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东国家政治的新变化与其影响，该文是国家政治类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与政治发展和中东和新变化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 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后,中东国家在政治治理、政治参与、政治抗争、政治思潮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在一些国家,自上而下寻求变革的势头正在加强；而在另一些国家,随着政治转型受挫,“强人政治”回归,这既显示了中东政治发展中独特的“钟摆效应”,也反映了避乱求治,重塑政治权威,提供有效政治权威供给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相关国家的政教关系、军政关系、族群或教派关系.然而,中东“强人政治”的回归及其治理方式,究竟能否现阶段中东国家发展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观察.
关键词 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强人政治；政治权威
中东政治发展的新变化和新动向
在经历多年中东变局的洗礼之后,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许多中东国家发生了政权倾覆或政权更迭,曾经主导中东政坛的政治强人统治受到普遍质疑,并启动了以转型为目标的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探索.然而,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转型在中东许多国家受挫,相反,“政治强人”重回政坛之势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在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变革势头有所加强.这些新变化揭示了中东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发展道路的再定位,集中反映在政治治理、政治参与、政治抗争以及政治思潮等方面.
一、在政治治理方式上,强调集权而非分权成为近期中东国家的一个重要趋势
中东剧变初期,一些伊斯兰政治力量登上阿拉伯国家政治舞台,成为21 世纪中东政治发展中备受瞩目的事件.然而,随着中东国家动荡的持续和政治转型的受挫,伊斯兰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的“光环”逐渐消失,“政治摆钟效应”显现,以世俗力量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回归权坛.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对伊斯兰政治力量在中东政坛中的“取代”,另一方面是对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的“回应”.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埃及政局的变化.在经历了2011 年“一· 二五革命”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阿卜杜勒- 法塔赫· 塞西推翻了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政权,不仅实现了“强人政治”的回归,也使军人重新回到了埃及政坛的核心位置.
实际上,“强人政治”的回归反映了政治治理方式的选择——重塑政治权威,强调权力集中而非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掌控局势的需要.例如,土耳其在经过2016 年“七·一五”未遂政变之后,政治权力的集中成为一种趋势.在2017 年修改宪法之后,土耳其确立了总统制的权力架构,削弱了大国民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此后,2018 年6 月24 日,经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土耳其基本上完成了从议会制向总统制的政治过渡.
伴随着这一过程,中东国家的军政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叙利亚）,经历了激烈的动荡之后,军人重新回到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军队的地位整体上升,成为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力量.相反,在土耳其,经过数次修改宪法,尤其是2016 年“七· 一五”未遂政变之后的全面军事改革,军政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步下降,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军人监国、文官执政”权力运行模式遂宣告终结.
与此同时,由摩洛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势头正在加强.新一轮变革以沙特阿拉伯穆罕默德· 萨勒曼王子为代表,显示了政治“新生代”在中东舞台的崛起,他刮起的改革新风,既为其合法性积累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部分民众（如阿拉伯女性）的诉求.例如,沙特从允许女性驾驶机动车到允许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等,减少了对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限制.
二、从政治参与看,民众对于选举的态度及其参选行为呈现较大的差异
在土耳其,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度较高；相反,在埃及、突尼斯、伊拉克和黎巴嫩,本国民众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
2018 年6 月24 日,在提前举行的土耳其大选（总统选举和大国民议会选举）中,民众率很高,显示了较强的政治参与意愿.根据土耳其统计,土耳其民众率高达86.2%（在总统选举中,埃尔多安得票率为52.59%,主要对手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因杰得票率为30.64%）.显然,高率无疑为埃尔多安执政以及政府在未来推动改革增强了合法性和正当性.
相反,在动荡后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中,较低的选举率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政治冷漠”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选民对现状的不满.对于政治参与持消极态度,表明选民对现阶段“选举”的疑虑.2018 年3 月26 日,埃及举行总统选举,共有2425 万选民参加,阿卜杜勒- 法塔赫· 塞西赢得约2184 万张选票（他的对手、埃及明日党领导人穆萨· 穆斯塔法· 穆萨获得65 万余张选票）.
尽管塞西得票率高达97％,但此次选举的率仅为41.05％,远低于预期.2018 年5 月6 日,突尼斯举行中东变局以来的首次地方选举,率仅有35.6％.同日,黎巴嫩九年来首次举行议会选举,但率也仅为49%.[1] 许多政党希望通过高率来提振信心、击败对手的愿望落空.
三、民生问题成为政治抗争的核心议题
以民生需求为核心议题的政治抗争时有发生,成为中东变局以来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中东变局是因民生问题而促发,并形成了以争取和改善民生为主要目标的地区性社会政治抗争运动.但时至今日,盲目的追求逐渐趋淡,改善民生的诉求愈加强烈,成为政治抗争的核心议题.
