨大成就
日共在1998年与恢复关系前,总体上难以感知其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态度与评价.即使在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初期,该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公开表态也基本未见.日共2001年在致建党80周年的贺电中,只是泛泛地表示“我们谨衷心希望贵党今后继续推进符合贵国大多数人民意愿的国家建设,并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根本未提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2002年该党领导人不破哲三与志位和夫致贺同志当选总书记的电文中,依然仅是客套地表示“期待中国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致力于贵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也未提及改革开放.当然,新世纪以来,日共领导人在与内部交流及与领导人的会见中,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2005年与日共会晤时,不破哲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已经取得了伟大进步,意义重大”.不破哲三在2006年访华与领导人会见时,也大体上肯定改革开放政策的创举,认为“这在过去两种制度并存的时代从未发生过”.该党在公开场合首次提及改革开放,是在致十八大召开的贺函中,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提出通过市场经济实现共产主义的方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迄今该党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最明确态度.十八大以来,日共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述明显减少,主要是一些式的成就评价,因为其领导人的关注点转移,并不涉及其他深层次的评析.
（二） 认为中国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相对于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知,日共对中国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创新的积极评价要更明显、更突出得多,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其评价更高、更全面.综合日共领导人不破哲三、志位和夫、山口富男、绪方等近20年的各种表述,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日共在20来年的时间里,始终对在理论和实践上创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举动评价很高,而且立场态度未予改变.不破哲三在2005年就表示,通过市场经济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没有论述过,也没有相关设想.尽管在上世纪20年代,列宁也曾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竞争,但由于当时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愿意参与苏联的经济建设,因此列宁通过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进而战胜资本主义的设想最终夭折了.而中国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这不仅对中国是一次挑战,也是人类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挑战,而且这一试验“正在中国获得成功”.志位和夫在2010年就对中国领导人强调, “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生命力”.日共认为,能够在苏东剧变后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体现了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勇气与魄力”；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其二,赞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应从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视角来看待两制关系.早在2002年,日共就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宏伟,志向远大”.不破哲三在2005年表示,对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用100年,社会主义事业最短也需要100年,他认为这是站在长远的角度审视政治制度和长期发展规则的表现,是具有长远战略的体现,而前苏东国家就做不到这一点.日共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时代,这具有历史性意义.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其极限,世界人民正在考虑能否继续沿用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潮流已日益形成.但也要看到,21世纪资本主义不会终结,仍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要终结资本主义制度,需要革命条件和革命成功,而这些在较长时间里仍难以实现.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会比较长久地存在下去,对于中国而言,就需要考虑如何在21世纪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其三,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溢出效应.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经验,给日共探索日本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榜样”,这点在日共二十二大的党纲修正案中得到了一定反映.近年来,日共多次强调,在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是21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包括日共在内的世界各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十八大以来,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出现一种个人色彩趋浓的倾向.由于日共的重要理论家不破哲三早已退出一线,对此发声极少,志位和夫更关注的是原则性问题或者一些个性问题,更多的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对中国发出忠告,如他希望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应朝着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作用、使“劳动者成为主人” 的方向迈进,这是社会主义的大原则；强调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使民众主动自觉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带有决定意义的是要让国民切身体验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期望中国民众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能更广泛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危害等等.
（三） 赞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性意义,并寄予厚望
日共在与恢复关系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未见有公开评价.在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20年,成效巨显.所以,日共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多体现于积极方面,更多是从国际意义的视角论及.
其一,赞扬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和重大成就.不破哲三、志位和夫等人多次强调,在日共看来,的最大成功在于“使中国人民深刻体验到中国正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现在的巨大成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不是接近资本主义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可从经济快速增长中看出来.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与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竞技中,获得了世界性的经济地位,这是苏联未能达到的.
其二,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不破哲三2009年访华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成功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一国范围,将在世界范围内对所有为社会主义进行努力的产生重大影响和鼓舞作用.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与否不仅关乎自身事业的成败,也关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不仅对中国的未来,而且对21世纪世界的进步事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三,从两种制度竞争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已日渐取得优越性.世纪之交,日共就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谋求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具有和一般市场经济相同性质的同时,其机制和作用、逻辑和规律又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日共更加看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不破哲三、志位和夫等人曾分别在2009年接受中国媒体访谈或与领导人会见时表示,近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中的份量不断上升,中国正展现出超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美国的实力.中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不仅稳住了社会主义地位,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意义重大.他们希望中国在走向宏伟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并使其成为推动21世纪全球发展的巨大力量.他们甚至表示,从21世纪100年的历史跨度看,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将会在21世纪进一步加速.
