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话剧《杜鹃山》到京剧《杜鹃山》，该文是京剧论文如何怎么撰写跟《杜鹃山》和京剧和话剧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优美抒情的京剧唱腔回响在我的耳畔,又把我带回到了《杜鹃山》色彩斑斓的戏剧场景之中.这部作品曾经感动过千百万观众,但人们未必知道,在幕后,从话剧《杜鹃山》到京剧《杜鹃山》,它的创作、改编过程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话剧《杜鹃山》亮相舞台
事情要从55年以前说起.1962年冬天,北京出版的《剧本》月刊1962第10－11期上发表了一部话剧剧本,剧名为《杜鹃山》,作者是上海歌剧院的编剧王树元.当时我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是在上戏图书馆阅览室里读到这个剧本的.我才读了几页,就被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剧情和性格鲜明的人物所吸引了,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剧本.
剧本的传奇色彩鲜明,“抢一个”构思奇特.剧本主题也很鲜明,通过一支农民武装的起落盛衰,阐明了只有在领导下,才能走上康庄大道,突现了“党指挥”的真理.整个戏情节曲折跌宕,矛盾尖锐激烈.特别是成功地塑造了乌豆和贺湘两个具有不同风采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以及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乌豆是一位成长中的英雄,他苦大仇深,勇猛无畏,嫉恶如仇,但性格莽撞,身上有江湖习气、山头主义、个人复仇等思想因素,故而履履犯错,在铁血团的战斗实践中,在党组织、贺湘的教育、引导下,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贺湘是一位成熟的人的形象.她出身工人,很早投身革命,受到斗争风雨的历练,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她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面对敌人的酷刑、绞架,毫无惧色,正气凛然,从容应对,严词斥责；在战斗的炮火中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对队伍中的叛徒、内奸也能及时洞察其奸.她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又善于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她把党的阳光带进了铁血团,逐渐引导这支农民武装走上正确的道路,汇聚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之中.剧中其他人物,如石匠李的坚定干练,杜鹃妈妈的质朴善良、毒蛇胆的残暴毒辣、温七九子的阴险奸诈,也刻画得栩栩如生.
话剧《杜鹃山》剧本发表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文艺界的关注.很快就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二团搬上了舞台,同年12月15日在上海徐汇剧场首演.我也有幸在第一时间观看了演出.这个戏由著名导演王啸平导演,演员有武皓、王频、梁大成、严翔、程素琴、钱枫、赵家彦、周志宇、陈体江等.整个舞台演出重彩浓墨,气势雄劲.武皓的乌豆、王频的贺湘等演得极其出色,感人,成功地演绎了剧本的深刻内涵.
这次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上海戏剧界专门举行座谈会,黄佐临、孔罗荪、沈浮、叶以群等名家充分肯定了这个戏在思想、艺术方面的成就.剧作家、评论家陈恭敏在评论文章中说：“青年剧作者王树元同志在《杜鹃山》中,以火辣辣的革命热情和传奇色彩,描写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支揭竿起义的农民武装,主动寻找党的领导,劫法场‘抢’来一个女员,经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受到锻炼和改造,终于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整个剧情脉络清楚,戏剧动作的发展跌宕有致,曲折多变；语言也下过一番锤炼功夫,听来鲜明生动,铿锵有声.可算是革命历史剧作一个新的收获”（《漫谈〔杜鹃山〕的主题与情节构思》）.
1963年7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在北京上演了话剧《杜鹃山》,沈阳评剧团改编演出了评剧《杜鹃山》.之后,全国有许多话剧、戏曲团体纷纷搬演或改编演出,《杜鹃山》“火”了！
话剧《杜鹃山》的原作者王树元
话剧《杜鹃山》的原作者是上海歌剧院的编剧兼演员王树元先生.王树元生于1931年,山东章丘人氏.出身于一个有着书香之气的富裕农家.祖父是清末举人.王树元从小入私塾、小学,后随伯父到济南,上小学,读中学.他就读的济南中学系早期同盟会会员刘冠三创办,办学追求革命性、性、科学性,王树元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启蒙.他学习用功,喜欢戏曲,曾跟同学欧阳中石学唱京剧.1948年济南解放,王树元参加了第三野战军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原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全力赞助下成立的一个少年儿童抗日团体,1935年由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他们轻装简从,走南闯北,宣传抗日,在战争的炮火中逐渐发展壮大.解放战争中,他们随华东野战军（后改第三野战军）转战南北.
