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微信民族志和写文化基于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观察、新和新主张，本文是关于文化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新主张和民族志和微信民族志相关论文范文检索.
［摘 要］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着一种由渐变到巨变的深刻“转型”（tranormation）,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学书写态度和方法.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要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变动性”,而非保守性.而变动性虽然意味着风险,更潜藏着机会.“枝杈社会”是中国经济在大风险中持续向好的社会动力,它要求一个人做他应该能够驾驭的事情,而微信正是继房地产之后给中国老百姓全体的又一次的参与式的机遇.微信使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的颠倒,并通过使真实扭曲化来实现一种真实性,老百姓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文化,创造语言,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群学”.在微信群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过去我们认为技术造成了人群的分离,而微信时代,虚拟技术却使这种分离技术失灵了.此外,互联网也使知识的储备被知识的搜索与创造所代替,世界因为便捷的互联互通变得“平面化”,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在时空安排上日益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而对这样的社会转型,田野在场对于民族志的书写是否还是那么重要.在一个微信的时代里,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已经变得很容易实现了,今天的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或许可以变成一种拼插式的创新.
［关键词］微信民族志；民族志书写；拼插式书写；倒差序格局；“群学”；写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2-0001-24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文化转型背景下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研究》（项目编号：15ASH012）的资助.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法律社会学、乡土社会研究、文化与认知研究等.北京100872今天的世界,生活和娱乐之间越来越无法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学术与生活也无法真正区分开来了.2015年前后,我曾经提出过“线索民族志”这个概念,核心指出要对一个引导问题发现的线索呈现有一种持续不断的追溯.[1](P.47-57)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探讨微信民族志的问题,在这方面微信民族志的概念已经是不再为大家所陌生了.2016年10月15日我们在北京的香山召集了一次有关于“微信民族志”这个概念的讨论会,这是借互联网微信群的蓬勃发展而举办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主要都是在微信群里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类学家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我们召集这个会议的最初目的就是想对一些未来可能产生的新型知识生产方式做一个探讨,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了比这个概念更为复杂的问题.一、问题的提出作为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社会学这些领域内的学者,如何去书写你所熟悉的文化或者你不太熟悉的文化,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未来在研究中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但实际的情况是现在在如何去书写文化上发生了一种观念上的混乱,一方面是1988年出现并传播到世界范围内的“写文化”（WritingCulture）这个概念,由此而搞乱了人类学既有的书写规范,因为曾经老老实实写民族志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被人嘲笑,而这些嘲笑写传统民族志的人,自己似乎又不太愿意去追随这种传统民族志的写法了,很显然这是因为新一代的民族志学家对待究竟什么是知识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换言之,当一个人的信仰,或者认同,或者思想发生了改变,那么再想让他做一个跟他的想法或者是他的世界观有悖谬的事情,那就变得极为困难.所以我想,今天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可能跟中国当下究竟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方面大概会有两派的观点存在,一种是认为这中间并没什么改变,中国照旧如此,或者世界也照旧如此；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结构和文化表达都发生了一种巨变.而在我看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场巨变.最近在烟台大学举办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年会大会报告上我专门提出了“从渐变到巨变”的主张,并以此作为大会主题演讲的题目.②我认为人类学应该在未来花费更多时间去研究当下社会是如何发生一种由渐变到巨变的改变的,过去曾经把这些变化统称为“社会变迁”（socialchange）或者“文化变迁”（culturechange）,实际上老派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在用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改用另外一个词,叫“转型”（tranormation）,转型就是巨变,其意味着一种有深度的改变.
实际上,理解传统文化,今天可以从人类学所切实注重的文化多样性这个角度去加以理解,一方面是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是要了解这种文化传统跟更大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此同时,文化也因此而变得成为了我们的一种自觉.今天学术研究领域中经常会谈到文化保护、非遗保护等问题,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实际上,自2010年以来,文化也真正成为了国家以及地方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显然不能说现在的县委书记做事情、想问题会首先不假思索地把文化放在第一位,现在估计还不可能做到,但是他们已经知道或者已经意识到没有文化这个县发展起来就很困难,很难有真正的转变.所以北京各区县这两年的文化事业就很好做,大家都开始有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意识.2011年10月15到18日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是在集中讨论如何大力发展文化的问题.最近领导人在很多场合也在谈文化如何打包走出去的问题,很显然文化问题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热点.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副中心移到了通县,而且北京强调,北京将不再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城市,这个北京的定位已经非常确定,其背后的含义无疑是要把北京整体打造成为一个更体现文化精神的一个城市.现在可以说整个基层都在重视文化的问题,所以原来一个很不起眼的乡村,现在借着资本的进入、借着规划师的进入,而被转化或者包装成为了一个古村落,可能那个村子实际上也古不到哪里去,但是在这种包装之后便会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这旅游消费,提升这里的知名度.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谈到中西方文化,我首先想强调的一点是,究竟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在此我有意地要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这个可能有些极端,真实中不一定必然存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但这是我们在观念上的一种对立,属于一种理想型,便于比较和分析.换言之,从观念的意义上来说中西方文化之间大体可以有此种对立的存在,也就是可以有一个我们自身的相对熟悉的中国文化以及真实影响我们的生活相对并不太熟悉的西方文化这样的两分.在西方文化的观念里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霍布斯鲍姆说的“传统的发明”[2],西方在理解文化的时候,从概念引用上而言,“传统的发明”这个概念是很合适的,这个传统讲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有一种很基本的理解就是,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人跟神之间相互分离的过程,最初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牧师来了解上帝的声音,获得一种理解,乃是得到了上帝的感召（calling）,通过这样一种人跟神之间的区分,即此岸和彼岸之间的区分,一切便听命于上帝的召唤.所以,那个时候的西方文化是一个为神所覆盖着的文化,但后来有了启蒙运动,大体上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人们由此而开始自主性地用一些所谓人的理性去替代原来上帝的位置,这就带来了一种文化上的断裂,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根本就是它的这种断裂的发生以及后效.
今天,有很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包括吉登斯、贝克等,都开始谈断裂,或者说讲这个文化上的大转型,意义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去理解所谓现代何以可能在西方世界生发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关注他们所熟悉的西方文明未来会在“上帝死了”以后究竟走上怎样一条轨道.[3]实际上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世界中,有很多的传统都是再造出来的,它的再造反映了这样一种断裂,黑白分明,新的就是新的,旧的就是旧的,清楚明白,因此西方现代文化观念里有一种深刻的自我保护的观念,保护的就是那种断裂之前的一种原汁原味的西方传统.
所以在西方好的大学里,英国的牛津、剑桥就别说了,就我熟悉的伦敦政经学院（LSE）就有一个很现代的大学硬件装备,从玻璃窗、内部空调以及办公设施都很现代,但在对老的教学楼进行改造之时,都要留下一堵墙是原封不动的,然后用玻璃罩罩住,这无意之中告诉你,这是他们的传统,是原汁原味的（original）伦敦政经的传统.甚至这个学校的墙,可能也就七、八十年的历史,但大家刻意把那批墙留下来.让你在四周的光亮当中或者上下楼梯当中看到那堵很破旧的墙,让你切实感受到了一种纯粹原汁原味（pureoriginal）的那个文化的东西,它所要强调的就是那个东西背后所承载的一种既有传统.因此在他们的文化里自然就会有一种所谓的“传统的发明”（TheInventionofTradition）这样的概念生发出来,因此要理解西方的文化,基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首当其冲的,所以用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中的理论去理解西方文化的理路,问题就不会太大.当然,拿这套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就有点成问题,就是中国可能更多是处在一种不断转型之中的国家,因此它也不是通过一次转型就结束了的,它实际是在不断的转型之中.
说简单一点就是,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并没有一个那么清晰的神的观念.在中西方的古代都有那种游侠或者侠客的概念,西方的游侠背后实际是有一种信仰存在在那里的,它的所有行为都是跟随着上帝的召唤而做出的,也是希望追随着上帝而去的；而中国这种人叫侠客,是指一种替天行道之人.而在中国文化里,“天”并不是什么宗教意义上的存在,它不是一种神格化的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人替这个自然存在的天行使一种间接的道德约束的义务.所以在这里,中国文化的内涵是有不断改变之意的,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文化底色中还是《易经》那种强调变易的文化,一旦形势不好,就会有人大喊“替天行道”之类,寻求一种改朝换代.因此而养成了一种我们文化里的喜新厌旧的心态,导致一种破旧立新的意识形态大为流行,所以中国文化很难说它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而现在用西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去理解我们的文化,就非要从中去找出一个本真性的文化出来,实际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而且老百姓一般也不买这个账,老百姓从来不认为那个就是他们本真的文化存在.
在英国伦敦街头的一所破房子,它一定要写上“文豪莎士比亚曾经喝过咖啡的咖啡馆”之类的指示牌,伦敦人认为这很重要,但我们一般都不会把鲁迅喝过一杯咖啡的地方做个标记,中国的老百姓实际不太在意这个,最多后代文人们会将鲁迅住过的地方命名为故居而已,但也不会有英国人对旧物命名的那番认真.所以前段时间去重庆大足石刻参观就有感觉,在当地的一种争论是说国家花了几千万的钱,然后把一尊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一座千手观音石窟雕塑涂抹得金碧辉煌、焕然一新,参观的游人很是高兴,当地人自然也不反对,认为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属于是积福德的事,但在国际文物保护界据说是遭到了质疑,指责说因此破坏了文物,你不应该修旧如新,应该修旧如旧,把它保持原样.实际上这是两种观念上的争执,一种是我们文化里的观念,认为当它旧了就应该换,当这房子破了就应该修,当这个房子染上了煞气,我们就要把它拆掉重建,所以后来新中国的建立巧妙地运用了这个思路,动员群众参与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有一篇文稿里称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案,这就是指一种全新中国的构建,基础还在于一个可以拆除旧的东西的文化观念上.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似乎我们原来的传统就一下子全部去掉了,传统文化即便是在传统的时代也不是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文化浩劫都曾经使中国的文化归于消失,然后再加以重建,使之焕然一新.这可谓是我们原来文化里头生长的自我毁灭的文化基因,不过同时它也有一种自我生长的能力.
