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白鹿原》：现实制约下的魔幻，本文是白鹿原论文范文数据库跟《白鹿原》和魔幻和现实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内容摘 要：魔幻手法的运用,成功地增加了《白鹿原》的魅力.但在陈忠实的创作中,这确实只是作为一种手法而存在,核心意识仍然是现实主义.在运用魔幻手法的每一个地方,他都在有意无意地进行某种“说明”,让作品重新回归现实的轨道,这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然而,魔幻与现实并非对立关系,它们在小说中的交替,为文本营造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白鹿原魔幻手法现实主义
陈忠实在《寻找自己的句子》一书中坦然承认,在进行《白鹿原》的创作时,他曾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响.实际上,魔幻处理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法,增添了小说的魅力.但本质上,陈忠实是根据特定的文化情境而进行的情节设计,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魔幻的手法拓展了小说的表意空间,但最终仍然回归于现实.
一.象征意象的建构与阐释
小说中,白鹿是一个中心意象,它是作为一个真善美的象征而出现的.存在于传说中的白鹿,能够繁荣庄稼、驱除猛兽害虫、使人健康.以传说的形式出现的灵异的白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萨满教“万物有灵”的观念,带有着浓郁的神话色彩.口口相传的故事是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而人们在战乱和饥馑的年代期待白鹿的出现却始终无果,也让白鹿的形象确实只存在于心间.现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并不影响人们心中确定的信念,因此,在心灵层面,“白鹿”的故事就具有了多重阐释的空间.
白鹿的初次出现是小说的第二章,白嘉轩在田里意外发现了形如白鹿的蓟草,因而将此视为白鹿精灵的显现,认为这是“有意把这个吉兆显现给他白嘉轩的”,故而费尽心思将生长着蓟草的土地从鹿子霖手中搞来.白嘉轩始终相信白鹿的祥瑞为他带来了好运,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被割断的羊奶奶蔓子扔了一堆,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的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1]然而,从读者的视角来看,白嘉轩的家庭四分五裂,他所竭力维护的家族秩序已经瓦解,他的理想其实早已破灭.白鹿带给他的,与其说吉兆,倒不如说凶兆.在这个意义上,陈忠实通过人物的心理期待与现实命运之间的错位,从现实层面否定了白鹿与人物命运的正相关性.
不过,白鹿在小说中还有另外的用意.在白灵的心中,白鹿就是“共产主义”,而当她被活埋时,她的亲人们纷纷在梦中见到了白鹿.白鹿栽进地缝与白灵生命终结,有着明显的关联性.朱白氏在前院看到的消失的白鹿,也与朱先生的去世是同一时刻发生,这又是科学难以解释的.但我们不难发现,白灵的白鹿意味着她所怀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她一同长埋地底,而朱先生的白鹿则代表着他和他身上所体现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消逝.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陈忠实将神秘主义文化纳入了小说之中,但其用意在于反映更深的文化意蕴.
除了白鹿之外,同样具有神话色彩的还有白狼与天狗.白狼的寓意很明确,它是丑恶的化身,会给人带来灾难.它最初是一种凶兽,但在小说中有时也指代那些给白鹿原带来灾祸的人.与白狼相对应的便是天狗,它代表着拯救,带往往一笔带过.但是,当镇嵩军进驻白鹿原,黑娃等人借白狼之名火烧粮台时,我们可以知道,陈忠实的落脚点,仍然在现实上.个体隐秘的行为,对大众所无知而求助于神话的事件起到了去蔽的作用.
二.神秘文化的展示与批判
在农业社会,旱涝灾害始终是难以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先民们通过祭祀等方式以求度过灾难.小说第十八章所描绘的由旱灾带来的年馑,正是白鹿村所处的关中大地在过去的数千年时间里所不断遭遇的自然灾害.白嘉轩带领村民们所进行的伐神取水的活动,正是原上的农民在封建时代应对危机而总结出的经验,属于民俗的一部分.在祈雨的过程中,白嘉轩的行为颇具传奇色彩：“人们看见,佝偻着腰的族长从正殿大门奔跃出来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地大吼一声,噗嗤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2]
在民间,历来有神灵附身的说法.尤其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祭祀者所施展的“附灵”术又仿佛是巫文化的遗存.用唯物主义很难解释的是,受术者在“附灵”后的种种举动果真异于常人,与平时的行为迥然不同.白嘉轩“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胸腔里残留着凡人浊气,需要张大嘴巴连续呼出去”的自我感受与村民们从外部视角观察白嘉轩的行为两相对比,似乎真的证明了某种神秘元素的存在.陈忠实对于祈雨事件的详尽描绘展现了民俗文化中的神秘文化,也强化了白嘉轩身上所存在的异于常人的某种特质.
