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战国燕系题铭书迹探赜，本文是有关战国燕系题铭书迹探赜论文怎么撰写与探赜和战国和题铭有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新出土战国文献的不断丰富,给战国燕系题铭书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本文试图在战国燕系文字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基础上,从题铭书迹的点画形态、字体风格和装饰款式等方面探析其艺术特点的形成,不难发现镌刻的风格多样化,既有受中原文化影响下的清劲整饬、工稳遒丽的艺术作品,也有因燕国地处北部而长期同夷狄杂居,融入粗犷豪迈、苍朴浑厚的气质,笔势多具辛辣阳刚之态的艺术作品.关键词：题铭；玺印；字形
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盘踞北方,疆土辽阔,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等地.战国中期,其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成为北方文化圈内颇具实力者.目前古文字学术界对战国燕系文字十分关注,关于燕系题铭书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新材料公布之后得到很好的解决,已有一部分学者对燕文字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如冯胜君的《战国燕系古文字资料综述》、苏建洲的《战国燕系文字研究》和彭吉思的《战国燕文字地域特征研究》等论著.这改变了以往人们一直认为燕国地处边疆,远离中原文化核心区域而文化欠发达的错觉.近年出土的燕系古玺、钟鼎、货币、陶文、兵器等铭文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制作良莠不齐,款式变化多样,是研究当时文字地域差异与书写水平等问题的珍贵资料.（图1、图2）
一
燕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姬姓诸侯国,历经西周、春秋、战国三时期,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被灭,立国长达800余年.《史记·燕世家》记载历史悠久的燕国曰：“社稷血食者百岁,于姬姓独后亡.”燕桓侯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建都于易（临易）.《史记·燕召公世家》裴集解引《世本》说：“桓侯徙临易.宋衷曰,今河间易县是也.”春秋时期的燕国国力较弱,与中原诸侯交往较少,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山戎的侵扰,被迫几次迁都.进入战国时期,齐国反对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大臣子之,支持太子平争夺王位.齐国趁燕国内乱,出兵干涉燕国内政,这给燕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方壶铭文曾记载此事,铭文曰：“适遭燕子哙,不辨大宜（义）,不忌者（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邵（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者（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施（也）,寡人非之.”由此可见,燕王哙因让位于子之的“不用礼宜（义）”举动而遭天下诸侯的斥责,导致齐国曾联合中山国等出兵伐燕,使燕国国力一蹶不振.直到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即位为燕昭王.经燕昭王多年的励精图治,燕国国力才发生很大变化,逐渐成为北方的一个军事强国.为了复仇,燕昭王派大将乐毅联合五国军队攻齐国,占领了齐国大部分重要的城市长达五年,掠夺了大量的艺术品,俘虏了一批优秀的工匠并运往国内,使燕国的青铜器铸造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周亚先生《郾王职壶铭文初释》一文,对郾（燕）王职壶铭文做了深入研究,并指出：“铭文所记即战国晚期燕昭王伐齐之事.”战国晚期的郾（燕）王职壶,直颈宽肩,圈足刻有28字铭文：“唯郾（燕）王职□（践）阼□（承）祀,氒□（厥几）卅,东戗□□（贯国）.□（命）日任（壬）午,□□（克）邦□（堕）城,烕水□（灭齐）之□（杀）.”[1]铭文的点画肥瘦结合,字距大小相宜,体势质朴浑厚,体现燕系文字雄强遒劲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是燕国最为兴盛的阶段,文化呈现出富有地方色彩的北方风格.战国晚期燕国文化崛起的一个原因是地处北方一隅,与周边少数民族接触较多,受他们影响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另一个原因是与中原各国长年混战相比,燕国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快速发展.（图3—图6）
二战国中期,燕、齐两国曾相互兼并,文化亦较为接近,书迹的艺术风格也类似.燕、齐两国文字大体上是承袭西周金文,只是形体的某些形状略有差异而已.