记得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讲过,真正中国的文化都是在地下的,这话说的虽有些极端,但不无道理.那就是中国地上面的文化很多都被历次的浩劫或者战争不断地拆除、破坏以及损毁掉了.对于这些东西,当时当地的人大概并不会那么在意.因此文化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尝试去理解它,看到中国文化自身之中的变动性,这可能要比看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更为有意义.所以我这里列出了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对比,看的是文化之间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今天就是一种文化转型,这个转型是渐次发生的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经济转型,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还在转型当中,之后跟随而来的还有制度上的转型,但也是一直都在进行之中的转型.2004年“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可谓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开端,到2011年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可谓是国家层面的文化重建和转型的一个开端,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应该在这个转型问题上去下功夫,应该借此去了解究竟什么才是文化？什么才是社会？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什么才是当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这些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的问题彻底弄个明白,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所自觉,否则会一直被某种外部的力量牵引着走,被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牵着走.实际上这些转型到最后往往都是用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就要去回顾那些曾经的文化表达的方式.实际上1990年之前的中国人大概还不会说一个真正的“我”字,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说法,但不离十.比如说1990年前后,你去看那时记录下来的谈话记录或者其他的文本,大家的说话当中你会发现大家谈的、说的都是“我们”这两个字居多.比如说当时就没有个人的房子,那时我们一般都会说“我们单位的”宿舍,“我们单位的”房子,这是没问题的,当时如果你猛地对人家说这是“我的”房子,那你可能要不就是乡村里的农民,要不就是老北京的住户,那时候大部分的人是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私人财产权的,当然“我的车”在那时也是没有的.今天这个自我的概念已经远远是90年代以前的人所没法比拟的了.80后、90后出生的人的那种自我概念在今天微信里表现得一览无余,很多90后的表达方式肯定会让50后、60后的人感觉受不了,很多人直接把脸照出来,又自拍成很奇怪的变形的样子,好像真的要跟你亲近似的,这样直观的表达很是令50、60后的人恐惧.但是慢慢地你会感受到这是属于这一代人的特点,因此你不要上当,想人家真的要跟你亲近,没这回事,这些人只是做出一种自我表达而已,他们实际并不太管那些观看微信的人实际的感受如何.而我们看微信的人的感受就是觉得他们要亲近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觉判断,所以面对新的媒体不要判断错了,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理解现代世界的变化,最深刻的就属2015年去世的贝克这位德国社会学家了,他实际上带动了一场关于现代世界究竟处在一个什么状态的大讨论,并且很具有前瞻性,同时也跟中国当下的发展之间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一些变化、中国的文化的一些变化都跟贝克提到的“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有关系.但实际上,西方理论家们的这种思考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单线索思维.如果我们用中国两维的思维、变动的思维以及策略性的思维,那么风险从来并不意味着没有契机.我想在座的一些过来人,都是在各种风险当中冲破重重障碍走到今天的.
记得1992年中国“下海热”的时候,我也曾经办过一个小公司,这是跟我那时的三个哥们每人四百块钱,建了一个美其名曰的公司,名字就叫“信朴咨询有限公司”,实际就是用一千六百块钱从工商局办出来营业执照,当时这个公司的英文名就叫Simple,这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公司变成什么了,可能早就被注销了.那个时候办公司是一种冒险,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了解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而且在跟实际的社会交往中,你逐渐也知道了自己究竟适合去干什么,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不太适合办所谓的公司,尤其是我们当时搞的是“最唬人的”业务,即心理咨询.我们那时候大家都有心理学背景,就想开个咨询公司.办心理咨询那个时候每个小时收费五块钱.所以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跟一个一直想自杀的人聊了一下午,自己实际上都快崩溃了,最后从人家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还不全归我有,四个人合股平分,你想那“日子”是很有风险的,根本看不到希望.当然,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做心理咨询这一行的一个小时可能就是一千到三千了,甚至可能还更高.但是当时在1992年的时候,没有人认识它的价值.当然反过来说,那个时候社会中也可能并没那么多的心理问题,而现在的心理问题很多,但是你也要衡量一下自己是否适合去做心里咨询这一行才行.
所以我认为风险的含义应该并不是唯一的,它同时可能含有一种机会.今天中国社会恐怕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冒着风险,买了房子贷上款的都意味着有风险.但是在中古的观念里,风险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机遇.这个机遇究竟是什么呢？后面我还会谈到,也许可以叫它“参与的机遇”,换言之,参与其中,才可能有机遇的存在,否则就只剩下风险了.现在我似乎弄明白了,为什么一些有知识的人在嘲笑那些最为普通的北京人说“你为什么买那么多房子啊”什么的.当时在北大工作印象就很深,很多北大人夹着铺盖卷到大讲堂排队买魏公村那个“韦伯豪”楼盘的房子,那个时候大约是四千五百块钱左右卖给北京大学职工的,而卖给外边的则是七千块钱,大概是拉北大的人气.那你可以仔细想想,那个时候只要排上个号,一个号当时就值十万块钱.所以我们读书人之前都觉得这大讲堂排队的事情很可笑,干嘛要那么辛苦排队花钱买房子呢？我们后来大概是被逼着去买了西二旗的房子.当时好多买韦伯豪的,一套房子就是四五十万,现在却是上千万不止了,当时很多北大最普通的职工都买到了七八十平米的房子,那含义就是说这些普通人才可能是真正获得了参与的机遇的人,属于真正的改革的受益者.所以中国式的,大家不要指望说一定是特朗普的那种,我们恐怕是房子、改革红利的,就看你是否抓住机会参与其中了,如果参与其中往往就获得了一种力量、能力,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际好处；而如果你没有参与其中,极端愤青,那对不起,那你就自然是被快速转型的社会所甩调的那部分.如果不信,你自己可以去试试,实际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此我就认为,就中国的好多事情而言,用所谓的风险社会、纯粹的风险社会是理解不了的,或者理解不了那么彻底.有那么多的预期都曾经说中国的经济要崩溃,又外加上那么多真实发生的天灾人祸,好像经济是会出问题的,但经济似乎还在持续地向好的方向上发展着,难于抑制.那你说这背后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起一种支撑性的作用？
我认为这背后一定是有它的社会动力存在,关于这个动力的问题,我有一篇论文专门提出了“枝杈社会”的概念,核心就是要去讨论这个社会动力的来源和运行方式.[4](P.13-20)实际上就是要讨论上面所谈的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动力基础的问题.首先要去了解的是,中国是一个有风险、有不确定性存在的现代国家,但它自身也存在有很多的发展的机遇,就像一棵大树,它不可能从树苗不分叉地一直长到树梢,做一种垂直生长的态势,换言之它不会是只有树干,它也一定会有各种分支出来的枝杈,由树干向外分出来的枝杈实际是阻碍了大树有更高、更粗的发展,当然反过来它也带来了一些在不同方向上成长的机会.所以中国的百姓自1978年以来,相比过去有更多的参与其中的机会,比如很多人由乡村进入到了城里,现在落户在城里的,如果往前推一下,都可能是从一个最为普通的农民家庭出来的.那么,这个机会是谁给你的呢？首先应该说是你自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同时当然也需要有这个制度放开了各种的捆绑.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用一个完全是既存的甚至僵化了的光鲜概念去对此加以理解,我们实际也在做着各种的努力,我们也在不遗余力地推进,我们也在同时强调很多社会发展正能量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做法会有所不同,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用别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共同性的期待.所以,我首先会认为这个枝杈社会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实际上你也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批判中国的房地产、批判中国的金融业以及批判互联网经济,但是,恰恰中国的这些东西它在为中国的很多人提供着参与其中的机遇和可能.
在那个改革之初的年代,房地产开发不过只是一个概念,有的人很敏感,做生意提早转到这方面,就无意之中参与到了房屋产权改革红利的分配中来,而头脑麻木一些的,错失良机,也就错过这个机会了,那个时候不论你是何许人也,做房地产的梦都是可以实现的.记得听到过身边人讲述一些人在海南开发房地产的故事,这几乎就是一种机遇把握的结果.二十几年前,这个朋友联合了几个有钱的朋友去到海南,通过关系从海南批下一片地,据说他是有些背景的领导的儿子,这层关系有助于他拍到了这片地,但他当时实际一分钱都没有,却能够凭借这片地赚了上亿元的钱.道理实际很简单,那片地的审批指标就是一种资质,然后凭借这个去银行贷款,这个过程当然是很复杂的,中间也需要很多疏通关系的工作,最后还是拿这片地放在银行做抵押,然后用贷款出来的钱再去盖房子,盖起来之前,就先去安排销售到房地产市场上把它卖掉,瞬间上亿元就进来了,中间刨去各种费用,房地产商的上亿元收入就是这么赚到手的.
那这个一半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究竟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一种改革开放中的摊大饼的逻辑.国家在改革开发潮流的第一波就会把饼做得很厚.就房地产而言,这是一张很厚很厚的大饼,背后可能就是少数几个利益集团的人在把这张大饼做起来的,饼做好了,他们正准备吃的时候,普通百姓来了,也要吃这张饼,也要买房子,那这些人也不可能把这饼一口吞掉,因此而开始逐渐地把饼削薄,一层层地削薄,最后你会发现凡是参与进来的人都获得了利润,通过房子,通过涨价的房子,共同维持饼的厚度.与此同时,百姓自己则是通过一种涨价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那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恐怕就是中国当下的房地产参与式的机遇获得最粗浅也最直观地描述了.三、微信“红利”时代的来临基于上面的概述,那未来我们为什么会特别要去关注微信这个互联网平台呢？实际上在我看来改革的下一波是跟互联网有关的,同时全民皆微信的大趋势使得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微信红利时代的来临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微信是抛给中国老百姓全体的又一次的参与式的机遇,这个问题后面还会进一步地说到.这个时代,不仅是中国,世界也是这样,你不去参与就有可能会被参与的人所甩掉,被彻底远远地甩在后面,而且还没有什么人会怜惜、怜悯你.今天的时代不是讲空话的时代,你说你教一辈子书,死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老婆也没人管,孩子也上不起学,然后大家非从道德意义上说你是一个好人,给你树碑立传,这不大可能.这也只能说是时代改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单单靠精神力量就可以活下来的时代了.这就是说,这个时代变得更为认真,更为实际了.当你有能力参与进来完全体现你的活力,体现你的价值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舞台很大,你会有足够的表演的空间,也没有人会被不认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背景上去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人真实的生存处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此种处境的含义具有两面性,既是障碍,也是机遇.在中国当下现有的生活方式里,你大概会看到如下这样两种人：一种就是能够适时把握住参与式机遇的人.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看起来他很功利也很要强,或者说他看起来很奋斗,但是他实际上却是一个真正的有实力的参与者；还有就是对此加以拒斥的那种人,但实际上当你拒斥这个社会,拒斥参与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也一样是困难重重,难于解决,你实际是被参与的机遇所甩掉的那批人之一,而对于这样的人,他自己能够及时迎头赶上,或者叫“奋斗并快乐着”,是比较好的积极性的选择.如果你不去奋斗了,失去了参与的兴趣,那么痛苦也就必然会随之而来.