1949年,王树元随解放大军进入了上海.1950年新安旅行团更名华东新旅歌舞剧团,后又与几个单位合并,1956年成立了上海歌剧院.王树元开始是当演员,1951年春,新安歌舞剧团排演第一部大型歌舞剧《王贵与李香香》,王贵的扮演者就是王树元.新安歌舞剧团的演员们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们大多艺术素质较好,有革命热情,演出实践机会多,又长期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加上进入上海后,剧团延请了著名昆曲名家、音乐教育家、有造诣的演奏家、舞蹈家来剧团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演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部风格清新、生活气息浓郁的新歌剧立即受到了上海观众的欢迎.随后,王树元又在歌剧《白毛女》里出演王大春,在《小二黑结婚》里扮演小二黑,他还主演了歌剧《刘介梅》《草原之歌》,地方戏《夫妻观灯》等.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
王树元不仅有表演才能,同时也很有文学天赋,他喜爱写作,在当演员时,就经常笔耕.有一段时间是既做演员,兼做编剧.他业余写作,并常常泡在图书馆里学习戏剧理论,研读中外名剧；或观摩各种戏剧演出,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写作水平.后来在领导的支持下,改任编剧.
他写《杜鹃山》并非偶然,而是厚积薄发.其缘由要从50年代首次去湘赣老区慰问演出说起.那时新安歌舞团奉命随慰问团赴苏区和闽赣等南方革命根据地慰问演出.在慰问演出期间,他们参观了瑞金沙洲坝红军井、古田会议旧址等革命圣地,听当地老乡讲述当年的革命故事.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红军艰苦奋战的事迹、老区百姓对革命、红军火热赤诚的精神深深感动了王树元.回来后他就根据这些素材写了几个小歌剧.但他对苏区的情愫一直难以释怀.1957年1月,他再次前往深入生活.在老区,他每天翻山越岭,起早摸黑,访问了许多当年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党的工作者、白皮红心的甲长、烈属和当地的党史工作者；走进了无数当年党的交通站、秘密联络点、革命基点村、红色堡垒村,花了小半年时间,搜集到了大量鲜活、感人的生活素材,单单记录在笔记本里的就有15万字之多.回到上海后,他创作了他自己的第一部大型歌剧作品《赤胆红心》,热情讴歌了苏区人民对革命的满腔赤诚.
但意犹未尽,1958年,他又开始了大型话剧《杜鹃山》（开始剧名并不叫杜鹃山）的创作,作品描写一支秋收的农民自卫军,在乡亲们支援下艰苦、惊险战斗的故事.这部作品的写作并不顺利.1958年,写了初稿、二稿,剧名为《山火》,并不成功.1959年6月写出第三稿,剧名改为《一杆红旗》,到1961年已改到第六稿,剧名为《贺湘与乌豆》,但每一次都遭到退稿的命运.王树元陷入了沉思.他静下心来,研究前几稿的问题症结所在,仔细回忆采访中得来的一幕一幕的故事,冷静审视这些原始素材,努力挖掘其深刻的内涵,逐渐聚焦到农民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上面,引出了找自卫军、自卫军三起三落,“抢一个”的构思.峰回路转,他根据新的思路,写出了第七稿,以前剧中写的真实地名是笔架山,王树元根据井冈山暮春初夏满山开遍如火如荼的映山红,将剧名改成了《杜鹃山》.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改了二稿,1962年秋改成了我们看到的第十稿.话剧《杜鹃山》经过三四年的反复修改加工、锤炼琢磨,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面世了.
两台京剧《杜鹃山》
1963年,为了迎接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举行,各地都紧锣密鼓地准备剧目.有两个京剧团体不约而同地看中了《杜鹃山》.
