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帛书《易传》看春秋战国《周易》者的变化，本文是周易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和《易传》和春秋战国和帛书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一、春秋时期《周易》为卜史之官所使用
《周易》在产生之始,是作为占筮之用的.据《周礼》所载,太卜、筮人掌《三易》之法.由此可见,《周易》主要是太卜、筮人所掌握的,具有严格的专门性和职能性.此种状况在《左传》多有表述,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中,晋侯使卜偃筮勤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左传·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据此可知,“卜偃”“卜楚丘”应是当时太卜一类的官员,卜偃所说“公用享于天子”是《周易·大有》九三爻辞,卜楚丘解筮占时所说“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是《周易·明夷》初九爻辞.显然,这都是春秋时太卜使用《周易》的明证.
就《左传》《国语》所见,当时掌易者不仅仅是卜人,还有一些史官.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史朝为卫国嗣君之事占解,《国语·晋语》中载董因为重耳筮之,得《泰》之八之事.由此可证,史官掌《易》之史实.
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多从卜筮的角度使用《周易》,反映出当时《周易》的使用者主要是卜筮官和史官,他们作为国家的重要官员,使用《周易》为国家大事占定吉凶,专司职守.
二、战国晚期《周易》为君主所使用
时至战国,随着义理易学深入发展,《周易》文本开始具有一定权威性,其政治功用更加扩大化,战国晚期主要为君主所用,这点从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帛书《繆和》《昭力》可清楚地看出,这是春秋至战国《周易》流传的显著变化.
《繆和》篇孔子曰（引文中难字和借字,参考刘彬等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以通行字写出［1］）：“夫《易》,明君之守也.吾慧不达问,学不上与,恐言而贸易,失人之道.不然,吾志亦愿之.”又说：“夫《易》,上圣之治也.”又说：“夫《易》,圣君之所尊也.吾庸与焉乎？”刘彬先生认为：“夫《易》,明君之守也”,谓《周易》乃圣明君主守护不失的对象.［2］“夫《易》,上圣之治也”,“上圣”犹明君,指高明的圣王,谓禹汤文王.“治”,治理.此言《周易》是高明的圣王治理天下的宝典.［3］“夫《易》,圣君之所尊也.吾庸与焉乎？”谓《周易》是圣明的君主所尊崇的,我怎敢谈论呢？［4］其说甚是.由以上可见,战国晚期《周易》一书已经被定位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之书,已经被当时君主所使用,而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宝典.
此种现象在《昭力》篇也有例证.《昭力》篇学《易》弟子昭力问先生说：“《易》有国君之义乎？”先生曰：“《师》之‘王三赐命’与《比》之‘王三驱’与《泰》之‘自邑告命’者,三者国君之义也.”［5］传《易》先生分三节论《易》有国君之义：“《师》之‘王三赐命’”讲作为人君要知人善任,赏赐臣下,使君臣相知；“《比》之‘王三驱’”讲作为国君要能够鞭策监督民众,提前训导告诫他们,做到“抚人以宽,教之以义,防之以刑,杀当罪而人服”［6］；“《泰》之‘自邑告命’”讲君主要把自己思虑的*道德与治国方略告知民众,从而告诫、引导、引领他们,而不是“不教而杀”.此三节国君之义主要以“昔之君国者”、“昔者明君”、“昔之贤君”,也就是上古圣贤君主的做法来明示当时的君主应当如何做,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是没有的,表明当时《周易》已引起国君重视,并作为治国之要书.
在孔子以德代占说的影响下,战国时各家多从德义角度阐发《周易》,其功用开始主要集中在治国理政之上.《周易》的使用者已由卜史之官转变为君主.
三、转变的原因
综上可知,《周易》主要使用者从春秋至战国晚期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其原因何在？
帛书《易传》所含有的政治思想,历来被学界肯认.“在帛书《易传》这里,《周易》中的政治智慧并不是来自于神秘的卜筮,而是来自于先王的德思.”［7］这一点为《周易》由卜筮之用转化为君主政治之用提供了合理的契机.
帛书《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8］今本《系辞》同.《周易正义》孔颖达疏：“‘以言者尚其辞’者,谓圣人发言而施政教者,贵尚其爻辞之辞,发其言辞,出言而施政教也.”［9］由此可见,《周易》卦爻辞中含有“施政教”的圣人之言.有学者指出,此处“圣人之言即‘古之遗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10］
帛书《要》孔子曰：“《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予乐［其］辞也.”［11］刘彬先生指出：“古之遗言”,“古”为《系辞》所言的“中古”,应指殷周之际的中古时代,“言”应指古代圣人的一些义理性的遗教和圣道,这些遗教和圣道成为后来孔子创立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源.孔子认为《周易》卦爻辞中保留了一些这样的“古之遗言”.［12］由此可证,孔子认为《周易》一书含有古代圣人的政治教诲与思想.
可见,《周易》之所以在战国晚期被君主使用,孔子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对于周代尤其向往,因此,对于《周易》中蕴含的“古之遗言”予以审视、解说就显得尤为重视.孔子使中国易学的发展实现了由“古义”到“新义”的重大转折,在易学史上意义极大.孔子中年时期视《周易》为卜筮之书,晚年则对《周易》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要》篇载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3］由此可以看出,晚年的孔子对于《周易》着重观其德、义,他明确指出自己与史、巫等人学《易》的最终归途不同.在这里,孔子不仅仅看到了《周易》文本的卜筮之用,更看到了文本下所隐藏的德义思想,所蕴含的先王之道.因此孔子对其进行解说,加以发挥,进而对整个战国时代的易学产生重大影响.帛书《易传》中《繆和》《昭力》提到的《易》,已不仅仅指文王所写定的《周易》古经,而且还包含孔子所阐发、弟子所传播的德义思想和圣王智慧,这也是当时君主使用《周易》的关键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69,292,314.
［2］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69.
［3］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93.
［4］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15.
［5］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75.
［6］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78.
［7］张克宾.马王堆帛书《易传》政治思想探微［J］.孔子研究,2013（5）.
［8］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2.
［9］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1.
［10］吴晓欣.从马王堆帛书《易传》看孔子的言语思想［J］.周易研究,2015（6）.
［11］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43.
［12］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45~246.
［13］刘彬,孙航,宋立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50.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陈永敏（1993-）,女,山东临沂人,研究生,研究方向：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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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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