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敌人的遗产，本文是关于遗产相关论文范文素材跟遗产和敌人相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在通化葡萄酒有限公司幽暗的大酒窖里,我能够感觉到的唯一事物,就是时光或者岁月.从这个大酒窖建立到现在,已经接近一个世纪,但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岁月,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滞留下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在斑驳的墙壁上,在散发着特殊气息的橡木桶里,岁月隐藏却又暴露了踪迹.
我在一面斑驳的墙体前停下,用想象的手指吃力地拂去一层层时光的污垢和尘埃,最后还是和1941年铁锤与钢钎撞击的声音、铁石摩擦和碰撞的声音,以及纷乱的脚步、断续的对话和呼喊、吆喝的声音……不期而遇.
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有着80年历史的葡萄酒厂正是我们曾经的敌人——日本人留下的遗产.此前,曾任通化葡萄酒厂党委书记、第一副经理的丁万林老先生,已花数年时间收集整理了通化葡萄酒厂的这段历史,并亲自撰文记述：“新酒厂从破土动工到设备安装完毕,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于1942年4月竣工.工厂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建地下室一座,378平方米（今通化葡萄酒厂一号地下室）,里面放置贮藏原酒的立式柞木桶30个,卧式柞木桶11个,每个容量为1.5吨,容量为一吨的柞木桶若干个.总贮藏量近200吨.建前发酵水泥池子42个,每个容量12吨；后发酵水泥池子30个,每个容量6吨；建生产厂房一座,三百多平方米.除此,还建了蒸馏塔一座,办公楼一栋,日本职员住宅三栋,仓库一座,供中国工人居住的工棚五间.”
按照这份清单,在现有的酒厂去寻找原物,除了几只残存的橡木桶,已经很难再一一找到明确对应了.曾经的一份不菲的资产,就这样在时空的流转和世事变迁中化为乌有.所谓的遗产,从物质或实物的维度进行考量,实际是不存在的,或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每当我走进这年近80岁的贮酒窖,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有一些不可磨灭的东西在这潮湿的地下建筑,在其上宽阔的厂区,甚至在通化这个广大的地域,实实在在地留存或凝固下来.以至于这个或这些很难说清的东西,竟让我本来平静的心情顿时变得复杂和翻腾起来,万千思绪、万千感慨如初春的凌汛,让一时无法融化的“冰排”无序地堆积在思想的河口.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或技艺吗？
诚然,日本人建立葡萄酒厂后有很多中国人在酿酒厂里工作,但那时中国人是不能接触技术工作的.他们是下等的“支那”人,没有资格问津技术,只能在工厂里听从日本技术人员的指挥,做一些清洗、搅拌、背背扛扛等粗糙、笨重的体力劳动,仅仅是一群为技术服务或担当工具的“苦力”.更何况技术或技艺从来都是“形而下”范畴的东西,不管在哪个行当里,技术作为“生产力”,都要服从于生产关系.技艺不是没有用,不能讲,只是不能“突出”地讲,“绝对”地讲,因为所有可以称为“技艺”的东西,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要潜心学习,悉心领悟,少则三五日,多则三五月或三五年没有不能掌握的.另外,技术总是时时在更新,时时被淘汰,实在与永恒无关,即便技术在某一个时段被升华为艺术,其价值的确认也是有时限和有条件的.终究,它只是渠道和手段,而不是目标或结果.