1963年夏天,宁夏京剧团到沈阳演出,观看了沈阳评剧团演出的评剧《杜鹃山》 ,该剧由徐固若、曹克英移植改编,由评剧名家韩少云等主演,相当精彩.宁夏京剧团觉得这个戏很适合京剧的形式演出,他们也正好在找现代戏的题材,于是就决定移植《杜鹃山》,由殷元和、孙秋田执导,由著名京剧杨派老生李鸣盛饰演乌豆,李丽芳饰演贺湘.
差不多与此同时,1963年年底,北京京剧团也在着手改编《杜鹃山》.由薛恩厚、张艾丁、肖甲、汪曾祺编剧,肖甲、张艾丁导演.演员阵容相当强大,由赵燕侠饰演贺湘,裘盛戎饰演乌豆,马长礼饰演温七九子,谭元寿饰演石匠李,万一英饰演杜鹃妈妈,“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也参与其中,甘当绿叶,出演郑老万一角.
于是,在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令人瞩目地同时出现了两台京剧《杜鹃山》.这两台戏各有千秋.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演出阵容豪华,名角荟萃.改编本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对话很生活化,老艺术家们为这个戏设计了很多优美的唱腔和富于表现力的舞台表演,如裘盛戎唱的“大火熊熊照亮天”等唱腔非常动听.裘盛戎原为铜锤花脸,在塑造乌豆形象时,从唱、念、做几个方面突破了行当的束缚.这个戏备受各界关注,随后连演200场,座无虚席.
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也有鲜明的特色.宁夏京剧团是1958年由中国京剧院四团支边来到宁夏而成立起来的；而中国京剧院四团的前身乃是中国人民解放政京剧团.他们有着长期部队生活的基础,所以演《杜鹃山》这样的题材,有其有利的条件.而且这个戏角色很整齐,李鸣盛身体魁梧,气宇不凡,扮演乌豆很为合适.他原是唱老生的,在演乌豆时,在老生唱腔中揉进了花脸、红生的唱法,形成一种生、净结合的表演风格,把乌豆这样一个草莽英雄的豪放性格表现得非常鲜活.以致裘盛戎也赞不绝口,说：“鸣盛把老生和花脸的特点融合的这么好,他的乌豆演得比我强得多”.扮演贺湘的李丽芳30岁刚出头,嗓音宽厚明亮,扮相英武,唱、做也很出彩.她出场的四句念白,从京剧的定场诗脱胎而出,又带有新诗的气魄和风格,既切合人物,又富于新意.
从当时的反映来看,对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更加热烈一些.所以会演结束后,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宁夏版的《杜鹃山》拍摄成影片.但就在宁夏京剧团大队人马途经北京转道前往长春之际,突然接到通知：调李丽芳到上海,担任《海港》中的方海珍一角.这样,拍摄电影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打造新版京剧《杜鹃山》
“” 开始后,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因为曾受到北京市委彭真、邓拓等人的支持,而被迫停演.但并没有忘记这个戏,1968年年底她又授意北京京剧团重新改编、加工《杜鹃山》和《节振国》 两个现代戏.为了显示不同于以往的《杜鹃山》,她指令改剧名为《杜泉山》.她换掉了原来的主演赵燕侠,调中国京剧院的杜近芳担任贺湘一角,乌豆、石匠李还是由裘盛戎和谭元寿扮演.北京京剧团重新组织了创作班子,由汪曾祺、杨毓敏等编剧,周仲春任导演,由张君秋、唐在炘、熊承旭以及作曲家王酩、牟洪等担任音乐设计.剧组十分努力,1969年,30余人的主创班子去安源,并沿着当年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途径体验生活.回京后,投入紧张的修改工作,其间改了几个稿本.1970年8月,审看了《杜泉山》的排演,但她并不满意.一个原因是认为只反映秋收起义,而不反映其他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不全面的.他尤其对剧中女主人公贺湘的姓名极为反感.1970年10月,在一次会议上,她把《杜泉山》的创编任务交给于会泳主管.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上海也在搞“秋收起义”题材作品的创编.1969年上海成立了由编剧王树元、宗华、倪竞雄、黎中城、作曲阿克俭等组成的创作组,改编京剧《杜鹃山》.王树元一行到湖南、江西老革命根据地深入采访,体验生活.王树元为了核实史料,前往井冈山采访,跑遍了30几个据点,事实证明原来话剧本所写的故事符合历史真实.并搜集到了不少新的珍贵素材,比如后来新版《杜鹃山》第四场里写到的,雷刚学文化,写打土豪的“豪”字少了一条腿,雷刚说：“这是咱们打土豪,叫我雷刚打折了”.这个细节就是这次深入生活时获得的.回来以后他们进入改编工作,到1970年已写出了初稿的提纲.