显然,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应该不太讲价值判断,只是在说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在的现实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现代性的问题.所谓的现代（modern）社会就是把原来并没有太多差别的社会让它进一步拉大差别,就是在彼此之间拉开一种距离.所以我说的今天的枝杈社会也就是指这个社会在要求一个人做他应该能够驾驭的事情.一只鸟如果它是一只俊鸟,那依现代性的逻辑,它就要飞到最高枝上去.这过程显然是有风险的,但越是飞到高枝上去,就越不大容易被猎鸟者的打下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荷兰一位很有名的人类学家费边的图来加以说明.约翰内斯·费边写过《时间与他者》这本书[5],他这是在从反面去看人类学,我们现在把他的这个图正着来用.他的图的反面是说西方人类学在制造着一种西方的他者,但是反过来说,西方的人类学如果不是去制造这个他者,那它还堪称是一门现代的西方之学吗？实际上你也可以反过来看,关键就是说都是在寻找着一个所谓新时代里生活的一种图景,然后有意地去制造出来一种自己所谓的“过去”,有意地制造出“在那里”的生活.所以你脑子里想的就是说哪一天我一定要当上教授,抛弃我原来当讲师的身份.这可能就是一种现代人的“拉开距离”的思维结构.一个地道的农民他所想的就是每天用锄头去地里干活,他从来也不会去想到城里去当老板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对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而言,他也确实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事情.他可能一辈子从他一出生就想这地能种好就完了,最多也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传统的生活对他而言也就这么简单.但现在的社会在你一生下来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彼此之间要拉开距离.比如现在小孩子三岁送幼儿园,入园费、膳食费之外每月都要进行课外补习,不做这种补习,家长就会觉得孩子未来没有成长的可能,发自内心的有一种焦虑感.结果三岁、四岁就开始给孩子补,特别是要补英语.此时孩子大概中国话还都说不利索,但你作为家长却要交纳一个学期两千块钱的补课费,现在幼儿园的费用就更高了.到最后,孩子能学到什么呢？实际你考他,他最多只会说fish（鱼）和cat（猫）这两个词,也就记住这两个英文词,结果每个词一千块.但家长也没办法,社会上流行一种口号叫“不输在起跑线上”,结果每个家长,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其中,由此每个家长你只能是随大流经过这个过程,让这个孩子之间的距离真正地彼此拉开.结果也恰恰如此,通过观察会发现,这个班里的学生后来真的就是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了.
这里我是反着用费边的视角来看问题,这种在人和人之间拉开距离的做法不仅现代的学者在做,更为重要的是最为普通的老百姓也在做.在他们的观念里,一定会有一个过去和现代之间的区分.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还在说过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我觉得到了两千年以后出生的这批人就不要老给他们讲过去时了,因为变化太快了,过去对他们着实很遥远,他们是在过去和现代之间不断穿越的一代人.对他们而言,过去也是现在,现在也是过去.这种不断拉开时间距离的现代性在当下一代人的生活中渐渐退却,这可能是一种新的趋势.现在所讲的是某个人死后跌入十八层地狱,小孩子最喜欢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想着怎么样从那里获得能量,怎么样借此改变自己,他们这一代人在这方面已经完全是处在穿越的文化之中了.这恐怕就是我们所谓的后现代的生存状况,或者今天我们说的一种文化转型的语境,这是新世纪互联网遍布世界之后出生的那一代人必然会遭遇的一种语境.四、新技术与文化转型我觉得,今天要看这个世界变化,首先就要去触碰新技术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问题.原来我们人类学碰技术的问题大概不是有很多.当然,最早的人类学也是要碰这些的,但是往往把它归入传统的技术、传统的手工艺的类别中去做处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这些作为知识信息的技术究竟如何真正地进入到了我们生活中来.大家只要打开一下自己的背包,里头至少应该有一部手机,或者还有一个平板电脑（iPad）之类.那么我们是否想过,这些东西如何造就了人际之间的一种新的传播,又如何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融合？
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些形式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一种差序格局的颠倒.大家作为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可能对身边同一宿舍的人究竟在干什么事情越来越没有什么信息知道了,或者你根本就不屑知道,或者没兴趣知道,他跑来跑去就在你身边晃悠你都没感觉,但是在你一上到微信上,或者一上到网上,你就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知道那些处在很遥远地方的人究竟是在干什么,就像昨天一上午的时间里,全中国的人都在看太平洋那一边的美国总统大选一样.至于自己家里中午吃什么菜,他可能都无心管,至于父母在家里痛苦,他也可能忽视了,大概也没那么大的精力去关注,但他却能很用心地去关注一起实际跟自己毫不相关的国际大事.原来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是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实际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往外一层层地扩散出去的关系结构,现在却改变成为了一种颠倒过来的差序结构,关系亲疏远近似乎在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一直拉近到自己的身边的这样一种关系格局.这就是一种变化,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文化观念的转变,这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连接起来的一种媒介技术的改变,即因为人文世界中的交通、传播以及信息传递上的技术更新,这些技术带来了人的生活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关于文化转型这个概念,我们一直都在讲,2014年我们还专门开了一个以“人类学、现代世界与文化转型”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核心就是在谈这个“文化转型”的概念.[6]当然,文化转型概念并不是必然要提出的,也可以去谈社会转型,还可以谈经济转型,这都没有问题,但很显然,文化转型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是无法回避的,而且它也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发生.人类学家专注于这种文化转型,并能够亲眼见证这个文化转型对人类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对于这门学科的成长是有着极重大的益处的.实际上任何的概念的提出都是借助于一些典型的案例,但是随着案例的增多,这个概念的应用价值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了.
显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它并不缺少变化,而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文化转型概念的坚实基础.因此这个文化转型的概念从实际上讲必须要面对当下一些带有根本性转变的社会事实.从具体的交通工具的改变,到制约人们生活方式的外在信息,这种种的改变,无疑都跟我们生活世界里的技术空间的不断扩张之间有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意义上,花费力气去研究承载着新的文化构成的新一代人的社会文化特征,将成为当下人类学家的一种必须.
因此,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实在有必要去研究90后的一代人.现在,确实90后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你用原来的那种视角所无法真正能够触及的.曾经有一位美国的女人类学家谢丽·奥特纳（SherryOrtner）,她在从早年的对于尼泊尔夏尔巴人社会的研究中退出之后,就开始研究美国本土所谓“垮掉的一代”,她专心研究作为自己孩子辈的那一代人的生活和价值选择.[7](P.80-106)她借助于对“垮掉的一代”人背后的文化意义的分析而将这一代人的特征做了极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她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90后一代人特征的一个参考.因为在这方面,中国也是有着很多的问题.当然,中国的90后绝对不是垮掉的一代,但绝对又和60后或者是70后是不一样的,跟50后就更不一样了.实际上他们就在我们眼前晃悠,就可能是在座的各位,或者各位的子女,我想在座的中间很多是90后出生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问题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想法是怎样的？他们自己了解自己吗？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文化自觉吗？90后在性格上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特质？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同时,他们会造出来怎么样的新的生活形式？这些很显然都是值得关注文化转型的人类学家去特别关注的.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这一代人并不一定真的有那么自觉,特别是文化上的,反倒是我们看他们的行为似乎更为清晰一些.就像我们自己60后的人往往理解不了我们60后的人一样,需要一种特别的反省才能够有这种意识,但只要你在这方面特别做一提醒,他们就会突然明白,并会自觉于这样的一些特征的认同.比如我就经常提醒60后的朋友说,60后的特征之一就是“60后都会做饭”,他们一般很开心的回答说“是啊”,这一点他们作为60后的人原来就没有真正想到这一点,这显然是观察和体验的结果.那个时代,对60后的人而言能吃上饭就是最大的需要和幸福,因此大家每天想着的是怎么样能自己做饭以改善生活,所以一些父母不给做的或者原本不吃的东西给弄回来做成可以吃的东西,每个60后的人大概都有这种自己捣鼓吃的东西的经历.有的人甚至还会顽皮到粮食店里偷把米,然后拿回来煮饭吃,还有到农民地里偷菜,这些事大概那个年代的人也都干过.后来记得到了大学里头,冬天偷拿北方堆放在校园角落里大白菜,然后晚上放电炉子上煮着吃以缓解饥饿的事也常会发生.现在这种情况恐怕是没有了的,因为食物供应不是紧缺而是过剩了.很多90后的学生吃饭会剩一半,或者满盘的菜吃一口就丢掉,这是很经常的事情.以前印象中大学食堂里是没有专门收餐盘的,剩下了菜装在自己的饭盒里带回去晚上热一下接着吃,现在我看到大学餐厅收餐盘,瞬间一大桶剩餐就收起来了,很是惊讶,这让我倒时不时地就想起了过去.
上面这样的网络图片,恐怕在2000年以前也是没有的,当然在90年代就更别说了,这样的画面场景,充其量不超过十年的时间,甚至也就可能是2010年以后这几年出现的事情,这叫一种全民吐槽的语境.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实际都是很熟悉的画面,微信里面到处都是这种东西的闪现.这里有一种有意思的文化逻辑涌现出来,那就是借助新媒介的特殊技术把一个看起来原本逼真的图像扭曲化,而恰恰在这种扭曲化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真实感,这可能是今天时代文化表达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此大家不要太小看上面这样一张图,今天人们首先一个是“不好好说话”了,再一个是“不好好画画”了,还有一个就是“不好好写作”了.这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种通过使真实扭曲化来实现一种真实性表达的实际效果.换言之,在一种专门的扭曲当中,我们恰恰看到一份并非容易捕捉的真实.所以你看当下的电视剧,尽管有许多都是在“胡诌”,但是在这些胡诌里面,有的时候存在有比人类学家所写的那种所谓的细节的民族志更为真实的东西.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的“浓描”概念大约是为我们很多的人所曲解了,但实际又不能够在这种曲解中找寻到格尔兹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提示能够使我们领会到真实的意境或者意义,而多费笔墨在此时往往又是一种狗尾续貂的无意义.