近年来,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评述基本重复上述立场,并无新的观点主张.志位和夫等人更多地只是从国际政治尤其是中国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角度对中国提出期待,希望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四） 对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的相关问题与挑战总体上表示理解,并期望在前进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与西方其他有所不同,日共对于在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困难、问题与挑战,总体而言抱着一种相对客观、宽容与理解的态度.早在世纪之交,不破哲三等人就表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正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其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2004年日共领导人访华时,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解决党内的腐败现象表达过担忧.金融危机后,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国力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日共一些领导人包括志位和夫又对中国提及的进一步发展等问题,强调“中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国内意义,更将作为两种制度并存和竞争中的实践而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也要看到,近年来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更多地由内政转向外交,特别是近两年来对中国某些对外政策的动向和举措表现一定程度的不解与批评倾向.日共认为,随着国力的空前增强,中国近几年来在国际政策上的理性与自制力“大不如以前”,在其2016年的二十七大文件中甚至声称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而且,日共近来在其党报《赤旗》上连续就核问题、南海问题等公开批评指责中国,认为中国在与核裁军问题上“不断蜕变” “公然站到世界和平进步势力的反面”,向美国等西方核大国的政策靠拢,将缔结“禁止条约” 推到了遥遥无期的未来,对包括日共在内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泼了一盆凉水.这些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期和日共两党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从日共的社会主义观来分析其内在原因
日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与看法的演进,更多地应从它自身对社会主义的追求、认知及其在科学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来找“基因”,从而更准确地分析其原委,解释其内在逻辑.
（一） 基于日共对社会主义内涵与特征的相关认知
日共自成立以来,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尽管基本内核没有变,但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有所调整,其社会主义观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其一,日共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源于其自身就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共就致力于探索建立一种使计划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弹性、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991年,日共领导人上田耕一郎首次提出“混合经济” 的概念,并在1994年召开的二十大上正式提出要坚持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的“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而且在其二十三大上强调“社会主义变革的中心是将主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管理、运营实现社会化”.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不仅时间上与日共相近甚至略早一点,而且在内容上,的相关论述比日共的要更加完整、科学、丰富,更前进了一大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是非常合乎日共的“口味” 和需要的.
其二,日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化”,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示认同,有为自身理论探索寻找外部“合法性” 依据的深层考虑.日共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上比西方还更积极地肯定,原因在于其自身在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也在不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化” 进程.为作理论上的铺垫,日共1976年召开的第十三次临时代表大会就决定,在指导思想上以“科学社会主义” 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两年后,当时的日共领导人之一不破哲三在56周年党庆纪念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探索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另一位领导人田耕一郎随后将其定调为“完全立足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传统及其经验基础上的、日本式的社会主义”②.从此,开辟了日共探索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并在21世纪以来对其内涵与特征不断地加以创新和完善.日共承认,其不仅从身上体验到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在内容上学习借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少理论创新成果.
其三,日共想根据自身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完善提出某些建议,以体现其对积极的“影响力”.日共长期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特别突出两点：一是强调要“超越利润第一主义”③,认为资本主义的症结在于企业个体追求利润的目标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方向.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以社会整体的目标代替企业个体的目标,决定社会生产的方向,进而根除人剥削人的现象.二是强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认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点,为此要全面提高人们的生活,实现“真正的价值和自由”.日共其实是在以较为含蓄的方式“告诫”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尽量规避和克服资本主义消极负面的东西,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公正和.
（二） 基于日共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与途径的探索
在日共看来,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论”,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 之处.二战后,日共不断调整其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式与途径,最终确立了两阶段论的革命路径,即先进行主义革命,待其成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日共强调,日本现阶段的目标是推进“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革”,革命不可跨越,否则会给日本革命带来危害,认为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日共面对的依然是如何实现主义革命任务的问题.为此,日共愿同一切致力于资本主义改革的政治力量合作.不破哲三就此指出,对日共而言,只要是致力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还是修正资本主义的力量,都可与之合作.为创造相关的主客观条件,日共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调整了“无产阶级” 的提法,代之以“无产阶级执政” 新理念；在1985年的十七大上删去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的论断①,并在二十三大党纲中调整了其对天皇制、“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向海外派兵等重大问题的政策立场,旨在能够与各种进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顺利推进日本的改革.
