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加两国耕地利用效益分析与，本文是关于效益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跟效益分析和耕地和启示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耕地资源是关系粮食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件.为此,本文聚焦中国耕地资源,并以加拿大为参照,基于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指数法测算中加两国耕地利用效益,系统分析中加两国耕地利用效益.研究表明,2005-2016年,中加两国耕地利用效益均呈现增长态势,加拿大耕地利用效益明显高于中国,且加拿大耕地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层面具有全方位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耕地利用效益的增速则明显高于加拿大,这得益于中国各级政府对耕地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农民生态意识的觉醒.最后,借鉴加拿大耕地保护等方面的发展经验,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提高农业机械普及率、减少农业化肥农药使用以及完善农业法律体系等方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启示.
关键词：耕地资源；利用效益；中国；加拿大；生态环境
DOI：10.13856/j.cn11-1097/s.2018.12.021
1引言
耕地资源的数量和效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大体上决定了国家的人口承载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赵曦等,2007）[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耕地供给表现出不断减少的态势,已经使中国粮食需求与耕地供给呈现出一种"紧平衡"态势（张鹏岩等,2013）[2].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耕地的非农化趋势不断加剧,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农产品的非直接食用性消耗比例逐渐增加,土壤盐碱化、水土流失和土壤层变薄等农业生态问题突显,耕地资源稀缺性日益凸显.在耕地数量不断下降、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背景之下,保护并提高现有耕地质量,提升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益,正在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近年来,全球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现有耕地资源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提高耕地利用效益.
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耕地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在1987年"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之后,一些学者根据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以及资源环境等特征,着力构建耕地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还有一些学者关注耕地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另有一些学者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层面的效益评估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Karamesouti等,2015；Ustaoglu等,2016；Samranpong等,2009）[3-5].国内学者针对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方法、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及影响因素4方面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庞英和迟美玲（2006）[6]尝试性地提出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农业大省山东为例,结合采用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山东省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差异及特征.聂艳等（2015）[7]以能值分析和自相关分析的方法评价了武穴市耕地利用效益；王莹莹（2017）[8]等从生态、经济和社会3方面选取了14项指标分析德州市耕地利用效益；刘琼峰等（2013）[9]认为湖南省近20年耕地利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呈增长趋势发展,而生态效益呈下降趋势发展,耕地利用效益空间变化较大；张浩等（2016）[10]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1-2012年河北省各地级市耕地利用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并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方法）研究影响3个层次耕地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
总体而言,国外研究以理论性的探索为主,而国内则是以指标体系构建以及效益水平测算为主.且不难发现,国内研究多以个别省份或地区为关注点,研究尺度偏重微观,鲜有研究从宏观角度从国家层面展开系统分析.
鉴于此,本文聚焦中国耕地资源,并以加拿大为参照,基于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指数法测算两国耕地利用效益,系统分析中加两国耕地利用效益的差异及可能的原因.最后借鉴加拿大发展经验,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启示.这一研究有助于理清当前中国耕地资源的发展形势,为维护中国粮食安全提供路径参考.
2中加两国耕地概况
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由于地形复杂、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均不高,且中国耕地总面积要明显高于加拿大.不过,由于加拿大地广人稀,其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当然,之所以将加拿大作为耕地利用效益的比较对象,不单单是因为中国和加拿大国土面积接近,更为重要的是加拿大在耕地利用效益方面的优势与特征.
图1比较了中国和加拿大两国在2005-2016年的耕地面积及变动情况.加拿大方面,2005-2016年耕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但略有下降.2005年耕地面积4526.6万hm2,2011年达到最低点4296.8万hm2,2012年之后略有回升,2016年耕地面积4362.28万hm2.
中国方面,2005-2016年耕地面积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耕地面积由2005年的12208.27万hm2增加至2016年的13495.66万hm2,上升1287.39万hm2,年均增加107.28万hm2.中国耕地面积主要呈两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为2005-2009年,为缓慢下降过程,一方面该阶段是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农地非农化现象显著；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造成中国耕地退化现象明显,而且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使得耕地面积呈略微下降态势.第二阶段为2010-2016年,耕地面积呈上涨态势发展,主要得益于人们耕地保护意识的提高,由于前期耕地不断下降且人为破坏耕地现象频出,导致耕地面积出现危机,使得人们开始思考耕地的重要性,提高了耕地保护意识.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土地整治等方式增加了许多新的耕地后备资源,补充了现有耕地面积,使得近些年来其耕地面积呈上涨态势发展.
从耕地面积变化率来看,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率变化幅度远高于加拿大,变化幅度最高可达10.25%,而加拿大耕地面积变化率相对较小,变化幅度最高为0.98%,远远低于中国.数据表明,中国的耕地面积稳定性远低于加拿大,这与中国复杂的耕地条件及巨大的人口基数有着直接关系.
3研究方法及指标体系构建
3.1研究方法
变异系数法是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得到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张超等,2014）[11],计算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为了使结果更加准确,本文首先通过极值法将数据标准化.
式中,X′ij为极值法处理后的标准数据,Xij、Xmax、Xmin为实际值、最大值、最小值.若指标为正时,采用公式(1),若指标为负时,采用公式(2).
(2)计算各指标的平均数〖*X-〗ij和标准差Sij,公式如下：
综合指数法指在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将其与标准化的数值进行相乘得到所需要的结果,以期能够反映出特定系统的整体状况（应寿英和刘锦扬,2018）[12],计算公式如下：
3.2指标体系构建
耕地资源价值核算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人们对其认识经历了由单一的经济价值核算,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等综合价值核算的发展过程（鲁力翡,2015）[13].同样,评估耕地利用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也经历了从单一经济效益核算,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多重核算的发展过程（李佳等,2013）[14].