当然,格尔兹那个时代有格尔兹自身所主张的浓描的价值,但却不能说他1973年前后所写的东西,到了2013年或者2016年还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可以照搬到中国来,那样学术显然是没有什么发展了.面对现在复杂多样且被互联网所覆盖的世界你去浓描什么呢？如果当下的生活里隐含着一种灵动性的、扭曲性的乃至于瞬间快闪的轻描淡写,那你还做一种辛苦的浓描不就是愚夫搬石头的自讨苦吃吗？实际上人们根本就不给你机会去做这种浓描,内涵就已经发生了改变,你似乎也无法借助慢腾腾的浓描的方法去理解他们生活的真谛.上面画面上的画肯定不是浓描,它只是一种线索性的启示,互联网中到处充斥着这些,并且人们的交流也多依赖于这种有似表情包一般的漫画风格的画面,实际上面对这套东西真的还需要浓描吗？这样的画不谁都能画吗？这不也是一种大众的文化自觉吗？我们如果希望他能够画得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样,那恐怕才叫浓描,也就是通过细密的笔触勾画出来一种人类普遍性的微笑的含义,这需要对画面极为耐心的解释,含义是一层层地展开来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领会和把握的,但今天的互联网的世界瞬息万变,又如何可能有达芬奇的那种浓描呢？当然,在达芬奇和观赏者的眼中它背后一定会有意义,这个意义需要人们对此作出详尽的阐释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但是互联网的理解是瞬间的把握,是黑白分明的暗喻,实际就是在一种夸张的扭曲中快速地获得一种真实的表达和意义的理解,这是我自己的一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特征的一个概括.所以在今天你要找一种所谓的真实,反倒需要到一种现实的扭曲当中去寻找.最近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赖波涅教授（NigelRapport）来人大讲座,就英国画家的斯坦利·斯宾塞画作中的扭曲画风所反映出来的真实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的解读.③英国的这位同行已经从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何为艺术的真实的问题了,不过我们的人类学似乎还没有真正自觉地看到这一点,我们还在那儿看苗族、侗族、哈尼族这样的民族,他们究竟是怎么唱歌、跳舞的,实际上背后想借此真实的表达去建构一种想象出来的所谓原汁原味的真实,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丢失之后重新装扮起来的,表面是建构起来的,因此这些田野工作者应该循着这些线索去到现象的另一面去寻找才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呈现.
实际上你所描述的那个东西,根本不是在描,而是你脑子里头已经有了一种要描的东西或者框架,说不定是通过看民族志、看百科全书、看百度、看电视,或者听别人之前讲给你的,你就有了一个关于所要描的对象的先入为主的整体印象.到了真实的场景中你就一定会想到这些,认为自己怎么看不到那些在民族志、百科全书、百度以及电视上所描绘出来的苗族的服饰,看不到那些精美的银饰？因此就想这里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苗族的东西？没有不行,那就得让当地人拿出来给你看,接下来自然就是各种形式的摆拍,或者是一大堆好奇的访问者在等着要想看到的事情的发生,但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它自身就已经发生了一种扭曲,这样表达出来的东西已经不再是那个地方人的生活本身,或者说你想看的东西在这里当下人的生活中已经不再那样存在和表达了.比如现在有苗族的年青人开始用一种溪边烧烤的方式来解决过去对歌要解决的求偶问题.过去苗族求偶,见面也没有什么烧烤不烧烤,哪有那闲钱？自然,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那份服务,就是晚上吃过饭后跑到寨子街上风雨桥中去对歌,甚至不吃饭也可以去唱歌,“一唱解百饿”,这样饥饿顿时也就忘掉了,姑娘顺便也谈成了.现在则不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了,现在的年青人都是发条微信到朋友圈里去,通过发微信的方式约上几个人一起去河边烧烤,这实际就是新式的苗族人谈恋爱的一种方式,至于风雨桥上相对着唱歌,至少在这一代人的身上已经是没有的事了.
那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究竟是要去研究那活着的人的行为,还是研究那些可能在你脑子里存在但实际已经死了的文化呢？这就是费孝通晚年所说的我们究竟是“要人”还是“要文化”的问题.很显然,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人,因为人才是真正可以承载和传播文化的,所以我们说要关注这些新的文化存在形态上的变化,所以在今天我会特别谈到所谓的微信民族志时代的这样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向,实际这也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的转向.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个文化的转向,我觉得应该要知道什么才是人类学的“写文化”,什么叫今天意义上的人类学的写文化,或者说面对于今天的文化究竟应该怎么去写,怎样才会反映出来一种虚拟空间越来越真实化的文化的表达,而这些都可谓是微信民族志时代所要求的一种写文化.
实际上微信民族志预示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和成长,它也许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或许就这么几年,未来也不知道它的应用会是怎么样的,但更大的可能是它会这样一直地持续下去,直到一种新传统的微信文化的成熟并解体,并有另外一种文化表达的媒介物来对此加以替代.总之,当下的我们都是希望在既不收费,而且到处有无线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彼此有一种真正意义的自由交流,而在这自由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出很多新的知识类型值得我们去关注,并且我们还要去看这些转向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首先可以肯定地说,一种无法拒斥的驱动力就是来自最为普通人那里的对于社会与文化价值的重新界定,这是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曾经不可撼动的社会共识、通则规范以及*价值都会有一种重新的书写,并且会借微信这个空间,借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契机而对既有的一切进行修正、修复、更改,甚至于推翻,一个个在微信平台上实际发生的特殊案例也在逼迫着既有共识性价值的改变,而这恐怕就是今天微信产生的力量的最为突出的表现.
我们知道这是2016年11月8日发生的事情,特朗普在被传统媒体看成是一位美国历史上最不靠谱的总统候选人之后却顺利地赢得了大选.我们把他列在这儿了,这个人物大家不要小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自媒体上、微信上多数民意的反映,这种反映造成的社会结果就是,原来可能大家都看不上这个“不靠谱”的人,却一下子成为了一个最靠谱的人.这个人现在成了一个互联网世界生产英雄的典范,当然他自己不是平民,但他可以成为当下平民期望的一个代表,也可以说是平民发声的一个代表,而平民发声也绝不是由他特朗普一个人能够完全代表的,实际就是新媒体的力量在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他用“脸谱”（facebook）这个互联网公众平台来跟美国大众交流,这些有似中国微信的东西真的把那些最为基层的、最为普通的老百姓都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位曾经为美国的精英中产并不看好的民众领袖,他时不时的还会说脏话,说话也不一定准确以及合乎语法,更重要的是他不按规矩出牌,经常发表奇谈怪论,但他的那些手势却实实在在地代表着民众的喜好,作为精英代表的希拉里·克林顿大概是不会玩这套手势的.她自然是不会的,她在美国的上流人物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使得她到处都得摆出一副伟人强干的姿态.但老百姓才不管这些,自此以后,那些装样子的东西都被互联网的民众参与赶出历史的舞台,至少在当下的美国便是如此.
这一选举的结果昭示了普通民众他们更需要一个自己利益的发言人,这个转向我认为是一个值得去讨论和思考的问题,我想未来还会有很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政治学家去反思这个问题,回答也不一定是唯一的.但有一点是值得去追问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精英时代的退出,而普通的百姓是不是在借这样的表达上的越来越自由、越来越直白、越来越坦率,或者越来越自我中心,而有可能再制造出一个新的人类共识性的价值皈依.显然借这次美国人的总统大选,似乎一种问题的线索或者苗头已经是冒出来了.现在底层社会的民众的觉醒和民众的力量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去关注的问题,比如2015年发生的贾敬龙的案子,他因为拆迁到自己的房子而一怒杀了村书记,法院判下来则是他的死刑,但是这个结果就是执行不下去,因为这个网络微信群的力量太大了,各个微信群都参与进来发表一种抵制的意见,尽管最后死刑还是强制执行了,但似乎老百姓的惋惜之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注意到这种可以制造出来一种政治话语权力的新的媒介或载体的行动力,这种互联网的媒介很显然已经不是完全控制在一些精英的手中,也不是被什么其他的某种权力的表述所代表,而是每个人自己单独都可以借助这些自媒体的途径来代表自己、表达自己、构建自己.因此,在今天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发声,这才是社会问题的关键.
图4是我2015年秋天在厦门大学校门外的沙坡尾社区拍摄的.那里正在搞老街区改造的文化项目,我去那里闲逛拍下了这个咖啡馆的门面.这显然是90后人士开的店,大门玻璃上这样写着：“正常开门14点,睡过头了睡醒开门,旅游去了不开门,泡妞去了不开门,正常打烊零点,姑娘太多两点,有*不打烊,全是爷们提前打烊”.很显然,以前的咖啡馆招牌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咖啡馆就是喝咖啡聊天的地方,然后包括卡布奇诺之类的咖啡种类明码标价写在那里的牌牌上就可以了,然后再清楚地写上具体什么时候开门就可以了,这样清楚明白,简单易懂,这是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咖啡馆的基本形态.但今天90后是追求后现代,寻找“复魅”的一代,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意义.也就是说,喝咖啡喝的是一种意义,而意义是通过环境的设计而营造出来的,这种意义你专门给他是不行的,非要他自己去寻找不可,这样便有了一种生活的自由选择的意味,因此咖啡馆也就没有什么标准设计一说,都是自我感受的差异性的表达.上面那家沙坡尾咖啡馆所写的时间你自己去琢磨吧,究竟是哪个时间段来喝咖啡,那就看你所寻求的意义是在哪一段了,依赖于你个人的选择.
我觉得90后这代人实际上创造性是很强的,同时也有这种创造的能力,但是据说成功率并不是很高.但为什么成功率不高呢？我看到过一个数据,大概90后参与自主创业的人成功率只有5%左右,最高不会超过10%,还有一个统计结果就是有62%的90后创业者实际都是通过“烧”父母的钱来创业的.因此从这个数据大略来看,在90后的处境中,他有一种自我的表达,同时也有一种自主创业的能力,但他们同时也会面临着很多的社会困境,这肯定是双面的.80年代以前的人大概更多会循规蹈矩的做事情,一般是看前面人怎么做,不会特意突出创造性,而且社会也没那种要求,随大流、搭便车即可；但90后恐怕是再没有这种处境了,他们所拥有的创造力如何真正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社会的结构之间有一种恰如其分的契合或者磨合,还将会是未来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问题.像这样去开咖啡店肯定有趣,但开店是否赚钱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动不动就“不开门”,动不动就“泡妞去”,生计如何维持也许是一个问题,但他们恐怕不肯直白的表述,表述了也就失去了一种意义的追求.然而有一点很明确,这些标在咖啡吧玻璃门上的那些符号,肯定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的图腾,也可以说是属于这一代人的新图腾.明白的一看这图腾标示在那里就进去,90后的人看到无线（wifi）、空调,便知道这里是理想的约会场所,这种他不用直接向你打听,只要一看到这些符号就会进去,他知道有这些就足够了.有一次我们跟儿子去旅行,大概就是三年前去杭州,发现这一路上他所安排的宾馆都是很小的便捷酒店,当然也很便宜,但是更重要的是到哪个宾馆都有无线网络,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就能跟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可以说是这代人的思维定势,他脑子里一般不会去想别的东西,只要一安排宾馆、吃饭之类,他们就一定是先要有这些符号性的东西在脑子里闪过,然后将其一一落实在行动上.