然而,陈忠实很快又转回到现实主义之上.在经历过了艰难的取水活动后,结果并不如人意.小说如此描写：“直到取回来的那只细脖瓷瓶里的潭水在关老爷的脚下完全干涸,雨却仍然没有下.”[3]如此一来,庄严的伐神取水毫无用处,白嘉轩的自我牺牲也顿时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白孝文在遭受刑罚之后恢复了性功能,与田小娥“一次又一次走向欢愉的峰巅,一次又一次从峰巅跌下舒悦的谷底,随之又酝酿着再一次登峰造极……那时候白嘉轩正领着取水的村民走进峪口朝龙潭进行悲壮的进军……”[4]在性的狂欢面前,祭祀的神圣性与悲壮性被消解了.陈忠实在不动声色之间,对这一极具仪式感的民俗活动做了批判.
在第二十五章的瘟疫之中,批判再次出现.面对着人力难以抵挡的瘟疫,白鹿原的人们再度求助于神灵,香火骤然兴盛,庙宇内纸灰满地.白嘉轩听从冷先生的建议,在自家扎下桃木橛子,村里人纷纷效仿,结果“各家的桃园很快被斧削成光秃秃的了.”于此相对的是,鹿子霖家用生石灰铺地,用科学的方法杀病菌.瘟疫在村里的传播并未停止,而鹿子霖家却无一人身亡.瘟疫的停止,也并非是因为建塔镇邪的原因.后文暗示,大雪延缓了瘟疫的传播,最终导致其彻底断绝.神秘文化的无力感,再次得到了体现.通过这两处情节可以看出,陈忠实通过神秘文化来进一步塑造白嘉轩的人物形象,但又通过现实打击了这种思想,使其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而存在,决不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三.鬼魂附体的抗争与揭露
陈忠实的创作手记中提到,田小娥作为“反抗者”的形象塑造,与他查阅蓝田县志“贞妇烈女”卷的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小说人物,田小娥在现实中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对应人物.也许就是这样的原因,让陈忠实有更多发挥的空间,能够以自己的意愿对田小娥进行未必合理但合情的安排.
田小娥真正表现出激烈的反抗精神主要是在她死后“附身”的情节之中展现.对于这一现象,陕西民间称之为“通串”或“通传”.她所附身的对象,正是刃杀她的鹿三,这就形成了一种尖锐紧张的冲突关系.借鹿三之口,田小娥揭露了她被杀害的真相,并且嘲讽和戏弄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整个白鹿原社会：“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组长老先生给我侍候饭食哩！组长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哩！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我是个啥人嘛族长？我是个是个烂婆娘！族长你给烂婆娘端饭送食儿,你不嫌委窝了你的高贵身份吗……”[5]鹿三本是忠厚老实之人,对白嘉轩所秉承的仁义道德极为推崇,但田小娥却借他之口对这些传统礼教做了直接的嘲讽,极具个性化色彩.也正是因为话语中所表达的深刻内涵,使得读者的注意力从神秘和恐怖的氛围之中脱离出来,转向了更高一层的文化思考.
在整个作品之中,陈忠实所寄托的,是对于失落的传统文化的追寻.但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虽然有值得缅怀的光辉之处,但同时也有藏污纳垢的一面.因此,他塑造出了田小娥这一反抗者的形象,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一面做出了严肃的批判.然而,由于乡村宗族力量的强大,田小娥的反抗在现实层面难以实现,因此他又采用了“鬼魂附体”的方式让田小娥进行抗争与揭露.为了让田小娥的性格得到更丰富地展现,在进行现实叙述的时候,陈忠实选择了较为隐蔽的处理方式.他反复提到鹿三在任何场合都对田小娥在临死前的那一声呼喊产生了幻听,已经为后文田小娥附身在鹿三身上埋下了伏笔,提供了从心理学层面解释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可以说,陈忠实成功地把握和表现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拓展了人的内心世界.
六棱镇妖塔的竣工与瘟疫的彻底断绝几乎同时发生,田小娥的鬼魂退场,但鹿三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鹿三.陈忠实点到即止,让魔幻手法向着现实生活回归,但也暗示了精神上的冲击是难以平静,影响深远的.
《白鹿原》出版后,许多评论家纷纷从魔幻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更应该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是陈忠实有意识运用的一种手法,是他的策略性选择.在这之中,他时刻以伏笔等手法强调着作品现实的一面,对魔幻手法起到了一种制约和束缚的作用.在此情况下,魔幻手法能够在塑造人物形象、展现民俗文化和推动文化反思等方面发挥其积极作用,但又不会脱离作家的控制,使得作品走向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这或许也就是《白鹿原》既为评论界所认可,也为一般读者所喜爱的原因.
注释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679.
[2]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07-308.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09.
[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16.
[5]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63.
(作者介绍：庹银泽,武汉大学文学院2015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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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哈金的《等待》：人性的透视和现实的重量 哈金,本名金雪飞,哈金是他的笔名,哈金的“哈”字源于他最喜欢的城市哈尔滨,“金”则取之他的姓 一个14岁就去部队当兵,时期的红卫兵,虽然在国内上本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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