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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银滩”的地方,绝美的沙岸.远看白色潮头一浪一浪地推上前来,细雨浸湿的彩旗依然被劲风扬起,剧烈地拂动着.新闻充斥着南国暴雨洪灾的消息.海风得意地推进着万里乌云,扫荡了三伏的暑气.风声夹送几乎横飞的雨滴,好像在问窗前寂寞的远来北客：你在看什么？你在想什么？
我第一次来北海,第一次来合浦,拜谒这处丝绸之路史上声名显赫的出发港.面向窗外的海空,很自然地回想起秦汉帝国的南洋开拓,似乎看到云气雾色之中烈风挟送那两千年前的帆影.
南海名港
两千多年前,对海洋心怀特殊幻想的秦始皇东巡海滨,上泰山时遇暴风雨,但是他来到海上,“昭临朝阳,观望广丽”时,应当是晴好天气.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之后,第二年就有向西的巡行.随后,次年又向东走到海滨.他在琅琊（今山东青岛南）居留了三个月,据说“大乐之”,组织了以此为目的地的大规模的移民.并且宣布,这些琅琊新居民享受12年不必承担赋税徭役的特殊优遇.远程出巡途中留居三月,是极异常的举动.这也是秦始皇在咸阳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而“徙黔首三万户”,达到关中以外移民数量的极点.“复十二岁”的优遇,则是秦史仅见的一例.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应有特殊的动机.越王勾践曾经迁都于琅琊,这里成为越国后期的政治中心.而越人海上航行方面的强势是众所周知的.琅琊是著名的海港.我们在历史文献中看到,有移民从琅琊前往乐浪的记载.乐浪在朝鲜半岛北部.上古地理知识有关东夷“君子之国”“去琅琊三万里”（《两汉博闻》卷一一引《山海经》）、“亶洲去琅琊万里”（《括地志》引吴人《外国图》）等说法,体现琅琊作为“东海”大港的地位.
在秦始皇视察琅琊7年之后,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在大致今天江苏连云港的位置设立标志,确定为秦的“东门”.这里的空间位置确实在秦都咸阳的正东方向,但是“秦东门”的设定,也许还有其他的意义.似乎秦始皇热切关注“东海”的中心视点,从琅琊向南移动到了“朐”.这可能与秦帝国海岸线的延长有关系.因为“南海”置郡,海岸的中心于是南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在浙江绍兴附近望海,我们都知道应当是东海.这里说“望于南海”,有可能体现秦始皇的海洋知识中已经存留了有关“南海”的信息.他以“望于南海”表达了对于帝业成功的充分自信.
秦始皇对于“南海”的认识始于何时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记事内容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琅琊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向岭南的拓进应当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军在灭楚之后,随即已经开始“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我们可以认为,秦始皇对于岭南的征服是秦统一战争的重要主题.秦统一的规模其实不限于所谓“六王毕,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宫赋》）指出的对六国的征服.秦的版图扩展至于珠江流域、南海之滨,是超越了原先楚国的行政控制范围的.
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正式设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属于象郡的合浦地方归于秦帝国,开始承纳北方移民迁入,也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作为重要的出海口,也向秦帝国的执政者传递了关于“南海”的知识.秦始皇“望于南海”,可以看作对“为桂林、象郡、南海”的炫耀,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对“南海”世界积极探索的的表露.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说,岭南地方便于得到“珠玑、犀、瑇瑁、果、布”.《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也写道：“（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看来,合浦等地方海路贸易的优势很早已经得到开发.山东青州西辛战国齐王墓曾经出土来自波斯地区的口沿有埃及文字的裂瓣纹银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前6世纪（国家文物局《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77页）.这件文物,有学者称之为“银豆盒”,以为具有“粟特艺术特点”,反映了“草原文化”影响（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潍纺学院学报》2012年3期）.也有学者以为这一文物发现“证明了齐国的海外交通范围很广”（周运中《先秦中国大陆与台湾间的航海新考》,《国家航海》第6辑）.后一种意见应当更符合历史真实.临淄战国古墓还曾经出土来自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玻璃珠（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5月版,第68页至第69页；参看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105页）.这些文物资料可以看作反映齐地当时和极遥远的南洋地方已经实现文化沟通的信息.这种沟通,很可能是以航海事业的进步为条件的.南海地方作为外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原的早期通路,相关信息提供了考察的条件.认识南海大港合浦的开发与繁荣,应当注意南洋航路早期开通的历史.