还有上面这张图片,这其实就是一张网络上曾经流行过的照片,也是从网上截下来的.这张图的作者也不知道是谁,总之在我看来这张图反映了一种民众的意愿,这也许属于是微信民族志要记录的范围.实际上这里的问题就在于,今天的老百姓他就是有一种疑虑症,就是对于政府总有一种怀疑感,很多时候不去相信政府.这张图实际上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信念,认为是政府这把剪刀把电视屏幕影像所谓下半部分给剪掉了,但他们似乎最想要的恰恰就是这下半身,因此怀疑是政府审查的时候给剪掉了,因此死活认为是你政府给他们剪掉了想看的那部分,但是假设有机会去或者是去问,问一下是否是他们剪掉的,或者究竟是哪个审查委员会给剪掉的,他们可能都会说不知道,政府审查部门可能也很冤枉地说这些根本不是他们授意剪掉的,但播出来就是一个大头形象,那实际还真的可能就是导演自我约束而剪掉的,现在的导演都是会特别去考虑某个投资人的利益,因此就会预先想象国家会不需要这个而需要那个,结果就是观看者不满意,开始在网上吐槽,发声怀疑政府,再加上政府公关不到位,自然政府的形象便会大受挫折.老百姓想当然地就认为是你国家把屏幕上的下半身给剪掉了,而让人们只看到上半身,但实际能够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那些人似乎又对上半身没有太大兴趣,就这样,网络的表达和国家的表达之间便发生了冲突,这是一个必然的社会结果.
为什么网络会转变成为这样一种形态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潜在的文化转型在发挥着影响力.这文化开始转换到了老百姓手上,也就是每一个有手机上网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个时候很多问题也就会突出地交织迸发出来了.在这方面,国家有关机构应该注意到这种遍及普通民众的文化转型,在政策制定上应该更为灵活和智慧一些,应该经常面向大众做一些网络形象沟通的事情,也应该借助网络去了解老百姓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他们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国家走向了他们观念里的对立面,那这个问题就可能是很严重了.实际上在中国,国家从来没有真正跟社会之间发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对立,国家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但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得到老百姓的百分百的认可,这中间一定是出现了彼此沟通和交流上的误解,而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社会治理的一个问题.
所以微信朋友圈与人类共同性的表达成为今天一个新的研究主题而日益地突显出来.过去说到人类共同性的价值,实际上很难能够真正地表达出来.一个人说自己想过上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娶一个漂亮的媳妇,但他以前可能从来都没见过或者很少信息提示他这样的幸福生活是什么,但现在每个小男孩都晓得他未来怎么找一个像范冰冰那样的女孩子,他脑子里是有先入为主的形象的,所以他就会为此而开始去寻找,而互联网技术着实帮助他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找,这造成的一个社会后果就是现实世界里的女孩子长得就越来越像范冰冰,虚幻的形象与真实的现实之间便出现了一种互动和互构.换言之,就是当这个社会里的所有男士都想未来找到像范冰冰那样的女孩子成家的时候,所有理发店、健身房、瘦身美容中心等等都会把实际中的女孩子,不管真实的颜值如何,都将其装扮成为像范冰冰那样的漂亮女孩子的形象,所以你看今天的人也就在长相上日益趋同化.这就是现代社会所造就出来的一种差异性趋同的社会逻辑.这显然不是由某个人自己来决定的,而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你可以随便拿几张现在网络上女孩子穿戴的照片跟60年代照的女孩子穿戴的照片进行比较就会很清楚,那前后的形象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现了时代的差异.这就是一种今天的共同性的表达,其所凭借的便是便捷的互联网以及微信平台,而且它们对大众而言都在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方便,当然也越来越廉价,这个时候在看似一种差异性的表达上迅速地形成一些共同性价值表达的聚合反应.
对于微信时代的特征而言,日常用来交往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种分享和互动往来的功用,却无领导与被支配的关系,更没有正式的权威意识的建构,大家在微信群里便是平起平坐的,任何教训人或者高于群中他人地位之上的表达,都可能会遭遇到群内之人的“群”起攻之.在此意义上,微信民族志的书写说到底便是当下平民共同体生活的一种白描,它真实记录且可以保持一种时间追溯的延续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友圈的网络,他不需要先确定某一个中心,然后再去看自己或他人的边缘地位是否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便是,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中心,同时也便意味着,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造下的世界中实际并没有所谓真正的中心可言.这个中心或许只在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
我们来看2016年奥运会期间在微信朋友圈中广为传播的这个“洪荒之力”的图解,借此可以说,这恐怕真的是到了一个微信网红传播的时代,我们不妨称这个时代为符号化生活的时代.那什么叫符号化生活？大家应该熟悉语言学家索绪尔理论中能指和所指的含义,简单地说就是词与物之间的一一对应,这种对应往往是约定俗成的,就是我说这是一本书,这就应该有一个具体的书的存在并可以用来专门指代这本书,这就叫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性,也就是要做到现在他所说的就是他实际想要指代的那个东西.但奥运冠军傅园慧在比赛获奖之后所说的那个“洪荒之力”不是说真的有一个“洪荒之力”的东西在那里可以找出来,实际它是不存在的,而这么说就是因为过去她看过的一个电视剧里面说的一句台词,而这个台词成为了所有这个微信群里的人,或这个网络里的人所共享的一个符号,由此而成为多个能指之间的相互性的指涉,由此而可以随时不跟真实世界的存在相联系而直接被提取利用,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独特性的理解.按寻常的道理,在这种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获奖以后的运动员的表达应该是一种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对应,因此要去感谢社会中许多曾经实际帮助过她的人,这些人或者机构都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但她没有说这话,一个字都没有提,大家也不要指望90后那么亲切地叫你父亲、母亲,这些话在这一代人身上表达的都会越来越少.可能就只有“谢谢”这两个字就不错了,因此所有作为繁文缛节的敬语之类也都没有了.但是她喜欢说的“洪荒之力”的话语却不是直白的表达,而是有其独特交往圈的共同性价值含义存在的,如果你真的熟悉她所说话背后的那一套虚幻的、符号的空间,你就会发现,彼此之间互动起来就相对容易,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一种共同性的知识背景.
在具有多元化的自媒体表达平台上,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微信所带动起来的社会交往方式上的新变化.它可不仅是一种文字、书写,更为重要的还有声音、图像,还有各种直播性的微信制作,由此而出现了微店、微小说、动漫、弹幕以及吐槽等形式,这些大概90后的人都会做,并且依靠一部手机就全部能够解决.这个时候便会带来一种社会性的问题,即一种自我主体性意识的不断成长,实际说白了就是“我要这么说”“我要这么表达”“我要这么让人都知道”,这些在今天都变成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了.过去人们大概平均一天写一封信就了不得了.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有时候一个月也就写给父母一封信,这封信还是想着怎样编个故事,告诉父母在这边过得挺好,寄来的钱也都收到了之类,反正信的结尾总要说出真正的想要家里给寄钱的意愿,但是现在都改用微信了,随时可能都在和父母之间进行互动,但是微信里说的话和互动的内容变得更为直接,与此同时随时都会对各个微信群作出一些反应,而不断去做这种反应的工作,看起来它是无意识的,实际上会耗费人一天很多的能量,并且生活也在变得难于有规律.而这就是今天,我们后边会讲到的碎片化生活的根源,它实际是跟这个有关的.换言之,一种太方便、太随时随地做出反应的行为,也推动了这个低廉的新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一种针对每个人而言的自我意识的成长.而借助自媒体实现的自我表达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了微信时代的民族志书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这可谓是一项新的观察,我有一次上本科生的《社会学概论》课,课上有个讨论小组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早上八点钟关掉手机,到第二天八点再打开,关掉手机的人各自写自我观察日记,你会发现那些关了手机的人都非常害怕,他们就怕家里会出事,或者家里找不着他,想着父母会从家里坐飞机来人大找他们.可以说这代人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手机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网络即生活、手机即生活成为这代人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尝试着做一个实验,你跟任何人,包括父母、老师、朋友在内都不说,然后把手机突然关掉24小时,你会发现自己很紧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看到这种对于手机的依赖症,你到学校的食堂、小吃店里去看一看就会发现这样一些情况：首先,只有一个人吃饭时,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会很大.其次,四人坐一桌时,各自玩手机不理睬.最后,虽然两个人相距极近,但仍然使用社交工具进行聊天.这也是我的课上学生们观察到的大学生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的情形.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两天、三天不出宿舍楼是没问题的,学校食堂已经在改变模式,原来是你去食堂买饭,现在食堂说只要你用那个微信支付平台订餐,他就派人过来给你送餐,一直送到学生住的楼下或房门前,还有很多学生会从外面叫小店的人给送餐,小店的人骑着个摩托把盒饭一直可以送到宿舍楼下.有的学校是铁栅栏围起来的,送饭的人干脆从外面送进来,真的有点像探监的感觉,实在不理解.本来吃饭也是大家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的地方,现在似乎大家都在看自己的手机而避开了这些,每个人的眼睛一天都会盯着这些手机、电脑之类的媒介物.这当然很难说好与坏,总之,是当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制造着文化,同时也在这个文化里头自我陶醉地生活着.在网络语言中流行一种“陈欧体”的说法,实际就是一个人很自信地为自己代言,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自我意识,在这自我代言中得到了一种投射,实际体现的就是一个人的想法如何能够真正表达出来.还有就是,微信朋友圈中所转发的某条信息恰好符合某个人的口味,他就会点赞,通过这种点赞的方式也就无意之中把这样一个他人的观念固定下来,成为了自己的观念、成为自己所认同的生活,微信群的点赞实际也就是这么一种交往的逻辑.因此可以看出这代人的自我意识是很强烈的,他们试图通过一种他者建构来找回自己,现实的媒介或者途径就是别人的点赞.而说到生活里的任何一样东西,他们的脑子里都有关于这些符号的东西.比如说吃什么,他们一百度就知道了；说要到哪里住店,也是一搜索就来.我觉得这些就是他们自己在制造着这些东西并使之符号化,“陈欧体”的出现和被认可就是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文化的大背景.还有一种流行的“元芳体”,也是很有趣,很想让研究生去研究一下这些不同的“体”.