2018 年1 月,成百上千的民众走上了突尼斯首都的街道,高喊“工作,自由,尊严”,纪念“阿拉伯之春”七周年.正如阿拉伯社会活动家海因姆· 盖斯米所言,“我们成功地赢得了自由、言论、集会、等权利,但我们仍然在寻找工作和尊严”.[2]突尼斯通货膨胀率高企,民众苦不堪言,此次活动从首都突尼斯市开始,很快蔓延至突尼斯全国十多个省份.同样,2017 年底至2018 年初,因不满通货膨胀不断上升,伊朗民众发起了席卷全国的风暴,要求政府改变民生困境.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不断升级,也引发了伊朗民众对于政府不能迅速扭转困境的不满.2018年6 月,因新税法和削减公共开支,约旦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并迫使约旦首相穆尔基辞职,约旦国王不得不下令重组政府,最后通过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提供的25 亿美元经济援助才缓解了经济危机.
四、政治思潮的深刻变化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新动向
一方面,极端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直接威胁到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例如,“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主张及其行动,既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极端思想潮流,又是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实践,它对中东现存政权构成直接威胁,这股思潮的泛滥还对伊斯兰教及其信众的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并危及相关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另一方面,去极端化和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力度也在逐步加强,并上升到了国家行为的高度.2015 年1月,埃及总统塞西在埃及艾兹哈尔大学发表演讲,提出艾兹哈尔大学的使命就是要反对极端主义,正确宣讲伊斯兰教,坚守中道.塞西还提出“革新宗教”的主张,即倡导“匡正伊斯兰话语”.[3] 这并非要改变伊斯兰教,而是要剔除附着在伊斯兰教上的歪曲成分,让伊斯兰话语真正回到坚持和平、宽容、中道的正确轨道上来,摒弃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沙特国王萨勒曼· 本· 阿卜杜勒- 阿齐兹· 阿勒沙特也强调,“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文化冲突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4] 2017 年6 月,塞西总统再度强调“匡正伊斯兰话语”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键.[5] 许多中东国家政要和宗教精英纷纷谴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表达了对去极端化的强烈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东政治思潮变化中,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有所上升,以库尔德问题为典型的地区独立倾向对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等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挑战或威胁.与此同时,教派认同和教派主义不断削弱国家认同,瓦解国家的凝聚力；部落意识和部落主义的增强正在解构利比亚等国的完整性.凡此种种,这些复杂的思想运动及其实践深刻影响着中东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
中东政治发展新变化的原因
中东政治发展新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揭示了需求与供给的内在关联.尽管中东各国国情差异甚大,但经历了中东地区的剧烈动荡之后,许多国家面临着如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挑战,更面临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巨大威胁.于是,在动荡纷乱的中东地区,强有力的政府成为解决难题的必要条件.
其一,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民众的人心所向.在经历了七年动荡之后,中东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许多国家内部失序,局部失控,经济发展或停滞或倒退.伴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失业问题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最大民生难题.在这种背景下,人心思稳、避乱求治的政治诉求越来越明显,民众厌倦了政治动荡和党派纷争,关注的焦点从争取自由转向更为现实的民生问题的解决,因而对“选举”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中东变局后,许多新政府,包括伊斯兰政治力量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束手无策或乏善可陈,无法兑现政治承诺,也没能提供有效治理方案.在期待落空之后,面对动荡无序的局面,民众期盼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能够引导国家走上稳定和发展之路.
其二,地区层面和国内局势持续动荡,使得中东国家迫切需要稳定的秩序.由于西方的干涉,中东地区既有秩序和平衡被打破,战乱国家遍布该地区,战后重建举步维艰.从阿富汗、伊拉克,到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种战乱状态形成了巨大的负效应.一是出现了20 世纪后期以来最大的难民潮,直接给地区国家及欧洲多国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二是持续的战乱和无序状态,加速了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的崛起和蔓延,并且逐渐向地区化和国际化发展.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直接挑战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危害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其中,以曾在伊拉克、叙利亚攻城略地、建立政权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最为典型,其在利比亚、埃及西奈半岛割据一方,对抗政府,频频发动恐怖袭击.可以说,极端主义威胁和分裂倾向日益上升,严重损害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已成为首要任务,这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结束乱局,恢复秩序和发展.
其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遇到挑战,促使中东国家重新审视化道路问题.一方面,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强制推行的所谓“”,频频遭遇水土不服,并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弱政府”无法促成国家发展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实践在西方遭遇危机.近年来,美欧的公投和选举,对西方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出现了“的危机”.例如,欧洲民粹主义抬头,右翼势力和排外主义猖獗,英国的“脱欧”公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等问题,让中东国家政治精英和民众重新审视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思考符合本地实际的制度建设和发展路径.