于会泳接手这个任务后,对创作演出班子作了大幅度的调整.1970年年末,把上海的王树元、黎中城调到北京,成立了由王树元、汪曾祺、杨毓敏、黎中城组成的编剧组,王树元任组长,汪曾祺任副组长.导演组由周仲春、张宾江分管表演和调度,请来著名话剧演员刁光覃、朱琳负责指导演员的念白.唱腔和音乐设计由于会泳担任,辅以龚国泰与胡炳旭（任指挥）.演员阵容作了重新安排,调来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旦角演员杨春霞来担任女主角.剧中人的姓名也多有改动,如贺湘改为柯湘,乌豆改为雷刚,石匠李改为李石坚,温七九子改为温其久等.具体角色分配是杨春霞、杨淑蕊、严桂祥饰柯湘A、B、C角,马永安饰雷刚,高牧坤饰李石坚,李宝春饰李石坚,张学海饰郑老万,刘桂欣饰杜妈妈,王忠信饰温其久.剧组成立后,又去井冈山短期体验生活.
编剧组先是研究北京团原《杜泉山》稿本的长处和问题,领导和观众的主要意见是觉得戏搞得一平二散.他们重新讨论了全剧的结构、场次、情节、人物、冲突、主要唱段等,然后进入改稿的写作.他们采用分头执笔,相互修改,集体讨论定稿的办法,四位编剧通力合作,各自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又凝聚成集体的智慧.如此写出了剧本初稿,立即征求专家意见,然后改出了第二稿.
第二稿出来后,交于会泳审看,于会泳认为结构、人物、剧情基本可以,但还需细抠.另外,于会泳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要求《杜泉山》中的对白全部要采用韵白,目的是增强念白的诗意和表现力,同时使念白与唱自然地衔接起来.于是编剧们又分工写出一稿韵白版的剧本.稿子出来后,先是编辑组互相修改,集体讨论定稿.最后一道工序是于会泳参加,与四位编剧一起,关起门来,一句一句地念,一句一句地改,一场一场地过,包括唱词、念白等,大家讨论,反复推敲,予以确定.
这个新的稿本与话剧本相比,结构、剧情、人物设置没有大动,但作了局部的调整.如把原来第四场的前半部分单独为一场戏,就是新本中的第四场“青竹吐翠”,写柯湘来到杜泉山之后的面貌变化.雷刚入党提前了,增加了雷刚学文化、柯湘为雷刚和战士们编草鞋,为田大江缝补衣服等细节.雷刚、杜妈妈被俘后的相见,改为在牢房之中,于是有了“铁窗训子”.戏的后半部分增加了武戏的份量.新稿共有九场戏,分别为：一、长夜待晓,二、春催杜鹃,三、情深如海,四、青竹吐翠,五、砥柱中流,六、铁窗训子,七、飞渡云堑,八、雾岭初晴,九、漫卷红旗.人物方面,话剧中杜小山是牺牲的,新稿中杜小山没有死.原来话剧里没名没姓的“长工”,现设置为田大江这一人物,戏份增加,第七场由他带领飞越鹰愁涧,并写他在战斗中牺牲.
新版加强了对柯湘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话剧本里,乌豆居于更突出的位置.新稿本把柯湘确定位第一号人物,把柯湘的行为作为剧本的主要贯串动作,围绕柯湘来组织戏剧冲突.还增写了柯湘与爱人赵辛同来寻找雷刚,而赵辛在途中牺牲的细节.为柯湘设计了好几段重要的唱段,如诉说家世的“家住安源”、表现革命信仰的“乱云飞”等.修改中,还加强了戏的矛盾冲突.如第五场“砥柱中流”,雷刚下山后,温其久煽动战士们下山一段戏,柯湘与温其久的矛盾,安排了四个戏剧冲突的浪头,因为这次修改、编创是于会泳主持并亲自参加的,当然带有“三突出”的印痕.但几位编剧注意了在加强柯湘形象塑造的同时,也努力刻画好其他人物的形象.