现在网络上为什么会有各种“体”的流行？我认为可以从一种认同的角度来加以研究,这是这一代人在寻找新的可以表达自我的一些方式.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你怎么看”的提问,而这些原本好像是上下级之间最正常不过的提问方式,在这里一下子变成是一种很搞笑和很滑稽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出现仍旧是一种我上面所说的使真实扭曲化的一种方式.换言之,要想体现本真的存在,必须要使得本真扭曲化来做一种表达,本真要求一种永久,但各种“体”的出现和流行就是要使得本来很严肃、恒久的东西被扭曲化、变了形地来表达出来,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总特征.比如一个学校的校园中雕塑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手举着一只鸽子放飞,女孩子的膝盖上放着一本书,这不是一个很严肃读书和理想结合的一个雕塑吗？但网络吐槽的段子就开始对此加以一种搞笑的重新表达,将此放飞理想的激励学生读书的雕塑重新解说成为“读书顶个鸟用”,由此,一个本真的话题被扭曲成为了一个搞笑的段子.但实际去想一想,这究竟是一种搞笑、一种扭曲,还是属于一种真实的表达？今天的读书相比阿里的马云、相比京东的刘强东,“读书”何尝又不是“顶个鸟用”呢？显然,这些并不以读书为第一志业的人一旦成为了这个社会的英雄或者精英,“读书顶个鸟用”的扭曲表达就必然会成为一种真实的解说.刘强东是学社会学的,但是他可能因为天天不去学社会学才成为了后来的刘强东,他实际迷恋的是电脑和网络,那你说后来学这门学科的人怎么能不认同“读书顶个鸟用”这句网络流行语呢？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会想着去当刘强东,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刘强东一旦成功了,他成功的历程就一定会被社会塑造成为一种超乎常人的神话.而更为麻烦的问题是,90后的人都是相信和愿意制造神话的一代,他们迷信马云、刘强东的神话胜于对知识本身的追逐.这同样也跟媒介的作用有关系.在各个机场的书店敞开式循环播放马云的那些演讲时,其中有多少话是真的可以去应验呢？而又有多少是真正可以用到观看者的实践中去的呢？实际无人知晓,也无人去做此种评判,但所有90后的人似乎都相信,好像听了马云的演讲之后,自己的成功就不会太过遥远了,但如果商业的成功都跟这种演讲有关,那马云当年何须去办那个互联网的公司呢？看来商业之道显然不是完全靠演讲就能做成的,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会有自己的人生演讲,只可惜这些演讲也只有演讲人自己受益而已,商业之道也一定不是马云那种一演讲、一拍脑袋就能成功的,肯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但膜拜工商企业的英雄却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种新的变化之一.包括这几种“体”的表达,我觉得都可以找来作为分析这个时代大众心态的素材.
从语言学上讲,好多语言学家并不太看重这些素材,但是在这里应该提醒一下的是,这些语汇才是真实的语言存在,语言学家关注的那些正式表达可能只是一种过度抽象化的并非“活”的语言.包括这个最近流行起来的“蓝瘦香菇”,实际上背后原本也是一个生活中很严肃的问题,一个广西小伙子谈恋爱失败后很难受、想哭,然后他就借这个不标准普通话的发音来了一个现场网络直播,这一下子成为了大家点击的对象,他自己也瞬间因为“蓝瘦香菇”成为了网红.在网民的心中,这句本来无意义的话里隐含有一种浪漫的情调,就是说把一种本来个人意义的残酷现实加以重新包装,这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的表达,这种包装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萌”,萌也就是一种富有了新的文化意义的包装.而包装好以后,所有的悲剧也就一下子翻转成为了喜剧.所以,现在玩cosplay（真人模仿秀）的那些人,他们在虚拟的真实场景中把一些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称呼都一一加以改变了,原来叫什么先生、小姐的,就不再这样叫了,而是改称为“大小姐”或者“主人”之类,这种改变是一种典型的复魅,由此而使得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可以感受到有一种文化上的等级感和尊严感,这曾经是现代性要去加以克服或者消灭的,现在却又被重新拾起来,由此而获得一种文化上的意义感.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关注,而微信民族志就是要去关心这些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去表达、去书写和使得文化的表达方式发生真正转化的.因此,一些看起来原本传统意义上很标准、很有规范的同时也很严肃的问题,可能会因为一个突发的网络上的流行语而被推翻甚至摧毁掉.这个说“蓝瘦香菇”视频走红也不过就是2016年10月的事情,但一瞬间已经是全世界中国人都知道并能够理解且大肆传播的一个概念了,而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个概念,那你就实实在在地被认为是落伍了,你也就参与不到这个微信聊天的对话中来了.
这样一种认识实际上进一步刺激我们要在一种转型的语境下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新的群学复兴.我们现在称之为“社会学”的这门学科的名字实际是从英文sociology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这个翻译最早由严复定为“群学”,现在看来严复很有洞见,但后来更多人还是接受了章太炎从日语转译过来的“社会”这两个字,渐渐改“群学”为“社会学”了,但实际上到今天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哪有真正的日本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呢？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基础并不是基于一座庙宇而构建起来的,但传统的日本街区和乡村这样的社会却实实在在都是基于一个神社而相互组织起来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式社会,但却有实实在在的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关系主义上的社会而非地方主义上的社会,其关系团结的基础在于彼此之间关系的连接,由此而形成很难有一个真正权力中心意识的群,群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彼此之间嵌套在一起,《易经·乾卦》所说的“群龙无首”恰可说明这种不同的群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的情形.而借助一种互联网的链接技术,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的群似乎又在做一种网络意义上的虚拟性呈现和连接,大大小小的微信群在一定意义上又似乎真正满足了中国人的既有关系主义的个体之间相互关系连接成群的主张.结果借助微信,每一个人大概都会有十几个群,我每天打开手机都会涌现出来很多群的信息,而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一天就可能在二十几个乃至更多群之间借助手指而穿梭往来,有约吃饭的、约打牌的、约跳舞的、约买股票的,我们会看到农民把锄头一放下就开始点开这些微信群进入了虚拟的群的生活.他们甚至会看看朋友圈里的今天股价的报道和股票、期货的推荐,然后想着明天怎么去买股票、期货之类.这些群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在中国一种新的群学出现了,我想可能是这样的,新群学的概念特别值得去重新思考一下.
这种交往,这种借助虚拟的空间、虚拟的真实的交往,看起来是虚拟的,但实际上好多真实的事件都已经发生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了,这也就自然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虚拟的真实究竟如何表达、如何加以利用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问题.实际上它在让社会成员之间的网络连接更为虚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真实,相反因为相互联系的频繁和真实使得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得到加强.而一种对于虚拟化群体生活有所偏好的建群行为,无意之中虚拟化地满足了文化里对于“群”的亲和力,但与此同时,社会开始借助一个又一个的微信群分化为多元存在状态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地增加.以前有一个概念叫“多元一体”,这是费孝通1988年提出来的概念,影响了其后数十年的对于中国民族关系的理解.但实际上现在倒更像是这个概念的另一面的图景在发挥作用,即我所谓的“一体多元”,就是大家共同性的认可和认同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一体的概念,但大家还都是要各自过各自的生活,表达各自的表达,各自可以随便去说话和作为,特别是借助互联网以及自媒体的力量而发出各自的声音,并不会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由此而形成一种一体格局下的多元性、肢解性,或者说枝杈性社会的特征,这方面在当下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所以我说,如果曾经被忘记了的严复的对于社会学的“群学”翻译是个时代的误会,那今天经过一种历史的穿越,群学的真正意义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我们当下的虚拟的真实生活之中来.所以,现在急需写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在一种21世纪的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背景之下新群学在中国重新提出的可能性、适用性和前瞻性.总而言之,一个曾经被丢弃的群学的概念可能更为适合解释今天当下中国的社会.因为中国文字里的“群”的意思是说,大家无所谓高低,大家都只是在某种关系建立起来的群中,也无所谓什么组织化,就是恰巧由彼此的关系而碰在一起相互联系起来,那么这种形态的人际关系似乎更为适合去理解中国的社会存在状况.
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新的问题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之中,那就是新技术所带来的对于传统技术造成的人群分离的弥合.在这个意义上,是否有一种分离技术的失灵正在发生之中？在我看来,现代技术发展的核心是一点点地把人们相互之间逐渐地分离开来,借助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技术而使得人和人之间分离开来.[8](P.32-48)传统的家庭讲求的一种合,家和万事兴,分离被看成是一种家庭的不幸.阎云翔研究那个东北的炕的空间就是传统的一种“家合”的形态,一家人睡在一起,北方传统土炕上十几个人睡在一起,然后关灯时一瞬间各自就把衣服脱了睡觉,数辈的人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但是自从有了单元房以后,原来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就被现代的单元房给分开了,家里人各自都有了自己私密的空间,一种无意为之的空间分隔却使得人们有了一种基于私密性而有的个体化的成长,他的研究思路大体也就是如此,这个思路可谓是典型地看到了中国当下社会的文化转型.[9]
今天随着更多人有一辆车、更多人有一间房、更多人有一张工资卡,更多人有一张信用卡,彼此之间借助此一分离的技术而相互得以分离开来,形成了各种形式的个体化成长的机遇,但随着彼此分离空间增大,相互也会觉得疏离了很多、孤独了很多、忧郁了很多.自21世纪以来的新的互联互通的技术发展,似乎技术又在把一种彼此分离开来的人又虚拟化地聚拢了在一起.自从有了微信群之后,好像有一种感觉,我们以前几辈子都没有找到的人,现在突然就冒出来了,而你可能一辈子永远也不想见到的人,还是在某个你也参与的群中冒出来了,这些情形在微信的时代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东西是不分什么类别好坏的,这可能恰恰就是传统的社会的群的生存可能会有的一种形态.
但无疑微信仍旧是一门技术,也同样会遭遇到技术对于生活世界的入侵以及文化体系自保之间的两难.既有的文化在微信面前恐怕在其未转化出来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之前就可能已经面临着一种死亡的厄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实际上消失得都很快,比如说拿金钱来看,如果金钱也是一种文化的形态,那过去我们是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金钱观念,比如你自己要有个钱包,这可能是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有了一个钱包,心里便会生出一种富足感、安全感,你在英国街头,什么都可以丢,但钱包不能丢,因为它里头有很多你的信用卡、交通卡、以及居住证之类,因此只要口袋里有钱有卡你就可以在伦敦街头的任何地方行走,但今天我们出门钱包变得很薄了,里面也没多少真正的货币,不过是些卡之类的东西,现在用真正的钱的机会少了,大家都改用微信支付或者刷卡消费了,这就是金钱文化的一种新变化.
而在一种微信民族志的知识生产时代来临之时,我们显然是不能够把这一点完全忽略掉,而去尽享微信所带来的种种非正常状态的狂欢,任何时候都应该清醒的是机遇伴随着风险会同时存在.因此,一种清醒的思考者的角色在今天不仅需要而且变得更为重要,否则一种失去方向的崩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因为你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理想规则的引导,由此而出现的乱子便可能无法掌控,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微信群里所出现的一些舆论误导性的群体性的事件发生.
实际上,从文化的意义上而言,微信又在使得相互分离开来的社会虚拟般地凝聚在了一起,这曾经是一种社会团结所渴求的局面,但却被现代的技术所一点点地瓦解掉了.不过微信的出现似乎又在使得一种分离技术失灵而难于发挥其实际的作用.这恐怕是微信所能提供给我们社会重建的机遇所在.一方面是它的未来发展方向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它可以重新调动资源,加强社会团结,一正一反,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可以深入讨论的,并没有特别的定型的结论.