我个人认为,和日本人讲技术,本身就把中国人的位格降低了.中国人酿酒的历史早在汉唐时期就已经开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是唐朝的诗句.喝都喝了两千多年,酿造好歹也是先于饮用的事情,难道,就酿酒这点事情我们还要攀日本人为师吗？实际上,拜日本人为师,本来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可耻的是,那时的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技术传给中国人.那时的日本人执意不让中国人接触酿造的技术环节,并不是他们认为酿酒技术有多么神圣不可染指,不可侵犯,他们是就觉得中国人只配从事更低级的劳动.事实上,连日本人自己也不看重“技术”或“技艺”这档子事情.像“茶艺”“武术”“插花艺术”“柔术”等只是在中国能听到,而在日本,却是“剑道”“武士道”“花道”“茶道”“柔道”“空手道”……日本人的心很高,凡事都把境界定在“道”上,不成则已,成则为“家”,为“大师”.而把目标定于形而下的“术”和“艺”上,至多也就是“师”或“匠”吧.后来,在日本人建立的通化葡萄酒厂工作过的一些骨干分子,比如李永胜、王长胜、梁玉春、梁玉德等都先后担任过葡萄酒厂的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等要职,并把通化的葡萄酒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和发展,但他们所依凭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比技术更高的精神力量和境界.
那么,是仇恨吗？
据当时在通化葡萄酒厂工作的老工人回忆,那时,别说中国工人受到歧视和屈辱,就是挨骂、挨打的暴力事件,也是“家常便饭”.日本监工和把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不如农民对待自己的牲口,是牲口也是仇人的牲口,“用死拉倒”,没有一点点的爱惜、同情和尊重.如果哪个工人胆敢有一小会儿的偷闲,或哪个工人不小心弄洒了一点儿酒,必遭一顿暴打.不管是木棒还是瓶子,顺手抄起什么就用什么打.
有一次,工人张云江在杀菌锅里出酒时,看到有一瓶酒的瓶盖涨掉了,就拿出来放在窗台上.已经在酒厂工作了几年的张云江由于一直不知道自己天天摆弄的东西是个什么味道,出于好奇,等冒着热气的葡萄酒冷却后．随手拿起酒瓶尝了尝味道.没想到他刚喝了一口,就被管生产的日本人春日纪一看见了.春日冲上来,一把夺过酒瓶,大叫一声“八格牙路”,照着张云江的头部就砸下去.瓶子碎了,瓶里的酒和张云江头上的血一起流了下来.张云江受了重伤,回去后再也没回来上过班.
蒸馏工李玉发,实际上就是烧蒸馏塔的烧火工,在蒸白兰地时,由于日本技术人员加料过多,原酒被烧开后,把塔盖涨开.酒突然从蒸馏塔里冒出来,李玉发被烫得浑身大泡.主管生产的日本人唐泽听说跑酒了,不问青红皂白,抄起木棒朝李玉发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暴打.本来满身烫伤的李玉发经过一番暴打,伤势愈加严重,由于无钱医治只能在工棚里硬挺.资方看李玉发暂时已经不能再干活儿,就把他开除出厂.后来,李玉发伤势渐轻,能够行走,便一路乞讨,回了山东老家.
然而,仇恨从来都只是弱者内心里的情感,强者从来不需要仇恨.仇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仇恨有时只是情感而不是力量,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智慧、意志和力量.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失去主权,饱受欺凌和杀戮的时候,仇恨是理所当然的情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力量强弱的转化和境遇的改变,仇恨总会如一团陷入于重围的雾霭,随风飘散.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仇恨,而是在讲包容、谅解和悲悯,至多只是记住历史的教训.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共同收复了中国东北沦陷区战略要点上的54座大中城市,27日,苏军攻占了日本关东军准备最后坚守的南满地区中心城市——通化.在葡萄酒厂的日本人,听到这一消息,个个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八月最末一天,一小队苏军骑着摩托进入了葡萄酒厂,命令该厂日本人继续生产葡萄酒和白兰地,及时供给苏军.这时的经理中岛弘带领山之口未吉等人,一改常态,都下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作业,唯有管理生产的春日纪一,躲在家里不到场.
原来,他为人凶狠,平时经常殴打工人,民愤极大,他也自知罪孽深重,害怕躲不过最后一关.果然,以闫殿祥为首的部分工人,自发组织起来,要找春日纪一算账.但当时春日手中有,工人赤手空拳,没法进屋去抓他,只好在屋外监视.僵持了两天,春日仍然不出来.闫殿祥便到驻在通化火车站的苏军司令部求援,苏军很支持闰殿祥,就发给他一支左,让他带领工人去找春日算账.