当前中东政治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政治权威有效供给不足.实际上,“在所有政治供给中,政治权威是本质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没有政治权威,政治体系就不复存在；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政治体系也不能有效运行”.[6]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一批弱政府、弱主权的“脆弱国家”（被西方称为“失败国家”）,这从反面也说明了重塑权威、提高有效权威供给的必要性.
中东政治发展新变化的影响
通过中东政治发展的新变化可以看出,维护政治安全已成为中东政治治理的首要任务和目标,解决民生问题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供给.因此,提供有效的政治供给成为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紧迫任务,它不仅是为了维护政治安全,更是为推进国家综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和保障,而政治系统的运作离不开政治权威的有效供给.
中东政治发展究竟需要何种治理模式？提高政治权威有效供给、关注民生和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应是题中之义.21 世纪中东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宗教权威都呈递减的趋势.权威的递减与危机的递增之间形成了反相关关系,社会问题的激化和转型的启动加速了这一进程.一方面,中东国家需要遏制专制主义,推动政治,满足民众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动荡的中东地区,重塑权威和重构秩序更有利于实现有效治理.权威的衰落和秩序的缺失（或者说失序）构成中东政治体系运行的矛盾,但秩序的重构,的确需要一定的权威以及树立共同遵守的规则.
政治权威的衰落和递减,带来的后果往往就是政治系统运作的无效.因为政治系统的功能衰减,必然导致挑战政治权威的力量诉诸各种手段,填补权威真空,由此很容易出现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多国政权更迭,政治强人的权威一落千丈,相关国家的政治转型陷入巨大困境,许多国家甚至陷入无政府状态.严重的失序导致政治系统的运作难以维系,有效权威供给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政治权威迫在眉睫.因此,在一些中东国家,政治强人又逐渐回归政治舞台.
当前一些中东国家重新选择“强人政治”的治理方式,被部分西方学者视为一种倒退.但在讨论重塑政治权威和重构政治秩序问题时,需要强调的是,重建权威不是回到中东变局之前的“政治强人”的老路上,权力集中并不必然形成专制.穆尔西执政短短一年造成了埃及政治和社会的失序,塞西推翻穆尔西政府或许是一种强力纠错,但其在2014 年通过选举当选总统并于2018 年再次胜选,却是在埃及2014 年宪法框架内完成的.因此,在“一· 二五革命”之后,埃及恐难再次出现长期当权的专制政府.所以,重塑权威和秩序并不是要阻止政治的发展,而是将的需求纳入有序的、渐进的范围,这符合中东国家实际的供给能力.重塑权威的目的在于实现“权威有效供给”,即塑造权威的能力、维护政治系统运作的能力、维护政治和社会治理的能力以及顺应并满足民众诉求（民生和变革）的能力.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权威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受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中.权威和服从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确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权威是社会运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权威和权力的关系.权威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并被视为正当的法则；而权力则是一种支配力、影响力和强制力.如果说权力是的,那么权威就是披上了合法与合理外衣的权力.因此,权威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差异,两者不能等同或替换.换言之,权威有其特定界限和范围,其存在也有相应的条件.权威在现实世界中不是无限的或绝对的.作为政治系统中的权威,当它上升为一种绝对化、固定化的统治方式时,就演化为“权威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权威不等于支持专制；同样,强调权威的重要性并不等于抛弃自由和建设.在政治系统中,若正义性下降、道德威望衰减、治理绩效不断递减,权威必将衰竭,就会出现权威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从而导致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重塑权威不是集中权力,而是重塑威望,提高权威的有效供给.
结 论
观察和研究中东政治发展,需要超越简单地划分和专制的思维窠臼,需要分析其政治行为背后的逻辑依据,并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思考包括政治治理和政治转型在内的中东政治发展进程.只有提高政治治理的能力,改变有效权威供给不足,才能形成有序的局面.在经历了近八年的动荡之后,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突出问题是权威供给不足,因此,重塑权威和重构秩序是当务之急.当前,政治强人的回归及其治理方式究竟能否政治发展诸问题,仍然是未知数.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既要把握变革的时机,更要处理好发展、变革、的优先顺序.避免因拒绝变革而引发民众的反抗,同时又要防止因变革而引发混乱和失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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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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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会计准则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变化、影响与 摘要 2013年 1月 1日财政部颁布的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以下简称“新准则”)正式实施,新准则在工资薪金、会计科目、固定资产核算、财务报表、权责发生制……方面有重大调整,深刻.
3、 新收入准则变化与影响 【摘要】财政部于2017 年7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 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定于2018年1 月开始在部分公司执行 首先,本文从新收入准则出台背景入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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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治生态演变对钟摆型政权的影响一基于非洲国家政治体制变更的分析 作者简介曹冬英（1982）,女,江苏淮阴人,博士,福建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与比较J政、公共治理 摘 要对二战结束至今非洲钟摆型政权国家的政治体制变更情况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政治.