现在微信的普及显然已经不局限在城市之中,它已经在乡村更多地被使用,成为一个真正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物品.现在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亲戚朋友相互之间都可以即时沟通信息、分享资源以及构建自己生活样态,这种社会交往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就是微信技术平台所带来的一些正向的功能.当然它也有一些让人感觉到忧郁的方面,值得深入的研究.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微信传播的出现打破了既往世界对于很多东西的独占,比如对于信息的独占,资源的独占,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独占,原来在这方面你是没法真正实现的,现在都可能会变为很平常的现实.比如在80年代,假设1985年,那个时候的大学普通老师,只要你有机会出访美国,花上30美元买一本英文版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这样的教科书带回来,你能把它翻译成中文,而且出版了,自然你也就是教授了,之后你就带着学生照本宣科地念这本书就行了.今天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今天不是没有书,而是有许多部专著,有许多部教科书,一下子都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到微信群里,打开来可以即时查阅,也可以下载打印,那么在未来,单单靠占有知识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很荣耀的事情,而且真正有能力的人,真正有学术声望的人,生活里的那些各个行业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成功也并不会以占有知识的多寡为第一选择,他们一定会以所谓的观念和思想上的新创造为荣,这就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出现.过去一个人把《二十四史》抄上一遍,那你肯定是不得了的学者,现在还有谁会做这种无聊的而且实际带有重复性的工作呢？大家更为关注如何可能在这里产生出一些新的视角、新的看法以及新的论著.前几天跟一个研究中国汉代思想史的学者闲聊知道,他们这个方向的博士生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去做,因为研究的题目差不多全都被人做过了,他们都共同地基于《汉书》《后汉书》这样的史料论著,实际上数代人的努力已经在这方面深耕过无数遍了,问题差不多也都被研究透了,所以这些博士生会很苦恼,他们因此乐于跟人类学研究者聊聊天,由此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说建议他们去乡村的庙宇里,到寺庙的碑刻旁,还是可以找寻到一些汉代思想的遗痕的,我在河北赵县附近的调查,到处都是汉墓和汉代的遗迹,对人类学家而言,田野中值得去做的题目真的有很多.
总之,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当借助互联网而有很多信息和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如何去发挥一个研究者的创造性,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我们对于微信时代,如果它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时代的话,那就需要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总体特征有一种切实的把握,由此才可能真正摆正自己未来的研究取向.五、微信时代的文化特征很明显的,或者首当其冲的便是,在微信的时代里,人们很基础性的生活开始越来越多地遭遇到一种来自互联网的频频颠覆.这是比较突出的一个现实场景.比如我们今天站在马路边打车就不太容易打到,你首先必须要安装并学会“滴滴打车”的应用程序,否则打车变成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情,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刻更需要这个新的打车媒介,比如半夜打车,或者是刮风下雨下雪的天气打车.另外就是支付方式的革命.现在很多商家都不必要你付了,你可以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之类的方式给他转钱过去,这都是一种对银行系统而言的革命性变革.还有一些上门的预约服务也是,现在有的时候你要想理个发,你就给某个你熟悉的理发店的公众号打过钱去做个上门预约服务,预约的时间就会派人来给你到家里理发,很是方便.另外预约洗车的服务也开始兴起,你把车停在单位或者家里的停车位上,预约好了洗车店,等你下班回家或者清早出门上班时,车就被洗好了.还有最近导游开始微信公众号的预约了,给某个导游发去预约信息,然后这个导游就会带你游览你想去的景区,他们会全程给你做安排,你在网络上通过微信、支付宝支付导游费即可.这些新的金融支付形式实际上还有很多,并且也在不断的有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我认为这些都是带有颠覆性的改变,未来会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进而影响到文化观念的变革.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功能紧迫性的改变在倒逼着社会结构的种种转型.换言之,如果说大家打车都依靠滴滴打车了,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轻轻点击手机屏幕,一会儿出租车或者私家车就来了,那么这以后要所谓的费时、费力、费钱的出租公司又有何用呢？说白了这种出租车公司的存在意义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大家只是一种稳度上的考虑不得已而已,显然这并不是未来公司发展的样板,因为它的维持是基于一种既定的结构性的阻力或者结构性的僵化,未来一定会在这方面有一种彻底的制度性的改变,或早或迟这一点总会要发生的.因此,就技术而言,现在的小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实际就可以省去印刷课本的环节了,一上学的孩子每个人发给他们一个平板电脑,那绝对是一个有趣而又提高教学效率的途径,这不仅使他们很身心愉悦,学起来不枯燥乏味,而且他们又能学到比你老师讲的要多得多的东西,而老师的作用在这里就是做一种引导,适时指导他去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会有助于这些孩子未来学习品质的养成和创造力的发挥,教学的目标根本就是在于培养他们一些知识上的创造力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价值,或者社会责任感等等.在现在数字技术发达的今天,无纸化在小学是可以实现的,这是指功能意义上的成熟完备,但可能在制度的结构安排上还有许多的欠缺.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随后的问题就是好多老师的失业.但若反过来想,现在的学校为何一定要容纳那么多的老师去做很多的无用功呢？这里实际上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功能性的改变在倒逼着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原来可谓是用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来促成社会中各种功能性的再调适,现在则不是了,老百姓自己开始动起来了.原来美国选总统是有一些既定规则的,大家会按照这些规则的框架去选.在这方面舆论不仅可以引导选民,舆论还可以调查甚至制造选民的意愿,进而再引导选民意愿的改变,这样普通百姓也听不懂舆论背后的深意,跟着大众的意见去选,结果选出来的必然是社会既定标准的精英人物,比如选哈佛大学毕业的,学法律的,人们相信这样的人会引导好自己的国家.但每个精英人物都不会是一个完人,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过去通过社会主流媒体的筛选而做了特别的掩盖,那时显然没这些可“群起而攻之”的微信群,老百姓也不知道内幕.但现在“脸谱”之类的新媒体一瞬间就会把这些内幕都出来,所以一个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人物,可能在某个关键的时刻突然就被曝了光,前途和事业也就前功尽弃了.这种适时的民众政治借助新媒体的出现而成为未来民众政治的一种新常态.今天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借这种微信平台的新技术推动一些新的功能生活的变化和选择,这些显然都值得我们对此有更多的关注,而且这样的一种推动又会怎么影响到这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可能都是我们未来应该予以特别注意的.
还有一点就是网络式平面化世界的日益突显.这一点可能跟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TheWorldisFlat）这本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确实,世界借助互联网而有更多彼此之间的方便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距离感,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随时打开微信,通过视频或者语音聊天就可以跟远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地方的人进行实时交流沟通,可能自己一分钱都不花,在无线网络的环境下,情况就是如此.那么,这个世界如何不会变成是一个平坦无碍的呢？网络催生了一个平面化世界的图景,这种平面化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平面化世界,原来的世界是山海阻隔,崎岖不平,今天则是一种由网络所带动的世界的平面化、一体化和全球化.
在微信时代来临之时,信息的一种网络搜索而非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成为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新常态.过去讲求的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知识越多越好,然后最好能够在一个人的脑子里记忆到具体的人和事,但今天则没有了这个必要.现在包括旅游区的导游都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到旅游点点开百度就告诉你这里如何如何,这大约也就算一种导游了,或者算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你也不要觉得亏,未来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过去我们说写研究论文还要引述到参考文献的哪一页,这叫做学术的规范或者学术态度.为什么要有这个呢？因为读者要查验你所说的和引注的原文是否可靠,进而决定着所引述的知识观点是否可靠,这样按照所列出的书和页码去找,也就是你论文的能指和具体书、文章的所指之间能够一一对得上,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科学态度.但是有了“百度”之后,我们大概不需要去这样查找,因为它是虚拟的网络存在,也无所谓页码先后,更无须有具体的书籍作媒介载体,只需要把你查找的题目、关键词敲进电脑搜索页面去就会一下子蹦出来你所要找的内容,也就是它不存在页码先后的排序,是通过电脑的网络搜索而一下子直奔这个知识点去.所以在这样的图景之下,未来的学术一定会对这个知识储存、提取的形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只是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显露出来；另外还在于我们的评审机构依旧依赖于纸质书籍、论文的页码式的评审规则,结构上一时难于转换过来.目前社会还是在一个纸质化安排的结构下,但一种趋势是说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知识提取上更多选用了百度这种并非页码编排的百科全书式的搜索方式,这样一种搜索式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流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就会变得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不相对准确和全新地存在于网络之上,供人们廉价地获取和分享.百度这个搜索引擎在刚开始的时候,实际找什么都很不方便,但经过这么多年的众人参与以后你就会发现已经是什么都在里头了.
人类学实际上在这一点上面临有很多的困境,比如现在我们想要了解苗族、苗年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那就可以先去网络上查一下,众多的有关苗族生活的内容可能都在网上,上面有文字的形式,有照片影像的形式,可谓是一网打尽了.你想要什么网络上都有现成的资料,只是你本人并不在发生的现场.但接下来要问的是,对人类学家而言,在现场和没在现场在今天的差别还那么大吗？或者说那个曾经要求的田野在场在今天互联网的时代里就必然是第一重要的吗？今天可能有的人即便是在现场,他也可能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但是有的人看了网上传来的各种图片图像,反倒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和理解,这些有时并不是田野在场可以提供的.这就需要我们在今天的互联网平台之下要重新看它的知识生产与我们的人类学的写文化之间有着怎样一种关联,这一点认识在今天变得特别重要.
与此同时,在一个移动互联的场景之下,我们的生活在时空安排上日益呈现出来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有一种同感和共鸣.我们很容易会发现,我们每天的时间确实都是在微信、短信、电话铃声的打扰中度过的,由此我们的生活必然变成是一段一段的、碎片化的状态.还有就是日常的生活会不断地被外部的多样性的、突如其来的信息链条所打断,而且我们的知识也都不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头,都外化为云存储或者一种虚拟空间中的数据存储,这个时候我们便对此数据库产生了一种依赖,“坐地日行八万里”,在电脑前不断地去搜寻这些东西,使用这些东西,自己生存的时空实际也就得到了一种打破和扩展,所以过去每个学生都夹着一本厚厚的字典,那个时候学英语的人《英汉词典》就是那一代人的“圣经”,用心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词典与他们的关系不亚于一本《圣经》,买一本很贵的英文词典,天天都要带在身边,现在那种厚厚的英文词典就是扔在旧书摊上两块钱、五块钱都没人要,因为没有人再用这个了.现在智能手机下载英汉词典很容易,甚至下载都不需要,直接登陆网络搜索即可,而且里面载入的词汇也已经足够丰富、足够日常和研究使用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碎片化的表现,在你的智能手机上如果安装数种这样的词典式搜索工具时,你的日常生活就可能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就涌现出来什么新的信息、新的知识以及新的意义,由此而吸引你的各种注意力,不断地让你的自我分支出一些新的思考生长点出来,你自己也会因为这种碎片化的生活而转变成为一个枝杈式生活的人.