8月30日晚,闫殿祥拿着这支,带领王长胜、梁玉德等十几名青年工人,手拿木棒,团团包围了春日的住宅.闫殿祥亲自去推门没推开,工人在房外高声喊“春出来”！喊了半天,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闫殿祥登时火气上来了,朝着春日窗户开了两.这时就听到屋里传出来一阵稀里呼隆的响动声.大约不到十分钟,就见从窗户上蹿出了火苗,火势凶猛,转眼就烧上了房顶.火光中,和春日同住一栋房的松尾母女俩,急匆匆地跑了出来,人们却没有见到春日一家五口的人影.不到两小时,房子就烧落架了.第二天早晨,工人们进入现场查看,发现屋里的东西全烧光了,只剩下春日一家（包括春日的老婆、两子一女）五具烧焦的尸体整齐地摆在炕上.
据推测：春日听到声后,先残忍地杀死了妻子儿女,然后倒上汽油放火.其他的日本人,虽然受春日纪一的牵连,被苏军认为“有意对抗”,全部在仓库里,但数日后也均被释放.随着日本人大批撤离中国,葡萄酒厂的日本人也都陆续回国.
半个世纪之后,最早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中国老人,已经很少在世,参与葡萄酒厂设计、建设与管理的日本人也仅存三四人.当人们摆脱了国家机器、国家理念和群体意识的控制之后,都回归了人的本性,往日的恩仇多化为淡薄的云烟.
1991年,丁万林先生主持收集通化葡萄酒厂的历史资料时,几位年逾70的日本老人纷纷发来信函,回忆当年葡萄酒生产的历史.态度极其积极和友好,但那并不是外交辞令里所谓的“友谊”.应该承认,那些曾在这片土地上横行一时的日本人,其行为背后的动因,既非友谊,也非忏悔,更不会是对中国人的尊重和敬畏.可是,为什么他们还会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表现得如此尽心尽力呢？
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曾经的敌人,过去,由于过于沉重的仇恨,后来,由于过于轻浮的友谊,都使我们的认识和评价偏离实质,以致在彼此的交往和较量中不得要领,莫名其妙.
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不断地制造着杀戮、恐怖和仇恨,无数仁人志士和无辜百姓为了民族和生命的尊严,前仆后继,付出血的代价.这是不容否认和忘记的历史,但是,如果到后来我们仅仅从这场苦难和洗劫中保存并种下仇恨的种子,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出这样的判断——尽管我们最终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但那些牺牲者的血已经白流；战火稍息,尘埃落定之后,如果我们只依凭民间或国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就得出了永久和平、友谊长存的定论,那些牺牲者的血也已经白流.因为,世界上不幸的事情、糟糕的事情总是会变着法儿地重复发生,只是有时方式相同,有时方式不同.我们没有理由把健康的希望寄托在“流感”或“瘟疫”不再发生上,而是应该寄托在自身免疫功能完善和自身的强壮上.
那么,在种种表象之后,一定还埋藏着比仇恨本身更有价值,更加宝贵的东西.想来,也只能是一种闪光的精神品质,是经过烈火冶炼后留在铁里的“钢”.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面对任何事情时,它都将使我们获得从容、坦荡、自信、强大、尊严的力量.也许它早已经存在于这个地域并在人们的灵魂里生根发芽,也许它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慢慢消散.而对它的追溯,总是需要我们重返历史,在岁月的深处探寻.