如燕系的“东”字写作“*（《古玺汇编》0362）”与齐系的“东”字写作“*（《古陶文汇编》3·281）”,基本造型是一致的,只在燕系的“东”字中上面的一横画写为一直线,在齐系文字中却成了上扬弧线的写法.到了战国晚期,燕系的书法已逐步形成自己的面貌,齐、燕两系文字的写法有明显的差异,如“公”字,齐系有*（《古玺汇编》0266）”*（《古陶文汇编》3·441）”等形；燕系有“*（《古玺汇编》3861）”“ （《古玺汇编》3890）”等形.燕地出土的玺印留有明显装饰性的“肥点”,竖加圆点者后来又渐变成横画,形成圆润、质朴、浑厚的书法特点,如燕系的“土”写作“*（《古玺汇编》1666）”.另外,燕系官玺“方城都司徒”（《古玺汇编》0016）、“韩佑都司马”（《古玺汇编》0053）、“平阴都司工”（《古玺汇编》0085）、“单佑都市鍴”（《古玺汇编》0361）、“东阳海泽王符鍴”（《古玺汇编》0362）等铸镂以阴文为主,字体结构常取上紧下松的形式,很多字的偏旁是根据印面的布局而做上下或左右移动,笔顺随之产生变化,笔画的简省现象亦逾常.尽管如此,印形与文字结合和谐自然,笔画粗细变化明显,结构疏密相宜,章法讲究错落有致.燕官玺制作通常较为规范,形制比较统一.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为正方形,坛纽,印面边长为2.1～2.4厘米,印台与纽座之间有明显的过渡台阶,一般为白文.亦有朱文印,尺寸大小不一,小者边长为1.4～1.5厘米,大者印面甚大.一种为长条形柱纽玺,印面呈长条形,印纽呈柱状,多为朱文.[2]战国后期的燕玺文字风格较为统一,结构工整规矩,同时还十分注重印章的边栏装饰.（图7—图11）
三
迄今还没发现有用笔书写的大宗燕系墨迹材料,许多学者研究燕系书迹的艺术风格主要是以题铭为切入点,分别考察燕系文字的字形、笔画和款式等特点.
目前所见战国青铜器数量十分有限,长篇铭文更是少见.郾侯载簋和郾王职壶是铭文字数较多的两件礼器.郾侯载簋铭文中的“*旧释为“*胜君、董珊释为“（爱）”.[3]“为”作“*”形,旧释为“马”,董珊先生亦改释“为”.到了战国中后期,燕系的礼器铭文越来越稀少,但兵器铭文相当丰富,是研究燕国世系、军事制度的主要材料.从形制上划分,主要包括戈、矛、剑、铍、矢镞等.[4]燕系兵器多数为燕王督造,亦有部分为将军、大夫以及地方长官监造.战国中期,随着势力的扩大,燕国与中原诸侯争夺天下,兵器亦大量增加,刻款的字形趋于方扁,意态简略率意,行款疏朗流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信笔而成,打破了篆书特有的圆转引曲和中含内敛的用笔,有块面形态的肥腴笔画被削弱,出现平直短促的笔画,如郾王戎人戟、郾王詈矛、郾王喜剑、郾侯载戟（图12）、左军戈、廿年距末等题铭刻款.
昭王在位一共三十三年,是燕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国君.依照常理,以此身份作器作铭,本应精益求精,而郾王职戟却以生拙胜出.它粗朴浑厚,不尚华饰,虽非精心之作,倒也不是苟且之作.这种气派,堪称昭王励精图治与国力蒸蒸日上的传神写照.[5]战国时期的燕系青铜器铭文大体可分为礼器铭文、兵器铭文等.礼器主要类型有簋、豆、壶、、鼎、钟、罍、敦、甑等.其铭文的字形结构与笔画形态变化多样,有的用笔敦厚圆转,工稳精巧；有的粗朴率真,笔画收放有度,疏密搭配自如.