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上,日共认为至少有两点与的观点和策略相近：一是社会主义要分阶段进行,所以日共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给予积极评价,认同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的诸多重大论断与战略方针.二是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向其“让步、妥协”.日共声称要全部继承“自由”“主义” 以及一切有价值的资本主义遗产.所以,它对中国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利用资本主义的基金和技术来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做法表示充分理解和肯定.
（三） 源于日共对苏东剧变的总结和反思
纵观日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评价,至少在冷战后,它是把中国和苏联当作正反两个典型来认知的.日共认为,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 的破产,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只不过因此证明了苏东国家的历届领导“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②；长期以来,苏联东欧搞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完全背离和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正因此,日共甚至表示： “对苏共这样的党的解体持‘举双手欢迎’ 的态度,因为解体本身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它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继续前进的力量‘消除了障碍’ ……为世界共运的前途开辟出新的自主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性.”③ 可见,日共是从汲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和开辟世界社会主义新路的视角来认识问题的.日共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汲取苏联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教训的基础上,做出了令全世界人为之鼓舞和振奋的“惊天大事”.在这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日共高度评价,成为日共眼中的正面典型,其深层原因是的创举符合日共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纠偏的内在要求.
（四） 基于日共对实现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
日共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日本推动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为此创造一定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在理念上,日共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尽管难以将自身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用于施政实践,但它始终以批判的精神鞭挞资本主义,认为未来不属于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当今世界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南北鸿沟问题、全球环境问题.日共始终不懈地追求社会主义,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衰退和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它坚信“作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①.因此,日共出于相同的信仰,对冷战后够顶住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更主要的是,日共把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程中看到,这一希望并不是乌托邦,而是有着光明的前景.
三、对日共相关立场与观点的简要评析
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与评价,总体而言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在发达国家中,日共对中国表达了更多的正面声音.当然,由于其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必然带来某些认知乃至立场上的差异,甚至折射出部分矛盾与复杂的心态,这都可以理解,但也要对其有针对性地做释疑解惑工作.
（一） 日共积极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提振自身士气的现实需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在日本国内,反共势力叫嚣“日本完蛋” 论,连日本时任首相海部俊树也断言“日本已穷途末路”②.当时在日共党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悲观、失望和消极情绪,甚至引发,党员大量流失,一度从近50万人下降到约36万人,这是对日共领导层的一大考验.他们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行应对,设法扭转不利局面.同时,他们也借1998年与日共恢复关系的东风,通过积极宣传和高度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巨大建设成果,来做日共自己的文章,以此在党内鼓舞广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士气,提振他们追求“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的信心.
（二） 日共在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上表现出某种复杂的心态,在正面肯定的背后也隐藏着其他想法
日共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上,非常肯定的市场经济理念与做法,认为这与它“想法相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或许可以说,日共领导层在夸赞的同时,其实也是在肯定自己.同时,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也存在某种理想甚至是“教条” 式的解读,以一种当前难以达到的高标准来衡量中国.它将中国视为“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国家” 或“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意思是说,中国迄今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所以,日共在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同时,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定性上,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游离心态和理想主义色彩.
（三） 日共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总体而言小心谨慎,其中有着多重因素
一是历史的恩怨纠纷.和日共两党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后期,因各种原因关系中断达30多年之久,在日共党内带来了较大阴影,使其在涉中问题的评论上极其慎重,甚至沉默.二是日共较长时期里对中国了解不多、不够,甚至有误解.在与恢复关系前,日共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大量负面报道的影响,使其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理解和认知不可避免地存在程度不同的偏见乃至戒心,甚至曾感叹中国已经“向资本主义倾斜”.所以,包括不破哲三在内的日共领导人自1998年访华后,多次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日共是从一张“白纸” 开始同交流的,因此要加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了解和研究,才能作出更准确的评判.三是东方文化的因素.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评价更多地表现出它的“东方文化” 心理,尤其在批评方面相对含蓄和隐晦.应看到,日共除了近年来在国际政策上对中国有所不满外,近期对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消极现象也都有不同看法,甚至是内部较为负面的评判,但公开表态上往往有所克制,较少直接表达,多以期待方式表示.
（四） 对于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应多理解、包容和理性看待
由于日共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历不同,因此必然会作用和反射到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评判上.总的来说,日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与看法,同世界上大多数一样,是一种同志式的言论与关爱,是怀着一种阶级感情来认知的,同国际上的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党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在原则上不必对此过于苛求,更没必要斤斤计较.至于具体问题,可具体分析、个案处理,不必上纲上线,更没必要去开展所谓的意识形态争论或论战,而应更多地在工作层面探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责任编辑：聂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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