当我翻开散发着发霉味的日伪档案,里面仍完整地记载着一则小金子“不吃满洲饭”的故事.那故事虽然发生在1937年,但呈现于眼前时并不遥远,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
1937年3月抗日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王凤阁,在通化东南岔与敌人血战,腿部重伤后被俘,押往通化县城监狱.他的妻子张氏和四岁的幼子小金子同时被关进监狱.为了引诱拉拢王凤阁的家属,诱逼王凤阁“归顺”,日本宪兵队翻译横田拿着日本干饭团子引诱小金子,他说：“小孩,这是日本最好吃的御结（即饭团）,你的,米西米西.”小金子一边用小手往外推,一边说：“我不吃日本饭！我不吃满洲饭！”一个四岁的稚子的言行,令日本侵略者十分震惊.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个小娃娃的事迹,郑重地记入自己的档案,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制造的黑暗里,看到了耀眼的“弧光”.
1937年4月6日,日军对通化实行全城戒严,王凤阁将军和张氏夫人及四岁幼子小金子同赴日军在通化玉皇山下柳条沟门设下的刑场.一路上王凤阁慷慨激昂地对四周群众说：“我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坚持和日本鬼子战斗,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会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运不亡！”日军刽子手拿块黑布要蒙他的眼睛,并让他跪下.王凤阁怒斥道：“不准蒙我眼睛,我要看看你们这些魔鬼怎么杀我,我活着没向你们下跪,死也要站着做鬼.”敌人没有办法,举起了屠刀……
另一个行刑者山根曹长端着对准了将军的夫人张氏和幼子小金.小金子望着妈妈流泪的眼睛说：“妈妈,我不怕,你抱紧点我！”随着几声响,张夫人怀抱着小金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是的,这就是了！黑暗与苦难过后,一直闪光,一直不灭的就是小金子一家人所承载的气节和精神.不屈不挠或自强不息,恪守品格或不辱尊严！
1940年2月23日下午,抗日英雄杨靖宇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因为叛徒出卖,在漾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被敌人包围,在击毙二十余个敌人之后,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年仅35岁.杨靖宇为国捐躯后,日本侵略者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的胃饿得变了形,里面除了尚未消化的草根和棉絮,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为争民族之气,英雄喋血,连残暴的侵略者也震惊和折服了.当时伪满《协和》杂志的记者这样报道：当日军指挥官西谷等听说杨靖宇牺牲的消息后,“一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地哭了起来”.当年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也不得不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并特意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
如果在当年,我们就会切齿诅咒：“这些假仁假义的魔鬼！”但现在,我们却应该向他们致谢.《圣经》里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至此,我才更深地领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只有我们的敌人才会以,以死亡,以苦难之火无情地“撕去”我们灵魂软弱、苟且的外衣,教我们如何坚忍,如何刚强,如何品质高尚,如何积蓄抗击的力量,成则打他个落花流水,败也要败得有气节,有尊严,至少让我们的敌人敬佩、畏惧并受到人性的拷问.
后来,我从丁万林先生那里,得到了几封日本人写给他的信件.那几个日本人都是通化葡萄酒厂建厂初期参与了建设、生产的重要人物,有时任“东三洋行通化支店店长兼葡萄酒公司总经理”的木下溪司,有当时负责技术工作的技师长饭岛城,有曾在通化工作回国后成为作家的平泽博人.望着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信件上那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的字迹,总感觉字里行间透出几分虔敬.至于敬的对象．我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是对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日本人的共性是表面谦卑,骨子骄傲,他们没理由在“垂垂老矣”的时候对自己曾经鄙视的人们或族类怀有虔敬的.
想了很久之后,我终于领悟到,那还是对他们自己的虔敬,对记忆和历史的虔敬.因为他们懂得,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心尽力做好,做得完美,才是对自己负责任,才是对自己的最大尊重.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最大尊严.
从大酒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大酒窖的秘密.原来,在这里存储过并从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天生”就含有某些精神要素.
百步后,突然回首,我发现四月的天空晴得正好.在大酒窖雪白的外墙映衬下,无云的天空显得明媚异常,水润,湛蓝.
责任编校张琦婧
该文评论:上文是关于遗产和敌人方面的遗产论文题目、论文提纲、遗产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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