到了西汉时期,合浦作为南洋航路重要出发港的地位更为明确.班固撰写的《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已经明确告知人们,合浦是远航黄支国的出发港,也是东方海上航路的名港.
“合浦珠还”传说
“珠玑”是粤地“近海”之处的特产.“合浦珠”或说“南珠”早已因地方品牌的形成而享有盛名.
宋代诗人程俱颂扬一位官员的仁心德政,使用了“种德久弥芳”“哀荣动故乡”文句,还借用汉代古典,言“合浦珠还增气象”（《北山集》卷一〇）.另一位宋代诗人陶弼的《合浦还珠亭》诗,直接回顾了汉代循吏孟尝的故事：“合浦珠还旧有名,使君方似古人清.沙中蛤蚌胎常满,潭底蛟龙睡不惊.”（《邕州小集》）《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记载,孟尝任合浦太守,当地农耕生产未能充分发展,“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由于与交趾接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此前在合浦任职的地方官员“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致使珍珠丰产优势逐渐转移到交趾郡地,合浦地方经济因此走向萧条,“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任之后,“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不到一年,竟然“去珠复还”,合浦的总体形势明显改善,“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孟尝的行政风格所以一时“称为神明”,“珠还”应当是明显的表征.后人所谓“美政新还合浦珠”（〔明〕顾璘《寿易太守士美》,《山中集》卷三）,成为体现深刻历史记忆的千百年历代习用的文化典故.
孟尝后来因病得到准许回归中原的命令,但是合浦官吏和百姓“攀车请之”,期望挽留.孟尝无法启程,不得已,于是“乃载乡民船夜遁去”.后来他“隐处穷泽,身自耕佣”,成就了“循吏”的模范.关于孟尝的“德”的表现,有介绍说：除“去珠复还”外,“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与孟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对应的,是“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的“海出珠宝”的财富优势.类似的多财与清心的对比,又见于《后汉书》卷三一《张堪传》记述的故事：吴汉军击败公孙述,成都占领之后,蜀郡太守张堪首先入城,他清点库藏,收其珍宝,均仔细列出清单上报,“秋毫无私”,时人赞美道：“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张堪离职的时候,乘坐的是“折辕车”,携带的是“布被囊”.唐代学者李贤解释说：“卷握”好比“掌握”,“谓珠玉之类也”.对照上文所引“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这些说法,都强调了“珍”“珠”不过“掌握”“卷握”的数量,就可以“价盈兼金”“足富十世”的惊人价值.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说,以合浦为出发港,前往南洋的远航贸易,追求的主要目的包括“珠”：“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珠”的等级和规格较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合浦本自盛产“珠”,而又引入外来的“珠”,“入海市明珠”,传入的物资中“大珠至围二寸以下”“明珠”“大珠”,都指规格等级较高的珍珠.《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说宫廷高等级消费生活内容,“明珠”居于前列.马援故事“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指出“明珠”来自南海.《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羽毛、齿革”都是南国物产,“明珠”也是同样,所谓“南金之宝”尤其明确地指出了这些宝物出产地的方位.
合浦“近海”多“珠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这里是“珠”的重要出产地；第二,这里是海外“明珠”“大珠”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通道.