新版本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动,就是从头到尾改用类似词曲长短句式的韵白体制.如柯湘的“风里来,雨里走,终年劳累可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雷刚的“豪门不入地狱,穷户难进天堂”等.
新版本重新设计了唱腔、音乐,运用了歌剧创作中主导动机的手法,为柯湘设计了一个象征她形象的音型（也称“特性音调”）,并在全剧中贯串使用.另外为柯湘等主要人物设计了重要的唱段或成套的唱腔.如柯湘在第二场里的〔西皮娃娃腔〕“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第三场里的〔反二黄〕”家住安源萍水头……”和〔反二黄原板〕“黄连苦胆味难分”,第五场里的〔二黄〕“乱云飞松涛吼群山奔涌……”等；雷刚在第一场里的〔西皮原板〕“三起三落几经风浪……”、第五场里的〔二黄〕“大火熊熊浓烟卷……”等,李石坚在第四场里的〔西皮娃娃调〕“杜鹃山青竹吐翠蓬勃向上……”等等.音乐中融入了一些湖南、江西民歌、戏曲音调的元素.
新版剧本基本定稿,音乐大体完成,已经是1972年的7月了.接下来是十分繁重和紧张的二度创作和排演的工作.包括导演构思、音乐配器、表演设计、武打安排、舞美制作等.整个剧组非常辛苦,每位同志几乎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制作和排演之中.一年多时间里,夜以继日,没有假期,没有休息,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的舞台上下度过的.练功、练唱、合乐、排戏、抠戏,每一个表演动作、每一句唱腔、每一段念白、每一个音符,都是反复推敲,反复琢磨,力求精准.主要演员杨春霞等更是辛劳,她要克服普通话不标准、形象与角色距离大、文武兼重等困难,但她知难而上,刻苦磨砺,取得了佳绩.一年排练体重下降了4公斤.在此过程中,演员们受到了李少春、裘盛戎、刁光覃、朱琳等老艺术家的悉心指导.所以,新版《杜泉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周恩来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对《杜鹃山》一剧给予诸多关心.1973年6月25日晚,修改后的京剧《杜泉山》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举行审查演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领导观看了演出.周总理说：“这个戏,从戏到演员都有很大的变化.对外交部说一下,这个戏很好,值得看一看.杨春霞有很大变化,很不容易”.叶剑英同志说：“面貌大变.大家都说这是很好的戏,从内容到艺术都好”.审查演出后,于会泳打电话给剧组,说：“领导的意见,《杜泉山》还是改名《杜鹃山》好.”于是京剧恢复了《杜鹃山》的剧名.
1973年9月,京剧《杜鹃山》在北京正式公演.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演出剧本,由10月号的《红旗》杂志和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署名“编剧 王树元等”.
此后,周恩来总理几次陪同外宾观看京剧《杜鹃山》.1974年10月,《杜鹃山》应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邀请,赴阿尔及利亚访问演出,也受到欢迎.
京剧《杜鹃山》在北京公演后,各地的京剧团、地方戏、歌剧院团纷纷把该剧搬演或移植.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京剧《杜鹃山》拍摄成彩色影片,由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执导,由杨春霞、马永安、刘桂欣、王忠信等主演.1974年5月23日影片在全国上映,引起了强烈反响.《杜鹃山》一度风靡了全国.
1974年,上海话剧团根据京剧《杜鹃山》重新改编、复排,12月23日在上海的人民剧场上演话剧《杜鹃山》,导演马科,主演祝希娟、武皓、俞洛生、袁国英、赵家彦、严翔、诸葛明等.
《杜鹃山》从话剧到京剧,走过的是一条艰苦复杂、曲折坎坷的创作之路.回顾这些,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也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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