四
战国时期燕国流通的主要货币为刀币、布币和圆钱等.刀币正反两面一般刻有铭文,如“*(《先秦编》572)”“*(《先秦编》552)”“*(《先秦编》578)”等字形,通常称为“明刀”.这种币形是燕国的辅币,因为流通时间较短,所以流传下来的数量较少.石永士、王素芳《燕国货币概述》一文详细介绍了燕系的明刀大概可以分为六种样式,并阐明燕明刀的形制由圆折逐渐发展到磬折的演变轨迹,这弥补了过去学术史对燕系货币题铭研究关注的不足.
燕系的布币主要包括尖足布和方足布两种,铸行于战国晚期.尖足布当是仿照晋系货币而铸行的,形制仅限平首平肩方足布和平首耸肩方足布两种.燕齐两国在战国晚期都流通圆钱,学术界多认为是仿秦钱而铸行的.燕圆钱面文主要有“一刀”“明刀”“明”三种.另外,形体瘦长的燕国刀币造型一般是取象于北方游牧民山戎、北狄的渔猎工具.就题铭书迹而言,燕系货币文字的写法显得简陋潦草,文字结体大小不拘,字里行间的布白疏密错落也不计工拙,显然与成熟的齐系文字装饰有一定的距离.这与其长期偏安于北方,与中原诸侯少往来,文化相对落后有关.
五
燕系陶器制作工艺也较为草率、粗糙,物勒工名的题铭与韩国、赵国和魏国相比较,字形的讹化、简化特征非常突出.位于今天河北易县的燕下都为战国时期燕国最重要的国都,发掘了城外的老姆台遗址,出土有印章、兵器等器物.除了燕下都,燕国旧都蓟（今北京广安门附近）,出土有不少燕国的陶文,内容多为地名,表示制造地点.大部分的燕陶文多用玺印钤盖而成,首先是把预先制好的阴文印章按在湿的陶范之上,再经烧制而成,也有一部分陶文是用刀刻画而成.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燕系陶文,在陶器的使用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损伤,再加上岁月的剥蚀,铭文在总体风格上显得斑驳模糊、厚重庄严,具有深邃的历史感.战国时期,燕国制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在近年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有很多模仿铜礼器而制造的陶器出土.其性质可能为随葬的礼器,其中有一部分带有铭文.燕系陶器铭文主要收录于高明主编的《古陶文汇编》及王恩田所编的《陶文图录》等论著.
陶文是燕国题铭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字形结构稳中求变,多姿疏朗.燕陶文按形制可划分为三类：一是长条形,其内容多为“匋（陶）攻（工）某”；二是正方形,内容多为“左（右）宫某”；三是连钤长方形,印面由若干长条形而钤成,内容多为“某年某月,左（右）陶尹,俫某,敀某,左（右）陶工某”.在燕国出土陶器的底部,往往记录着陶坊负责制作的工官名.如燕下都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铭文：“左匋（陶）尹旧疋器瑞,左匋（陶） 汤伯（均）国.”[6]使用陶文的目的是便于管理产品质量及事后责任追究,故简略者仅有工匠名字,丰富者也不过增加时间、监造者而已.此外,还有少量标明器物类别、所属及数量者.由于钤印、烧制及磨损等多重因素的“加工”,这些陶文显然是二次甚至多次完成品,其艺术面貌与其本来面目相比,已发生很多变化.但无论何种面目,它们都在斑驳朦胧的面纱下,投射出一种苍凉朴厚的气息,或许这就是燕文化的精髓所在.[7]接近百姓日常生活的燕系陶文,这类别具匠心的铭刻风格与居庙堂之高的礼器铭文相比更具个性,意气酣畅,呈现出燕系书迹的另一种风貌.
参考文献
[1]周亚.郾王职壶铭文初释[J].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8）：150.
[2]周亚.郾王职壶铭文初释[J].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8）：139.
[3]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D].北京：北京大学,2002.
[4]冯胜君.燕系古文字资料综述[D].长春：吉林大学,1996.
[5]赵生泉.燕赵书法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3.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389.
[7]赵生泉.燕赵书法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1-26.
此论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新出土战国至秦代简牍书法艺术研究”（项目编号:GD17XYS24）阶段性成果.
约稿、责编：史春霖、金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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