“神珠薏苡”
合浦汉墓出土“薏苡”.这种植物种实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起初马援在交趾时,经常食用“薏苡实”,据说有益于“轻身省欲,以胜瘴气”.李贤注《后汉书》,引用了《神农本草经》的说法：“薏苡味甘,微寒,主风湿痹下气,除筋骨邪气,久服轻身益气.”由于“南方薏苡实大”,马援“欲以为种”,移植北方,于是回军时“载之一车”.然而因此导致误会.当时人以为马援车载“南土珍怪”,朝中权贵皆瞩目.当时马援受到皇帝恩宠,没有人报告此事.但是马援去世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皇帝震怒,马援妻子家人皆惊惶恐惧,不敢将马援葬入家族墓地,宾客故人也不敢前往吊唁.
《后汉书》卷《吴祐传》于是说“昔马援以薏苡兴谤”.这一历史记忆相当深刻.《旧唐书》卷七〇《杜正伦传》“……夫薏苡以谤,士大夫慎之”,《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廪传》“昔马援以薏苡兴谤”,以及《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传下·唐次》“薏苡惑珠”,《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昔马援薏苡蒙谤”等,都说到马援事迹中“薏苡”曾经被误认为“南土珍怪”导致“谮”“谤”的情形.
薏苡除了具有“主风湿痹下气,除筋骨邪气”的药性,据说“久服轻身益气”,似乎与汉代社会的成仙追求有某种神秘关系.薏苡具有神力,又见于传说时代的故事.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礼纬》的说法,禹的母亲修己吞食了薏苡,因而有孕生禹,于是以“姒氏”为姓.《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父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裴骃《集解》引《礼纬》也说：“祖以吞薏苡生.”而《帝王纪》“神珠薏苡”的说法,特别值得注意.“神珠”,或许形容薏苡形状圆润,但是也使人联想到“薏苡”与“珠”都属于“南土珍怪”的情形.
“璧流离”——玻璃
《汉志》说,经由合浦的海运物产种类颇多,即所谓“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合浦汉墓出土金饼,使我们联想到“赍金饼”的贸易行为.“杂缯”明确见于文献记载,提示了这条中外文化交流通道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位是准确的.斯里兰卡Delivala Stupa遗址出土的一件中国丝绸,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世纪,即这条丝绸贸易通路的文物实证（查迪玛《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中斯贸易关系》,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所谓“璧流离”,作为外来珍品,为中国上层社会所倾心追求,同时也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关于“罽宾”的记述中,说到当地出产“珠玑、珊瑚、虎魄、璧流離”.“珠玑”上文已经说到.“珊瑚”是热带海洋腔肠动物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遗存.“虎魄”就是通常所说的琥珀,合浦汉墓多有出土.合浦风门岭23号汉墓和盐堆1号汉墓出土的琥珀狮子饰件,基于狮子出产地的知识,都可以确定通过南洋海路输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35页）.那么,什么是“璧流离”呢？颜师古注释《汉书》,引录了孟康的说法：“流离,青色如玉.”又说：“《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以为孟康只说“青色”,知识有所局限,“不博通也”.他说,“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指出“璧流离”的光润色泽超过了各种玉,只是“其色不恒”,大概是说,其色彩的深沉与恒久则不如玉.又说：“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强调“璧流离”的制作加工,采用了高温烧炼方式,又加入多种化学成分.其质量,又有“虚脆不贞”即容易破碎的特点.有人说,“璧流离”就是琉璃.宋代学者王观国说,扬雄《羽猎赋》、左思《吴都赋》等言“流离”,“本用‘琉璃’,亦借用‘流离’耳”（《学林》卷五）孙奕也持这种看法（《示儿篇》卷二〇《字说》）.这种所谓“璧流离”,很可能与外来玻璃器有关.
合浦汉墓出土玻璃器数量很多,样式纷繁,色彩明丽.有些玻璃串珠,在考古报告中或被记录为“琉璃串珠”（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33页至第134页）.合浦红岭头34号墓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合浦黄泥岗1号墓出土的湖蓝色玻璃杯,文昌塔70号墓出土的淡青色玻璃杯,都是晶莹明澈、华美精致的绝品.有的学者曾经认为,“璧流离”可能是来自印度、阿富汗的绿宝石、蓝宝石、青金石.季羡林说,“璧流离”是梵文的音译,“今天的‘玻璃’就是.”（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7页）考古学者熊昭明指出,“从合浦汉墓出土的众多玻璃器来看,‘璧流离’应是汉代对玻璃的一种称谓.”（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59页）这样的见解,我们是同意的.