图7你看上面这个调查表里的状况就会清楚,今天的人大约有多少时间,各自都用来干什么去了,这个通过互联网平台掌握到的大数据实际上很容易统计出来,通过手机的点击率就可以统计.我们只要看其中大家看新闻、与他人沟通、网络购物、听歌、访问社交网站、玩游戏、看小说,或者生活资讯、录像等等这些的时间分配即可,我认为在这方面每个人的内容方式都会是不一样的,但却都会把这些时间细碎化地切分开来,有一整块、一整块的时间去读书或者集中做事情的人会越来越少,一个人一天中间总得接个电话,总得发个微信,总得通过互联网看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鲜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只要一触动那个手机小屏幕上的链接或者界面,就和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因此,虚拟网络进入到人们日常交往的领域,其所带来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人们日常生活在时间安排上的碎片化,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日益受到互联网影响的所有人的一种普遍共识.原本有规律的生活越来越被随时可能出现的手机铃声、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所干扰和影响,网络连接促成了世界各个地方的海量信息在一个人的手机和电脑屏幕上的汇聚,搜索引擎帮助人们去改变自己的知识存储的方式,人们所拥有的知识不是在大脑之中而是在电脑所连接起来的互联网的虚拟性的数字化的云端存储器中.
过去大学课堂里怎能任意使用手机拍照发微信,但今天每个人都会带着手机上课堂,还要随时举起手机来拍摄课件,这在现在的课堂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我在讲课的时候,学生就会举手拿手机拍摄课件,学生根本不用做笔记,他就这么一照,然后通过程序转化一下,就可能转化文字版的课件讲义了.此时本来完整的课堂教学被这样频频举手的按手机给打碎了,完整的课堂教学也就碎片化了,根源就在于每人可以随时在手的智能手机.当然在今天这也是没法避开的一种现象,开始肯定都是去没收手机,甚至学校每年还会搞一个课堂无手机的评选,现在大概再也没人提这个了,每个课堂都开放使用手机了.课堂的手机只是它不响而已,在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偶尔听两句,私底下还是可以做自己的手机浏览.这方面我有体验,有一次急着找自己的研究生做事情,便发了一个微信给他说有急事,他很快回复给我,回来问他在哪里,他说是在教师的课堂上,可想而知,在我的课上学生们也一定会去干这种事的.但我的看法是不要特别地对此加以拒斥,这恰恰可能是新时代的一种师生互动的形式,不能动不动就拒绝小孩子们去接触这些新的东西,阻拦是阻拦不住的.我觉得在这种接受新技术的过程中,应该鼓励借此去创造一种新的学习方式的可能.过去上课听完了,把有限的知识都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在脑子里,考试的时候再呈现出来就可以了.但很显然,今天的知识生产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知识的储备随处都可以找到,好的老师也不会强迫学生去学那些具体的知识,而是帮助他们找寻到创造新知识的门径.
实际上在今天社会中有了一种去中心化生活空间的形成.在互联网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你只要一发朋友圈,就会有好多人点赞,这不就是一种自然的中心吗？因此一个人借自媒体发出去的东西,他点赞的多少就是一个客观指标.可能他发过去有一百个人看见,但给他点赞的一个都没有,这时也许就要考虑自己的“人气指数”的问题了.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此种人机互动所带来的一种人的自我意识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微信而有一种自我意识、自我表达,这些体现自我的表达在未来我觉得会更加的突出.所以,在未来究竟是参与其中还是拒绝参与都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也许90后出生的人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在玩微信或是微博,也有被甩出去的,那一般都是出于一种个人的自我意愿选择而非外在的强迫造成的.就像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买到了房或者拥有了住房,或者必然都会有两套房,也有人是被这种选择过程实实在在地甩出去的.
在微信的时代里,还有一种金融驱动消费的时代的到来,由此一种金融即生活的状态逐渐成为一种现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一方面在读书,另一方面也参与到金融驱动的生产和消费中来.有一次在上海我听到过90后的学生说,他们给老师报账之类都先放在支付宝里面几天,比如几万元放上几天,就可以有利息赚回来,我们这一代人的脑子恐怕没那么活,一是想不到,二是觉得这样做太费事了,但新一代人参与金融的精打细算在这方面就体现出来了,他们想的是一毛钱总比一分没有要好一点,因此就去做.这样一种做法怎么能够得到保证呢？那就是支付宝这类的方便的互联网金融工具,因为随便在哪部手机屏幕上一按交易就完成了.过去你想用钱来挣点钱,一般就是去买理财,不会用电脑、手机的,甚至有人还要专门跑到银行营业厅去填表什么的,费时费力,利息又低,但是新一代人敢冒险,他们不会像老人家一样习惯于去银行营业厅坐着等排号,他们在各种的金融产品中间任意选择,灵活自如,且很有效率,这就是一种代际上的差异,不能不去承认.
所以,互联网金融绝非单单是一个金融本身的问题,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就社会而言,它从来不是由上而下推行开来的,而是由互联网介入的底层网民群体先行实践,进而逐渐去倒逼上层金融制度结构的转型,随之而有上层机构予以合理应对的一种彼此合作共赢的产物.今天的国家银行监管机构已经是不能再去否定这个的存在了,而是在想办法怎么借助一种国家的力量去合理有效地加以调控.因此在今天,如何去控制互联网的金融支付可能变成是一个比过去盐、铁更为重要的一种国家枢纽产品.传统时代国家有意识地去控制盐和铁这样的枢纽性产品,由此可以进而控制社会的秩序安定,不至于引起社会恐慌,老百姓也能安生地吃上饭,过一种稳定的生活.但在今天对于那些东西的控制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些东西在哪里都能够买到,不必要特别去控制它们.但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里,国家如果不去控制互联网,那就可能会出现一种秩序上的混乱.所以未来我觉得,国家一定会花大力气去控制这个领域,然后将其转变成为一个国家所能真正掌控的部门,所以这个互联网的资源在未来就会变成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我猜测未来门也许会把去掉,然后换成微信公众号,因为现在要想辨认一个人还是很复杂的,第一项要查的还是,但要改为扫描每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就会更方便些,也更为安全可靠一些,这恐怕仍旧会是一个功能上发生改变之后,结构上出现滞后的事情.未来这种金融支付模式的新转变一定不仅仅是在金融的领域,它还会转换到经济的领域、政治的领域、社会的领域以及文化的领域.
这里隐含着一种人们消费模式的改变,甚至在自己没有钱的情况下也可以去进行消费,比如先抢了红包再消费之类.金融支付模式的这种新转变,实际是在刺激人们新的购买,影响着人们未来对于网上无限丰富商品的全身心投入的消费追求.这种状态显然与一种虚拟空间的微信群的生活方式之间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虚拟空间里群的互动模式也许就是每天大家都穿梭于不同的群之间,从手机屏幕上看别人究竟是怎么进行表达和表演的,自己偶尔或者经常也会去露个面,表演一下,这样的一种互动形式实际上在影响着我们的深度思考,在一种潜移默化当中发生着实际的影响,这一点以后还可以有更多的资料搜集起来加以深入研究.
最后,在一个微信的时代里,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已经变得很容易实现了.这实际就是通过一种微信的粉丝群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比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个“蓝瘦香菇”的网红例子,那在过去要把一个新的观念传播出去,影响到人们内心的世界,是需要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文化的推广在这方面也是要花很大的力量,但现在传播的速度很快,也很方便,且几乎是不需要什么成本,极为的廉价.所以我私下里鼓励人类学家或许能够造就出来一个类似人类学的“蓝瘦香菇”的观念,由此而一下子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人类学究竟是做什么的,不过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现在还没有真正获得实现.但无论如何,在今天,一种形成彼此共同价值认同的途径在发生着一些真正的改变,这些改变发生的未来路径也没法去做一种真正的预期,它往往是偶然性发生的,往往是在一种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今天的世界,尤其是在微信这个平台上,好多东西都是恰巧偶联在了一起,并不是一种必然要发生的发生,而所发生的又必然造成在偶联发生以后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微信群上的点击互动、分享鼓励成为了一种新的团体性生活的基本模式,并进而成为了一种日常的需要,尽管彼此之间并非真实而是虚拟的在场.这是一种今人的存在状况,那么最后,这牵涉到一种写文化的问题,或者是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微信所提供的信息资源和每个人通过手指所贡献给微信群的那些表达,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我们在微信时代去做人类学的民族志写文化的一份素材的基础.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人类学多少都有点像搭积木或者是拼图的插拼样式,对于已经存在于网络之上的很多不同的小组块,人类学家需要把它们一一地都拼在一起,由此而插拼式地创作出一个新的人类学的理解出来.
换言之,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是不是可以变成是一种拼插式的创新.我觉得是可能的,就是在此过程之中我们确实发现有很多的经验并不是我们从田野中可以获得的,好多都是先要从网络浏览或者微信朋友圈中受到启发,然后再去田野里寻找,追溯这些有意义的线索的发生轨迹,或者在田野中实实在在地观察到,或者是找到一种理解上的契合,或者借助网络,借助微信,借助于微信朋友圈,田野里鲜活的经验被一一呈现出来,即便你可能并不在田野的现场.这种实时呈现出来的在田野之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词汇、某一个图像,都会去激发人类学家做更深层次的思考.我觉得这些关联性应该引起人类学书写者的注意,因为那些关联恰恰可能是一种文化经验的有意义的拼插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奇特效果.今天仍旧还有好多人可能还是借助一种单一向度的田野工作方法去到田野之中去,这样所写出来的民族志的文本的问题忽视了微信平台作为一种表达的存在.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专注于这种微信、互联网所带来的素材、图像以及信息上的交织与相互的嵌入,由此而注意到文化之间的交融以及插拼的新途径,而文化的创新往往可能会从这里起步.（二零一七年元月十日改订于四书堂）
注释：
①此文基于2016年11月10日在西南民族大学的演讲“微信民族志与写文化”录音稿整理而成,感谢《民族学刊》编辑部促成此文的修改.
②2016年10月13日上午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之邀,在烟台大学学术报告厅参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6年年会”并作主旨发言,发言题目“从渐变到巨变：人类学遭遇文化转型”.
③2016年9月20日赖波涅教授（NigelRapport）在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前沿讲座”第五十七讲,“斯坦利·斯宾塞的创造力：愿景画家与漫画家”（CreativityofStanleySpencer:VisionaryPainterandDistortio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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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1-10责任编辑：赵秀云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702002
该文结论：这是适合新主张和民族志和微信民族志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文化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文化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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