鉴于此,本文从科学性、数据可获取性、效益性及适用性等角度出发,结合相关文献从耕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指标3个系统选取15个指标进行测算,具体指标及相应的权重如表1所示.
4耕地利用效益分析
中加两国耕地利用效益分析如图2所示.
从整体来看,加拿大与中国耕地利用效益虽出现短暂下降,但整体呈上升态势发展.加拿大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发展相对一致,表明其耕地利用效益相对均等化.加拿大耕地利用效益由2005年的0.367上涨至2016年的0.945,年均上涨率为0.048,主要是由于其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均呈上升态势发展,与其国家政策、发达的农业机械化有着直接联系.
中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分高于生态效益,表明中国在发展耕地利用效益时过于追求经济和社会效益而忽略了生态效益发展.2005-2007年为快速上升,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增长较快,使得其耕地利用效益大大提高；2008年出现短暂下降；2009-2016年耕地利用效益稳定提高,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注,出台了许多利于耕地集约节约及粮食发展的政策,农民生态意识开始觉醒,农业生态环境也得到不断改善,因此,耕地利用效益不断提高.结果表明,中国耕地利用效益之所以得到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农民生态意识的觉醒.
4.1经济效益方面
加拿大耕地经济效益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发展,但在2008和2014年出现短暂下降态势,其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作为发达国家,其经济基础条件雄厚,而且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高,专业的农业机械装备给农户提供了种类齐全的整地、排灌、旱地耕作机械,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2008年经济效益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14年主要是受2013和2014年风暴及洪水灾害的影响,其粮食产量下降导致其经济效益也下降.中国经济效益除2008年外均呈现上涨态势,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粮食总产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提升了农业总产值,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及地震、旱灾和雪灾的影响,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均下降,故农业经济效益也呈下降态势.
4.2社会效益方面
加拿大社会效益的变化态势与经济效益一致,总体呈上涨态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07年,为快速发展阶段,主要受益于2003年加拿大政府农业收入稳定政策及生产保险项目.农业收入稳定项目是试图通过协调联邦、省和地方政府的农业支持,共同致力于长期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生产保险项目是为了避免农民因为自然灾害而受损,并给予了一定补助,2005-2006年政府就该项目投资4980万加元（1加拿大元约合5.28元人民币,2018）.第二阶段为2008-2016年,为稳定增长阶段,这主要是一方面加拿大政府每5年的未来增长的政策框架（APF项目）；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对农民的补贴都有着完善的机制,定期给予农户收入补贴,使得农户收入有长期的稳定来源.中国的社会效益虽短期出现了下降态势,但总体呈上涨趋势,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农户收入从2005-2016年上涨了2.10倍；另一方面,近些年中国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且由于农业科技的革新,人均粮食产量也不断提高,均使得中国经济效益呈上升态势.
4.3生态效益方面
加拿大生态效益呈上升态势,从生态效益的权重可知,生态效益主要是受每公顷用费的影响.由相关数据资料可知,加拿大每公顷耕地用肥为50kg,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加拿大针对农业用肥配备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如《有害生物控制产品法》、并设有专业公司进行农药化肥使用培训及废弃物处理,加拿大成立的清洁农场有限公司专业进行农业生态知识的培训.中国生态效益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2012年的下降阶段,主要是由于这一阶段为追求耕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化肥使用量从2005年的4925.52万t上涨至2012年的5208万t,极大地降低了耕地质量,减少了耕地利用效益；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的缓慢上升阶段,主要得益于农户环保意识的提升,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化学品投入的控制力度.
5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1）2005-2016年,中国和加拿大两国的耕地面积总体保持稳定,中国呈现微弱上升趋势,加拿大耕地面积更趋稳定.此外,中国由于复杂的耕地条件以及巨大的人口基数,致使耕地面积变化率变化幅度大于加拿大.
（2）中加两国耕地利用效益均呈现增长态势,中国的耕地利用效益明显低于加拿大,而且中国耕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均落后.
（3）中国耕地利用效益的增速明显高于加拿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对耕地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农民生态意识的觉醒.
5.2启示
(1)完善农业补贴,提高农户收入是基础.加拿大耕地社会效益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农户有稳定的收入,而收入来源得益于其政府完善的农业补贴,包括农业收入稳定项目补贴及生产保险项目补贴等,其无论是在农户收入还是针对灾害方面都有完善的补贴体系.中国虽也有补贴体系,但在扣除各种成本后农户补贴可能是负的.加拿大政府针对环境保护、产品市场开拓等都有一定的奖励和补贴,极大地提高了农户收入.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因此,应该学习借鉴加拿大完善的农业补贴政策,激励农户以更合理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2)提高农业机械普及率,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是关键.相关数据显示,加拿大平均规模在300hm2以上的家庭农场都配备专业的农业机械设备公司,能提供种类齐全的整地、排灌、旱地耕作等农业机械,而且,这些公司都配有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农户专业机械知识,提高农户使用机械的能力.相比而言,近些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农户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又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教授农业机械知识,故农业机械普及率不高,因此,要提高耕地利用效益,就需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机械普及率.
(3)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是助力.分析中国耕地生态效益可知,中国化肥农药使用量高是阻碍耕地生态效益提高的主要原因.加拿大是世界上化肥农药使用量较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提高生态效益,从而提高耕地利用效益.
(4)完善的农业法律体系是保障.加拿大耕地利用效益高得益于完善法律体系的保障,如《农药安全使用教育培训计划项目》《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生态风险评价框架导则》等法律法规为其耕地高利用效益提供了保障,因此,中国应学习借鉴加拿大,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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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段丽君殷华）
本文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效益分析和耕地和启示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效益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效益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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