《宋书》卷二九《符瑞下》说到作为祥瑞现象的“璧流离”：“璧流离,王者不隐过则至.”说政治权力的把握者,即“王者”如果“不隐过”,即对自己的“过”即罪过、过失不掩饰,不隐瞒,不否认,则这种异常的祥瑞就会出现.山东嘉祥武氏祠汉代石刻画像资料中也出现“璧流离,王者不隐过则至”的榜题,可知这是汉代已经流行的认识.而图像画面中,“璧流离”显现为“璧”的形象,大概玻璃器具“其色不恒”,不好表现,于是画工依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璧”的形式加入到形象史学的信息中.当然也可能石刻的制作者同样“不博通”,没有亲自见识并具体把摩过这种远洋舶来的宝物.
南洋航路上的“蛮夷贾船”
合浦已经发掘的上千座汉代墓葬,出土文物非常丰富.从形制看,均为典型的汉式墓葬.但是随葬品构成,却体现出诸多外来文化元素.除了《汉志》所言“珠玑、珊瑚、虎魄、璧流離”上文已经有所讨论而外,我们还看到合浦凸鬼岭汽齿厂6号墓出土的石榴子石狮子饰件,合浦第二毛纺厂4号墓出土的石榴子石串饰,合浦北插江10号墓、合浦北插江4号墓、合浦凸鬼岭汽齿厂30B号墓出土的肉红石髓串饰等.合浦风门岭26号墓出土的肉红石髓狮子饰件,也应来自南洋.又有玛瑙串饰、戒指、剑璇等.合浦发现的水晶制品,包括白水晶、紫水晶、黄水晶、茶晶等,据考古学者推断也应当来自印度（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68页至第70页,第78页,第71页,第95页）.这些文物,使人联想到《汉志》所谓“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中与“明珠、璧流离”并列的“奇石异物”.所谓“南海多珍”,应当是包括这些“奇石异物”的.被称作“钵生莲花器”的文物,出土于合浦风门岭1号东汉晚期墓.在合浦三国墓中,同类器物出土12件.就现有资料看,这类器物仅发现于合浦.研究者注意到,莲花造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判断这种器形的发现反映了海洋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的关系（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版,第141页）.
除犀角杯、模型、乳香等许多学者以为来自南洋的文物之外,广州汉墓出土体现南海交通线路畅通的实物证明,又有胡俑托灯形象.合浦寮尾13B号墓出土的“胡人俑座灯”性质相同.合浦堂排1号墓出土的怀抱印度弓型竖琴的胡人俑,“面相明显是胡人”,但“缠头绾结”似乎表现出“汉式”风格.合浦寮尾13B号墓出土的波斯陶壶,是体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联系作用的典型器物.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说,从合浦出发的南洋航行,有些船队是非中原人驾驶的,即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既然称“蛮夷贾船”,则这类商船的主人、船长和水手,应当是外族人.合浦汉代墓葬的主人,是否有来自南洋的“蛮夷”即外族商人和航海家的可能呢？以往发现的合浦汉墓的人骨遗存,考古学者以为不具备进行族属鉴定的条件.或许现今DNA提取和比对技术,可以为学界增进相关认识提供有意义的信息.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经营,是多民族合作的历史文化成就.便利了中西文化交往的草原东西通路上,有草原民族活跃的身影.“胡商”“胡贾”们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贡献,值得关心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注意.对南洋航路上“蛮夷贾船”的历史考察,也将获得有意义的发现.
“楼船”“伏波”事业
东汉初年,合浦附近地方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也就是公元42年的夏季,名将马援受命以伏波将军名义率军平定征侧、征贰武装,又进而南下九真,到达上古时代中原王朝军事力量南进的极点.这次成功的远征,由海陆两道并进.楼船军经海路南下,战争规模、进军效率以及与陆路部队的配合都超过汉武帝时代楼船军浮海击南越、击东越、击朝鲜战事,成为战争史中新的航海记录.南海海面马援军“楼船”“伏波”的成功,有汉武帝时代数次海上远征经验以及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南海航行者艰险的海洋探索所提供的技术基础.这一军事行为对合浦地方的震动,应当是强烈的.
西汉帝国的版图在汉武帝时代得以空前扩张.东北征服了朝鲜半岛北部,西南至于云贵,东南则灭南越,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九郡,在海南岛首次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合浦”也正式置郡.但是当时最突出的推进在西北方向.河西四郡的设立,使得通往西域地方的道路安全有所保障.1963年8月出土于湖北鄂城的汉镜,铭文可见“宜西北万里”,体现汉代社会对于西北方向特别的关注.“宜西北万里”语,透露出对以“西北”为方向的“万里”行程可能经历艰险的乐观态度.长江流域出土主题涉及“西北”的镜铭文字,反映丝绸之路交通对于当时汉文化风貌之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积极影响.镜铭文字所见“宜西北万里”前程的“富昌长乐”预想,或许体现了向西北方向的“万里”行旅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联系.
两汉之际的历史变化有多种迹象.其中,移民方向体现的社会对东南地方的倾心值得注意.通过对公元2年和公元140年两个户口统计数字的比较可以得知,这138年间全国户口数字呈负增长趋势,户数和口数分别为-20.7%和-17.5%.而今天江西、湖南诸郡国的户口却迅速增长.豫章郡（郡治在今江西南昌）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而零陵郡的增长幅度,户数达到906.5%,口数达到618.6%.当时,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这两个地区当时均处于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
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即所谓“大规模的自发的人口迁移”,“导致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南增北减的变化”（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47页）,又经历六朝繁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对外战略方向的判断和选择,西汉雄主汉武帝和东汉政权的创立者汉光武帝是有所不同的.
汉武帝政治军事的主要关注方向在西北.而刘秀对西北方向的政策有所变化.两汉之际,匈奴嚣张.而莎车王强势,也使得西域局势陷于危局.鄯善王上书请求汉王朝派遣都护,出兵安定西域.刘秀却回答道：“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汉书》八十八卷《西域传》）对于刘秀的答复,清代学者何焯以“坚忍”二字评判（《义门读书记》卷二四《后汉书》）.刘秀对西北方向的危局以“坚忍”态度表现出大政治家的宽怀与镇定,但毕竟透露了对西北经营趋于保守的消极倾向.然而另一方面,对于东南方向的进取,却鲜明地表现出积极的态度.马援远征交趾、九真,正是典型的历史迹象.《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这次军事行为的启动和早期动向：“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阯.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楼船将军段志在“军至合浦”时去世,其部众由马援直接统率,全军胜利挺进,“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最终“峤南悉平”.合浦作为战事发起的重要地点,不仅在军事史上留下威名,在航海史上的地位也因此显赫.
《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出巡事：“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在九嶷山望祀舜帝,又登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随行船队浩荡,据说“舳舻千里”,“遂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武帝出巡,“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其事迹颇类同秦始皇海中“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终于“见巨鱼,射杀一鱼”（《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汉武帝“夏四月”诏对此“巡狩”行程有所回顾,其中写道：“朕巡荆扬,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对于“会大海气”,颜师古注引郑氏语,以为“会大海气”就是“会合海神之气,并祭之”.汉武帝“会大海气”的说法,赋予“大海”崇高的神性,特别值得注意.这篇小文标题使用“海气”字样,借取汉武帝诏文用语,试图使自己的文气也能够与汉代人的海洋意识与积极面对海外交往的文化理念有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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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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